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北京大学跟东南大学是南北的两个重镇，发动新文化运动的重镇是北京大学，以《新青年》杂志为核心。挑战它们的是吴宓、梅光迪，他们其实原来也在北方执教，不满意北方激进的气氛而南下，跑到南京的东南大学，以梅光迪、吴宓、柳诒徵等人为中坚，创办了《学衡》杂志，所以就变成了南北对峙的形式。

《学衡》

我们必须知道，在南京东南大学的这些人文学者并不是反对新文化运动，而是反对北方所主张的新文化运动。但是他们因为反对北方的新文化运动，被视为维护旧文化、拒绝外来文化、反对新文化的顽固派、守旧派。其实，他们明言“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也就是说他们要保持国粹，也要接受新知，不是像胡适他们那一派就是要放弃旧的来迎接新的。而且这些人的态度是不要“拿来”，而要“融化”。全盘西化论等于是拿来主义，凡是西方的都好，都拿来，而把旧的放弃。所以学衡派实际上代表着另外一种新文化。我一直强调，他们不是守旧派，他们不同意北方以北大为中心的所谓新文化运动。因而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是两种新文化运动的交锋。

百年是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长时间可以检验真理。在当时所谓“南北战争”的时候，都认为北方是进步的、现代的，而南方是保守的。其实在这场所谓的新旧之争中，真正的守旧派根本没有参与这场论争。事实上，南北两派都是留学生，学衡派像梅光迪、吴宓等人都是从哈佛留学回来的。所以新文化运动的“南北战争”是两种不同新文化的论争。百余年后回头来看，当时学衡派虽然在论辩上是失败的，可是从实践来检验，它讲的很多东西都是非常正确的。而且我们可以说，假如他们那些意见在当时能够被接受的话，今天有很多不好的后果就不会发生。所以我们说回头来看，更能理解学衡当时那些主张的价值。

江苏南京，东南大学校园

第一个议题，当然是文言与白话。北方要用白话来取代文言。胡适说文言是死文字，白话才是活文字，这个就是他要取代文言的原因。文言是死的你还要它干嘛，白话才是活的，所以要用白话来取代文言。南方当然要维护文言，梅光迪认为新旧文体应该承前启后，可以并存。换言之，学衡派并不是反对白话。当然我们觉得白话是很有用的，我们大家到现在看到白话是很成功的，所以不成问题，问题就是说该不该用白话来取代文言。因为白话跟文言不是两种语言，是一种语言，所以学衡派说是可以并存的，“岂可尽弃他种体裁，而独尊白话乎？”（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学衡》第1期）对学衡派来讲，问题就是“独尊”。现在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文言跟白话不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在形象上，胡适成为识时务者的英雄，而梅光迪则成为反对白话文的不识时务者。其实他们没有一个人是反对白话文，而且梅光迪他自己也经常用白话文，比如他给儿子写信就用白话。梅光迪跟胡适原来是好朋友，亦是同乡，都在美国留学。梅光迪只比胡适大一岁，他考取清华公费留美，先是到西北大学，后来到哈佛大学，专攻西洋文学，他并不反对白话文。他反对的是“废文言而用白话”，他不认为文学的演变是新文学取代旧文学，而认为是“若古文白话之递兴，乃文学体裁之增加，实非完全变迁，尤非革命也”。（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学衡》第1期）什么叫革命？就是白话革掉文言的命——等一下我会讲到后果——等于把文言文废掉。废掉的谬误在哪里？刚刚我也讲到，胡适说文言是死的，为什么？他用的词是“dead language”。我觉得胡适英文还不错，我不知道他是故意误解呢，还是确实有一定的误解。因为在英文里头，“dead language”是指“已废文字”（language no longer in use），就是说这个语言已经不用了，已经废了。像很多古文字，已经没有人在用了，才叫“dead language”，可是当时用文言的人很多啊，而且到现在还是有人在用——当然很少，而且越来越少了。最著名的就是钱钟书1979年出版的《管锥编》，用典雅的古文写成。所以文言根本不是“dead language”。

今天看来，用白话取代文言是相当成功的。1920年教育部就通令全国用白话教学，一直持续到今天。大家知道在从前，在前清时代，所谓的启蒙教育就是学方块字，学完方块字就学对联，学完对联就学作诗，慢慢进入文言的世界。1920年以后进入学校体制者与古文渐行渐远，当然愈来愈少有人能写古文、读古文。这样一来，也许真的有一天文言会变成“dead language”。这个后果非常严重，因为大家知道，自先秦至晚清，古文乃中国文化之宝筏；无此宝筏，安能登彼岸，以窥中华文化之堂奥？

要废除文言的另外一个原因，胡适讲得很清楚，他说白话容易，文言难。可是我们怎么能用难易繁简来决定文本的存废？文言与白话都是汉文，白话主要是spoken language，文言是written language。我们知道，在英文里头spoken language跟written language也是有距离的，当然中国的古文跟白话的距离比较大一点。你写英文，如果你把讲出来的白话直接写出来，没有人会接受的。所以假如文言不被取代的话，对白话和文言双向都有好处，白话可以使古文除去陈腔滥调而更具弹性，白话可以使文学作品得到普及——这当然是最大的功用，但是没有必要废除所谓的贵族的、美学的、精英的古文。原来照学衡派的看法，可以双轨并行，而且相互都有好的影响。所以用白话取代文言，是不幸的。

第三点，我们到今天也可以知道，白话文被证明是可以成为精致的白话文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写得非常好的白话文。但是我觉得，白话文写得好不好，跟有没有古文的根底很有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白话写得好的，都有古文的根底，能够把白话写得简洁明畅。今天我在书店看到很多翻译自西方的作品，打开来看，很多都看不懂。英文原本能看得懂，反而翻译的看不懂，为什么？因为这些译本就是完全用白话，然后根据西方的语法进行拼凑，缺少语言的功底，其实很多可以用大家都知道的well-established language表达出来。所以把古文废掉，不仅枯竭了白话文的泉源，而且涉及到汉文化的宝筏，正如学衡大将吴宓所言，文言乃“民族特性与生命之所寄”。（Mi Wu, “Old and New in China”, in Chinese Students’ Monthy, vol. 16, no. 3, June 1921.）

白话有别的功能，没有人会反对，学衡派也没有反对，但是学衡派特别反对独尊白话文。因为他们反对独尊白话文，被认为是反对白话文，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一点我们是必须要澄清的。刚刚我也讲到，真正的保守派、顽固派根本没有参与，他们的心态很值得研究，到底他们是不屑讨论呢，还是觉得很无聊等等。真正的所谓新旧之争就是《新青年》跟《学衡》两派的争论。幸亏当时没有把汉字给废掉，因为在新文化运动的时候，钱玄同就主张要拼音化，就认为拼音文字是现代的、进步的，世界上大部分用拼音文字，中国的方块字太古老，不适合现代。后来证明，电脑完全可以解决汉字的输入问题，跟是不是现代没有关系。汉字的功用在哪里？有的象形文字被消灭，可是中国这个方块字绵延那么久，而且它的功用我觉得非常重要。大家有没有想过，假如真的把汉字除掉，变成拼音文字，我可以告诉大家，中国就像欧洲一样。欧洲怎么样，原来罗马帝国是统一的，罗马帝国的文字是拉丁，拉丁是拼音文字。蛮族入侵以后，德国人用他们的母语来拼，法国人用他们的母语来拼，英国人用他们的母语来拼，就变成法文、德文、英文，所以罗马帝国崩溃以后，经过一千年演变成为西方的帝国。我在美国教书的同事他们觉得很奇怪，中国汉帝国跟罗马帝国差不多时候，汉帝国崩溃以后，中间大概经过五百年之后，隋唐又统一了，而且比以前更统一，他们说这是一个奇迹。可是我说这不是奇迹，这就是中国汉字的功用。我个人越来越觉得，我们的汉字非常好。现在在应用上毫无问题，电脑打字没有问题，像我个人打中文跟打英文根本没有区别，而且这是把中国人凝聚在一起的潜在的力量。大家知道，假如是拼音的话，不但是蒙古人、满人，请问福建人用福建话来拼，广东人用广东话来拼，你看得懂吗？所以每个省都可能像欧洲一样变成一个国。除此之外，汉字还有艺术性。你能用ABC来讲书法吗？书法是艺术品，其他国家一般没有这种艺术。所以我在这里讲这些，希望大家珍视我们中国的汉字，我觉得这非常了不起。

汉字的优势，刚刚我也讲过了，现在谈谈学衡派维护文言失败的后果。1920年教育部正式宣布白话取代文言教学，文言日渐凋零。我觉得这个后果已经看得到了。我记得1981年见钱钟书先生，他说现在60岁以下的人已经没有办法写古文。这也许言过其实，但如今确实不免衰退。所以白话没有了文言的根底之后，很容易受到外文的污染，等于是破坏了中文的语言结构，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白话文写得啰里啰唆，有时候不知所云。此种后果下，不得不令人感念当年东南大学人文学者反对废弃古文、独尊白话的远见。

《新青年》

第二个议题是尊孔与反孔。北方的《新青年》猛烈地攻击儒家，儒家被视为专制集权的渊薮，经书被视为无用的渣滓。学衡派拒绝反孔，主张中西文化会通，反对各种激烈主张。大家知道，新文化运动有个响亮的口号“打倒孔家店”。但是我觉得“孔家店”既然称为“店”，店里头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有好的也有坏的，你要把孔家店打倒，就是好坏通通打倒，所以算是比较极端的。学衡派对此非常反对。当然反孔有它的时代背景，因为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的核心，而且从晚清以来中国一直受到西方帝国主义的侮蔑、挫败，归罪于中国的旧文化，而旧文化最主要的就是儒家。大家攻击孔子，戴上封建愚昧的大帽子，儒家被视为专制集权的渊薮，经书被视为无用的渣滓，所以有“打倒孔家店”这个口号。在当时，反孔好像变成一种潮流。其实我觉得孔子是替罪羔羊。老实讲中国两千年来的专制主要不是儒家，而主要基于讲求严刑峻法的法家，而儒家思想多少起了“软化”冷酷专制政体的作用。朱熹曾说，“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答陈同甫书》）所以，说孔子是专制的罪魁祸首，其实并不很公平的。另一方面，儒家道德规范与伦常关系也多少起了稳定国家与社会的作用。南方文史学者深感难以坐实孔子赞同独裁之罪，更忧虑维持社会的礼法因反孔而毁灭，因此“深膑太息，以为此非孔孟之厄，实中国文化之厄也”。（王焕镳：《梅迪生先生文录序》，《梅光迪文录》，台北联合出版中心，1968年）也就是说，这个不是儒家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文化的灾难。

在这个气氛之下，学衡派力言儒家经典的重要性，儒家的经典经过千年的涵化，就好像基督教之于欧美，成为中国人所尊奉的行为准则。人有行为准则才能异于禽兽，排脱丛林法则，使礼法制度与民生日用随时日进。南雍学衡诸公认为，反孔不只是破坏伦理，而且摧毁社会秩序，因而导致动乱不断，尊孔或反孔更关系到人心之邪正与国家的治乱。现在我们看当时他们这个见解还是很正确的。学衡派认为，儒家经典要在致用。所谓“儒教”，乃儒者的教化，并不是西方所谓的宗教。当然现在有些西方人认为Confucianism也有宗教的色彩，比如孔庙、祭祀等等，可是我们主要讲它的本质应该是teaching而不是religion，所以它提倡治国、平天下、修身、齐家等等，在当时都被认为是一种封建。这是第二个大议题。

第三个议题是全盘西化。胡适主张“全盘西化”，后来改成“充分世界化”、“充分西化”。名词之异并未改变他一贯主张西化的实质内容。为什么呢？因为他把西化等同于现代化，现代文化和文明都是普及的，并无国界与种界，这是一种“文化一元论”的观点。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的保守派排斥西方文化，独尊中国文化，其实与西方派一样是“文化一元论”者，因为他们都具排斥性。康有为追寻放诸四海皆准的大同文化，也是一种“文化一元论”。他说文化是人类的公共的道路，中国为什么现在落后呢，因为在这共同的道路上落后了。中国文化是旧文化，西方文化是新文化，新旧不能并存，这是他们的思维。即使是中西文化折中论也是变相地保持这种观点。胡适去世之前在菲律宾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包括中国文明在内的东方文明，都不能发展出科学。当时这个观点受到了批评，这是他过世前不久的事情。这可以说是他的一个终身的信念。我觉得他是把自然科学跟人文学科混为一体了。其实早在17世纪，意大利历史哲学家维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对此就有详论。维柯将自然科学视为“天界”（world of nature）或“外知识”（outer knowledge），而将人文社会科学视为“心界”（world of mind）或“内知识”（inner knowledge）。他认为“心界”跟“天界”是两回事情，心界或内知识就是他的“新科学”。换言之，文化有意识、有经验、有价值判断，所以不可复制。科技可以照搬，人文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自然界有“客体”可以认知，比如日出东山、夕阳西下，是相当自然的、客观的，不至于有不同的解释，因自然科学的“客体”不涉及个人思考，主体性可以排除在外。不过有人也说，即使是自然科学也不能百分百没有主体性，不过一般讲起来，自然科学是可以排除掉主体的。研究自然现象的自然科学如声、光、电，是可以“普遍的”（universal），不因为地区或文化差别而有不同。而文史哲在维柯看来，是心智之学，属于“列国的世界”（world of nations），亦称之为“人间世界”。他显然想要平衡自十七世纪以来专注自然科学与自然法则的趋势，所以所谓“新科学”也就是包括思想、制度、宗教等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这两个性质不同，所以不能够混为一谈。人文社会科学虽然也有它的“客体”，像历史事实，但对此“客体”的认知涉及到个人的价值观、文化背景，就有了“主体性”（subjectivity）。

Subjectivity这个概念最早从康德开始，后来被所有西方学者承认。有个很有名的史学学者伊格尔斯（Georg G. Iggers），他在《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这本书里说，主体性是所有学术研究中不可避免的因素。对此我想大家也都同意的。西方人都承认这个主体性，可能是因为他们文化发达、学术进步，所以他们从主体性所发展出来的理论，我们要接受，他当然不反对。而且我发现美国的主流历史学家——我所谓的主流历史学家，是指搞欧美历史、西方史学的这些人，在美国研究中国、日本、第三世界的不是主流，也因为他们对第三世界的认知不足，他们非常地藐视除了西方以外的史学，他们当然知道中国历史悠久、材料很多，但是他们说你们没有史学，没有historical conscious。有个很有名的学者，他说写印度、写日本、写中国的历史写得最好的是西洋人。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站在我们的主体性来立论，其结果是丧失了话语权。我现在有点担心，我看到美国写的关于中国的历史，大家就拼命地翻译，不管好坏都翻译，我怕有一天中国历史的话语权会落到欧美人的手上，当然我不希望这件事情发生。人文学科对外界的关切而形成的主体性，牵涉到同情心、同理心、憎恶心，均不必见之自然科学。英国很有名的哲学家怀特（Alfred North Whitehead）说，近代科学虽然在欧洲发现，但可以传播到任何一个有理性的国家或者理性世界，可是人文学科就不行。我们只要稍微想想，拿史学来讲，我们能够超越过西方吗？绝对不可能。可是我们自然科学可以，我们看到我们造飞弹、造航空母舰，都追上来了，可是我们现在看看人文社会科学讲到史学理论、文学理论，还是远远跟不上西方，我觉得是无法超越的。这是主体性和话语权的关系。

第四个议题是浪漫与古典。这一点以前人没有讲过的，是我特别注意到的，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北大领导的新文化运动被称为启蒙运动，但它其实是一场浪漫主义风潮。大家都以为是启蒙，可是启蒙是理性的、古典的。革命要革文学的命，讲国族主义等等，这些都是浪漫的思潮，不是古典的。这种强烈的文化批判并不是基于理性，而是基于激情，诸如“全盘西化”、“打倒孔家店”、“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等，都是非理性的、激情的革命口号。

大家知道，18世纪是启蒙时代，到了19世纪就进入到浪漫期。假如最简单地讲，启蒙就是讲理性（reason），浪漫就是讲意志（will）。新文化运动，甚至于科学和民主都不是理性的。科学当然很理性，可是他们当时所谈的科学是科学主义。夏威夷大学有个教授叫郭颖颐（D. W. Kwok），她写的博士论文就专门讨论scientism，科学（science）是理性的，可是科学主义（scientism）就不是理性的，崇拜科学、科学万能，这个不是理性思维，而是一种浪漫主义。民主也是一种理性的东西，可是在当时的社会中，所谓的民主基本上还是浪漫风潮下的东西，而不是启蒙的。在思想上则是对启蒙时代理性主义的反动，拒斥学院派而倾向公众，趋向于意志、情绪、民主、权力，回归原始的浪漫风潮。法国哲学家卢梭追求感性，他认为文明污染人性，成为浪漫运动的先知。浪漫风潮开启了以感性为主的文化，与理性文化针锋相对。所以我们看到，南北的针锋相对从某一个层面来看就是浪漫与理性、浪漫与古典的针锋相对。讲到浪漫主义，诚如西班牙艺术家戈雅（Francisco de Goyay Lucientes）所说，浪漫乃“理性沉睡后生出来一个怪兽”。（Tim Blanning, The Romanic Revolution: A History,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2011, pp.73-77.）戈雅所谓的“怪兽”即艺术上的幻想与想像，但亦可泛指整个反理性的文化氛围。所以毫无疑问，新青年在北方是激昂的、浪漫的风潮，文学革命，主张批评主义，要用俗话代替雅文，许许多多新青年的口号反映的全是浪漫主义风潮，所以新文化运动在北方，它所反映的是当时世界上所流行的浪漫主义。但是在南方，学衡派他们是古典的，他们所提倡的是新人文主义。新人文主义就是古典的人文主义，这个也是有来源的。因为学衡派的主要人物梅光迪、吴宓，他们先后到哈佛大学留学，他们的老师就是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白璧德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他当时是哈佛教授，但不是当时的主流，所以他的名气远远没有其他人大。为什么？因为当时整个的氛围就是浪漫主义风潮。白璧德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就叫《卢梭与浪漫主义》（Rousseau and Romanticism），他对浪漫主义批判得非常厉害。所以吴宓、梅光迪他们到哈佛，跟了白璧德，思想上沟通得非常好，而且过从非常密切，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他们来往的书信。而且白璧德也对中国很感兴趣，他认为儒家（Confucianism）是人文主义的，所以他后来跟他的学生创造了一个儒家人文主义（Confucian humanism）。可是这个人文主义没有被发扬出来。白璧德极力反对浪漫主义，他的人文主义就通过梅光迪、吴宓他们这些人的讲述传入中国。学衡派毫无疑问是非常欣赏白璧德的人文主义的，刚刚我们讲到的这本书《卢梭与浪漫主义》，它谴责浪漫主义为西方文明颓废之源，因其抛弃准则、逾越界线、嘲讽习俗。面对现代物质文明的兴起、中下层社会的质鲁无文，白璧德要以教育为手段、文学为工具，挽浪漫主义的颓风，以提升行为规范与社会融洽。白璧德这一思想背景很容易使他欣赏儒家的君子之风、道德规范与重视教育，自然引孔子为知己，笑与抃会。而白氏的中国门生亦因此人文主义，与儒教最为相契而醉心，益增对儒学的信心，深信中华古典与西方古典有可以相通之处，视打倒孔家店者为“鲁莽灭裂”，欲融儒家于新人文主义之中而成为“儒家人文主义”。

《卢梭与浪漫主义》

毫无疑问，儒家的东西非常理性，所以梅光迪希望在中国形成以白璧德和摩尔（Paul Elmer More）为主导的人文主义运动，成为一个正面而有建设性的新文化运动。他们也提了新文化运动，可是他们的版本不被接受，被接受的是北方的浪漫主义的版本。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总结南北主张的差异在哪。第一点，北方倡言文学革命，南方主张文化改良；北方提倡“平民文学”，南方则认为不应将精英文学降格为平民文学，而应经过教育来提升平民文学。第二点，北方要摒弃传统，而南方要继承而后改造传统；北方喜新好奇，而南方强调温故知新；北方以普及为能事，而南方则认为学术思想非凡民所能，文化不能依赖群众维持。第三点，北方以“顺应世界潮流”自命，而南方斥之以盲从趋时；北方亟言学以致用，而南方坚持学术乃万世之业，积久而弥彰。很明显，南北间的差异非常大，结果是学衡派无力回天。这场新文化运动的南北之争在抗战前已决胜负，北全胜而南惨败。

俞颂华说，“孔子教义，自有其不可诬者”（《新青年》第3卷第1号），一百多年后来看，这句话是没错的。我们注意到现在大陆国学兴起了，孔子学院林立，证明当年轰轰烈烈的反孔言论与行动至少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但是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废弃，要从头来是相当困难的。当年在南京东南大学的人文学者逆势而为，貌似顽固保守，实则择善固执，预知文言之不可废、儒教之不可弃、浪漫之不可久。

百余年后回看，新文化运动以北大教授与《新青年》杂志作者群为主角，影响深远。然而以《学衡》为论坛的南雍诸公，却被认定为反新文化的守旧派，几被遗忘。所谓“新文化”主要来自西方，然西方文化内容丰富，种类不一，固不能以某一西方文化为新文化，而以另一西方文化批评或反对此一新文化为反对新文化。

白璧德从1912年开始就在哈佛大学任教，他与文评家摩尔共同创立“新人文主义运动”（neo-humanistic movement），以“古典主义”（classicism）来针砭奇特的、强烈的、夸张的浪漫主义。白璧德将浪漫主义的始作俑者卢梭视为狂徒，抨击尤厉。梅光迪、刘伯明、吴宓等就学于哈佛文学系，接触到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获得另类新文化的认知，他们不是简单的守旧，而是立足于西方古典主义的高度，批判充满浪漫精神的新文化运动。他们并不是盲目的，就如他们尊奉的老师所知道的那样，中国的传统当然有它的缺点，但是，“毋将盆中小儿随浴水而倾弃”，主张“中国旧学中根本之正义，则务宜保存而勿失也”。（白璧德撰、胡先骕译：《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学衡》第3期）白璧德认可孔子的人文主义，而且直言较西方更优，更规劝中国新文化运动不可忽略道德、不应信从西方功利主义过深，应合中西智慧使新人文主义的内容更加丰富。南雍诸公尊奉白璧德，坚信新人文主义才是中国应有的新文化。

新文化运动已经过去一百多年，重估新文化运动的遗产，应该仔细辨析、严肃批判，认知到北方新文化运动遗产的负面后果：旧学的脐带不绝如缕；古文对一般读书人而言几乎犹如天书；一味追慕西风而乏自主性；重功利而轻人文。当年新文化运动曾在南方花开别枝，却无端被视为反新文化、泥古守旧而弃之，岂无遗憾？今日回顾学衡的主张，或许有助于重构21世纪中国思想文化之图谱。

（本文系节选，原载《新学衡》第4卷《新文化运动的异途》，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