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严家炎全集》（新星出版社，2021年版）共十卷，一卷一卷读下来，有翻山越岭之慨，有长江大河之感，也有涓滴细埃、花草木石，令人驻足停留，心怀驰想。我的回忆也不免纷至沓来，想起自己高中时代就曾胡乱阅读过的严家炎与唐弢两位先生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彼时因为语文教材里有唐弢写鲁迅的散文《琐忆》，读了甚是欢喜，连带地对作者也极为尊敬，心生佩服。

等到1998年，我上了大学，虽然没有如愿读中文系，但在书店和图书馆闲逛时，也颇留心文学。金庸的小说便是大一上学期读完的，随后便在校园小小的书店里看见了《金庸小说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作者是严家炎先生。一时心下疑惑，难道大学者也读金庸，甚至专门研究金庸的小说吗？当时对严家炎先生很有好感，觉得他离我们青年是很近的，而自己对于武侠小说的嗜读，似乎也得到了专家的背书。因为这一点因缘，我就在图书馆里翻找所有署名严家炎的书来读，《知春集》《求实集》《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一本一本读过去，再读到新出的《论鲁迅的复调小说》（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好像没有间断过。因此，这回一卷一卷地读《严家炎全集》，如见故人，既有几分重逢的欢喜，也有几分重读的惊讶。

暂且将欢喜的情绪搁置不提，书斋生活的内容往往是温故知新，就单说这几分惊讶吧！在我的印象里，虽然严家炎先生也读金庸、论金庸，但《金庸小说论稿》是严肃的，读来并不轻松愉快，《知春集》和《求实集》更令人有一丝怖畏，文学似乎是可敬而不可爱的。彼时我是一名文学青年，读了《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后极为叹服其论理之明晰及叙述之简洁，而且大开眼界，觉得自己之前读的刘呐鸥、穆时英、张资平等作家作品终于有了文学史的位置，但也希望文学和文学研究可以更感性一些，是可爱的、切身的，不要那么方正古板。我不知道为何留下这样的印象，以至于后来进了现代文学园地，变成一名研究者之后，我颇为好奇严家炎先生居然还在写文章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那时是2014年，严先生不教书已久，却在是年《文学评论》杂志第2期上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一文，前前后后引发诸多争议。如果文学和文学研究是方正古板的，虽然也不是不可能成为一部分人的志业，但到底有些令人费解，至少我是不大能够理解的。于是，在第七卷《问学集》的第一篇文章《一个痴情者的学术回眸》中，读到严先生劈头写道：

我从小喜欢文学。诗和小说都让我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高中二年级（1948年秋）在上海地方报纸上发表两篇短篇小说后，奠立了一生要与文学结缘的志向。从此，“文学是痴情者的事业”，真成了我奉献的信条和毕生的体验。（卷7，第1页）

我深感惊讶，严先生居然不是出于理论和历史的兴趣而研究文学，而是出于文学的兴趣，甚至是文学青年的兴趣而研究文学。文学、理论和历史当然并不一定矛盾，但其中自有扞格不入之处。我想起对我影响至大的文章《走出百慕大三角区——谈20世纪文学批评的一点教训》，其中有严先生在历史中摸爬滚打留下的生命热度。严先生在文章中强调，不同质、不同“元”的文学作品要采用不同的批判标准，否则就是论斤称布、以尺量米，酿成种种文学批评事件，抹杀作家作品。（卷7，第23页）这是注意到了文学、理论和历史之间的缝隙，并且要维护文学的主体性。或者说，这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提出的基于作家作品中心的文学理解。这一回重温此文，我觉得严先生不仅注意到了文学、理论和历史的分野，而且将对文学的痴情投注其中了；他的文学理解不仅是充满理论性的，而且是充满切身的感性的。在2009年发表的访谈《从“春华”到“秋实”——严家炎先生访谈录》中，严先生回答洪子诚先生的提问时表示：“我写那篇《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完全是根据个人读作品得来的感受。”（卷10，第131页）这就是基于切身感性的文学理解，是对传世之作《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的自信解释。而且，严先生的态度和立场是一贯的，1985年在回顾自己的文学评论生涯的文章《回忆·感谢·希望——为〈我与文学评论〉一书作》中，他曾经强调：“我非常看重这读第一遍的印象和感受，认为它不仅是文学评论必需的素材（犹如作家从生活中得来的素材一样），而且是正确地开展批评的不可缺少的前提和基础。人们常常说要把历史的批评和美学的批评结合起来。我认为，这种结合的关键，首先在于从纯欣赏者的角度去读第一遍，以便为整个批评建立比较牢靠的审美基础。”（卷7，第53页）文章接下来还有关于阅读与审美的深入阐释，这里暂不援引，我想我从严先生关于痴情文学的自述中，已经能够充分体会到他将文学安置在具体的历史语境和理论解释框架中之后，所感到充分自信和愉悦的乃是自己的文学感受。正是因为如此，在严先生饱含深情地回忆杨晦、唐弢、王瑶等师长的文章中才会出现对于师长们敏锐的艺术感觉的书写，他肯定唐弢注意到了刘呐鸥小说文字的怪异，肯定杨晦对《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浪漫主义因素的发现，强调王瑶研究《野草》与个人苦闷有关。也正是因为如此，严先生才会去精细地辨别中国现代小说的流派，辨别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表现主义等等。说到底，对于严先生来说，文学毕竟是痴情者的事业。

我所惊讶的还在于，严先生并不是单纯的文学青年，他自觉反复校正自己的文学感觉，而且形成了一套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文学阅读观念。他在前引《回忆·感谢·希望——为〈我与文学评论〉一书作》一文中接着说：

当然，读第一遍的感受有时并不完全准确可靠：如果读者的生活经历同作品较为切近，可能在读第一遍时就产生某种廉价的共鸣，如果作品艺术上有某些长处，读者也可能在缺少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吸引、被俘虏。此外，读第一遍往往来不及将作品的艺术内容完全消化。因此，根据我的肤浅体会，评论者在初读之后，必须再读第二遍、第三遍，一方面继续消化作品的艺术内容，另一方面用理性来验证自己初读时得来的印象是否正确，是否符合实际。写评论可以在感情激动时“趁热打铁”，但写完之后最好放它一段时间，来个“冷处理”。对一个作品，匆匆忙忙只读一遍就写评论，毕竟有危险，甚至可以说有点不负责任。倘若一开始就怀着某种目的去读，初读之前就有了某种先入为主的成见，这更会违背文学评论工作的客观规律，导致很坏的后果（长期以来，我们吃够了这种苦头）。只有从艺术欣赏入手，在鉴赏的基础上评论，将直观的欣赏和理性的分析结合起来，将美学的批评和历史的批评统一起来，才有可能使文学评论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卷7，第53-54页）

我喜欢这段带着体温的文字，它洋溢着作者的历史体验和生命激情，也写出了文学阅读和研究的一般规律。虽然严先生这里说的是如何“使文学评论真正成为一门科学”，但我以为个中方法对于文学阅读和文学研究同样适用。而且，正如严先生1992年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所说的那样：

所谓“文学史应该就是文学史”，最重要的还在于研究者要用审美的筛子去筛选历史上存在过的大量文学作品，真正筛选得准确、筛选得恰当。文学作品毕竟要看文学本身的成就。（卷2，第330页）

文学史的书写当然离不开科学性和历史感，但最重要的还是审美判断。审美判断来自哪里？来自于文学阅读的第一印象，以及对于第一印象的反复验证和理性校正。因此，要使文学研究及文学史书写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同样可以遵循严先生提出的阅读方法。按照严先生的提示，我以为在重视阅读的第一印象之后，要紧的是怀疑第一印象，从同情的陷阱中跳出来，避免成为廉价的共鸣者，再以理性和历史的原则校正第一印象，如此反复，最后抵达对于文学作品的准确把握，完全消化作品的艺术内容。而且，必须重点强调的是，文学阅读不是用来验证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成见，而是用来消化作品的艺术内容，其后形成的文字才是文学批评，否则就可能沦为庸俗的文学经验学或是理论、历史和政治的机械套用。

在严先生的逻辑里，作为文学阅读主体的自我既是最可靠的，也是最不可靠的，因为“读第一遍的印象和感受”是“正确地开展批评的不可缺少的前提和基础”，但又容易是“廉价的共鸣”，是被作品的某些长处吸引、俘虏的后果。而为了让自我阅读的感性经验变得可靠，除了理性的校正，还有什么比历史更有效呢？或者说，严先生在这里提供的一种关于人的认知和理解是，人总是处于社会关系和历史之中，因此任何个体的写作和阅读也总是与一定的社会关系和历史语境相关联。于是，读者对于作品的阅读感受也必须与社会关系和历史语境联结起来，才能生成科学的理解和判断。因为人是历史中的人，所以关于文学的理解和判断，必须在美学原则的基础上加上历史原则。我也想在这个意义上理解严先生的金庸研究，他从下一代阅读金庸的热情中发现了人在历史中的动态状况，进而扩张自己的阅读经验领域和艺术感受力，强调金庸的小说带来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并花费大量精力研究金庸的小说。

而这种对于人和阅读的理解无疑会带来一种动态的历史观察，表现在严先生的文学史视野中，则是一种基于历史事实考辨的动态历史框架。严先生以求真求实的态度追索和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重视黄遵宪、陈季同、曾朴的观念和写作，突破了现代白话等于现代文学的框架，背后关联的与其说是他对历史事实的确认，毋宁说是他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体认所形成的一种动态历史框架。或者说，严先生深刻地意识到自身即在历史之中的状况，从而密切关注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并在《〈呐喊〉〈彷徨〉的历史地位》一文中将这一现代性问题具体表述为“从五四时期起，我国开始有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有了和世界各国取得共同语言的新文学”（卷5，第3页）。其中“和世界各国取得共同语言”，自然不是指汉语、日语、德语、英语之类的国族语言，而是指使语言成为言语的规则或性质。因此，一种中国在世界之中的历史体认就构成了严先生理解人和阅读的框架。而且，正如他在全集的代序《中国文化的精神出路》中所说的：

“从根本上看，中国人是讲究‘天人合一’的，在国际横向关系上，又是讲究‘协和万邦’的。这‘协和万邦’，作为思想主张，既是一种精神成果，也会变成‘物质成果’，不仅受到整个国际社会的欢迎，也惠及本国的发展和繁荣。”（卷1，第1页）

严先生对于中国在世界之中的体认，不仅指向过去，而且指向未来，赋予其文学阅读和文学史研究以深广的历史背景和乌托邦视景。与此密切相关，我一卷一卷地读完《严家炎全集》，感受到一个自信笃定、气象宏大的学者形象贯通全集。严先生的确是在事业的意义上痴情于文学。

心中尚有种种浮想不便细述，我只想再陈述一点，我从我的老师们那里继承了严先生说的“我非常看重这读第一遍的印象和感受”，并将传递给我的学生们，我们的学科永远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