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抗日战争期间，老舍就积极参加抗战文学运动。新中国成立后，老舍从国外回到国内，陆续写下《龙须沟》《方珍珠》等作品，荣获了“人民艺术家”称号。在1949年之后的主流话语中，老舍属于出身小市民阶层的进步作家，是因为自幼受过苦，所以要“反抗那压迫人的个人与国家”。但是，在主流话语看来，也正因为老舍出身小市民阶层，所以“往往以小市民趣味的滑稽幽默态度出之”，削弱了“反抗”的力量。针对他的具体作品《骆驼祥子》，有论者认为“在他解放以前的所有创作中无论是思想上或是艺术上都是比较好的一部”，但问题在于“没有给受压迫者以光明的希望”。他的《猫城记》，更是被认为“既讽刺了军阀政客和统治者，也讽刺了进步人物的有错误的作品”。[1]

在这样的环境下，对于《骆驼祥子》这部老舍的代表作能否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内部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支持出版的是第一编辑室主任方白，反对者以时任副社长王任叔为主，之后冯雪峰、楼适夷都参与了意见。这个争论牵扯了如此多的人和如此多的意见，在当时应该是很罕见的。长久以来，这些争论并不为人所知。但我们详细阅读《骆驼祥子》的书稿档案后，才真切了解当时争论的激烈，也才真切了解出版社与老舍的沟通过程，这些呈现出了1955年版《骆驼祥子》[2]出版背后的真实历程。

1952年12月，第一编辑室主任方白就提出希望出版《骆驼祥子》，可以让老舍做详细修改后再出版。但这一提议并未得到出版社领导的支持。时任副社长王任叔得知此事，当即给社长冯雪峰写了一封信，明确表示反对出版。此事因此搁置。两年后，1954年方白再次提出此事。1954年7月5日，方白提交了《骆驼祥子》审稿意见。7月7日，王任叔看到审稿意见后反应很激烈，再次提出不同意出版《骆驼祥子》，即使是老舍同意修改也不行，他因此与方白之间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王任叔在方白的审稿意见上写下了大段不同意出版的理由。而仅仅过了一天，方白于7月8日再次写了一大段他认为可以出版的理由，可见其反应之激烈。见到方白文字后，王任叔于7月12日全面写了自己意见，并批示“交一编室方白、牛汀、周延、陶建基四同志讨论”。7月15日，方白、牛汀等四人讨论后拟定建议，认为可以修改后出版。最后，经过冯雪峰、楼适夷、王任叔等人商量，出版社才最终决定出版，但要求老舍必须做详细修改。

查阅他们认真撰写的审稿意见，可以看出他们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老舍的创作思想和《骆驼祥子》的思想倾向是否积极向上。在方白看来，“它虽然没有指出劳动人民奋斗的方向，但已显明地否定了单纯地依靠个人力量在重重迫害下的孤军作战的道路，也否定了所谓要强、上进的个人主义打算。在内容方面，它暴露了旧社会的黑暗，以及属于市民阶层中个人劳动者在这黑暗中挣扎与被吞没的悲剧”；“老舍的初期作品缺点很多，但作者并没有向更坏的方面发展，在逐渐克服其无聊的幽默与玩世不恭态度，逐渐加强其对劳动人民的同情的过程中，这部长篇可认为作者在一九四九年前的全部作品中的最高成就。”

王任叔认为老舍的“创作思想有浓厚的小市民的颓废思想”，老舍“没有自己的道路，连骆驼祥子——一个劳动人民也完全给以否定的”。他在给冯雪峰的信中提出，老舍“是以小市民的‘悲天悯人’的精神来描写城市贫民而博得读者的欢迎的”，“这种‘悲天悯人’的精神，或使人消失了是非观点，或使人消失斗志”。

二、祥子的描写问题。王任叔认为，老舍并没有把祥子这个人物写好，“写一个劳动人民，一味随着社会黑暗势力，往下堕落，一点没有振作和挣扎的勇气，这是歪曲劳动人民形象的”。而在方白看来，老舍本人出身市民阶层，熟悉小市民，所以他就写“小市民中个人劳动者”，祥子“不是产业工人，也不是农民队伍中的一份子，很难走上集体行动的道路也是自然的”。他们关于祥子形象的意见，要求老舍进行修改，重点是对祥子最后堕落的结局进行删改，最好是把最后一章半内容删除，方白在给老舍的信中要求：“自290页12行起，至结尾，把祥子写的堕落不堪，看了令人不舒服，不如删去。其实写到本页十一行，也能结束了。”——老舍最终按照出版社的要求，删去了祥子最终堕落的结尾。删去内容，可以视作“中止”了祥子的堕落，让祥子成为一个正面形象，有利于对工农形象的塑造。

三、对旧社会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态度问题。在《骆驼祥子》里，老舍对曹先生和阮明的描写并非正面，这很容易让人看出老舍对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和评价。写到曹先生时，他并不认为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由于思想激烈，而被考试没有及格的学生举报“在青年中宣传过激的思想”。老舍对曹先生的描写带了一些讽刺，“他知道自己的那点社会主义是怎样的不彻底，也晓得自己那点传统的美术爱好是怎样的妨碍着激烈的行动。可笑，居然落了革命的导师的称号！”“寒假是肃清学校的好机会，侦探们开始忙着调查与逮捕。曹先生已有好几次觉得身后有人跟着。身后的人影使他由嬉笑改为严肃。他须想一想了：为造声誉，这是个好机会；下几天狱比放个炸弹省事，稳当，而有同样的价值。下狱是作要人的一个资格。可是，他不肯。他不肯将计就计的为自己造成虚假的声誉。凭着良心，他恨自己不能成个战士；凭着良心，他也不肯作冒牌的战士。”显然，老舍称“下狱”是当作“要人”的资格，这对当时的左翼人士是带了讽刺语气的。对阮明的描写也是如此，他是曹先生的学生，忙于“革命”事业，平日与曹先生交往是密切的，但曹先生没有让他及格，他就把曹先生举报了。老舍对阮明的描写，也是极尽讽刺之能事，“在阮明看呢，在这种破乱的世界里，一个有志的青年应当作些革命的事业，功课好坏可以暂且不管”，“乱世的志士往往有些无赖，历史上有不少这样可原谅的例子”，写阮明既然被退学，就要拉个教员陪绑，而且“若是能由这回事而打入一个新团体去，也总比没事可作强一些”。阮明在做了革命者的“官”后，“颇享受了一些他以前看作应该打倒的事”，“他穿上华美的洋服，去嫖，去赌，甚至于吸上口鸦片”；而且写他做革命者是“受了津贴”的。阮明后来参加了组织洋车夫工作，与落魄后的祥子结识，祥子为了得到金钱并且可以像阮明那样享受，又把阮明给出卖了。

王任叔在抗战期间第一次读《骆驼祥子》时就对此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给冯雪峰写的信中写道，“记得书中还有一段，写革命者（指一九二七年）搞工人运动就是用金钱收买，那时，我看了颇为生气。”他据此认为，老舍对“中国革命初期的社会主义思想，也对之抱否定态度的，他一方面鞭打旧社会恶势力（可是并没击中要害），另一方面也讥笑新生的、和旧社会相对抗的思想和势力”。即使他看到了删节本，他个人意见仍然是反对的，“现在的版本，似乎都删去了。但也可以看出当时老舍对革命的态度”。

方白在审稿意见中提到，他跟老舍沟通修改《骆驼祥子》，老舍是以1951年出版的改订本《骆驼祥子》为底本加以修改的。老舍亲自将稿子交来，并当面说明他修改的两个重点：第一是“把祥子被阮明收买，而又出卖阮明的一段删去，同时，在143页也删了些不适当的说明。对曹教授的社会主义，给加上引号，表示这个人物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因为他当初写的时候，并没有写他影射任何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第二处修改是“把某些关于女人的议论删去，让这文字更干净些”。老舍还向方白提出，如果出版社还有修改意见，“他愿意考虑”。

出版社收到修改稿后，于1954年8月31日再次向老舍提出，需要对曹先生、阮明的形象进行修改。“143页3行—145页倒二行，这里叙曹先生被迫害的缘由，是由作者交代的。在祥子始终说不清，也与全书以祥子亲见亲闻亲身经历的为主的写法不大调和。且牵涉到革命青年如何如何，问题也多，不如删去。”除此之外，“277页10—11行。前面删去交代阮明的事，此处也可不提，或稍改几句，不提阮明，只说有人说他宣传社会主义，不过是误会等等亦可”。——根据出版社的意见，老舍最终把对社会主义思想的讽刺全部删掉，对曹先生并不彻底的革命思想讽刺的文字也全部删掉。而且，老舍最初只把祥子出卖阮明的地方删去并没有让编辑满意，于是他再次把阮明的地方全部删除，包括他举报曹先生的部分；最后祥子出卖他，他最终被处死的段落也全部删除。做了这样的删除之后，阮明这个人物从《骆驼祥子》里已经彻底消失。删除之后的文本，政治态度明显温和很多，至少没有了对社会主义思想的讥刺。

四、《骆驼祥子》的文学史地位问题。方白看来，《骆驼祥子》暴露了旧社会的黑暗，“其意义与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正相似，艺术价值也较之并不逊色”，在第二次审稿意见中他再次强调，“在我党作家中，他的地位并不低于巴金、曹禺，在统战工作这一角度上看，党对他是很重视的”；而且对于老舍而言，方白认为这是老舍1949年前创作的最高成就，“作者善于运用口语，在文学语言的创造上是有相当贡献的。这是他的作品在同时期的其他作品中最为显著的特色，这部长篇也表现了这一特色，而有更为成熟的表现”。在王任叔给冯雪峰的信中写道，“《骆驼祥子》在抗战时我看过。……我那时就觉得他歪曲了中国工人或者贫民的本质的精神。困顿于生活的苦轭下，随着黑暗的狂流一起堕落下去，连阿Q式的反抗也没有。我是不大满意这一为广大读者欢迎的畅销书的”，“在启发青年向上与斗争说老舍不如巴金”。在审稿意见中，方白将《骆驼祥子》与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相提并论的问题，王任叔并不认同，他认为“《家》与《雷雨》对旧社会的抗议和控诉是有力的，巴金鼓励青年追求光明的热情是高的，《雷雨》就是像周繁漪那样人物，也表现出对旧社会的挣扎，而‘骆驼祥子’这个与世沉浮的人物，却是很少有这种东西”。王任叔同时指出《骆驼祥子》的艺术缺陷，“老舍的语言熟练，完全应该肯定，可是也因为老舍有这个优点，在写人物时，很少用描写和刻画的方法，更多用说明和叙述的方法。显然，后一种方法，对人物形象性的塑造是有欠缺的。”

五、以“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是“作家出版社”名义出版的问题。王任叔一开始是反对出版《骆驼祥子》，但鉴于方白已向老舍约稿，所以他与副总编辑楼适夷商量，如果要出就用作家出版社名义，“使它在读者群众中去受考验”。同时他建议，如果这种做法引起老舍不满的话，那就以人民文学出版社名义出版老舍的短篇小说选。而编辑方白则坚持要用人民文学出版社名义来出版。面对王任叔的强烈反对，在出版社内部经历了艰难的内部争论之后，《骆驼祥子》能够最终出版，而且用人民文学出版社名义出版，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这一方面要得益于当时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另一方面也得益于老舍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方白在审稿意见专门提到，“作者政治倾向还是好的，从抗日的开始，作者逐渐向进步力量靠近，坚持以职业作家生活下来，并在新中国成立后欣然回国，热心创作，不计一切，其一贯的正派作风与努力劳动，都是值得肯定的”。对于这一点，也是王任叔不得不考虑的因素。

除了上述地方做了重要修改之外，老舍还对很多其他地方进行修改，如删去涉及性方面的文字描写。祥子与虎妞第一次苟合时的文字，删去了整整一段。此外，祥子对夏太太的性幻想白面口袋的描写也予以删除。同时，删去小福子被蹂躏部分的描写。在初版本中，老舍在涉性方面有一些议论，而且在他看来，过度的性生活让车夫身体虚弱甚至垮掉，祥子的垮掉与虎妞的勾引和过度的性欲是有一定关系的。在新的话语规范下，这样的理解对底层人民显然是不合适的。这方面的处理，让整个文本变得“洁净”，“这种洁化的修改同50、60年代其他作家的作品修改一样是屈从于新的历史语境的压力，也共同助成了新中国文学的洁化叙事规范的建立”。[3]

在修订版《后记》中，老舍对自己未能给劳动人民找到出路表示“非常惭愧”，他写道，在今天“广大的劳动人民已都翻了身，连我这样的人也明白了一点革命的道理，真不能不感激中国共产党与伟大的毛主席啊！在今天重印此书，恐怕只有这么一点意义：不忘旧社会的阴森可怕，才更能感到今日的幸福光明的可贵，大家应誓死不许反革命复辟，一齐以最大的决心保卫革命的胜利！”这也道出了《骆驼祥子》修改后出版的意图，它已被纳入意识形态规范要求的功用之中。

注释：

[1]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作家出版社，1957年7月第1版，第272页。

[2]老舍：《骆驼祥子》，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1月第1版。

[3]金宏宇：《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评》，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第161页。

（宋强，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助理、策划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