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22年，35岁的刘伯明异常忙碌。他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国立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前身）的哲学教授，有教授知识、指导学生之责任；他也是南高-东大的校长办公室副主任，承担着维持全校秩序、改造浮荡学风的使命。此外，他还是刚刚创办的《学衡》杂志的重要支持者和主要作者。仅1922年一年，他就在《学衡》杂志发表了六篇文章，且皆为“生平刻意之作”。过度劳累使他疲惫不堪，次年即因脑膜炎英年早逝。在纪念《学衡》创刊一百周年的日子里，刘伯明不应被忘记。

刘伯明

一、刘伯明与学衡派

遍观有关学衡派的历史叙事，梅光迪与胡适的纠纷常为人津津乐道，吴宓对《学衡》的苦心经营也着实令人唏嘘不已，其余如颇具长者风范的柳诒徵、兼通科学与文学的胡先骕，无一不展现出独特的人物风貌。然而，被《学衡》杂志诸位创办者们公推为领袖的刘伯明，至今仍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

实际上，梅光迪和吴宓等人之所以能够汇聚于南京，并与已在南京的柳诒徵、胡先骕等人共同创办《学衡》杂志，刘伯明的支持不可或缺。1920年，梅光迪自美归国，先执教于南开大学，不久即应刘伯明之聘，来到南高-东大任教。同时，梅光迪也力邀吴宓一起前来，如此才有了1922年《学衡》的创刊。不仅如此，刘伯明本人也深度参与了《学衡》从开始构想到付诸实践的整个过程。除了撰写大量文章，据笔者推测，“学衡”一词本身就可能出自刘伯明之手。在发表于《学衡》1922年第1期的《学者之精神》一文中，刘伯明对当时学术界“渴慕新知”但“不加别择”的现象提出了批评，而且总结说：“凡此种种，衡以治学程准，其相悬不可以道里计。”无论是在字面上还是在字义上，“学衡”与“衡以治学程准”之间都有着很高的关联度。

有感于刘伯明对学衡事业的重要影响和意义，吴宓称他是“高标硕望，领袖群贤”；梅光迪也曾深情回忆说：“民十一年（1922），《学衡》杂志出世，主其事者，为校中少数倔强不驯之份子，而伯明为之魁。”

二、《学衡》创刊前刘伯明的思想转变

不过，刘伯明与梅光迪、吴宓等人的合作并非一蹴而就。实际上，对于五四以后风起云涌的新文化运动，尤其是学生参与社会运动的现象，刘伯明的态度和主张有过相当程度的转变。用刘伯明本人的话来说，他“在五四之时，提倡向外的精神”，但不久之后“又主向内的精神”。这一转变不仅对刘伯明本人意义重大，也是学衡派成员能够在南高-东大发展其事业、倡导其人文主义主张的必要前提。

所谓“向外的精神”，主要表现在社会意识与社会服务上。1919年4月，教育部组织的教育调查会建议将原有的教育宗旨改为“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对此，刘伯明表示赞许。在他看来，所谓健全的人格，实际上就是符合共和精神的人格。“所谓共和精神者，敏慧之同情也，善良之意志也，社会的动机也，自尊而亦尊人之谓也，互通经验之谓也，以自身为鹄而亦视人为鹄之谓也。”这种精神主要指向外部社会，体现出一种“为人”而非“为己”的品格。

关于自我与社会的关系，刘伯明强调：“我之为我，本属群我。我与大群，息息相关。”他甚至提出：“我之生命非我有，社会之委形也。我之人格非我有，社会之委蜕也。”我既从属于社会，则为社会献身实际上也就相当于为自己谋福利了。需要强调的是，为社会服务乃至献身并非出于强迫，而是要通过个体的真正自觉来实现。而要实现真正的自觉，就要进行“群化教育”。刘伯明指出：“群化教育之真精神，约言之，即服务社会之精神也，参与社会事业之精神也。此次（种）精神，根于社会的想像。有是想像，则公普而历久之同情缘之以生。”这里，刘伯明提出了一个在今天看来都非常经典的观点：个体对社会的想象。这与当代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提出的“想象的共同体”有不谋而合之处、具异曲同工之妙。安德森认为，民族并非自古以来就实际存在，而是近代以来印刷资本主义等多方面条件综合作用的产物。其枢纽所在，即是众多个体对同一个共同体的想象，进而产生认同。于是，民族得以形成，一波又一波的民族主义浪潮也不断涌动。而在一百年前，刘伯明即已提出：社会的存在与发展，需要个体对它的想象。这种想象极其必要，否则，“囿于私利，而置他人之利害、社会之进退于不顾，苟有利于己，虽牺牲他人亦所不计”。

在以杜威为代表的美国教育思想的影响下，同时也有感于学生运动带来的剧烈震动，1919年的刘伯明积极鼓励学生培养向外的精神、社会的意识。他不无感慨地说：“像这一次的学潮发生，引起全国的人民留心国事，向来麻木不仁的社会，渐渐的有动机了。这是中国一线的命脉，不可小觑了的。”刘伯明希望以此为契机，引导学生走出教室，走向社会，从而真正成为社会的一员，而不是仅仅掌握知识和技能的自私自利之徒。

然而，一旦学生走出教室，走向社会，并参与到社会政治活动之中，其弊端也很快显露出来。五四学生运动告一段落后，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希望尽快将学校的教学秩序导入正轨，为此他采取了诸多措施，但其效果“充其量不过是微有成效而已”。而且，不只是北京大学，1919年以后全国各地的学校均不断爆发各种学潮。教育秩序难以恢复，全国的学风也浮荡异常。甚至，当学生的“自由”被释放出来而又缺乏约束时，引发学潮的原因就不再限于国家、社会的重大事务，一些本应内部化解的问题也会直接影响校园秩序的维持。

作为南高-东大的领导者，刘伯明很快注意到学界风气正在改变，学生的思想也正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从前过于恭顺，近来过于浮动。”受此影响，刘伯明本人的思想也发生了重大转变。五四之前，刘伯明认为：“吾国思想自周秦以后二千余年之日以退化，学术之不发达、政治之不修明、工艺之不增进，要皆苦于旧思想之束缚，遂致拘泥成法，而无创作以求发古人所未发之所致也。”可以说，此时的刘伯明几乎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全盘的否定，距离全面西化也仅有一步之遥。但在学生运动之后学风浮动之际，刘伯明敏锐地觉察到了此种主张的偏激性，并且很快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他提出：“要晓得我国的旧文化、旧道德自有他的价值，我们要废除他，就当先在研究精神上用功夫，研究他的意义，究竟有无存在的价值？然后再谋改造，才不至于偏激！”刘伯明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发生如此明确的转变，这预示着他与当时引领时代潮流的新文化派渐行渐远；同时，也预示着两年以后学衡群体的聚合，以及他们对那些激烈否定传统的主张的质疑与“反动”。

1920年之前，刘伯明发表的文章中既有署名“刘经庶”者，也有署名“刘伯明”者；但从1920年开始，他的所有文章均署名“刘伯明”。南高-东大校长郭秉文曾提到：“君讳经庶，字伯明，近年以字行。”1920年是刘伯明思想转变的时间节点，同时也是其以字代名的时间节点。他似乎在有意识地对外宣布：今日的自己不再是过去的“刘经庶”，而是发生了转变的“刘伯明”。

三、思想转变后的刘伯明

在完成思想转变之后，刘伯明最为重视的就是他所说的“向内的精神”，也就是引导学生注重精神修养，努力使他们回归学业，回归理性的思考，以学者的立场观察和回应社会问题。其中，改造学风是其首要目标。

据南高学生张其昀回忆：“其办学方针，最重人格修养。当时每逢开学、散学、新年元旦及其他特别典礼，常有师生一堂的盛会。那时刘先生必亲自出席，对于学风问题，常侃侃而谈，令人听了非常感动。”张其昀的同学胡焕庸也曾说：“刘师在校时主讲哲学，余则专习史地，故课业学问余所受于刘师者甚少。然其思想、言论、行为、道德，余受其感化者至深且巨。”张其昀与胡焕庸的回忆在刘伯明的家人那里得到了印证。刘经邦为刘伯明胞弟，在一篇悼念文章中，他两次提到学风：“兄正有为之时，领导东南学子，改良社会学风，舍兄其谁！……忆昔兄在吾之年龄，已知刻苦自励，文章已露锋芒，而隐然已以改良东南半壁学风私自策励矣。”

面对五四以后浮荡的社会和学界，刘伯明在发表于《学衡》的第一篇文章《学者之精神》中提出五点期待：一、学者应具自信的精神（对本国文化的自信）；二、学者应注重自得（超脱名利）；三、学者应具知识的贞操（坚守真理，不趋众好）；四、学者应具求真的精神；五、学者必持审慎的态度。这五点是针对当时学界广泛存在的弃旧从新的潮流而提出的，对青年群体具有非常现实的指导意义。

除了对当时学界，特别是青年群体在中西文化的抉择中迷失方向感到忧虑外，刘伯明也深知学生在社会活动方面的“自由”已经超过了正常的限度，并影响了教育活动的正常展开。为此，他不惜“与近人所重背驰”，重提训练在教育中的功能与作用。刘伯明提出：“训练乃教育之中心，受过教育与未经教育者其最大差别即存乎此。”因此，他主张必须实施科学的训练，从而使学生具备“刻苦自励，不厌精详、明晰、精密诸德”。有此诸德，教育才能够取得理想的效果，中国的前途才有希望。

当学生走出校园、走向社会，刘伯明继续强调精神修养的重要性。这种精神即是公民的精神、共和国民的精神。刘伯明认为，公民的精神中最切要的不外乎两点，即“负责任”与“自动”。其中，负责任主要针对当时浮荡的社会风气，自动则是“德谟克拉西国家”所应具备的品格。“德谟克拉西”为英文democracy的音译，现在一般译为“民主”；但在清末民初之时，则是与“共和”混用的。刘伯明强调，德谟克拉西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更是一种精神，即共和精神。“共和精神非他，即自动的对于政治及社会生活负责任之谓也。”这种解释与他对公民精神的认知完全一致，即在认可自动之价值的同时，重点强调负责任的必要性。而要形塑公民自动负责的共和精神，学校和教师首当其冲。

需要说明的是，刘伯明提倡精神修养，但并未否定此前所注重的社会意识与社会服务。准确地说，此时的刘伯明只是更加完善了这一思想，对学生如何关怀社会问题、参与社会活动有了更清晰的策略。他认为，关怀社会政治状况是公民的权利与责任，至于如何参与社会活动，则应分别对待：中等学校以下的学生应以学业为重，尽量不要亲身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大学生则责任较重，“凡政治社会问题之关系较大者，宜本学理之研究发为言论，其心廓然大公，不瞻徇任何党系之私意，惟以高贵之精神、崇伟之心理，与国人相见。”至于罢课，刘伯明基本持否定态度，认为仅可偶然为之，且须为关系全国安危之大事。否则，“外部偶有刺激则学校内部以罢课应之，刺激无已，罢课亦继续无已时。长处于扰攘纷纭之中，其思想亦被其影响，散漫无规则。”说到底，学生应关心社会政治事务，但其言行当以良好的精神修养为前提，既能行使自由之权，又能担负责任之重。

所有这些，无一不与当时较为激进的新文化、新思潮保持距离，甚至是针锋相对，这是刘伯明支持并参与学衡事业的主要原因。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与主要关注新旧冲突的梅光迪和吴宓等人相比，刘伯明似乎把重心放在了教育的现状与教育的发展上。这与他作为大学领导者的身份直接相关，也体现了学衡派内部的差异性与复杂性。就此而言，在认识和理解学衡派的过程中，刘伯明的确是一个值得留意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