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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作品来自中央电视台的纪录片《花城》访谈实录，是小说家毕飞宇和央视导演温晨的文学对话。访谈以毕飞宇的处女作在《花城》刊发谈起，将作者与文学期刊的命运相连，挖掘文学作品背后的故事。难忘的投稿经历、独特的文学主张和一代人对印刷体的崇敬之情，构成了一篇优秀文学访谈实录的精神内核。

从《花城》开启的文学生涯

导演：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作为一位著名作家，您的许多作品都非常值得借鉴。您能讲一讲您最初的文学路以及跟《花城》结缘的故事吗？

毕飞宇：说起《花城》，我是充满感恩的。对任何一个作家来讲，他都有一个处女作，处女作的作用极为巨大，它是你的出生证，一个作家有没有出生证至关重要。

我的写作是从全民文学的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从伤痕文学开始，中国的大地上兴起了一股巨大的阅读浪潮，这股浪潮同时也伴随着汉语小说的现代化。这对我们这一代作家来说，文学和汉语是全新的，真的是摸着石头过河。在那个时候，一个年轻人要想破土极其困难，千军万马都积压在文学期刊上面。

作为一个文学青年，我到处投稿，也没人搭理，很灰心。其实当时的刊物很多，所谓东方不亮西方亮，可是我也挑，我的心里有一个尺子的，我就是喜欢那五六家刊物，作家的出身其实也是可以挑的。1990年，我的耐心得到了回报，《花城》编辑部的朱燕玲给我寄来了一封信，我把信拿在手上的时候，其实就知道了结果。我故作镇定，把那封信带去了足球场，围着操场不停地走，我知道我全新的人生开始了。后来遇到朱燕玲，她说，有一天她蹲在地板上，旁边是像一座小山的稿件，她就拿着大信封，撕一个、看一个，这就看到我的稿子了。我的处女作写于1989年，为什么到了1990年才被朱燕玲看到呢？它在编辑部里已经放了一年了，不要说没人看，信封都没打开过。如果我的处女作能够在1989年被看到，被刊发，我的情况可能又不一样了。当然，我没有抱怨，能够遇上朱燕玲，我的运气已经很好了。我就是骄傲，我不想让朋友推荐，我就是要用我的肩膀把它撞开，有点死心眼。所以我感谢朱燕玲，感谢她给了我崭新的人生。实际上，如果我被错过了，那是完全可能的。当然，也不是什么大事，我的意思是，什么也挡不住我对《花城》的感激之情。

纪录片截图

导演：您讲得特别真实，您的摸索经历了各种艰难，甚至有过压抑和失落。在您心目中，《花城》是怎样的一家刊物？

毕飞宇：《花城》在广州，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广州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每个人都知道，虽然改革开放的号令是从北京发出的，但它的步伐，它的双脚，它的起始阶段是在广州。那时候有一个非常时髦的词，叫“南风”，南风不是大自然里面的南风，南风是改革的风，是变革的风，南风的内容不是南方、东方和西方，南风的内容是世界，虽然它被命名为南风。可以说，每一个中国人都经历过自己的南风，南风改变了我的命运，给了我不同的人生。我的南风就是《花城》，它给了我不一样的血液，还有敲门的声音。在我们这一代作家当中，从《花城》起步的有好几个呢。

在我们的当代文学史上，刊物非常多，但是，真正参与到当代文学进程的，对当代文学起到推动作用的，其实也就是那几家。我不会把《花城》捧到天上去，那等于是自夸了，但是，它的开放性激励了许许多多的年轻作家，许多年轻人喜欢去《花城》试一试，这里头就有我。《花城》是年轻作家慈祥的姑奶奶，虽说它自己也很年轻。

我们这一代人对印刷体充满崇敬

导演：您的处女作《孤岛》，还有《青衣》等都刊在《花城》上。这是两部什么样的作品，您当时要讲述什么，它们又是如何产生的？

毕飞宇小说《孤岛》内文页

毕飞宇：一个作家把作品写完之后，首要的事情是社会化，是吧，否则就成日记了。对于我们来说，社会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变成印刷体。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对印刷体充满了崇敬。我先来说现在，在今天，一个孩子发一条短信，几乎在同时，它就是铅字了，一发出去，瞬间就可以社会化。我们这一代不同啊，是手写的，经过了编辑，符合要求了，然后才能变成铅字，也就是社会化。我的处女作《孤岛》动笔于1988年，24岁，依照次序，下面就是1989年了，25岁。二十四五岁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干大事。我特别想写一部我的《百年孤独》，那当然是激情澎湃的。虽然我一部作品都没有发表，可内心雄伟，毫无半点猥琐。我所欠缺的仅仅是一个机遇，或者说，舞台。你得让我上去。《孤岛》毫无疑问是一个仿制品，我一点也不脸红，它就是模仿魔幻现实主义，它的使命就是打捞我们100年的历史。回过头来看，《孤岛》就是一头野牛，能量巨大，你能挑出几百个毛病来，可对我来说，它非常珍贵，可以这样说，我再也没有体验过那样的写作状态，几乎不可控制。它让我明白了一件事，对我来说，所谓的写作，就是和自己的能量做抗争。差不多到了1999年，这种抗争才慢慢趋向于平衡，这就是《青衣》了。《青衣》的价值就是1999年的价值，《青衣》的意义就是1999年的意义。1999年，世纪末了，世纪末的焦虑与疼痛一起袭来，我还能体会到什么？就是疼痛。疼痛来了，我必须喊一嗓子，对吧，我必须做出我的反应，我要把我的疼叫出来，这就是《青衣》。《青衣》后来的影响力是我没有估计到的，回过头来想想，也对，大家都疼，都没来得及尖叫，你叫出来了，这就叫心有戚戚焉。它可以共情共鸣。是的，从1978年到1999年，我们是多么亢奋，它是希望，是汗流浃背，是没有尽头的未来，是怀疑，是期待、华美、忧伤、撕裂、扑空、不甘和疼痛。似乎是2000年的元旦，我一下子虚空了，好像明天能不能活着都成了一个问题，这是一个过于虚假的感受，根本不存在，可是，对我来说，这个虚假是多么真实，就在我的身体里头。筱燕秋这个人物是在刹那之间来到我的书房的，我一口气就拉出了一万多字。后来我遭到了打击，一个戏剧的业内人士要求我放弃，她让我“不要丢人现眼”。可我不担心丢人现眼，年轻啊，年轻的好处就在这里，不担心，不恐惧。《青衣》到底写了什么？我一句话就可以告诉你，在1999年，站在世纪末的交汇点上，我想表达无限华美的撕裂。为什么一定要华美呢？我至今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想来世纪末就应该是华美的吧。至于我要写什么事，写什么人，使用什么样的语言，那是我的事情，你不用管。写好了是我的，写不好也是我的，不用你负责。

毕飞宇小说《青衣》内文页

导演：您讲得非常精彩。从1994年到1998年，您集中写了一些中篇和短篇，包括《明天遥遥无期》《楚水》《卖胡琴的乡下人》《武松打虎》《生活在天上》等。从题目来看《武松打虎》《楚水》和《生活在天上》感觉意境高远，思想的波澜也是清澈可见，非常自我。请您介绍一下？

毕飞宇：这个有点难，1994年，我写了《哺乳期的女人》，因为它得了鲁迅文学奖，人们很容易把它归类为我的“成名作”，下一个高潮就是《青衣》了，读者们谈论得也非常多。你刚才所说的一堆作品，正是介于《哺乳期的女人》和《青衣》之间的，这一部分作品大多刊发在《花城》。可是很奇怪，这一部分作品被谈论得不多，专业的研究者们谈论得也比较少，可能被《青衣》遮蔽了吧。这一部分作品我个人说的也比较少，说多了有点像叫屈，这就不好看了。这一波作品都有一个显著的特征，那就是开始注重人物。——先锋小说是不怎么在意人物的，对吧，我要改变自己，就必须有一个落脚点，那就是小说人物。

重点说一下《武松打虎》吧。《武松打虎》写的可不是武松，而是武松的作者，他是施耐庵。我写施耐庵当然有原因，因为施耐庵是我们兴化人。这个说法即使史学上来讲有疑问，可我们兴化人不会去疑问。我想做一次施耐庵，这就是动机。事实上，我的这个动机并没有完成，《武松打虎》被我写成了传说中的李白，这也是写作中经常发生的事。《武松打虎》的关键词是说书人、英雄、酒、月光、水里的月亮。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小说里的说书人有一个特点，他必须喝多了酒之后才能把“武松打虎”的故事说好，可是，等他喝了很多酒之后，他已经分不清月亮和倒影的关系了，他飞向了月亮，也就是纵身一跳，死了，历史戛然而止。每一个作家都有他的来处，这个来处很复杂，可以是家庭，可以是阅读，也可以是他人生的际遇。可是不管怎么说，一个作家和他故乡的关系总是特殊的。我从不承认我有故乡，但是，你总有出生地，还有你长大的地方。对我来说，故乡是什么？就是传说，那些远古的虚构。我在童年时代不懂得虚构这个词，也不知道如何去虚构。等你长大了，你突然会发现，你所经历的那些东西很可能被时光推到很远的地方去了，越来越虚妄，而虚构却永垂不朽。——我遇到过一个专门讲述《武松打虎》的说书人么？当然没有。可是，换一个说法，我认识的每一个人都在讲述自己的《武松打虎》。我只借鉴一下索绪尔的说法，在我的想法里头，故乡性就是语言的共时性，故乡就是这么一个话语体系，就是这么一个逻辑线索，一个作家能做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参与到语言的历时性当中去，它能带来不可思议的满足感。在许多时候，所谓的作家就是一厢情愿，我就是历史，我就在这个进程里头，说书人死了，我来了。

导演：您凭借《推拿》获得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那么《推拿》取决于你对人的什么样的认知，或者说揭示了怎样的人性？这部作品反映了人性的哪些方面？

毕飞宇：《推拿》是死角里的人生，那些仿佛不存在的存在。许多人愿意把《推拿》看成一部为残疾人鸣冤的书，这挺好，我不会反对。

《推拿》，毕飞宇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5月

导演：《苏北少年“堂吉诃德”》在 2013年出版，取得了非常高的文学成就。您写作这部作品的时候，时代已经发生了转型，您能讲讲这部作品与时代转型的关系吗？

毕飞宇：《苏北少年“堂吉诃德”》是部非虚构作品。非虚构，对我来讲必须面临一个挑战，那就是你不能虚构。这本书对我来说不是一个美学之旅，是道德之旅。道德之旅总是艰难的，最大的困难是如何处理你的情感，你知道的，情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你的判断，抒情从来都是危险的，尤其是应急性的情感，它太虚妄了。情感本身就有立场性，情感的立场性时常会替代道德的立场性。所以啊，这本书我写得非常纠结。别人是怎样的我不知道，我写得不爽，每天都小心翼翼地。这本书写得好不好我不知道，但是，这本书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对一个以追求真实、表达真实为使命的小说家来说，如何面对自己的情感，它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实践作用。说白了，我提倡“信”言，当语言一旦走到了“信”的反面，语言只能是灾难。老实说，作为一个作家，一个以语言为生的人，我现在一点也不乐观，我们的语言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到底在表达什么，我很悲观。我们都会死去，后来的人只能通过我们留下来的语言来判断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他们会得到什么？在得到真相之前，他们要处理多少数量的垃圾？作为一个父亲，我觉得对不起孩子，我只想闭嘴。

导演：您讲得非常精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