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中国作家网记者从吴福辉友人处获悉，吴福辉先生今晨（2021年1月15日）突发心脏病，于加拿大逝世，享年82岁。我们遴选了三篇文章：《文学阅读与全民素养》《现代文学馆与我》《<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的写作和我的文学史观》，以怀念吴福辉先生。

吴福辉，1939年生，浙江镇海人。1959年毕业于辽宁鞍山师范学校，1981年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师从王瑶先生）。历任鞍山十中语文教员，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副馆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茅盾研究会副会长。

吴福辉先生是著名的现代文学史家，在海派文学、讽刺小说研究及沙汀、张天翼、施蛰存、钱钟书等作家作品研究上也有开风气之先的成果。他和温儒敏、钱理群、王超冰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及修订本，是中国大陆最具影响力的现代文学史著之一，被全国多数高校中文系选为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教材。吴福辉先生还著有《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和《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1928-1937）》。吴福辉先生的代表作还有传记《沙汀传》、评论集《带着枷锁的笑》《且换一种眼光》《深化中的变异》、海派文学研究专著《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等。此外，他还参与编辑整理《张天翼研究资料》《沙汀日记》等史料文献及《梁遇春散文》《施蛰存作品新编》等作品集。他的论文《现代病态知识社会的机智讽刺》获1982年《十月》文学奖，《大陆文学的京海冲突构造》获1990年上海文学奖，《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获2002年王瑶学术奖首届奖。

文学阅读与全民素养

世界上的事并非后起的就一定进步，而曾经先行一步得风气者也无法保证永远独占潮头。校园里或社会上的文学阅读风气的演变，即是一例。

我没有条件做像样的阅读调查，本文所能涉及的材料只是我的亲闻亲见，主要是对今日学校里文科研究生阅读现状的感受，及对以往1950年代上半期青少年文学阅读的回忆。共和国相对平稳的时段里，连年战争的枪炮声刚刚停歇，人民松了口气，对新政权竭诚拥护，自由度一时颇高，社会的正气、新气、精气神也高。当时整个社会的气氛和学校里爱好文学的气氛相一致。在学校里贯彻的“三好”，第一好不是政治好、学习好，反而是身体好，这与“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也相合拍。如果说共和国有一段玫瑰色的时期，那么此前此后是再无法重复的了。

我记得，那时的中学生不知高考压力为何物，因为差不多的高中毕业生只要家庭不需他立即就业，都能上大学。学生自治能力很强，上完课之后的课余时间教师很少管，学生会和团总支都会帮助同学参加各种活动。我加入的是文学小组、校合唱队，加上挎个画夹子到处去写生。元旦准备的晚会文学因素很浓，比如诗歌朗诵，比如高年级各班自导自演话剧，快板、故事等文字类节目往往是学生自己写的，晚会要一直闹到敲响新年钟声才尽兴。这种演剧和写节目的骨干，每班都有三四位，我叫他们是“永远的文学青年”，就是说不管他们将来是学文学理，是务工务农，到任何时候，始终都是文学爱好者。他们早就不满足于语文课堂(一本语文书发下来几天就读毕了)，也不等教师指定书目，而是到处找书读，这成为他们最大的特点。在校里、区里、市里图书馆办多个读书证，刚刚兴起的工人俱乐部内几乎都包含一个图书馆(文学名著改编的连环画尤其受欢迎)也不放过。人们赶着去参加各种读书报告会、讲演会或大小作家见面会。我初中时开始读学校图书馆里的《鲁迅全集》和开明书店的新文学系列选本，读我父亲借来的“三言二拍”(《水浒》《红楼梦》《老残游记》《格林童话》是小学读的);高中时读苏俄作家、欧美作家、东欧弱小国家作家的作品。开班会担负的讲题是鲁迅如何教育儿童，如何对待海婴，洗浴不避孩子，交代不做“空头文学家”。参加了侦探小说读书小组之后，过团日讲的是侦察员的故事。文学经典作品看多了，不知什么时候就有了翻读文学史的要求。在我们那个东北的中等工业城市能进文学史著作的新华书店，仅有火车站附近一家，我练长跑跑过去需半个小时，几年来居然跑去买了王瑶先生的《新文学史稿》(上下册不是一年出版的)、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一元五角的书费还借了同学三角才凑够，题在扉页上的字赫然还在)，在旧书部配齐了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上下卷)。所以等我1978年考研究生的时候，有的考生说他只读过半本文学史，我手中确实是有50年代出版的这三种文学史的。一个中学生会去买文学史，是知道它可以梳理平时的阅读所得。我中学时代几乎读过《俄国文学史》里从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到列夫·托尔斯泰的大部分经典作品。买《苏联文学史》的时候，高尔基的《母亲》和“自传三部曲”，阿·托尔斯泰的《保卫察里津》和“苦难的历程”三部曲，法捷耶夫的《毁灭》《青年近卫军》，马雅可夫斯基《开会迷》《好》，绥拉菲莫维奇《铁流》，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马卡连柯《教育诗》，费定《城与年》，卡达耶夫《时间呀，前进！》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其时还读不到他的《一个人的遭遇》)，都已读过。那时候读了那么多的苏俄小说现在想来也吃惊，一方面这是向苏联“一边倒”的年代，萧军在东北《文化报》批评苏联红军就算犯了大错，一方面19世纪的俄国文学确实也达到了一个高峰。莎士比亚、狄更斯、歌德、海涅、司汤达、大小仲马、莫泊桑、福楼拜、杰克·伦敦、海明威等也读，但终究没有读苏俄那样热心。当时的读书已懂得精读、浏览之分，据说有人快读，一年的读书量可达千本，我那时年读二三百本大概还是有的。寄宿住校的时间大概有三分之一都用在文学上，但绝不荒废正常课程，很多年我都是“全五分”的学生，有奖状为证。

密切关心当代文艺的进程，自然是阅读的出发点、着眼点。鲁迅之外的现代作家最能吸引青年读者的是丁玲、艾青诸人(我写手记是学丁玲。自己起了个笔名叫“艾茸”，没有用它发表过任何东西，但早期藏书均用此署名)，第一时间读的是王蒙、刘绍棠、刘宾雁、杜鹏程、陈登科、冯德英等。为了文艺要不要“干预生活”，目睹全国读者对苏联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的讨论。还跟着文艺界的风向去啃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后来才去啃“车、别、杜”。而写作的自由度大，语文教师对每一班的“文青”都是网开一面，如我的语文教师便允许我写得长，一篇作文写满一本也无妨。记得一次作文题是改唐诗绝句为新诗，老师同意我把一首诗改成整整一个电影剧本。我们出墙报，写日记和生活手记(至今留有当年写老师、同学、场面、景物的文字片段)，偷偷投稿(把信封剪一个角就可免费寄稿子)，组织各类的读书讨论活动等等。至于社会的文学活动那是校内活动的延长，在公园的露天广场上我听过丁玲讲话，在二中礼堂听于敏做过读书报告，激起我更高的阅读热情。记得就是在我家附近的工人俱乐部期刊阅览室里，读到《文艺月报》登载的钱谷融先生《论“文学是人学”》一文，这已经是1957年之初，快到夏天“清算”阅读的年代了。

重要的是，如此的文学阅读经历是与1950年代一代人的人格、心理的成长紧密相关的。比如最著名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一段保尔·柯察金的话，“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而已。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差不多就是我们青年时代思考“人为什么活着”，建立“世界观”“人生观”当儿，最重要的思想库里的警句之一了。人人会背诵，与喜欢不喜欢文学无涉。它造成了一代人的理想主义和政治进取心，影响太大。同时的文学读物《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绞刑架下的报告》中的献身牺牲精神，《把一切献给党》的高度革命事业心和愚忠是捆在一起的。看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怎么办》，要学民主革命者锻炼意志而睡钉板床的人，也不在少数。这后来就延续成迎着困难上，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的主音。文学，影响到我们对整个“人文学科”的爱好也是显然的，读《史记》，读《马克思传》，读《大众哲学》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读青年修养小册子，文史哲相通，也是这个时候。文学对增进人的全面修养的作用，更因受当时意识形态的推动而膨胀。你很容易知道，杰出的政治家，尤其是最富代表性的外交家，追本溯源原来都是“文青”:周恩来在南开学校演过话剧，陈毅是诗人早期加入文学研究会，黄华是长征途中的画、文高手，乔冠华不折不扣是个秀才笔杆子。以我那一代中学生为例，正巧是在高一高二的学期里完整地学习过四册《文学》课本的(也是学苏联的结果。将《语文》分成《文学》《汉语》两门，单独进行普及型的中国文学史经典作品选读和汉语语法教育)。按照我的体会，每一个高中毕业生如有机会了解祖国的文学发展历史，从《诗经》到当下，知道自己民族、国家的伟大作家和伟大作品，进而具体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实际上是打下了国民应有素养的基础。苏联中小学是九年一贯制，我看过材料，他们九年级的学生要做《安娜·卡列尼娜》人物分析的命题作文，可以想象他们的青年对自己祖国文化的了解是什么程度。50年代的中国青年虽然具有先天的缺憾，少有质疑的精神，他们观察世界的眼光仍嫌狭窄，但与今日的中学生相比，他们全面发展的素养仍是一种优势。

我们曾经生活过的年代，是个政治年代，是个斗争年代，也是少有的文学年代。轻松的调子渐趋沉重，幸亏有文学垫底。领导人写诗，全民写诗，政治搏杀突然扯上《水浒》的评价，或以《红楼梦》学派的争议面目出台，给以后单调、肃杀的历史抹上一点五颜六彩。后来，我们有全民阅读，读《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岩》《红旗谱》《创业史》(一直延续到全民“读”样板戏)。千万不要小瞧了这个阅读，正面的也罢，负面也罢，它们都融进了共和国历史的血液当中，与我们当前社会思想驳杂的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目前所处的是一个政治、工商混杂的转型时代，还是信息智能的时代，却偏偏不是文学时代。金钱的手伸进任何一平方寸的空间，最不应当市场化的教育也遭受严重侵蚀。极度的应试教育使人文教育受到挤压，整体的教育处于畸形(所谓名牌中学就等于考试训练营，喊着拼死口号的学生像是要去赴难)。文学阅读不堪回首，已完全边缘化。按照阅读量计算，近年来我所接触过的大学中文系本科生、研究生，其文学阅读的低下状况不可想象，大概还不如50年代的中学生。(有没有学教育学、心理学、文学的人来做认真的社会调查?)而在中学里，哪里还有“文学爱好者”的踪迹呢?所有学习好的学生一窝蜂进入理科班。真正爱好文科的学生的绝迹，使得文科读研的生源水平极度下滑，他们是应试教育的牺牲品，希图使他们成为未来的大师恐怕比登天还难吧。问起现代文学的博士生读没读过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什么叫“板话”?不知道;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呢，题目里这个“底”是什么意思呢?也是摇头。那你“考博”的时候怎么回答1940年代长篇小说总体特征这道题的?说是背文学史呀，主要背你们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背下了那些长篇的名字、故事的梗概和评价的词句，就可以答了！真没有想到，文学史的学习竟可以代替他们对文学本身的阅读。这让我不禁想起巴尔扎克、莫泊桑写的法国上流社会客厅里，女主人与客人兴致勃勃谈论流行的文学话题时，居然可以没读过原著，依据的只是读者文摘卡片！我们读博的学生，现在也弄成这个样子，许多必看的书只好补读。这还不够，有人还提出因为高考语文的分数是拉不开多少距离的，索性可以不考，以减轻学生的“负担”。我想，出这种主意的教育家或称教育管家，离背叛我们国家民族的文字、文学、文化也就不远了。流弊所及，不是大中学生的文学阅读少读了几本书的问题，而是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他们已经失掉了真正热爱自己民族语言文学的最佳时机，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假如将来充当语文教员和文学教授，可能不过是个教书匠。

自从大陆公民有了可能大批出国旅游之后，国民的文明素养成了用钱买不回来的让我们蒙羞的尖锐问题。教育出了纰漏，不是一年设一个“阅读日”可以解决的。文学阅读的急剧减少，影响到祖国语言、文学的健康延续，影响优秀人才的产生，国民想象力、创造力的发挥，低级趣味的消失等等，甚至决定未来我们孩子的脸上有无书卷气！

文学阅读不是小事。后代的成长固然不必杞人忧天，但不等于我们在这个转型时代可以放弃“责任”，可以无视全社会文学教育付之阙如的危急性。社会转折之前，或转折当中，社会上握有政治权力和知识权力的两种人，应该富有远见地指出发展中的正面和负面可能，并尽量缩小负面作用。假如这两类人无作为，不发声，便要问责，便要查一查我们的制度和渠道什么地方应当检修了。

文学阅读也是社会情绪、心理的一种晴雨表。我相信，青年一代之中“永远的文学爱好者”仍然存在，他们不过是一时隐身，转入地下而已。

2016年6月8日晨改定于小石居

原文刊登于《文艺争鸣》2016年第7期

现代文学馆与我

1981年对我来说是个文学记忆深刻之年。这年3月， 巴金在香港和北京发表了《创作回忆录》之十一， 提出了建立文学馆的动议。查他的《随想录》， 有两篇仿佛孪生的散文即《现代文学资料馆》和《再说现代文学馆》， 可见他对此事的关切、用心之勤。同月稍后， 茅盾逝世， 巴金很快接替了茅盾的中国作协主席的职位。不久， 作协主席团接受巴老倡议， 组建了现代文学馆的筹备委员会。这年年底， 我到作协报到， 罗荪直接和我谈工作分配， 茅盾、巴金这两件事天然地与我发生关联。这一“关联”便像眨了一下眼睛， 近三十年过去直至今日。

我到位于沙滩北大红楼北面、当时文化部大院的中国作协“地震棚”一看， 整个办公地点因陋就简， 我们这个筹委会之下的文学馆筹备小组屋子就挨着司机班。组里已有三人：李枫， 从空军宣传领导部门调来， 是作协副秘书长， 嗜读杂书如命。王乃瑾， 是参加过国庆大典前第一次文代会的进城干部， 没有一点架子。曹琳， 50年代老同志， 兢兢业业有能力。我是第四人。在“地震棚”的院子里， 开过几次筹委会。一共九位委员， 巴金在上海， 冰心年事已高， 其他的曹禺、严文井、唐弢、王瑶、冯牧、张僖等都在会上见到。罗荪是主任委员， 由他这个与巴金长期在上海共事的评论家来主持此事， 真是天造地设一般合适。我们当然是列席兼管会务。那时筹备工作的重心是选馆址、找房子。李枫见无事让我干， 就天天动员我去图书馆看书写作。记得隔些日子就传来消息， 说谁谁谁给找了地方了， 过后却泥牛入海无消息。再几天又叫人兴奋了， 说是古庙潭柘寺如何， 可惜太远一点;颐和园藻鉴堂怎样， 该多古雅、多幽静， 但领导们勘察回来说太小了， 不够用。一年过去， 老是不落实， 巴老才写了后一篇《再说现代文学馆》， 讲八十八岁的叶圣陶已经写好了馆牌， 就不知道挂在哪里。最后终于找到了西三环路畔 (当时刚在铺路) 的万寿寺西院， 就是我们作了15年临时馆舍的地方。当时找着万寿寺不易。这本是京郊的大庙， 清代皇帝在此替母亲做寿， 皇家西出去圆明园、颐和园的时候， 历来作小行宫中途打尖用。所以西院的第五进后照楼， 因住过慈禧， 俗称梳妆楼。西院前后六进， 一直是“总政”歌舞团在这里驻扎使用， 由胡乔木替巴金“化缘”， 难于迁出也要迁出， 这才确定了我们的落脚之处。

记得我们刚进入万寿寺西院， 只占了后面的几进， 前面两进很晚才交到手上。冯振山是作协老办公室的干部， 他调来后自己带头， 建立值班制度。可一共也没有几个男的， 到夜里我多次一个人住在黑洞洞的院子里发思古之幽情， 看着第三进大火后的废墟， 真有一丝害怕。到1982年10月16日， 后照楼西墙门户大开， 在楼底下最大的一间屋子里， 举行了“筹备处”的成立仪式。现在留下的照片， 可见当日团团围坐的有胡乔木、周扬、曹禺、艾青、贺敬之、罗荪、唐弢、王瑶、朱子奇等人。我任记录坐在一侧。发言时， 大作家们都说这是我们现代作家的新家哩， 这个地方传统建筑风格很好， 现代文学虽学习外国但确是具有中国民族气派很相称等等， 表示满意。那天最后由胡乔木挂上了一块竖写的牌子， 上有“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备处”的字样。这标志临时馆址的正式确立。

文学馆真正是白手起家， 接下来花去两年时间用来修缮古建筑， 初步征集、购置现代文学的一部分旧书、旧期刊。馆内初建的图书大库所藏旧版本书籍， 是以“文革”前原中国作家协会资料室的珍贵藏书为基础的。这些书与文化部、文联的书被“革命”了， 混杂在一处， 交涉归还费了好大的力气， 而且由于某些图书的实际归属存疑， 许多明明是作协的书都没有物归原主， 十分可惜。这期间我们创立了作家捐赠书籍、手稿、书信、实物， 不打散而单独成立以该作家命名的“文库”制度， 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征集方式 (比如我们有多少张作家的书桌， 都是用此名义收集的。后来部分拿到香港去展览过) 。另利用古建的有限空间， 开始举办茅盾、老舍的生平展， 这项服务于社会广大读者的文学普及形式， 成为我们后来的主要业务内容。这时的具体领导成员除罗荪、李枫之外， 又增添了杨犁。杨犁后来做了文学馆的第一任馆长。这三位和全体筹委会成员， 现在都已辞世， 他们对文学馆是有功绩的。

到了1985年初， 文学馆具备了开馆的条件。当年1月5日在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上郑重宣布成立的消息。3月26日这天， 文学馆的发起人、名誉馆长巴金亲自主持了开馆典礼。文学馆是巴老的一个理想。他有许多理想， 这个晚年的理想终于在他手里实现了。当他从上海赶来， 坐着轮椅进入万寿寺西院第六进大悲坛的礼堂时， 他是欣慰的。参加典礼的二百多位现代著名作家也是深感欣慰的。连胡风这样复出后几乎不参加什么活动的作家， 也来了。王蒙、巴金、胡乔木先后致词。在大门口终于挂上了叶圣老在目力成双影的情况下书写的馆牌。数天后， 4月4日， 巴金为了见全馆人员又一次来到万寿寺。他一进门就摸出鼓鼓的信封袋， 交代这是来京后得到的稿费现金。并宣布， 在已经捐出15万元 (不要忘掉这是有“万元户”称呼的1985年) 的基础上， 今后将把自己的每一笔稿费， 无论多少， 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 全部作为文学馆的基金捐出。记得那天还请他看了“文库”， 包括他的“巴金文库”。他赠给馆里的自己著作 (包括《家》等代表作品的世界各国译本) 都是他一本本从上海寓所的书架亲自挑选、包好寄出的， 许多都重新题签， 说明书的来历、版本的特殊性等。还有大量别的现代作家送他的签名本， 如鲁迅赠他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 仅印77本国内赠送10本， 给我们的这本， 上有鲁迅亲题的第七本的“七”字。另有鲁迅、郑振铎合作编的《北平笺谱》一函六册， 当年只印100部， 这本是送巴金的第94部， 上面有鲁迅、郑振铎的签名， 第“九十四”三字看笔迹似也是鲁迅的。如今这都是极富文物价值的镇馆之宝了。这次参观后， 巴金继续赠书， 甚至因事必躬亲， 不要李小林等的帮助， 他还在取书时摔了一次。现在馆里他“文库”所藏共8千册珍贵书刊， 还不算他以后赠的书信、手稿等。从这次来京参加文学馆开馆后， 巴金再也没有能到北京来过。这就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望文学馆了， 尽管他的关怀在日后的岁月里从没有一刻停止过。

回忆老馆草创时期， 充满了艰辛。文学馆的领导年龄有些偏大， 造成交接周期稍短。杨犁有夺回失去时间的那股子劲儿， 顶真、严厉， 处处身体力行。在上海出差去见巴老、赵清阁、赵家璧、魏绍昌， 他能坐公交就坐公交， 虽然巴老再三把他的车子让我们坐。住在延安西路美丽园招待所的房子里， 还坚持与我两人一室。后来任命了副馆长刘麟、舒乙做他的助手。到1991年杨、刘两位离休， 李凖为第二任馆长， 舒乙为常务副馆长， 我做助手 (周明到馆时舒乙已是第三任馆长了) 。巴老反复交代， 乘老作家许多还健在， 抢救资料是工作重点。我们就是按此方针办的。给我印象鲜明的是， 冰心、萧乾最操心文学馆， 一幅字画、一枚奖章、一块碑石地把东西送来。巴金、丁玲、老舍、茅盾、萧三、张天翼、周扬等生前或身后的捐献最为丰富。茅盾《子夜》的手稿、闻一多失而复得的《〈九歌〉古歌舞剧悬解》的手稿价值连城。《保卫延安》、《红旗谱》、《青春之歌》的手稿都可“等身”， 有的是十易其稿写出的。尤其是许地山为编梵文字典所抄写的八万张卡片， 岂止“等身”， 摞起来竟有5米多高！还有海外李辉英留下遗嘱给了我们全部藏书。林海音将他们夫妇办的纯文学出版社的全部书籍、他们家族十几个作家林林总总的作品都赠送了一套。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图书馆不远万里送来老舍1920年代在伦敦教汉语的16盘灵格风中文留声机片， 这是中国作家迄今为止存世最早的声音。翻译家高莽的作家画也很有特点， 每一幅都有当事人的题款， 随着越来越多的老一代文人的离世， 弥足珍贵了。我们在那十几年里还尽可能地去给作家拍照、录像、录音。我本人就参加过文学馆一天之内按沙汀访问冰心、访问吴组缃的顺序， 在中央民族学院和北京大学朗润园拍摄的全过程， 至今难于忘怀。我读过孙犁晚年的散文， 那里清楚地记载着文学馆女工作人员冬日访他， 并替他录音的场面。到了上世纪末， 文学馆的专业图书已藏13万册， 文库30多个， 算是初具规模了。

那时的物质条件差， 但大家的精神面貌丝毫不差。我们在搜集现代文学资料的同时， 积极开展文学教育、普及活动。如没有展览厅， 就与附近的北京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前身) 等联合举办巴金、冰心、老舍、丁玲、萧乾、胡风、阳翰笙、沙汀和艾芜、陈白尘、臧克家等十四五个生平创作展。开过青年学者参加的第一届现代文学研究的创新座谈会。条件差到代表就在“庙”里住宿， 每顿饭步行到紫竹院的一个饭铺去吃， 但是现在全国大学中文系的许多学科带头人， 回忆起这个“盛会”还十分神往。在1985年我们不顾自己的经费不足， 毅然接办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从一期补贴五千元到现在继续补贴， 已经过去23个年头了， 我还没有忘记与杨犁到北大镜春园王瑶先生寓所去谈刊物的情景。我在这个文学馆与学会合编的刊物编辑部， 也工作了整整23年。我们还举办过小型多样的学术活动， 发挥我们民间团体的弹性， 把一些别人不便纪念的作家的会， 放到馆里来开。比如在“胡风集团”或一些敏感问题未彻底解决前， 举办过胡风、路翎、聂绀弩的学术研讨活动。我们请过国内外著名学者， 从日本东京大学的藤井省三教授， 到上海的“左联”研究专家丁景唐老， 到馆讲演。我们在北京最早举办学术普及讲演。那时的周末， 馆里小礼堂经常被从通县赶来听讲的热情听众挤得爆满。文学馆的星期讲坛一直延续到新馆， 一度与中央电视台合作， 很有些气候。

这样， 文学馆在万寿寺办了十五年。我们对院子里的楼阁、游廊、古树、青草、松鼠都有了感情， 但最后还是离开了它， 为了文学馆的明天。因为古建筑再好， 是人家的， 而且它有一万条优点却有一条缺陷是难于进行现代化的资料收藏、利用和展示。还是巴老及时为文学馆铺路， 他和冰心都给当时的中央领导人致函， 要求择地另建新馆。这个新馆从芍药居的菜地， 变成今日充满现代民族气派的馆舍， 作协和馆里的上下同仁所付出的汗水， 是无法估量的。2000年的10月， 我们搬进了明亮的有朝气的文学馆。文学气味浓厚的馆舍环境， 多彩的藏品， 管理的提高 (在北京也属首先引入“志愿人员”的单位) ， 展现了新的面貌， 不仅仅是拥有巴金的手印门把、现代文学的玻璃彩画、壁画、作家签名巨瓶， “大师展”、“通史展”等而已。我觉得即使“文库展”一项， 其展出的形式和内涵， 在国内外也是独有的。便是大门一侧熊秉明别出一格的鲁迅塑像， 试想熊秉明既是美术家又是哲学家， 是熊庆来之子， 又是杨振宁从清华到西南联大的同学， 他以80高龄跨山越海来为这尊鲁迅半脸铜像亲手焊接， 这该有多少文化含量， 该有多少故事好讲。新馆的展览、讲演、收藏都上了新的台阶。唐弢五万册极珍贵的藏书， 经与全国兄弟馆的竞争才获得。“唐弢文库”的建立， 标志着文学馆1949年前书刊的收藏大体齐全了。

这样一个挂一漏万的回顾， 十足令我感慨无限。近三十年的文学馆历史几乎就是我的半生， 但她的路比我们个人生命要长。在陈建功第四任馆长的带领下， 有李荣胜 (常务副馆长) 、周吉宜各位的辅佐， 文学馆的前景当会更形明朗。依靠着老一代作家及其家属的慷慨捐助， 虽打下了馆藏的基础， 可“当代文学”50年已成历史， 今后收集资料的任务并不轻， 正是任重而道远。经费虽然有了国家的保障， 但征集文物日益进入文化市场， 大概也很难高枕无忧。文学馆的“硬件”已经相当好了， 现正在建设二、三期工程， 好上加好， 是使人振奋的。所以每当回馆一次， 看到新的房舍又节节拔高的时候， 我总禁不住想在心底说一声：文学馆， 愿你日久弥新呵！

原文刊登于《博览群书》2009第1期

《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的写作和我的文学史观

看到自己花了几年时间参与的这套三卷本200多万字的学术著作《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1915—1949）（下称《编年史》）终于出版，那个心情当然是复杂的。高兴之余也会有遗憾，估计理群君作为总主编的感慨更会深切。我当初参加这个写作集体时，一方面是认识到文学史写作的多元时代已经到来，认识到文学史多样化的可能性终将转化为现实性，所以愿意来书写这样一部颇具特色的、极富魅力的文学史，知道这将意味着是在用我的精力和年龄做一新的挑战；另一方面，因为我刚刚出版了个人著述的《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下称《发展史》），纸张还在发烫，油墨还未干呢，我自问:我有必要马上又跨入一种集团式文学史的长长的写作旅途吗？而且，这部新型文学史的内在理念，同我的搭建未久仍在发烫的文学史架构是否相配，是否没有抵牾呢？

这些想法很快也就在写作过程中被打消了。随着写作的深入，更越发看清了这是一部与我的观念十分契合的文学史:它有些地方比我原先扩展了，有些地方深化了，有些地方虽然各有各的侧重点，角度与视野相异，却远兜远转仍然是相合的。这相合并向前迈进一步之处，至少有三点。

第一，便是所谓的“大文学史”观。这是我们打破了近百年来一直遵守的文学史书写的“苏式”、“欧美式”模式之后，学术界普遍接受的概念。那就是在文学史现象的多元多面表达基础上，于文学内部，要对文学的发生、阅读、接受、传播、交流以至于经典化的过程，都加叙述；于文学外部，要统揽影响了文学的，或文学影响了其他的各种因素，给予足够的关注。这些因素说到底均是文化因素，都是对文学的资源、成因、成熟、衰败、延伸、交汇起相当作用，而不可忽视的。比如文学和现代印刷出版，和新闻业、报刊业；文学和新兴艺术如电影、木刻、报道；文学和外国文化引入（翻译对作家读者的影响还有一个狭角，除了引入还有我们现代文学的输出，向国外的译出情况）；文学和教育（包括文学作品进入教材、进入课堂，甚至社会的文学教育，这些接受都对养成一代读者有关）；文学和学术（一时代的学术思想，正统的或异端的，统统对作者、读者发生潜在作用）；文学和经济（不仅是像《子夜》等直接写到经济生活的作品同经济相关，诸如文学的水准、刊物的质量、读者的购买力也都与一时的物质生产方式及分配方式息息相关）；文学和政治（政治思想、政治运动、政治组织、政治制度的影响，过去我们将他们和文学的关系说成是唯一的，现在我们不能走向另一极端而完全轻视它）。当《编年史》逐渐形成的“广告条目”，按照文学内外的文化联结来构成骨架时，它与我在“发展史”中设立“望平街一福州路:文学环境的转型”、“《阿Q正传》的传播接受史”、“电影艺术与文学交互作用”、“对外国名家应时的整体的接受”、“文人的经济状况和写作生活方式”等章节，同偏于文学文本的分析的章节如“白话新诗、短篇小说的带头突破”、“时代色彩鲜明的长篇小说”“农民一市民:大众文学的全新势头”并置的用意，是相通的。不过因“文学广告”一个个相对独立的节点性，可以造成文学史叙述的机动灵活，文学的文化关系的表现张力也大大增强，所以我们现在看“编年史”的“大文学”味道，它的“外延至文化史”的特色，就越加显著。仅出版社的条目，便有隐形书店如鲁迅为出叶紫、萧军、萧红作品而假设的“奴隶社”，有老牌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有自“五四”延续下来的北新书局，有1930年代特别活跃的开明书店、新月书店、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现代书局、文化生活出版社等（本文举例多出自《编年史》第二卷，下同）。作家生存状态的条目，计有“开明风格”、“叛徒与隐士”、“给作家或社团起绰号”、“茶话与咖啡座”、“四大作家”如何在变化中形成、“北大拉丁区”养成的“精神流浪汉”型文学青年、旧文人的存在、作家之死（包括徐志摩、刘半农、鲁迅之死）等等，非常的丰富，完全不同于过去文学史书写不见“人”的情况。由文化事件入手谈文学的，如“尊孔”、“看萧”（萧伯纳访华）、“定县乡村建设实验”（谈农民戏剧），由经济入手的如“话剧上演税”和话剧职业化等，你无法想像如果是过去的文学史，怎样能够将触角伸展到如此的角落。这即是“大文学史”概念的具体实践，使得文学史成为在文化史中被扩大了的立体的文学史！

这种《编年史》因为是取“文学广告”为切入口，它的结构是貌似零散的小小的“板块”，暗地里却连接了史的四通八达的“线索”。“块”是散点，只要具有文学现象的典型意义，没有太多的限制，便可设出如“丁玲失踪及其长篇小说《母亲》”、“白薇戏剧集《打出幽灵塔》”、“林徽因的眼光”、“女明星和女作家”这样的条目来；而文学史的“线”，就可连成“1930年代女性作家”的内在的“面”。而且不止是一种面向，“丁玲失踪”还可以与“左联五烈士”，和“文艺刊物、作品的查禁”连成左翼文学遭压的文学史线索；“林徽因的眼光”（讲她编《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还可以同“现代书局首创编写《中国文艺年鉴》”、“赵家璧与《中国新文学大系》”、“《世界文库》:中外名著翻译、整理之集大成”、茅盾主编“《中国的一日》”连成“1930年代文学编辑史”系列；即便是“女明星和女作家”一条，也足可以同“电影《春蚕》”、“电影《啼笑因缘》”、刘呐鸥软性电影“《永远的微笑》”构成“1930年代电影文学史”的宏大叙事。所以这种《编年史》的文化史内涵和块线面结合的方式互相激发，要比我的《发展史》更能体现出“大文学史”的特色，在扩大文学史的深广度上有十分有利的条件。难怪《编年史》可以比《发展史》扩展出“女性文学”、“儿童文学”、“游记文学”、“传记文学”等更广大的文学叙述空间来，而两者的精神实质，文学史理念又是一致的。

第二，更接近文学的现场和原生状态。这个问题我在《发展史》里给予了充分的注意。在《发展史》中，叙述者的个人意愿虽然到处存在，但是通过历史材料的部分客观性，各类图表的汇总显示，典型文学年份的“大事记”式的表现方法等，我表达了文学史并不是由文学史家百分之百来主观记述的想法。现在的《编年史》里，经过“以文学广告为中心”和“编年”的处理，极大地提高了文学现场性在文学史叙述中的地位。可以说，迄今为止的所有文学史著作，是再没有如此的原生状态显示了。

若从“以文学广告为中心”观之，这本《编年史》可以说是双重的读者接受史。第一重，即作为历史材料的“广告”本身，便是一种接受。它应当是对“文学史现象”（文学史的基本单位，包括作家、作品、报刊、事件等）最初的读者反映，是比较接近文学现场的读者感应。写“文学广告”的人不外乎是出版机构的编辑、做发行工作的职员，和作家本人。前者如《现代》的编辑施蛰存、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的编辑赵家璧，他们在当时赫赫有名，当然也有许多广告是普通编辑执笔写的；中者像创造社自办出版部之后，大部分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后期创造社小伙计”就都在出版部忙碌，广告由他们来写也就不会太差；后者尤其值得一提，是与出版社关系密切而亲自操刀上阵的名作家，像鲁迅为北新书局及其他出版机构所写的图书广告（以自己的书为主，也有给瞿秋白《海上述林》写的广告等），叶圣陶为开明书店众多新书拟就的广告，巴金为文化生活出版社写的文学书籍广告，那就简直是他们创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价值更是不可低估。总之，就从我接触过的1930年代的文学广告为例，从质量上可分:诚实而具文采、大体实事求是和略显夸大三类，而文字粗糙、态度荒诞不经甚至带有低级商业趣味的广告是很少的。至少比今日的广告要“老实”得多。这些广告的叙述人不仅离文学发生的现场近、相隔时间短，而且大体可归入“可靠”一族，他们的叙述也属“可靠叙事”。第二重读者接受，便是对此“文学广告”的选择和阐释了。“选择”条目，当然有文学史作者一定的思想、知识线迹可寻。“阐释”更其如此。这时离开当年文学现象的发生已相当遥远，一百个作者就有一百种叙述，原来“广告”的历史性和“广告”阐释者的当代性交织在一起，同时便有两个音调在发声:第一重声音保证了“编年史”的原生状基础，第二重则显露出文学史的个别性旋律来。这种文学史是一部和声。

再看“编年”。《编年史》尽管不是大事记（我认为“文学大事记”，或“作家年谱长编”、或“不是为发表目的而写的作家日记和书信”，一般最靠近文学现场，原生状态是最显著的），但将选择的“广告”置入文学纪年序列之后，无形中与我《发展史》的典型文学年大事记可以相类比。纪年广告有其本身的体系规定性，文学广告一旦进入这个序列，一定程度也就摆脱掉过去占统治地位的“单声道”、“全知型”文学史轨道了。

第三，不需全部交给读者现成的、凝固不变的文学史结论。这是我对中国灌输式教育的反省:书籍都是给人用的，熟知专业的基本知识固然是学习的方法之一，但与其记住过多的死板知识，反不如在学习中弄懂方法和获取思想动力来得重要。文学史的学习也是如此。另外，也是出于当前的现状:我们正处于文学史的一个分解的时代。历史的转折甩掉了一部分已然老化的文学史结论，新的综合却还需要历史的沉淀，需要时日。所以尽量提供第一手资料，以供年青的、未来的读者自己“重读”文学史，不断“重写”文学史，是学术正道。因此我写一卷本《发展史》的时候，章节的设置有的只是举例而已:鲁迅的接受史我仅挑出百年经典来谈，老舍的接受史就待程度够的读者自寻自填；小说对新兴的电影叙事节奏的吸取我论及了，从中国“评书”那里学到什么就让读者去思考了。现在的《编年史》的广告和对广告的选择阐释，是两种“作者”（广告作者与文学史作者）评介的实际效应在起作用，它很容易激起读者作为第三种声音加入的欲望。广告之间的空隙大，研究生或青年教师读下来，很容易产生“填空”的动机。这样的给读者留下空白的文学史，是我的一个理想。我只怕留空白留得不好，而不想把那些应留的空白堵死，把读者的思路堵死。《编年史》和《发展史》都是这样留空白的文学史，就像擅长留空白的中国画一样。

这样的《编年史》虽然好读，却仿佛支离破碎了。它的结论没有那么凝固，与繁杂众多的文化领域勾连，体系是开放的，无边的。如何看待这种貌似“零碎”的文学史呢？杂乱，原是历史的本来面目，文学史的原状从来就不是规规整整的。我过去写《发展史》，关于文人在抗战的叙述，年青一代读者能读到救助贫病作家张天翼的实例，发起“千字斗米”运动的史实（一千字换取一斗米的实物稿酬，不要随时贬值的纸币稿酬）和西南联大的教授作家无法养家糊口的实例，它们同洪深全家自杀的事件一样叙述虽然琐碎，却构成了作家生存困境和文人自守的战时写作环境的总体勾勒。在《编年史》里，大家可以读到“冰心要求更正她关于‘普罗文学’的谈话”的条目；看到“学衡派”大将吴宓盛赞茅盾《子夜》，与徐志摩、朱自清、叶公超、浦江清诸人相友善，调整了“五四”时期与新文学家之间的紧张关系的条目（见《学衡》登载新文艺丛书广告和徐志摩之死的两条），就一定会对现代文学家生存的不确定性，有了更深的印象，思考文学史的脑筋也势必复杂起来。而今日看来“芜杂”的历史，很可能就是明日在更大的真实范围内重新显示文学史真相的开始。

也毋庸掩盖《编年史》的缺憾。它究竟只是文学史之一，是有特殊角度的文学史。它已经是多元多方位的了，但不是全方位。严格来说什么是“全”文学史？世界上有没有“全”文学史？都是待考的。由于“大文学史”概念的介入，《编年史》中作品的条目和文学、文化思潮和事件的条目比例，显然前者就会较低。这是我的《发展史》研讨时就提出的问题，即“大”了以后会不会丢失文学史的本性？文学史的最小单位、不可再分割的单位究竟是什么？我们只能等待各色各样的文学史都像“魔鬼”似地放了出来，然后由时间这个严酷的衡量器来做评判、做改进了。

原文刊登于《文学评论》201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