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1923年，还在欧洲留学的陈寅恪（1890—1969）给妹妹写信说：

西藏文大藏经，多龙树马鸣著作而中国未译者。即已译者，亦可对勘异同。我今学藏文甚有兴趣，因藏文与中文，系同一系文字。如梵文之与希腊拉丁及英俄德法等同属一系。以此之故，音韵训诂上，大有发明。因藏文数千年已用梵音字母拼写，其变迁源流，较中文为明显。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然此非我注意也。我所注意者有二，一历史，唐史西夏西藏即吐蕃，藏文之关系不待言。一佛教，大乘经典，印度极少，新疆出土者亦零碎。及小乘律之类，与佛教史有关者多。中国所译，又颇难解。我偶取金刚经对勘一过，其注解自晋唐起至俞曲园止，其间数十百家，误解不知其数。我以为除印度西域外国人外，中国人则晋朝唐朝和尚能通梵文，当能得正确之解，其余都是望文生义，不足道也。

这封史无前例的《与妹书》位列陈寅恪著作目录之榜首，或亦可算是他发表的最早的学术作品。于此，陈寅恪首先对梵、藏、汉文佛教比较语文学研究的学术意义表达了超越时代的远见卓识，他认为对勘汉藏文佛经之异同，必将于汉语“音韵训诂上，大有发明”，“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可超越以乾嘉诸老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学术之成就。接着，陈寅恪对自己今后的学术方向做了规划，明确历史和佛教将是他未来学术研究的重点；历史研究则以吐蕃、唐和西夏历史为主，而佛教研究则以对印度、西域和汉地大乘佛典的比较研究和佛教史为重点，尤其重视梵、藏、汉文佛经的对勘，以此来纠正汉译佛典及其注疏中因为译著者不擅梵文、望文生义而出现的各种错误。

陈寅恪于欧美留学期间，主修梵文、巴利文和印度学，同时还接受了很好的中亚语文学（Central Asian Philology, Sprach-und Kulturwissenschaft Zentralasiens）训练，曾学过藏文、蒙古文、满文、古回鹘文、西夏文、波斯文等中亚（西域）语文，是一位十分难得的优秀东方语文学家（Oriental Philologist）。所以，在回国之前他立志要以佛教和中亚（西域）语文学研究为其未来学术研究之重点，以在中国开创佛教和西域语文学研究的学术新风尚。然而，虽然今天陈寅恪成了全民膜拜的学术偶像，被捧为一代文化的托命之人，却少见有人对他的佛教和吐蕃、蒙古、西夏等西域地区的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有任何称道，言者都对他的中国中古史和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研究推崇备至，他最脍炙人口的著作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1940）《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941）和《论再生缘》（1953）《柳如是别传》（1954）等，其中没有一部与佛教和西域研究直接相关。今天的陈寅恪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文学家，甚至还是一位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他是民族、国家、学术、传统、气节和情怀的象征，可唯独很少有人记得陈寅恪还曾是一位训练有素，且有卓越成就的东方语文学家。其实，不论是从他留学欧美时的求学经历，还是从他回国后的前近十年间于清华国学院和中文、历史二系的教学和科研成绩来看，陈寅恪首先是一位专业的东方语文学家，他对佛教语文学和中亚（西域）语文学于中国学界的引进和开展，具有无与伦比的学术贡献和影响力，他是中国现代蒙古学、西藏学、西夏学、满学、突厥学研究的开创者。由于他学贯中西，兼擅中国传统汉学和西方中亚（西域）语文学（“虏学”），故是傅斯年（1896—1950）于中央研究院建立历史语言研究所，努力建构和实践中国“民族语文学”（National Philology），并由此而实现对中国传统人文学术现代化时代最博学和最理想的人文学者的尊崇。

笔者前此曾就陈寅恪与语文学的关系做过一个总体性的论述，于此谨再就他与佛教语文学和藏学、蒙古学等学科在现代中国之开创的贡献和成就，做一些具体的叙述和讨论，以就教于方家。

二

1919年至1921年，陈寅恪于哈佛大学印度语文学系（the Department of Indic Philology）随兰曼（Charles Rockwell Lanman，1850-1941）教授学习梵文，长达二年有余。自1921年至1925年，陈寅恪入德国柏林大学随古代印度语言和文献学教授路德施（Heinrich Lüders，1869-1943）“治东方古文字学”（Oriental Philology），主要学习梵文、巴利文，时长近五年之久。众所周知，陈寅恪海外留学深造从不以获取任何学位为目的，但若论其留学时的主修科目，则无疑当数梵文和印度研究。可是，学成归国后的陈寅恪并没有选择像他的二位导师一样，做一名职业的梵文和印度学家，专门从事梵文、巴利文文献的语文学研究。路德施本人，以及他的弟子林冶教授（Ernst Waldschmidt，1897-1985，他曾是陈寅恪在柏林大学学习时的同学，也是季羡林后来于德国哥廷根大学求学时的导师），对于印度学和佛教研究的最大贡献是他们对当时于中亚（西域）新出土的梵文佛教文献残本的细致的整理和研究。然而，陈寅恪并没有走和他们同样的学术道路。

据曾经与他二度于哈佛和柏林同学的俞大维（1897—1993）回忆说：“他的梵文和巴利文都特精。但他的兴趣是研究佛教对我国一般社会和思想的一般影响。至于印度的因明学及辩证学，他的兴趣就比较淡薄了。”同样，陈寅恪自己也曾坦言：“寅恪昔年略治佛道二家之学，然于道教仅取以供史事之补正，于佛教亦止比较原文与诸译本字句之异同，至于微言大义之所在，则未能言之也。”可见，陈寅恪用心学习梵文、巴利文的目的是并不是要当一名职业的梵文和印度学家，而主要是为了研究中国的佛教，即先要识字，学好梵文、藏文是为了读懂汉文佛典，通过梵文、藏文和汉文佛经的对勘，来纠正汉译佛典及其注疏中因为译著者不擅梵文、望文生义而出现的各种错误，进而考察由佛教的传播而带来的中印文化互动、交流的历史，研究佛教对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深刻影响。

及至20世纪20年代初期，世界治梵文和佛教学的学者们已开始认识到藏语文和藏文佛教文献对于梵文和印度佛教研究的重要意义，至今主导世界佛学研究的印藏佛学研究（Indo-Tibetan Buddhist Studies）传统正在形成和发展之中；但是，当时还很少有人注意到梵、藏语文和梵、藏文佛教文本对于汉藏语言的比较研究、汉藏语系的构建和汉传佛教研究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还没有人做梵、藏、汉文三种佛教文本的比较研究，以此来纠正汉译佛典中出现的种种误解和错误，达到正确理解汉文佛教文献的目的，并进而探索大乘佛典自印度、经西域至中国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而于中国学界，当时还没有一位学者真正读得懂梵文、巴利文文献，陈寅恪是第一位在海外主修梵文、印度学，并在中国大学开设梵文文法和佛经翻译课程的中国教授。由于陈寅恪本人是一位天才的汉学家，他本来就十分熟悉汉传佛典，故在他于欧美接受了梵文和印藏佛教研究的训练之后，便率先注意到了对梵、藏、汉文佛教文本进行对勘和比较研究的重要学术意义，设计出了一条非常有创意的梵藏/汉藏佛教语文学的学术道路。

值得一提的是，比陈寅恪更早开始在梵、藏、汉佛教语文学这个领域探索，并做出了很大的学术贡献的是当年流亡中国的爱沙尼亚男爵、印度学和佛教学家钢和泰（Baron Alexander von Stael-Holstein，1877-1937）。他是一位于德国Halle大学取得了印度学博士学位的科班梵文/印度学研究专家，早年也曾随路德施教授学习过梵文，毕业后曾在英国牛津大学、俄国圣彼得堡大学从事印度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18年俄国革命爆发，当时正在中国访问的钢和泰从此开始了他于北京近二十年的流亡生涯。他曾作为特聘的客座讲师和教授，多年在国立北京大学开梵文、印度宗教、历史等课程。1927年，在哈佛燕京学社等欧美学术机构的帮助下，钢和泰在北京创建了中印研究所（Sino Indian Institute），专门从事以梵、藏文教学和梵、藏、汉文佛教文献的对勘为主的印、藏、汉三种佛教传统的比较研究工作。他开始对梵文佛典与相应的汉文佛典进行对勘，尝试以汉文佛典中对梵文咒语的音译来研究中国古代音韵，得到了当时中国著名学者梁启超（1873—1929）、丁文江（1887—1936）和胡适（1891—1962）等的赏识和热情支持。钢和泰长期专注于做《大宝积经》之梵、藏、汉文本的对勘，1926年，他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英文著作《大宝积经迦叶品梵藏汉六种合刊》（The Kācyapaparivarta: a Mahāyānasūtra of the Ratnakūta class /edited in the original Sanskrit, in Tibetan and in Chinese）。这是世界佛教研究史上第一部做梵、藏、汉文佛典对勘的佛教语文学经典著作。1923年，钢和泰在《国学季刊》创刊号发表了由胡适亲自翻译的《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The Phonetic Transcription of Sanskrit Works and Ancient Chinese Pronunciation）一文，尝试用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用汉文佛典中的音译梵文咒字来研究中国古代音韵，曾于中国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前述陈寅恪对于梵、藏、汉佛教语文学的学术兴趣和设想，显然与这位流亡中的爱沙尼亚男爵不谋而合、殊途同归。陈寅恪回国后即在清华国学院开设“佛经翻译文学”和“梵文文法”等课程，北京大学也曾特邀他去讲授“佛经翻译”课，显然有意在中国开拓梵、藏、汉佛教语文学的研究。可惜这样的学问离当时中国学者们的学术关注太过遥远，曲高和寡，不管是陈寅恪，还是钢和泰，他们都没有能够成功地在此前从未受过任何语文学训练的清华和北大学生中找到他们的学术知音，故并未能在中国开创出梵、藏、汉佛教语文学的学术传统。在此期间，陈寅恪多年来一直热心于参与钢和泰主持的私塾型读书班（privatissimum），与他一起对勘和校读梵、藏、汉文本的《大宝积经》《妙法莲华经》等。那些年间，先后参与这个每周六四小时在钢和泰位于东交民巷的私宅内举行的读书班的，除了有钢和泰的中国弟子于道泉（1901—1992）、林藜光（1902—1945）等人外，还曾有一众后来名闻天下的欧美梵文/印度学家、佛教学者、汉学家等，如雷兴（Ferdinand Dietrich Lessing，1882-1961，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汉学教授）、韦勒（Friedrich Weller，1889-1980，德国莱比锡大学印度语文学、汉学和东亚宗教史教授）、李华德（Walter Liebenthal，1886-1982，德国图宾根大学汉学、佛教学荣誉教授）、顾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1905-1994，美国芝加哥大学汉学教授）等。这些学者都是兼通梵、藏、汉文的佛教学者，是梵、藏、汉佛教语文学研究的先驱。他们在钢和泰组建的“中印研究所”的旗帜下，形成了一个十分豪华的国际性的佛教语文学学术团队。可惜，这样高水准的国际性学术合作因为钢和泰于1937年英年早逝和抗战的开始，很快就成了绝唱。陈寅恪于1937年11月离开北京，开始了多年于南方诸省颠沛流离的生活，从此便再没有机会专心从事梵、藏、汉佛教语文学的研究工作，这实在是中国学术的一个悲剧。

毋庸讳言，陈寅恪并没有在钢和泰和他自己共同设计和开创的这条学术道路上继续前行，从来没有发表过他自己从事梵、藏、汉文佛教文本的对勘和比较研究的学术作品。他们于北京开创的这个梵、藏、汉佛教语文学研究的传统，长期以来都没有在中国开花结果。中国学者近几十年来多有借助梵、藏、汉文佛经的比较研究，来做中国古代音韵训诂类的研究，特别是借助这种方法来研究古代汉语音韵和语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以这种方法做佛教语文学研究，研究佛学本身则十分少见。最好地实践并发展和实现了钢和泰、陈寅恪将近一百年前提出的这个学术理想的或是不久前英年早逝的当代最优秀的佛教语文学家（文献学家）之一、日本创价大学教授辛嶋静志（1957—2019）。辛嶋先生为佛教语文学学术的一生，其最大成就就是通过对见于梵、汉、藏文佛教经典中的大量佛教语词的逐字逐句的对勘和比照研究，构建大乘佛典从印度、经西域到中国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并对汉传佛教经典的语言、概念和传统的确定和演变的历史过程提出了很多具有颠覆性的真知灼见。或可以说，只有辛嶋静志才是钢和泰、陈寅恪最梯己的学术知音和最具格的衣钵传人，他们之间的学术血脉关系超越时空。

三

如前所述，陈寅恪于《与妹书》中自称他并非特别注意“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的汉藏语言比较研究，而对历史和佛教研究更感兴趣。然而，从他早年的研究作品来看，他对历史和佛教的研究其实从未脱离印藏佛教学者所擅长的文本语文学方法，对语言（术语）和文本的比较研究始终是他的学术研究的最大特色，凸显其作为语文学家的学术本色。与他同时受聘为清华国学院导师的赵元任（1892—1982）曾经在回忆陈寅恪的文章中说：“第二年到了清华，四个研究教授当中除了梁任公注意政治方面一点，其他王静安、寅恪跟我都喜欢搞音韵训诂之类问题。寅恪总说你不把基本的材料弄清楚，就急着要论微言大义，所得的结论还是不可靠的。”这也证明陈寅恪对佛教的研究以语文学研究为出发点，而不以对宗教义理和思想的研究为重点。

陈寅恪于归国最初几年发表的学术论文基本上都是关于佛教文本的，特别是敦煌新出土的汉文佛教文本的研究，其中有《大乘稻芉经随听疏跋》（1927）《有相夫人生天因缘曲跋》（1927）《童受喻鬘论梵文残本跋》（1927）《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跋》（1928）《须达起精舍因缘曲跋》（1928）《敦煌本十诵比丘尼波罗提木叉跋》（1929）《大乘义章书后》（1930）《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1930）《敦煌本唐翻对字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跋》（1930）《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1932）《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夏梵藏汉合璧校释序》（1932）《斯坦因Khara-Khoto所获西夏文大般若经残卷考》（1932）等等。由此可见，他最早发表的这些学术文章都是佛教语文学研究的作品。

上列这些文章大部分很短小，都是对当年新见的敦煌和黑水城出土汉文和西夏文佛教文本的简单介绍和说明。内容大致有以下三个类型，一是同定这些新见的、残缺的敦煌佛教文本，通过发现与这一文本相应的梵、藏文本，并借助海外学者对它们所作的最新的整理和研究成果，来辨明它们的来历、传承和内容。其学术意义即在于通过对多语种文本的比较研究、对文本之形成背景的分析（语境化和历史化），来构建佛教传承的历史。二是通过对某些特殊“词汇”“概念”之翻译、流播过程的追溯，来观察思想、观念和习俗的流变。例如，他在《大乘义章书后》一文中分析汉文佛典中如何对“悉檀”Siddhaˉnta、“菩提”bodhi等词汇产生误解，以及汉文中的“道”“法”“末伽”等词与梵文的Maˉrga一词的渊源关系等；又在《斯坦因Khara-Khoto所获西夏文大般若经残卷跋》一文中讨论西夏文语词“有情”“众生”和“无上”等词汇的来历，辨明它们与梵、藏、汉文相应词汇的关系，试图从考察一个词汇（术语）的形成和流播出发构建一段思想和观念的历史。三是对佛教经典文本对于汉语文学作品的影响有特别独到的研究，如他在《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一文中以《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中的具体事例来解释“由佛经演变之文学”的过程，即将“此篇与鸠摩罗什译维摩诘所说经原文互勘之，益可推见演义小说文体原始之形式，及其嬗变之流别，故为中国文学史绝佳资料”。陈寅恪对佛教文献中的故事、母题和叙事的形成和传播，和它们对中国文学作品从体裁到内容的影响有许多十分精到的发现和研究，如他对《贤愚经》之成书的分析、对《西游记》之孙行者、猪八戒、沙僧三个人物之原型的溯源、对华佗故事的探究等等。

20世纪20年代初，Walter Benjamin（1892-1940）曾经这样说过：“我不将语文学定义为语言的科学或者历史，在它最深的层面，语文学是术语的历史（Geschichte der Terminologie）。”语文学众多的定义中有一种是“对言语（单词、词汇）的历史的研究”（the study of words historically），这与Benjamin所说的“语文学是术语的历史”有共通之处。他认为语文学的一个最独到的本领就是能从多种视角、多个层面，即从多种语言、文本、文化传统出发，来看待过去和历史。在这一点上，与其同时代的陈寅恪无疑是Benjamin最好的学术知音，他的前期学术作品都是从多语种文本、多元文化的视角出发，通过对一些佛教词汇（术语）、概念、叙事的比较研究，来构建不同民族、宗教和文化之间互动和交流的历史。

不管是梵文/印度学研究，还是佛学研究，在陈寅恪学术养成的那个年代，从事的都是一种文本语文学（Textual Philology）的研究。换言之，所有梵文/印度学家和佛学家首先都应该是语文学家，他们的研究工作常常围绕着对一个具体文本的校读和译注而展开。而这种来自欧陆的文本语文学学术传统无疑与中国学者们熟悉的传统学术方法相距甚远，或很难把它原封不动地引进中国，有必要对它做中国化的改变，以适应和改革中国的学术传统。陈寅恪于其整个学术生涯中都并没有做过一个梵文或者藏文佛教文本的精校本一类的狭义语文学学术作品，但这并不表明他完全忽略了他曾长期浸淫其间的这种十分高精尖的文本语文学传统。相反，他比同时代的大部分中国学者更重视他所研究的汉语文本的版本和流传的历史，也曾花费大量时间对他所研究的文本进行十分细致的校读和考订。他将梵文/印度学传统中的精校文本的学术方法运用到了汉学研究领域，并把东方文本语文学的文本精校（Critical Edition）和文本批评（Textual Criticism）方法和中国传统的训诂、对勘和考据等方法结合在一起，在语文学这个层面上，将中西学术传统完美地整合到了一起。

按其弟子蒋天枢的说法，陈寅恪“自归国任教清华后，逐渐开展对中译本佛经之研究，尤其在迁居清华西院三十六号后，用力尤勤。惜所校订有关佛经之书，今仅存《高僧传》一至四集及《弘明集》《广弘明集》各书而已”。“先生治学方法，用思之细密极于毫芒。虽沿袭清人治经途术，实汇中西治学方法而一之”。“先生于此书，时用密点、圈以识其要。书眉、行间，批注几满，细字密行，字细小处，几难辨识。就字迹、墨色观之，先后校读非只一二次，具见其用力之勤劬。而行间、书眉所注者，间杂有巴利文、梵文、藏文等，以参证古代译语，皆枢所不识，不敢赞一辞也”。

由此可见，陈寅恪校订汉文佛教文书的工作甚至超过了西方文本语文学中的“精校本”的制作，除了文本的厘定和语文、词语的订正外，还加入大量注疏、史事考订和他自己的研究心得等内容，可惜这些经他校订过后的汉语佛教文本从未得到整理出版，有的或早已遗失，这是中国佛教语文学学术的重大损失。显然，精心校读文本是陈寅恪治学之根本，他不但不遗余力地校订汉语佛教文献，而且对他所研究的文学和历史文献同样也是如此。据说他曾对《世说新语》做过非常精细的校读和批注，特别是对其中与佛教相关的内容做过很认真的文本研究。他还仔细地批注过《新五代史》，可惜它们都已于1938年丢失。于颠沛流离南方诸省之际，陈寅恪还曾三度精校《新唐书》（1939年9月、1940年12月、1942年4月），他最为人称道的对唐史的精湛研究无疑就是建立在他对《新唐书》等文本的精心校读的基础之上。傅斯年说“史料即史学”“史学语学全不能分”，此即是说，历史研究的基础首先是对史料进行语境化和历史化的处理，把史料用语文学的方法正确处理好了，历史也就跃然于纸上了，所以，语文学家同时也就是历史学家。

四

陈寅恪第二次入柏林大学留学的近五年间，除了主修梵文、巴利文和印度学以外，他还同时于此接受了全面的中亚（西域）语文学的训练。这个时代正好是柏林之中亚语文学研究的黄金时代，由于德国的几次吐鲁番探险带回了大量梵文、藏文、古回鹘文、蒙文等中亚语文和汉文文献，对它们的解读和研究给柏林的东方学、中亚语文学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如前所述，陈寅恪的梵文、巴利文导师路德施教授携其弟子林冶等专门从事吐鲁番出土梵文佛教文献残本的研究，而著名的古回鹘文专家、德国民俗博物馆的研究员Friedrich W. K. Müller （1863-1930）则负责整理吐鲁番出土的古代回鹘文佛教文献，与他合作的还有著名突厥学家、中亚探险家Albert von Le coq（1860-1930）。与此同时，德国当时最著名的汉学家、柏林大学汉学教授Otto Franke（1863-1946）组织了一个专门解读清代四体碑刻的读书班，参加者有后来成为Franke继承人的汉学家、蒙古学家、满学家海涅士（Erich Haenisch，1880-1966）教授和满学家Erich Hauer（1878-1936）教授等学者，他们分别负责对清四体碑刻的蒙古文和满文的解读。而柏林更是当时欧洲藏学研究的一个重镇，陈寅恪在柏林大学留学时有一批有名的藏学家在柏林从事藏语文的教学和藏学研究。柏林大学第一位藏学教授August Hermann Francke（1870-1930）正是在陈寅恪留学柏林大学期间完成教授升等论文，渐次担任私人讲师和教授职位的。在他之前，在柏林大学教授藏语文的是宗教学教授Hermann Beckh（1875-1937）。而同时期在柏林从事藏学研究的藏学大家至少还有考古学家、印藏学家Albert Grünwedel（1856-1935），汉学家、佛教学家雷兴，汉学家、语言学家西门华德（Walter Simon，1893-1981），藏学家、蒙古学家Johannes Schubert（1896-1976）等等，可谓群星璀璨。甚至连西欧最初解读了西夏文《法华经》的汉学家Anna Bernhardi（1868-1944）女士当年也在柏林民俗博物馆工作。今天我们无法一一确定陈寅恪是否和上述这些中亚语文学领域内的精英学者们都曾有过直接的学术联系，但可以肯定当时柏林这种浓郁的中亚语文学学术氛围给陈寅恪的学术成长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上述所有这些学者都是身怀多种绝技，同时跨越了好几个学术领域的语文学家，故陈寅恪在柏林同时学习梵文、藏文、古回鹘文、蒙古文、满文和西夏文等多种语文，并最终成为跨越多个学术领域的中亚语文学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陈寅恪于西方学习了许多种东方和中亚古代语文，也能够相对便利地利用当时新出土的和已被解读了的敦煌出土古藏文历史文书和新疆吐鲁番出土的梵文、古回鹘语文资料，以及新近被欧洲东方学家翻译、研究过的藏文和蒙古文历史文献等，再加上他对有关西域史地的汉文历史资料本来就非常熟悉，故研究古代突厥、吐蕃、回鹘、蒙古、满洲等“塞表殊族之史事”，对他来说或是一种非常自然的学术选择。回国前，他急切地要求她妹妹为他购买“总价约万金”的图书资料，其中“最要者即西藏文正续藏两部”“又蒙古满洲回文书，我皆欲得”。可见，除了佛教研究之外，他对西域语文和历史研究，特别是西藏、蒙古、满洲和回回（突厥）的历史和宗教研究都曾有过很大的热情。在他归国的头几年，西域语文和历史显然也曾是他研究工作的重心之一。1930年起，他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史组的组长，参与部署所内之西域史地的研究规划；1931年，他“又兼任故宫博物院理事、清代档案委员会委员。得遍阅故宫满文老档”。陈寅恪为在现代中国开创藏学、蒙古学、突厥学、西夏学和满学等学术领域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自1927年至1931年间，除了前述多种佛教语文学研究作品外，他还发表了多篇研究西域语文和历史的学术文章，它们是《元代汉人译名考》（1929）《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一，1930）《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二，1930）《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蒙古源流研究之三，1931）《蒙古源流作者世系考》（蒙古源流研究之四，1931）《几何原本满文译本跋》（1931）等。上列这寥寥可数的几篇学术论文，几乎就是迄今所见陈寅恪学术生涯中发表的研究中亚（西域）语文学的全部作品，但它们却是中国最早的、具有国际水准的现代西藏学和蒙古学（蒙元史）研究的优秀成果，它们不但开创了中国西域研究的新风气，而且也为中国传统汉学研究注入了“虏学”（西域学）的新养分。

陈寅恪并不是一名专业的藏学家、蒙古学家或者西夏学家、满学家。在那个年代，一名专业的藏学家会选择从事梵、藏文佛教文献的文本研究，或者会做敦煌、吐鲁番出土古藏文文献和吐蕃金石碑刻、简牍的翻译和解读工作；而蒙古学家则会专注于对诸如《元朝秘史》《蒙古源流》等古代蒙古文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翻译和研究工作。而陈寅恪没有直接做藏、蒙文文本译注的文本语文学研究，他所乐于从事的更多是属于语文学中的“文本批评”（textual criticism）或者“高等批评”（higher criticism）类的研究，确切地说是对这些文本的作者、来历、成书和传播过程进行细致的考据，并通过多语种文本的比较来弄清文本中出现的各种名物制度的语言和历史涵义，以构建历史（history through textual criticism）。他对清代汉译《蒙古源流》的研究就充分反映出他的这种学术特点。

表面看来，陈寅恪最擅长的研究无非是对多语种文本记载中的人名、氏族名、地名、职官名和年代，及其它们之间的嬗变关系的细致考证，可正是这样的研究使他超越了乾嘉诸老等传统中国学术大家于西域史地这个领域内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并使中国学者摆脱了因不通“虏学”而于西北舆地之学研究上所遭遇的巨大困境。韩儒林曾经说过，对于蒙古学研究而言，波斯文、阿拉伯文文献非常重要，而中国的前辈学者“为时代所限，对穆斯林史料不甚熟悉，本人又不能直接阅读西人论述，所用外国材料全是从欧洲译本重译的穆斯林史料。早期欧洲蒙古史学家，多不懂汉文，不能互相比勘，译音用字规律不严，人名地名随意音译，根据这种水平不高的西方译本请人译成汉文，自然是错上加错，结果贻误了我们的老前辈。”而陈寅恪将他于欧美所受的这一套中亚语文学训练十分完美地运用到了他对藏学和蒙古学的研究之中，为中国的西北舆地之学开创了兼通中西的现代学术新风。

近日，刘迎胜称“蒙元［史］研究是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所开创，吸纳了欧洲东方学元素，学人群起而相从的现代中国史学研究领域之一”，这当是他在重读陈寅恪发表于1929年的《元代汉人译名考》一文之后得出的深刻体会。陈寅恪这篇文章讨论的是元末笔记陶宗仪《辍耕录》中所载“汉人八种”之名目。此前，钱大昕（1728—1804）、箭内亘（1875—1926）等中外知名学者都曾怀疑此中既不见“汉人”、也没有“南人”的所谓“汉人八种”当属伪舛，而陈寅恪却认为其中必有待发之覆，故“今为考证当日汉人之名，其译语本为何字，兼采近年外国成说，覆以蒙古旧史之文，以其界说之变迁及涵义之广狭，立一假定之说，以解释之”。他通过对《元史》《华夷译语》《元朝秘史》《蒙古源流》《拉施德书》（《史集》）《史贯》等当时代最重要的汉、蒙、波斯文历史文献中出现的各种与汉、汉人、汉军相关的名称进行细致的排查、比较和分析，大致弄清了“汉人八种”之名目的来历和涵义，从而为人们认识宋、辽、金、元时代中国北方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理解当时之民族认同的复杂性质提供了巨大的帮助。正如他自己所总结的那样，“盖一时代之名词，有一时代之界说。其涵义之广狭，随政治社会之变迁而不同，往往巨大之纠纷伪谬，即因兹细故而起，此尤为治史学者所宜审慎也”。

陈寅恪的另一篇与蒙元史研究相关的论文《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同样是中亚语文学研究的一篇经典之作。地名，即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对于历史和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自不待言，但“历史上往往有地名因其距离不远，事实相关，复经数种民族之语言辗转迻译，以致名称淆混，虽治史学之专家，亦不能不为其所误者，如蒙古源流之灵州宁夏榆林等地名，是其一例”。《蒙古源流》中出现了Turmegei、Temegetu和Irghai等三个地理位置相近的地名，它们不但在《蒙古源流》的蒙、满、汉三种语言版本的对译中就已出现混乱，而且，在《元朝秘史》《拉施德书》《圣武亲征录》《马可波罗游记》和《元史》等当时代各种文字的历史文献中，它们以不同语言和不同形式的名称出现，前辈学人如《蒙古源流》的辑校者和德文译者施密德（Isaac Jacob Schmidt，1779-1847）、《圣武亲征录》的校注者王国维、《马可波罗游记》的编注者亨利玉儿（Sir Henry Yule，1820-1889），还有《蒙兀儿史记》的作者屠寄（1856—1921）、《多桑蒙古史》的作者多桑（Abraham Constantin Mouradgea d’Ohsson，1779-1851）等人对这些地名的认知各有各的说法，也各有各的错误。在那个年代，经常汉学家不懂蒙古文、波斯文，而蒙古学家则不懂汉文，故对这些名称的译写和确认都不得要领。陈寅恪通过对以上这些文本中出现的这些地名及其与它们相关的历史事件的仔细比照和考证，最后考定其各种不同的译名，确认Turgegei即灵州、Termegetu是榆林、Irgai为宁夏。

需要强调说明的是，像解释《辍耕录》中出现的含有多个非汉语名称的“汉人八种”之名目，和确定有蒙、满、汉三种语言文本的《蒙古源流》中出现的这三个地名之确切地望一类的问题，若以乾嘉旧学的方法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它不能仅仅依赖汉文文献，而必须借助蒙元时代的蒙古语和波斯文文献，并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对这些不同语种的文本中出现的相关名称进行细致的对比研究，方才能够使它们一一名从主人。而每一个名称之演变的背后，都有着一段曲折的历史，若能把这些名称放回到它们实际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历史中去考察，对其变化中的历史涵义做出符合时代的界说，则将有助于揭露这一段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历史。傅斯年主张历史研究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还要“以汉还汉、以唐还唐”，这种语文学家和历史学家必须具备的学术精神在陈寅恪这篇文章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能将一个研究“汉人”的问题，和研究元代与西夏相关的几个地名的研究，放在如此广阔的多民族、多语种的历史背景中来考察，能把一个或是汉学和蒙古学的问题放进一个如此国际化的多元和高端的学术环境中来进行对话，这在近百年之后的今天依然还是我们努力中的一个学术方向，所以，说陈寅恪是现代中国蒙元史研究的学术开创者是恰如其分的。他既熟悉东西方蒙古学、蒙古史研究的最新成就，又能直接利用蒙古文、波斯文文献来研究蒙元史，远远超越了洪钧（1839—1893，《元史译文证补》）、柯劭忞（1848—1933，《新元史》）、屠寄（1856—1921，《蒙兀儿史记》）、王国维（1877—1927，《圣武亲征录校注》）等前辈中国学者于这一领域的研究成就。尽管陈寅恪关于蒙元史研究的论述不多，但就其学术方法和水准而言，或都可与世界汉学第一人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作比较，也与同样兼擅蒙古学、满学的德国汉学教授海涅士相仿佛，后者或可能就是陈寅恪在柏林时的蒙文和满文老师。

五

尽管陈寅恪从来不是一位职业的藏学家、藏学教授，但他同样可以被认为是现代中国藏学研究的开创者。1925年，德国柏林大学任命August Hermann Francke为该校历史上第一任藏学教授，同一年，或曾随其学过藏文的陈寅恪离开了柏林大学，他被清华国学院聘为导师，他或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可以称得上是现代藏学家的大学教授。

通常，我们乐于将于道泉（1901—1992）誉为现代中国藏学研究的开创者。与陈寅恪相比，于道泉或是一位更职业的藏学家，他曾为新中国藏学研究的形成和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但是，于先生对中国藏学研究做出的主要贡献，当是他于20世纪50年代初在中央民族学院建立起了中国大学中第一个从事西藏语文教学的学术机构，并培养出了新中国第一批藏学研究的核心人才。而当陈寅恪发表《大乘稻芉经随听疏跋》《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等学术文章时，于道泉还正在雍和宫跟随喇嘛们学习藏语文。于道泉也可算是陈寅恪的弟子，他曾随钢和泰、陈寅恪一起学习梵语文、对勘《大宝积经》，后来他也是在陈寅恪的推荐下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担任助理研究员，并在他指导下专门从事藏学研究的。无疑，陈寅恪远早于于道泉接受了现代藏学的学术训练，并率先发表了具有国际一流学术水准的藏学论文，于中国学界开了现代藏学研究之先河。

《大乘稻芉经随听疏跋》应该是陈寅恪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当时他已经37岁。这篇论文不但标志着他厚积薄发的学术著述生涯的开始，而且它在藏学研究史上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当时敦煌出土古藏文佛教文献研究尚处于草创阶段，陈寅恪在伯希和、羽田亨（1882—1955）和石滨纯太郎（1888—1968）等人前期研究的基础上，确认了不见于汉地佛教载记的吐蕃译师法成的身份、活动年代及其主要译著，还在《西藏文大藏经》中进一步确认了法成所译的唐玄奘弟子圆测造《解深密经疏》之藏文译本，并探究了法成造《大乘稻芉经随听疏》于藏文佛典中的可能的文本源头，提出“今日所见中文经论注疏凡号为法成所撰集者，实皆译自藏文”的观点。陈寅恪最后指出“夫成公之于吐蕃，亦犹慈恩之于震旦”，“同为沟通东西学术，一代文化所托命之人”。这样精彩的断语，今天听来依然振聋发聩，而近百年来世界敦煌古藏文佛教文献研究的成果充分证明陈寅恪当年言之有理，他的远见卓识迄今依然令人钦佩。

陈寅恪另外与藏学研究相关的论著是他专门研究《蒙古源流》系列论文中的两篇。《蒙古源流》自清代被译成满文和汉文后，一直是研究蒙古历史，特别是蒙藏关系史的重要文献。但是，对于不能同时利用其蒙、满、汉三种语文的版本的学者来说，要读懂和利用这部历史资料还是有很大的困难的，因为《蒙古源流》多采藏文历史著作中的资料，经过多种文字的传译之后，其中出现的各种名称都有许多讹误，难以辨明和解读。陈寅恪显然曾经有一个将蒙文《蒙古源流》与清代的满文、汉文译本进行比较研究的远大规划，他要对读这三种文字的文本，并参照当时施密德的蒙文校译本和德文译本，并借助藏文历史文本的译著本，来订正《蒙古源流》各种文本出现的“千年旧史之误书，异地译音之伪读”，以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

陈寅恪研究《蒙古源流》率先做的一个题目是对书中所见吐蕃赞普名号和年代记载的订正。由于《蒙古源流》对于吐蕃赞普之名号、年代和历史的记载都辗转传自吐蕃古史，本来多有舛误，待翻译成满文、汉文时，则又增加更多的错误，是故“综校诸书所载名号年代既多伪误，又复互相违异，无所适从”，于是，陈寅恪便将它们与新、旧《唐书》等汉文史籍中所载吐蕃赞普资料进行比照，复引当时已经德国佛教和西藏学者Emil Schlagintweit（1835-1904）刊布和翻译的《吐蕃王统记》（《拉达克王统记》），即所谓“藏文嘉喇卜经Rgyal rabs者”中有关吐蕃赞普王统的记载，来理清吐蕃赞普之名号和年代，依次校正蒙、满、汉文本《蒙古源流》之各种错漏。尤其可贵的是，陈寅恪利用了北大所藏缪氏艺风堂“拉萨长庆唐蕃会盟碑”拓本，于其碑阴吐蕃文（藏文）列赞普名号中找见了与汉文古籍中所称“吐蕃彝泰赞普”相应的吐蕃赞普的藏文名号Khri gtsug lde brtsan，即《新唐书》中的“可黎可足”，与其年号“彝泰”相应的藏文为skyid rtag，于是，由于古今不同语种文本辗转传译而造成的有关吐蕃赞普名号和年代的种种违误和争议便迎刃而解了，《蒙古源流》所载吐蕃赞普的历史从此变成了有确切名号和年代依据的信史。

陈寅恪《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一文，则以元帝师八思巴造《彰所知论》“与蒙古民族以历史之新观念及方法，其影响至深且久”为出发点，认定《蒙古源流》“其书之基本观念及编制体裁，实取之于《彰所知论》”。他的这篇文章即通过对以《蒙古源流》为代表的蒙古旧史，如何受到《彰所知论》的影响，遂于蒙古族族源“与其本来近于夫余鲜卑等民族之感生说，及其所受于高车突厥诸民族之神话”之上，“更增建天竺吐蕃二重新建筑，采取并行独立之材料，列为直贯一系之事迹。换言之，即糅合数民族之神话，以为一民族之历史”。陈寅恪通过对《彰所知论》和《蒙古源流》的比较研究，考察了西藏历史叙事传统对蒙古著史传统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成功地理清了蒙古人如何层累地建构其祖先和民族历史的过程。与此同时，他还借助藏文《吐蕃王统记》的记载，对《彰所知论》（汉译本）和《蒙古源流》中所列吐蕃赞普及蒙古王族之名号一一做了校正，对《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一文做了更进一步的补充。

像这样类型和水准的藏学研究在当时的中国学界是绝无仅有的，这种能将汉、藏、蒙、满语文宗教和历史文本研究熔于一炉、以小见大的藏学、蒙古学研究，于当时的中国恐怕只有陈寅恪一个人才能够做得到。值得一提的是，陈寅恪上述几篇与藏学相关的学术文章所讨论的问题的出发点其实是汉学或者蒙古学研究，像考定吐蕃彝泰赞普的名号和年代，订正蒙、满、汉文本《蒙古源流》中赞普名号等，其学术意义更在于它们解决了汉学和蒙古学的难题。所以，陈寅恪所做的这种类型的藏学、蒙古学研究，都与汉学研究相关，或更应该归类于中亚语文学（“虏学”）的范畴。这样的研究对学者的语文能力和语文学水准比对单独从事专业的藏学或者蒙古学的学者们有更高的要求。这样的研究在海外汉学家中也只有像伯希和、海涅士这样兼通多种中亚（西域）语文的学者才能把它做好，而陈寅恪是少数几位可以和伯希和、海涅士比肩的兼擅汉学和中亚语文学的杰出学者。

六

令人遗憾的是，陈寅恪似乎很快就不再涉足中亚（西域）语文学的研究了，特别是进入20世纪40年代后，他很少再做有关西域诸民族语文和史地的研究，自称“凡塞表殊族之史事，不复敢上下议论于其间”。究其原因或有很多，其中之一当如其所谓：“寅恪平生治学，不敢逐队随人，而为牛后。”他当年从事中亚语文学研究时的学术参照和对话对象，都是当时世界最一流的学术人物和他们的一流研究成果，如荷兰蒙古学家、藏学家Isaac Jacob Schmidt，德国藏学家、佛教学者Emil Schlagintweit，德国古回鹘语文研究专家Friedrich W. K. Müller，日本西域、“满蒙”研究专家白鸟库吉、箭内亘，俄国突厥学、蒙古学家Vasily Barthold，德国梵文/印度学家路德施，法国汉学、中亚语文学家伯希和等人。陈寅恪所撰写的有关多语种佛教文献和西域史地的研究文章很多都与回应、补充或者订正前列这些世界一流学者们的相关著述有关。而这样的学术条件，在他归国多年之后已不复存在，他不但再难及时获得西方最新发布的学术资料和学术著作，而且就连原来在欧洲时购集的西文学术著作也已经丢失了不少，故从来不甘为牛后的陈寅恪大概只好放弃他曾用力最多的对敦煌出土多语种佛教文献和西域史地的研究。

虽然陈寅恪自己于20世纪40年代初开始已不再专门从事蒙古、西藏、西夏研究了，但他作为中国现代西域语文学研究的开创者，已经对现代中国的西藏学、蒙古学、西夏学和佛教语文学研究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无可替代的重要贡献。而且，值得庆幸的是，他所开创的这几个西域语文学研究领域于中国亦已后继有人，一度出现了相当喜人的进步。中国新一代杰出的语文学、历史学学者如韩儒林、王静如和林藜光等人，也都曾步陈寅恪之后尘；在西方，特别是在巴黎，亲随伯希和等优秀的中亚语文学家接受了很严格的语文学训练，他们自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开始陆续发表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显然比陈寅恪上述学术论文更专业、成熟和精致，很快就超越了陈寅恪在这些领域的学术成就。

中国学者中直接继承和发展了陈寅恪的蒙古学（蒙元史）、藏学和突厥学研究传统的是中国蒙元史学术大家、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韩儒林（1903—1983）。韩先生曾是伯希和的入室弟子，随伯希和接受了中亚语文学的训练，并亦曾在陈寅恪留学过的柏林大学亚洲研究院深造。1936年学成归国后，他即成为继陈寅恪之后中国现代蒙元史研究最重要的开创者，他将以“审音勘同”为特色的历史语言学方法运用于对中国西北民族史地的研究，他于这一领域取得的出色成就超越了陈寅恪。例如，他发表于1940年的《成吉思汗十三翼考》和《蒙古氏族札记二则》等文章从学术选题到史学方法上，都与陈寅恪的《元代汉人译名考》和《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等文章有明显的共性，但显然更专业、更深入。同样，在藏学研究领域，韩儒林也继承和发扬了陈寅恪所开创的学术风气，他的《吐蕃之王族与宦族》一文与陈寅恪研究吐蕃赞普名号的学术方法一脉相承，是陈寅恪《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发表十年之后，最能代表中国藏学研究成就的优秀作品。还有，韩儒林于1936年完成的《突厥文阙特勤碑译注》《突厥文芘伽可汗碑译注》《突厥文日欲谷碑译文》等三篇文章，也是最早专业地将西方突厥学研究成果介绍给中国学术同行们的重要著作。

如前所述，陈寅恪曾于柏林开始学习西夏文，但自称“于西夏文未能通解”，但是他在回国后于中国最先倡导了现代西夏语文研究。严格说来，他所做的西夏学研究都是与他曾经指导过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学生王静如（1903—1990）合作研究的成果。他们师徒曾经一起尝试读解西夏文佛教文本，并合作编写见藏于中国的西夏文文献目录。尽管陈寅恪自己后来未能像他原先设想的那样，在西夏语文和历史研究这一领域内有更多的耕耘和收获，但王静如却成了那个时代世界最杰出的西夏学家之一，更是中国“使西夏研究直上科学道路的首创者”。1932年至1933年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了王静如编著的《西夏研究》一至三辑，奠定了他于国际西夏学研究领域的学术领先地位。1933年，王静如赴欧洲留学，也曾受业于伯希和等西方汉学和中亚语文学大家。1936年，王静如即以他的三卷本《西夏研究》获得了被人称为世界汉学研究之诺贝尔奖的儒莲奖，他于西夏研究领域所取得的优秀成果得到了国际学术同行们的承认。同样，于梵文和佛教语文学领域，进入20世纪40年代后陈寅恪也再没有新的著作问世，然而他所开创的事业并没有中断。曾为钢和泰弟子于汉印研究所学习、工作多年的林藜光，于1933年赴法国深造，长期从事《诸法集要经》（《正法念处经》）之梵、藏、汉文本的对勘、校订、翻译和注释工作，先后出版了《诸法集要经研究》四卷，成为这一领域内的经典著作。林藜光于佛教语文学领域的学术成就和国际影响力无疑超越了包括陈寅恪在内的任何现代中国学术同行们的著作。

最后，或有必要指出的是，尽管陈寅恪是群星璀璨的现代中国人文学术史上最耀眼的一位伟人，是中国现代学术的一名超级英雄，而且，迄今为止他依然还是最受世人膜拜和难以超越的学术偶像；但是，毋庸讳言，陈寅恪的学术影响力基本只局限于中国，他并不是一位世界性的学术大师。陈寅恪于现代中国学术之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在于他把西方中亚（西域）语文学的学术方法和成果引进了中国，使得汉学或者说中国传统的人文学术得以进入一个更大、更广阔的学术空间，变成一个更加专业、规范和现代的学科，并真正成为世界学术的有机组成部分。尽管陈寅恪是一位优秀的中亚语文学家，可他所从事的学术研究主要以汉学和对汉文文献的研究为中心，在学术风格上和他同时代大部分专业的西方中亚语文学学术同行们有明显的差别，故很难进行直接的学术对话和对它们做公平的学术比较。而且，陈寅恪从来没有用汉文以外的文字发表过任何有关佛教和西域语文学研究的作品。

与陈寅恪同时代的那些西方中亚语文学学术大家，绝大部分都是专精于某一个学术领域的文本语文学权威，如路德施、钢和泰、林冶是印度学、印藏佛教语文的专家，以整理和解读梵文、藏文佛教文献为毕生的志业，而Friedrich W. K. Müller则是解读吐鲁番出土古回鹘文佛教文献的开创者和绝对权威，同样以文本语文学的卓越成就著称。于陈寅恪活跃的那个时代，欧洲各国都出现了不少顶级的藏学家，除了或曾是陈寅恪藏文老师的August Hermann Franke以外，还有如英国的F. W. Thomas (1867-1956)、法国的Jacques Bacot (1877-1965)、Marcelle Lalou (1890-1967)和意大利的Giuseppe Tucci (1894-1984)等人，他们无疑都是比陈寅恪更专业的西藏语文学家，其学术事业以整理、解读新疆和敦煌出土古藏文文献和研究藏传佛教文献、历史和艺术为主。由于陈寅恪基本没有从事过直接对梵文、藏文、蒙古文、满文等西域语文文献的整理、精校和研究工作，所以，上述这些中亚语文学大家的学术成就和他的优秀的学术作品没有很大的和直接的可比性。与陈寅恪的学术路径最为接近的应该是西方那些同样对中亚语文学有极大兴趣的汉学大家们，如德国的海涅士、雷兴（战后成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东方语言系的教授）和法国的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1894-1979）等等，他们都曾与陈寅恪有过相对紧密的学术联系。若以纯粹的传统汉学而言，相信陈寅恪的学术水准当都在这几位学术大家之上，然若从“虏学”的角度来评判，则他们的西域语文学水准或也都胜于陈寅恪。海涅士虽然是一名汉学教授，但他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蒙古学和满学研究专家，其杰出的学术成就表现在他对《蒙古秘史》的研究、满语文法的构建和满文历史文献的收集和整理等方面；而雷兴虽然也是一位汉学教授，但他对藏学、蒙古学，特别是藏传佛教的研究也曾是他那个时代的佼佼者，他的经典作品是对雍和宫的藏学、佛学和佛教图像学研究，以及他对藏传佛教格鲁派祖师宗喀巴大师的弟子克主杰所造《密宗道次第论》的翻译和注释。此外，他甚至还编写、出版了一部蒙古文—英文字典。而戴密微的传世之作是《吐蕃僧诤记》，他是世界上第一位利用敦煌出土汉文佛教文献对藏传佛教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事件——“吐蕃僧诤”做出了精湛研究的汉学大家和佛教学者，对藏学和藏传佛教研究的进步有着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当然，陈寅恪所走的将汉学和中亚语文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学术道路，显然与被公认为是世界汉学第一人的伯希和最为相像。伯希和虽以汉学大师名世，但他于法兰西学院之教授讲席则被名为“中亚语言、历史和考古”，此即是说，伯希和于中亚语文学领域的学术成就丝毫不逊色于他的汉学研究。美国著名汉学家薛爱华（Edward H. Schafer，1913-1991）教授曾经对伯希和之汉学研究的伟大和卓越做过如下的总结，他说伯希和的学术“方法的一个典型特色是，追随雷慕沙的榜样，充分发掘和利用大量不同种的东方语言文献，包括属于闪含语、印度伊朗语、阿尔泰语和汉语等不同语系的许多种语言。他有能力以一种史无前例的程度达到了对早期汉语文献的完全的理解，这些文献都程度不等地带上了受亚洲其他高等文化的语言和文献影响的烙印。他不把中国看成是一种自我封闭的、被孤立的文明，而是一种在整个亚洲的语境中形成的文明”。“伯希和的著作还有另一个特点，就是他对书目文献（bibliography，版本目录学）的十分细致和一丝不苟的态度，这在欧洲文化的人文研究中是习以为常的事情，而在东方研究、尤其是汉学研究中却是很少见的。在他之前，一部汉文古籍的任何版本，哪怕是一部千年古书的劣质的木活字刻印本，其中充满了讹误和脱衍，都会被大部分研究者不加批评［校勘］地利用。伯希和为汉文资料的研究引进了一种有理有据的精确性，使得那种粗枝大叶的票友性质的学术遭人唾弃”。

简单说来，伯希和最大的学术贡献就是凭借他出色的语文能力，借助汉语以外的东西方各种不同语种的文献资料，彻底理解和读懂古代汉文文献，并由此而把汉学研究放在整个亚洲文明，甚至整个世界文明的语境中进行考察和研究，从此使汉学成为世界学术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伯希和还将欧洲现代人文学术的科学、理性的语文学学术方法、规范和质量，最大程度地运用到汉学研究的实践之中，使汉学成为一门可与欧洲其他人文学术研究领域并驾齐驱的现代人文学科。尽管在以上这两个方面，陈寅恪的学术或都略逊色于伯希和，但陈寅恪的学术实践和成就对于中国现代人文科学之形成和发展所做出的学术贡献，却完全可以与伯希和对于汉学的进步和汉学的世界化所做出的巨大贡献相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