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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昌极（1903-1982），初名炎昭，后改名昌极，字幼南。作为大学里的哲学家和佛学家，景昌极毕生从事研究工作和教育事业。在《劬堂学记》中，多篇回忆柳诒徵的文章都提到：景昌极为柳门高足之一，天资聪颖，著译殷富。仅从《学衡》的作者及其发表的文章数量来看，赫然排在最前列的自是柳诒徵和吴宓，紧随其后的便是他们的弟子缪凤林和景昌极。

1903年，景昌极生于江苏泰县。景家为书香门第，但至父辈时已家道中落。其兄弟姊妹甚多，其父治家亦较严格。1912年，景昌极入私塾，读完四书。1913年入自北小学，但该校仅办一两个月便停办。1914年春，入泰州私立伍成高等小学。因国文成绩较好，升了一班。1916年，从私立伍成高等小学毕业。暑假，差不多和南高开校同时，入南京第一中学。

1919年，景昌极从南京第一中学毕业，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史地部学习。此时的国文史地部汇聚了柳诒徵、王伯沆等名儒硕彦，同学之中则有胡焕庸、陈训慈、张其昀、缪凤林等青年才俊。景昌极就读于此，学业日进。据其自述：“在南高的四年是承前启后形成我一生志趣学业的最大关键”（《民国以来学校生活的回忆和感想》）。在此四年中，他积极参与史地研究会、文哲研究会等研究机构的相关活动，在《学衡》、《文哲学报》、《史地学报》上发表论文多篇，并逐渐将哲学研究确定为自己的学术志趣所在。

1922年冬，景昌极提前完成南京高师的学业，并于次年1月，与同学缪凤林一起进入南京支那内学院，师从欧阳竟无研究唯识学。在景昌极此后的著作中，佛学尤其是唯识学的影子不时闪现，可见此一时期的学习与研究对他的影响。9月，经吴宓推荐，景昌极被聘为沈阳东北大学哲学系讲师，开讲唯识学。后升为教授，同时兼任历史系教授，教西洋史。1928年夏，由于东北形势日益变化，景昌极偕夫人返回南方。次年春，经柳诒徵推荐，任成都大学哲学教授。居成都凡二年半，陆续撰成哲学讲义五种，1932年以《哲学新论》的名义出版。

1931年，景昌极返回南京，任教于国立中央大学。至1936年4月，竺可桢从中央大学调往浙江大学任校长，景昌极复从竺可桢往浙大任教。1937年，随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景昌极回到家乡泰州。1939年9月，任泰州时敏中学校长。泰州沦陷前夕，因不愿与日伪“合作”，景昌极于1940年12月辞去校长之职。其后，直至抗战胜利他都闭门读书。期间，景昌极曾应光孝寺住持苇宗之邀，为寺中所办佛学院的学僧讲授逻辑课。1947年，该上课讲义的修订稿以《名理新探》之名正式出版。

抗战胜利后，景昌极先后在武汉大学、安徽大学任教。1949年回到家乡，在江苏省立泰州中学任教。1961年任扬州师范学院教师，1965年退休。

景昌极

从景昌极的生平来看，与学衡同仁和南高师友的交往具有关键意义。除上文提到的相关事宜，就其发表文章的刊物而言，排在前两位的分别就是《学衡》与《国风》。《学衡》主要由吴宓主持，《国风》则由柳诒徵、缪凤林、张其昀等创办。就其研究领域而言，主要是哲学与唯识学。哲学研究是在刘伯明和吴宓的直接影响下开始的，唯识学研究则是在南高学习的最后一学期，于支那内学院欧阳竟无的指导下进行的。景昌极的学术根基在此，其学术贡献亦体现在这几个方面。

首先，作为柳门高足，景昌极十分支持《学衡》事业，并积极参与其中。吴宓在日记中就明确记述：“半年后（1922年），除胡先骕、邵祖平君与柳诒徵、缪凤林、景昌极君外，《学衡》社之基本成员，无复有过问社务或谈论杂志内容者矣！”《学衡》杂志先后面临两次停刊危机，柳门师徒均鼎力资助，景昌极也主动捐款作为《学衡》的办刊津贴。可以说，《学衡》之所以能够坚持十余年之久，包括景昌极在内的柳门师徒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在文化观点上，景昌极也基本与他的师长保持一致。1922年，针对“新文化”的青年对学衡诸人的讽刺，景昌极以白话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指出他们仅抓住细枝末节，而对主旨大义不能理性批评。到了1936年，景昌极还在其文章《新理智运动刍议》中批评新文化运动的幼稚与偏颇。

其次，景昌极在哲学领域的成就尤其突出。他兼通哲学、文学、逻辑学、语言学等多种学科，尤以哲学著述为富。其中，成书出版的有《哲学论文集》、《哲学新论》、《道德哲学新论》、《名理新探》等。在《哲学论文集》序言中，他有如下自述：“一曰不迷信古人；二曰不依傍西哲；三曰不以掇拾考据代思想；四曰不以玄秘艰深文浅陋；五曰正名析辞、定义核理，无悖于科学精神；六曰去华从实，息邪止诐，无害于世道人心。”此六点是他对自己学术思想的系统总结，也是他进行哲学思考的根本原则。这种对独立思考和大胆怀疑的强调同样体现在其他著作中，他甚至提出：“哲学之为学，大类于数学而远于史地，有待于深思而不必博考。”在此，我们可以看到景昌极在柳门之内和学衡派中较为独特的一面，同时这也是他能够获得师友赞许的原因之一。

再次，景昌极在佛学——尤其是唯识学领域——也有相当造诣。在南京支那内学院从欧阳竟无学习唯识学以后，景昌极的学术生涯便与唯识学联系在一起。其关于佛学的论述文章有《见相别种辨》《见相别种未释之疑》《能所双忘空有并遣的唯识观》《唯识今释补义》《佛法披拣》《印度密教考：附时轮金刚略说》等等。其中，《能所双忘空有并遣的唯识观》一文引起了意大利学者多谦的关注，《见相别种辨》则直接引发了现代中国佛学界（特别是唯识学界）三大学术公案之一：即唯识学中见与相的关系问题。景昌极认为，自唯识学建立以来，见相关系一直存在误解。他主张古说，尊重安慧，而基测主张见相别种，遂引起见重大争议。该文一出，唐大圆等起而批驳。最后，太虚大师也亲自撰写《见相别种辨释难》一文，争论方才止息。

景昌极致陈训慈的书信

另外，景昌极还参与了一些外文著作的翻译工作。其重要译著有《文学评论之原理》（与钱堃新合译）、《柏拉图五大对话集》（与郭斌龢合译）等。《文学评论之原理》的第一章曾于1922年在《文哲学报》第2期刊登。次年，完整的译本即由商务印书馆发行。这是国内“第一本翻译成书的西方文学基础理论原著”，不仅如此，它还代表了学衡派的文学和文化立场，在译序与译文中表达了诸多对新文学的批评。1922年3月，《学衡》第3期刊出景昌极翻译的《苏格拉底自辨文》，此后《苏格拉底对话集》的首个中文译本便陆续刊登在《学衡》杂志上。至1933年，《柏拉图五大对话集》由国立编译馆结集出版，并附郭斌龢所撰《柏拉图之埃提论》与景昌极所撰《柏拉图理型说略评》。苏格拉底是西方文化的重要根基，学衡派以翻译其经典著作的方式，回应着西学与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思想与学术的冲击。

除了上述活动，景昌极还与“八千麻袋”事件有一段故事。1921年，北洋政府曾把装入麻袋的明清内阁大库部分档案卖给造纸厂，幸被罗振玉及时抢救下来，这就是档案史上著名的“八千麻袋大内档案事件”。当时，王国维曾在《清华周刊》撰文，把八千麻袋清宫档案、安阳殷墟甲骨文、西域木简和敦煌汉唐写经，并称为近代中国文化的“四大发现”。

八千麻袋中的大部分档案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还有一些存于辽宁省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而泰州市博物馆也保存了八千麻袋中的750多件档案，这要归功于景昌极。民国初年，苏恩培曾在北京一外交部官员袁家良家中坐馆授课。1925年前后，苏恩培在街上散步时见一废品车上竟有不少档案，遂将其买下。回家整理之后，方知是大内档案。此后，苏恩培把这批档案当成古董收藏。他曾写下这样的诗句：“上谕抛残同废纸，老苏搜集重公文”。其后，苏恩培离京返家，这批档案一直带在身边。后来，景昌极得知苏恩培有此“宝物”，便常往赏玩，谈古论今。1948年苏恩培临终之际，由于其子远在海外，便把这批档案送给了景昌极。1958年春，泰州筹建博物馆，政府号召社会各界人士将自己的文物、图书资料捐献出来。因知景昌极家中档案，时任副市长王石琴主动上门动员。景昌极当时已被打成“右派”，考虑到档案的安全问题，他于当年7月亲自把这批档案送到泰州博物馆。

景昌极的一生看似平凡，却并不寻常。在某种程度上，他的思想与行动是在新旧文化冲突碰撞的背景下，学衡群体共同作用的产物。要更加深入地理解学衡派以及那个激烈变动的时代，除了走在前列的柳诒徵、吴宓等学派的创立人，还应留意紧随其后的景昌极、缪凤林等追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