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旦归国后的工资
穆旦与夫人周与良是1953年1月回国的。他们先到香港，再从广州一路北上。在上海站下了一次车，拜访了周与良的姑妈周蕙芳以及巴金萧珊夫妇后继续北上。来到北京后，他本人在教育部招待所住了一些时日，学习并等待分配工作，但据周一良的回忆，那时他也“基本上住在北京家中，夜以继日翻译季莫菲耶夫著的《文学原理》”。5月，教育部分配他去天津南开大学。
天津是他的血地。他中学就读南开中学，大学读的是清华。三校南迁，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组成西南联大，穆旦曾在联大读书，毕业后又留校担任助教，故他对南开大学不陌生。南开大学那时有郑天挺、冯文潜等他的师长和巫宁坤等老友。据巫宁坤回忆，穆旦去南开大学，是在他的“怂恿”下接受聘书的。而我们在教育部征求他分配意向的“回国留学生工作分配登记表”“工作志愿（地区）”一栏看到，天津还真不是他的首选。他填了“北京、华北地区”，北京在前，应是首选。不过，分配他去南开工作，也是他乐意的，毕竟查家和周家的根基都在天津。倒是安排他教书，他心里不免打了一个咯噔。老实说，他口才一般。故在“工作志愿”所要去的“部门”一栏，首填的是“文学研究工作”，其次才是“综合性大学内教书工作”。
穆旦夫妇回国前在火车站与送行的同学朋友合影
穆旦拥有美国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证书。报到后，南开给了他一个外文系副教授的职称。大学副教授的工资不低，笔者2004年2月3日在南开东村曾采访与穆旦共过事的老邻居、历史系教授辜燮高先生，他回忆：
当时教授是分级的，一二级国家聘，三级天津市聘，四级以下学校聘，我和老查都是高教六级，周与良五级，都是副教授，足够我们坐软卧。高教六级的工资是一百四十九点五元。
辜燮高的回忆没错。在一份《查良铮被管制期间主要表现情况及处理意见》（1961年11月22日）的档案材料中，笔者看到有“查原工资系教师级6级149.5元”的记载。而同为副教授的穆旦夫人周与良，因是芝加哥大学博士毕业，被评定为高教五级，工资比起六级来就要高一些。在一份组织填写的“解放后从资本主义国家回国留学生调查表”中，笔者也曾看到“周与良……五级177元”的记载。显然，周与良的工资一开始就比穆旦高一个级别，数额多出27.5元。
穆旦在南开大学外文系担任了甲乙两个班级的英文翻译课，工作量不算重。所教学生的知识水平参差不齐，跟上一代的学生那是无法相比的了。而当时国家采取的是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外语教育中，俄语的地位早已超越英语。穆旦也懂俄语，他俄语的水平是能笔译不能口译，英语既能笔译又能口译，所以他课余选择俄语做书面的翻译，而利用娴熟的英语上讲台谋生。但从他归国后给梁再冰（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女儿）的信以及压制时期的“交代材料”中可以知道，穆旦对教书其实并不喜欢，初试之下，即感到自己不适合吃这碗开口饭。他自谓“无英文口才”，对自己的教书能力也产生了怀疑。任教一个月后，即准备辞去教职。这事还专门向系主任提了出来。辞职原是因为他心里有了决定以翻译文学作品谋生的打算。翻译，出版，拿版税，这是他天真的想法，此举招致梁再冰等朋友的反对和规劝。但此时他已经开始大规模地翻译普希金的诗了。显然，他只怀着有版税进账，生活大致不会发生困难这一乐观的想法，却没有顾及时代严厉的因素。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完全出乎他意料的。
1954年11月，南开大学外文系事件发生，此举被认为对抗系领导。尽管南开大学最终对穆旦的处理网开了一面。但穆旦的工资显然做了大幅度的下调。穆旦本人在“干部工资级别登记表”（1965年5月19日）中填写他1955年也即外文系事件发生后的次年，其生活费（不说工资）只有60元。说生活费而不说工资，穆旦的表述是清晰的。
根据穆旦自填的“干部工资级别登记表”，此后，他的工资逐年有所增加。1956年，提高到行政十八级也即87元。1957年已经恢复到高教六级149.5元。（穆旦所填也并非无误，他填“馆员，6级，149元”。事实上，一九五七年他还不是南开大学图书馆的馆员，他是1958年1月才调去图书馆的。此外，“149元”准确地说应该是“149.5元”。）
周与良曾在《永恒的思念》中写到1959年开始，穆旦“机关管制三年，每月发生活费六十元”。“生活费”又来了。如果对照穆旦的自填工资（生活费）情况，60元的生活费，上面所述，他在“肃反”开始就“享受”过了，而不是开始管制的1961年。当然，从1961年开始，一直到1962年10月，穆旦一直领着这60元的生活费。这个数额，相当于国家各机关单位划定的“右派分子”第三类人。根据当年的文件记载，这类人一般学术上有专长，工作需要，撤销原职，留用察看，降低待遇，下放劳动锻炼，每月领的生活费也恰是60元。从1962年的11月份开始，穆旦又恢复了行政十八级即87元的低工资。此时周与良仍是五级177元。两人相加，不算少，但日常开销仍不敷所用，原因是穆旦家庭吃口多，除了家有四个孩子外，北京还有父母和妹妹的生活费也需要他负担。
1965年，穆旦、周与良与四个子女的合影
某些言不由衷的无耻之徒也许会说：诗人也讲钱吗！这不能不想到鲁迅的著名演讲《娜拉走后怎样》：“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或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要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无论过去或现在，权谋者是知道钱的厉害的，暗暗使一点小手段，紧一紧诗人的口袋，迫使他臣服，压下他那颗总伸向云端的脑袋。不过，有一段时间，穆旦确实可以不考虑工资的多少，那就是1958年之前，他有不少的版税收入。那时巴金的平明出版社出版了多种查译普希金诗集，这份翻译版税迄今难以统计清楚，但数量巨大的印刷量，版税一定在在不少。在这样的情况下，工资下调一点，对他也确乎无所谓，不会妨碍一家人的生活。对此，好友萧珊的看法不无道理。外文系事件后，萧珊曾同时收到他和巫宁坤的来信。萧珊说穆旦对南开大学外文系停办一事根本无所谓，反之，巫宁坤就很焦急。她认为“这跟物质基础很有关系”。但是，1958年后，穆旦的译著已无从出版，这就从根本上断绝了他的很大一部分经济来源，后来连那份组织填写的“解放后从资本主义国家回国留学生调查表”中关于“生活情况如何（收入开支、有无困难）”都做了“家有四个孩子，总收入264.50元，生活不够宽裕。每月要借用，贴补”这样的情况说明。
1958年1月，穆旦调去南开大学图书馆，现在分析起来，这未尝不是他的幸运。图书馆馆长冯文潜，一位老资格，又是周恩来的同学，德高望重，虽然时代的语境大变，但冯先生仍秉承老辈的风范，他对穆旦是爱护和惜才的。穆旦三年监管结束，图书馆立即草拟了一份《查良铮被管制期间主要表现情况及处理意见》书，这份“意见书”主要向上呈请解决穆旦的工资级别问题，其中有这样的文字：
查原工资系教师6级149.5元，管制期间只发生活费60元，解除管制后拟按原6级降至9级，约相当于行政18级发给工资，以上意见是否有当，请批示。
冯先生的惜才表现在他真真切切地考虑到了员工的生活。此外，他还非常明确地表示,“我馆工作需要，将他（穆旦）留在我馆工作”。确实，即使在穆旦最艰难的时期，图书馆也并没有将他一把推出，而是迅速地给上级打报告希望给他增加工资。请注意，这份“意见”所具的时间是1961年11月22日，那时，离穆旦解除管制的1962年1月4日尚有一个半月呢。
针对图书馆提前打出的报告，学校人事科的批复是，于次年“十一月份起按行政18级发给工资”。图书馆的急人所急与学校当局的磨蹭拖拉，恰成一个对照，前者的温情反衬出后者的冷漠。而敏感的诗人，他怎会感知不到这背后种种有意的刁难。
没有资料表明，穆旦此后的工资是否恢复到了最初任教时的高教六级。一般情况下，他是没有这样的机会的。
穆旦归国后，从工作的性质上认定，他是一个单位人，做一份活，领一份工资，吃一口饭，生活的拮据在他也是常态。晚年，他的日记曾记录一个有意思的细节。
1973年，穆旦、周与良于天津睦南道147号
1975年10月6日，芝加哥大学时期的邻居、政治学者邹谠携夫人卢懿庄来天津。当日穆旦日记记载：
去天津饭店（华侨饭店）见邹谠、卢懿庄，有何炳琳同去，下午五时到达，同到鸭子楼晚餐（每人十元餐费），后到旅社又谈一小时而归，九时归。
在鸭子楼共进晚餐，穆旦略带吃惊地记下了“每人十元晚餐”的细节。十元在当时确乎不是一个小数目。这顿饭算下来，若以四人计，价钱自是不菲。经济宽裕不到哪里去的穆旦记下这一笔，应是敏感到了他与国外朋友之间经济上的大差异。
四个月后，穆旦因病卧在家而向南开大学打了一份“申请”，申说家中的实际困难：
……我家现有困难如下：我年已五十八，最近右腿骨折，长子查英传在内蒙插队，次子查明传曾因病休学多年，现在虽在上学但仍有低烧等症，经常须人照料，女儿查瑗在工厂当徒工，除三班倒外，还担任社会工作，很少时间在家，因此家中确有困难。
查良铮 一九七六，二月
（此据手稿图片录入）
这是一份笔者偶然读到的“申诉书”的最后一页，竖写。前页未见，此件是否写到经济上的困难，未知。推测一下，如果查家经济状况良好的话，不是完全可以请人来家照顾吗？显然，查家此时尚开销不起这笔计划外的护理费。
（转载时有删节）
- “防空洞里的抒情诗”[2021-12-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