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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古代虽然没有“诗学”“文艺学”的概念，但中国文艺学诞生在这一特殊的土壤之中。在中国文艺学的发展过程中，王国维、鲁迅等人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进入新时期之后，在徐中玉、王元化、钱谷融、钱中文、童庆炳等人的推动下，中国的文艺学得到全方位、多侧面、多层次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观念的突破与更新；研究方法的变革；创作与批评互动；传统文论的继承与创新；网络思维、网络文学的兴起与信息时代文艺学建设问题的提出。

关键词：中国特色；观念更新；方法变革；文艺学建设

在中国文艺学的发展历程中，一辈又一辈的思想家在对传统文论和中西文论继承与变革、突破与创新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为了总结文艺学诞生、发展的历史经验，推进当代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的建设，对这些理论家的思想进行整理与发掘就显得尤有意义。对于近百年文艺理论的发展，徐中玉先生在为《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理论卷》作的序中认为，近代文学理论在新旧交替、救亡图强的大变革世运中得到长足的发展。纵观百年的中国文艺学发展史，伴随着中国社会发生的三次伟大革命和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建国以前的王国维、鲁迅等人为中国文艺学的科学化和现代化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徐中玉、王元化、钱谷融、钱中文、童庆炳等人的思想对中国文艺学的建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使得中国文艺学的科学化和现代化真正成为可能。重新审视这些理论家的理论贡献，不仅仅有益于中国文艺学的健康发展，也有益于中国文艺学更好地融入世界文艺学发展的潮流中，助力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

一

今天我们所说的文艺理论或文艺学，它的古老的名字叫“诗学”。最早提出“诗学”概念并把它作为独立学科进行研究的是亚里士多德，他的《诗学》就是对古希腊这些艺术种类实践经验的总结,可谓世界文论史上出现的第一部文艺理论或文艺学专著。中国古代虽无“诗学”“文艺学”的概念，但对诗乐理论的研究源远流长、新见迭出，产生过多部影响深远的理论专著,比如《荀子·乐论》《礼记·乐记》《文心雕龙》《诗品》《闲情偶寄》《人间词话》，等等。自三千多年前《尚书·尧典》中提出“诗言志”这一中国诗论“开山的纲领” 以来，不断有新的理论观点问世，比如缘情说、形神说、风骨说、神韵说、意象说、性格说、境界说、意境说等，并对创作实践产生过程度不同的影响。诗论在中国古代，除《文心雕龙》《诗品》等专著中有所论述外，主要是以乐论、诗话、词话、曲话、批注、笔记等文体存在于历史典籍之中。

文学理论或文艺学作为一门独立的人文学科在中国出现，则是20世纪的事情。1902年，文学理论以“文学研究法”的名义被列入《钦定大学章程》；1917年，北京大学重新修订的《文科大学现行科目修正案》中，将“文学概论”定为必修课，一直沿用至今。20世纪50年代，中国各高校文科普遍用的是苏联的文艺学教材。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恢复学位制度后，文艺学正式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在全国各高校与科研单位设立博士点、硕士点，并开始培养专门从事文艺学教学与研究的人才。从此，文艺学在国家教育体制上被确立，同时也被学界接受认同。

回顾文艺学在中国发展的历史，20世纪初，在古代诗学理论向现代诗学理论转换的过程中，王国维做出了重大贡献。生活、学习和成长在中西文化交流和碰撞时代大潮中的王国维，他的《〈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考》（《宋元戏曲史》）著作，运用康德、叔本华的美学观，结合中国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的实际情况，针对性地对《红楼梦》、宋元戏曲和古代诗词进行了分析评论；以传统文论中的境界为核心范畴，通过总结概括中国文艺创作的实际情况，继承并发展了中国古代诗学的优秀成果，并且汲取西方诗学中的合理成分，创新性地构建了一个具有民族特色的文艺思想体系。他的《〈红楼梦〉评论》，为中国现代文艺理论批评开了先河，投下了第一块基石。叶嘉莹说：“此文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实在乃是一部开山创始之作。”这一评价是公正而又符合实际的。他的《宋元戏曲考》（《宋元戏曲史》），是中国第一部戏曲史；他的《人间词话》，以传统的词话的形式，表达出现代美学和文艺理论的丰富内容。他以“境界”范畴作为现代诗学体系的逻辑起点，系统概括总结了古代诗话与词话的相关理论，并结合对中国优秀古典诗词的分析，对文艺的本体论、创作论、构成论、鉴赏论、作家论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并且原创性地提出了诸如优美与壮美、情与景、写实与理想、隔与不隔、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等诗学范畴。

对于王国维在中国学术史上的贡献，陈寅恪先生指出：

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兴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然详绎遗书，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犭严狁考》等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藉互相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

陈寅恪先生总结出的王国维学术研究的三条基本经验和方法，对中国现代美学与文学理论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就王国维的历史地位而言，他不仅是中国古代诗话、词话的最后一位大师，也是中国文艺学在20世纪出现的第一位文艺理论家。他的理论，既代表了中国古代诗话、词话的终结，又意味着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开端。

王国维虽然对中国现代诗学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也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局限。徐中玉先生就曾经对王国维理论的不足之处进行了探究。他说：“他有精微处、透辟处，也有自相矛盾、未能自圆其说处，违反历史事实、时代要求、大众愿望处。国家民族仍在贫弱交困、亟待救亡疗治的时刻，他这些理论大体只可供思考，起到免于走向极端功利而尽失文学特性的作用。”又说：“王氏精微有余，正视现实生活不足，理想成分多。”此外，他还认为王国维所说的“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并不切合事实。他批评说：“李后主身受亡国之辱，阅世还浅？他的最好词作，难道不是这种阅历促成的？阅历深了，一定会使性情失真？如果真只是‘赤子’，大眼界深意境能从哪里来？说李后主‘俨有释伽、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简直把一己之所爱，拔高到天上去了。王氏有很高的艺术鉴赏力，也有把自己的学术见解大胆提出来的理论勇气。但他的不少著名观点至少仍是大可商榷的。”徐先生对王国维的批评是十分中肯的。

在徐先生看来，与王国维相比，对于建设中国现代文艺学（或文艺理论）贡献更大、更具有现代性的是鲁迅。他对鲁迅的《摩罗诗力说》（1907年发表）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这部作品既总结了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学理论，同时也是当时文学理论发展的最高结晶，发挥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他说：

鲁迅在此文中不废怀古之功，但更要求审己、知人：“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每响必中于人心，清晰昭明，不同凡响。”这就是指出：一味自我欣赏而不审视自己的阙失，前途必无光明，有了改进的自觉，才有希望。为此，他坚决主张“别求新声于异邦”。异邦有诸如“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争天拒俗”，争取“独立、自由、人道”，“说真理”等类新声，都还是我们自己非常缺少却极需要的。对异邦行而有效的东西，认为虽应学习，“亦非吾邦民可活剥”，应学其“内质”，即真精神才是。

鲁迅分析了过去闭关的恶果，孤立自是，精神沦亡，以致维新了二十年仍无甚成效。他呼吁文学界有志之士都要做“精神界之战士”，为国族尽最大努力。“家国荒矣，而赋最末哀歌，以诉天下贻后人之耶利米，且未之有也！”

鲁迅凭其热爱国族的赤忱和高瞻远瞩的目光，其认识达到了当时思想界、文学理论界的最高峰。

鲁迅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为中国20世纪文学竖起了第一座巍峨的文学高峰，而且是建设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文艺理论或文艺学的披荆斩棘的勇敢开拓者。他积极投入和倡导白话文运动，1918年5月发表的《狂人日记》是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在中国文艺理论史上，鲁迅又是第一个将西方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范畴——“典型”“典型人物”引入中国文坛。他在1921年4月5日写的《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一文中，称阿尔志跋绥夫在1905年之前，“已经写出了一个以性欲为第一义的典型人物来”。鲁迅系统全面地研究了中国小说，撰写的《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开创性地为中国文学史研究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并为中国文艺学的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厚的历史文献资源。鲁迅还将普列汉诺夫运用唯物史观写出的《没有地址的信》翻译给中国读者。他对文学发生学的研究，既批判地吸取和借鉴了“游戏说”“巫术说”“劳动说”中的有价值成分，又紧密结合中国文艺发生的实际，提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文艺活动发生论的新观点，他的理论主张可概括为“劳动——巫术——休闲”说。对于中国文论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个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鲁迅总结了中国文学史的经验，生动而又辩证地做出了回答。他在《文艺和政治的歧途》《魏晋风骨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等论文中指出，世界上没有超政治、超时代的文学，鼓吹所谓文学超政治、超时代，实质是为了逃避现实，然而这又是不可能的，“这是和说自己用手提着耳朵，就可以离开地球者一样地欺人”。

在中国文艺学百年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尤其值得我们关注，这就是人的意识觉醒和对人的主体性的肯定。这是一百年来在中国学术界、思想界、文学艺术界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正如陈伯海先生所说，“现代意义上的‘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构成‘五四’文学革命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主要贡献”。人学与文艺学同属人文科学，而人学又是文艺学的重要理论基础。人学既是打开文学殿堂大门的钥匙，也是打开中国古代文论、书论、画论、乐论宝库的金钥匙。文学是“人学”的理论主张，不仅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论传统、开展中西文论比较有指导意义，而且对研究中国现代文艺理论，总结“五四”以来文学艺术领域的经验教训和存在的问题，都有现实的意义。从1918年12月15日刊行的《新青年》第5卷第6号发表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到1957年5月号《文艺月报》（即《上海文学》的前身）发表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再到1980年第3期《文艺研究》发表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一文的自我批判提纲》（即《我是怎样写〈论“文学是人学”〉？》），时间经过了六十余年，人们围绕着文学与人的问题，人性、国民性与阶级性问题，人道主义与人文精神问题，展开了多次的论争，尽管一些作家、理论家因此而落难，受到批判或斗争，但是真理是批不倒、骂不掉、打不死的，相反它会在反复敲打中闪烁出它的灿烂的光辉。当代文艺学的许多学者，很多人都从不同视角论说到“人”的自觉与“文”的自觉问题。徐中玉在《忧患深深八十年——我与二十世纪》一文中说：“文学既是人学，更是人心民心之学。”钱中文先生也曾指出：“‘文学是人学’是针对教条主义把人当作描写的工具而说的，文学应该描写活生生的人，张扬了文学的人道主义，这一很有针对性的观点，开了解放文学思想风气之先，扩大了人们对文学的认识，使文学与真实的人结合起来，有力地批判了高大全、假大空这类虚假的文学主张，功莫大焉。”钱先生还专门撰写了《论人性共同形态描写及其评价问题》，结合中外的理论研究与创作实际进行了评说。在21世纪伊始，钱先生提出和倡导的“新理性精神”，进一步拓展和丰富了文学人学论的内涵。王元骧先生在论说马克思对德国古典美学的继承与革新的同时，撰写出《审美自由与人的解放》。陆贵山在重读经典文本的基础上，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论与文学”课题，并出版了专著。

二

“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中国文艺学的发展变化与时代的变革相向而行。革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解放思想则是激励亿万人民从事社会变革的不竭动力。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三次伟大的革命，经历了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历史的巨变，催生和推进了中国现代文艺学的发展。尤其是第三次伟大革命和思想解放运动后，中国现代的文艺学打开了新的局面，迈入了新的时代。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是20世纪出现的第一次大革命的标志。这次大革命的背景是中国社会由封建专制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孙中山播下的民主革命种子逐渐生长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随之爆发，出现了第一次思想大解放运动。中西文化的大碰撞、大交流、大融合，在中国文学艺术领域则呈现出可喜的百花齐放、学派林立、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和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是第二次大革命和社会转型的标志；以打破苏联的教条主义为中心的延安整风，则开启了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这个时间，大致从1927年在井冈山建立第一块革命根据地，到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通过这次大革命，中国人民真正当家做主，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在三十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实现了由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社会形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体现在意识形态领域，最大的转变就是产生了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在中国文艺学发展的历程中，则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文艺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在革命与战争年代竖立起了一座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里程碑。

第三次社会大革命和思想解放运动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大地上持续发展的又一次更为深刻和广泛的革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中国人民不仅从站起来走向富起来，而且从富起来逐渐走向强起来。四十多年的伟大实践，让我们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次思想解放运动，使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不仅带来了经济、科技、文化、艺术的巨变，而且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了极大的解放，使中国现代文艺学进一步走出了误区、摆脱了桎梏，回归到自己的家园，作家、艺术家、文艺理论家重新焕发出自己的艺术青春、学术青春。

以徐中玉、王元化、钱谷融、钱中文、童庆炳等为代表的许多学者亲历和见证了建国七十多年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变，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关注的文艺研究之中。他们的研究论著，从不同的侧面和层面，推进了现代中国文艺学的建设，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他们主要的标志性理论贡献有以下几点：

第一，文学观念的更新和突破。思想的解放有力地推动了文学观念的更新和突破。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西方哲学、美学与文学理论著作和文学作品相继传入我国。世界各国不同的文学理论派别的倡导者，虽然他们的美学观和文学观存在着较大的区别，但他们的文学理论主张能够在不同的国家出现并被接受，必然有其产生的实践依据和现实存在的学理性。他们以不同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研究层面，对文艺的审美特征和艺术规律进行探索，有时可能是“片面的深刻”或“深刻的片面”，但都有可供借鉴和参考的价值。中国学者在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的历史过程中，先后出现了以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和叶以群主编的《文学基本原理》为代表的认识论文学观，以刘再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为代表的主体论文学观，以林兴宅的《文艺象征论》为代表的象征性文学观，以何国瑞《艺术生产原理》为代表的生产论文学观，以钱中文、童庆炳、王元骧为代表的审美意识形态文学观，等等。其中，审美意识形态文学观超越和突破了苏联文艺学教科书和我国文艺理论家蔡仪、叶以群主编的全国通用教材中所坚持的认识论文学观。

第二，研究方法的变革。“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观念的更新与方法的变革相伴而行。20世纪50年代以来，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和电子计算机的应用，使自然科学有了重大突破和飞速发展，人们对宇宙有了不同的认识，自然对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20世纪以来世界出现了多种多样的思潮和学派，从不同视角和层面提出了新的方法论。马克思指出：“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象关于人的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文艺学研究借鉴融合自然科学方法手段，为文艺学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1985年，学界出现了“方法论”热，如何将系统论等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与传统方法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更好发挥指导作用，推进文艺学研究创新，得到大家的普遍关注。

文艺学以浩若烟海的中外文学艺术为主要研究对象，应当采取什么方法，古今中外文艺理论家做过种种探索和尝试，出现过社会历史研究法，哲学美学研究法，心理学、现象学、符号学、结构主义、人类文化学的方法等；从表现形态上讲，有宏观与微观、纵向与横向、归纳综合与分析演绎、个案研究与整体把握等。陆贵山先生就主张“走向宏观的文艺学”。他说，观察文艺世界需要两面镜子：显微镜和望远镜。既要提倡微观研究,也要提倡宏观研究。像绘画一样,一幅画既需要有宏伟的构图，也需要有精美的细部。只有宏伟的构图没有精美的细部可能造成空泛,只有精美的细部没有宏伟的构图会痴迷于一点。建国七十年来，文学理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思想活力和发展空间，运用不同的方法，以不同视角，从不同侧面、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研究文学艺术。但是，百虑一致、殊途同归，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已成为我国文学理论界的共识。钱中文先生认为，“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学理论新形态，是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现代性的追求为动力，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充分立足于本土，在现代文论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地自我反思与批判，广采博取中外古今思想资料中的有用成分，鉴别创新，形成了一种具有科学的和人文精神的、开放的、动态的、形式复合多样的形态”。

早在20世纪60年代，王元化对文艺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就进行了系统的探讨，《论诠释》《综合研究法》《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知性分析方法》等论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牟世金先生在《“龙学”七十年概观》中对于王元化先生在古代文论研究方法上的贡献作了较为客观的评价，他认为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创造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综合研究法：第一是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结合，第二是文史哲研究相结合，第三是古今中外的比较、联系相结合”，这种综合研究法将“古与今和中与外结合起来，进行比较对照，分辨同异，以便找寻出在文学发展上带有规律性的东西”。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文艺学研究特别是马克思文学理论的中国化取得了重大的成绩，七大卷“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国别研究”丛书的出版就是实绩之一。文学基础理论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就学科性的著作而言，文学文体学、叙事学、语言学、修辞学、符号学、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出现了不少分量很重的专著，研讨问题的范围和深度都得到了拓展。从2000年到2002年，钱中文、童庆炳主编的“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精选了36位学者的论著，就是标志性的成果。2016年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的由朱立元、曾繁仁主编的“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文库”，已出版的第一批12位学者的论著，进一步显示出当代文艺学研究在新的历史时期出现的新的特点和趋向。

第三，面向实践，推进文学理论在创作与批评互动中创新。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是促进文学发展的两翼。世界文学史的发展与实践表明，凡是文学艺术在大发展的历史时期，创作与批评两翼必定会协调发展，文学作品与批评作品都取得重大的进步。同样，文学理论只有同文学创作的实践和文学鉴赏批评的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才能不断找到新的理论生长点。孙绍振先生在撰写《文学创作论》和创立文学解读学过程中深有体会地说，文学理论的生命来自创作和阅读实践，文学理论谱系不过是把这种运动升华为理性话语的阶梯，此阶梯永无终点。脱离了创作和阅读实践，文学理论谱系必定是残缺和封闭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文学理论对事实（实践过程）的普遍概括，其内涵不能穷尽实践的全部属性。与实践过程相比，文学理论是贫乏、不完全的，因而理论并不能自我证明，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准则。孙绍振先生在对《红楼梦》和鲁迅小说的文本解读中，具体分析《红楼梦》的八个美女之死和鲁迅所写的八种死亡，使人耳目一新，给予读者以美的享受。1946年，徐中玉先生在《批评伦理》中说，20世纪是一个批评的时代。所谓“批评的”，它的真实解释就是改造的——或者索性就说革命的。因为一切的改造或革命都要从批评开始，而真正的批评也不能不以改造或革命作为它的目标和结局。在20世纪40年代，徐中玉先生对巴金创作的《家》《春》《秋》的解读和评论，充分肯定了巴金的激流三部曲的审美价值和社会历史意义。童庆炳先生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指导教师，联系莫言的生活道路和小说创作实践写出的《作家的童年经验及其对创作的影响》《莫言的硕士论文与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将批评与创作实践紧密结合，丰富和拓展了当代文艺学的内容。笔者撰写的《第十个文艺女神的再生——关于文学批评的主体性思考》与《〈大秦帝国〉论稿——走向新世纪文艺复兴的绿色信号》，在阐明文学批评主体性的同时，显示出批评实践与创作实践、批评家与作家互动的必要性和可操作性。

第四，继承与创新，弘扬中华优秀诗学传统。建设当代中国的文艺学，它的根、它的母体、它的基因，是中华优秀诗学传统。对于文艺学的建设与发展来说，传统和继承是它的出发点，而借鉴后的创新则是它的最终目标，文艺学的发展就是由多个创新的环节构成的。像任何一种理论的发展史一样，文艺学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继承历史又不断突破历史的过程，突破与创新是文学最旺盛的生命力。“传统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不断发展的系统。它在时空的四维向度上不断地延伸、转化和发展。它作为社会心理、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幻想、风俗、习惯、不同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对社会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它肇始于过去，积淀于现在，影响着未来。一定的文化传统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惰性。优秀的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亲和力与融化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古代文论和中华诗学传统的研究取得了空前的进展，先后出版的论著有：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七卷八册《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罗宗强的多卷本《文学思想史》，黄保真、成复旺与蔡钟翔等人的《中国文学理论史》，袁行霈的《中国诗学通论》，陈良运的《中国诗学批评史》，张少康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和徐中玉的《古代文艺创作论集》，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陈伯海主编的《近四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史》，李衍柱的《思孟学派与中国美学》等。这些论著采用不同的视角和方法，在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通史或断代史的方式，又以专题研究或个案研究为切入点，比较系统深入地探讨了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和中国古代诗学创作与批评的历史发展特点、规律、范畴，弘扬了中华诗学的优良传统，将中国现代诗学研究推进到一个崭新阶段，并为当代文艺学研究提供了丰厚的古代诗学资源，奠定了坚实的发展基础。

第五，网络思维、网络文学与信息时代文艺学建设。信息时代的中国不但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而且还带来了网络文学艺术的兴起。文学的革命和研究方法的革命不仅总是与人的头脑的革命、人的思维方式的革命联系在一起，而且还与科技的革命息息相关。人类的历史进程总在证明这样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科技的发明和进步总是直接影响着人的思维内容和思维方式的变化。

网络思维超越了传统的一维、二维、三维的视野，突破了线性的思维方式，它运用了爱因斯坦的“四维空间”理论，采取全方位、立体、动态的方式研究常见的文学活动和各种文艺现象；同时，它又以对话的方式，打破了传统的“二元对立”和“零和博弈”的固定思维模式，重新定义和发展了对话思维。“对话思维不同于‘是——是’、‘否——否’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对话的过程是一个异中求同、同中求异、同中存异的双向运动过程。”对话真诚、坦率、自由的特征凸显了对话双方的独立性、个体性，彰显了说话者与受话者的个性、尊严和价值。在对话理论的研究者中，钱中文先生不但积极倡导对话思维，而且还亲自主持翻译了《巴赫金全集》，有力地助推了对话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当代文艺学的建设。网络文学是网络思维模式的硕果，她的出现标志着文学艺术进入了一个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这不仅体现在作品的数量和国内的影响上，而且还体现在对外的影响和文化交流的意义和价值上。据《文艺报》统计，截至2017年底，国内45家重点文学网站的原创作品总量高达16467万种，网络文学对外翻译影响日渐扩大，已经成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重要增长点。理论来自实践，理论界对网络文学的研究也成为研究热点，其中欧阳友权的《网络文学论纲》和《网络文学新视野丛书》是重要的标志性成果。

随着时代的推移和文学所使用的工具与手段的变换，文学的物化载体和传播媒体的变换，自然要引起文学自身的变异和发展。一些文学类型消亡了，一些文学类型出现了，批判继承、推陈出新，这是中外文学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与文学的变化、发展相适应，文学理论研究也应以新的观念和方法向深度广度发展。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网络媒介的迅猛发展、电信技术王国的出现，解构主义大师雅克·德里达惊呼，“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必然导致文学的“终结”。美国文艺理论家J·希利斯·米勒赞同德里达的文学终结论的观点，而且认为“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他说：

那么，文学研究又会怎样呢？它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的或者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单纯去研究文学。那样做不合时宜。

虽然德里达、米勒等人的“文学终结论”“文学研究过时论”得到了部分学者尤其是国外学者的认同，中国的文艺理论界对此却进行了反思与批评。笔者与钱中文、童庆炳先生都曾先后发文，联系中外文艺发展的实际，批评这种广为流行的“文学终结论”“文学研究过时论”出现的必然性及其悲观论的实质。文学艺术作为人类诗意的存在的载体，永远是时代的花朵，它总会不断地给人以美的享受。

三

建设中国特色的文艺学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学者不懈地进行研究的系统工程。伴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和世界文艺实践的丰富和发展，在未来的岁月，文艺学研究也必然会不断提出一些新的问题，出现一些新的形态和新的特点，并在不同的领域和方面有所突破、有所创新。钱中文、童庆炳二位先生，在《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总序》中说：“一个理论创新的新世纪已经来临。不过任何一种新型的理论形态的建立与发展，都要以前人提供的‘思想资料’为基础的。新时期的文论，作为一个良好的开端，它们无疑可以成为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前期成果；而作为丰富的思想资料，它们无疑将汇入新世纪的新的理论创造之中。”从王国维到鲁迅，再到徐中玉、王元化、钱谷融、钱中文、童庆炳等，这些学者在建设中国特色文艺学的大道上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迹。这些学者研究的成果，也必然会在今后的文艺创作实践和鉴赏批评实践中受到检验，他们提出的问题和对未来的期待，深信后继者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一定会继续深入系统全方位地研究下去，并在实践中不断推进文艺理论创新，进而融入新世纪世界文艺学研究的洪流，努力攀登学术的高峰。 

（本文系作者为山东文艺出版社即将出版的“中国现代文艺学大家文库”所作的序言，刊发时文章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