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增强文学评论的有效性与影响力

一系列专题会议和文章成果串联起2020年度理论批评的话题热点，它们准确地对应、缀连起近年来文学界及全社会对文学评论工作的关切脉络，勾勒出文学理论评论工作不断加强推进的框架格局。理论评论家们也不断调整自己的论说范围和言说方式，试图不断增强文学评论的有效性与影响力。

2020年底，中国作家协会加强文学评论工作会议的召开，受到了文学界的广泛关注。这场会期两整天、规模甚大的文学评论工作专题会议，显示出文学界对文学理论评论工作的高度重视。通过会议期间专家的话题讨论焦点以及会后发表、面世的一系列文章成果，我们不难看到，文学理论评论界正在积极回应时代新变和社会发展对文学评论提出的新挑战、新要求。同时，《文艺报》等报刊以专题形式刊发了一系列关于新形势下加强文学评论工作的文章，形成了集中关注文学评论“本体”的声势和潮流。在这些会议活动及文章成果中被提及较多的一些话题“热点”，可以说是准确地对应、缀连起近年来文学界及全社会对文学评论工作的关切脉络，勾勒出文学理论评论工作不断加强推进的框架格局。

例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通过强化文学评论工作来推动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是理论评论界的工作重点。中国作协及其所属报刊社网积极组织作家、理论家、评论家结合文学实践，围绕文学和时代、文学与人民等议题进行深入探讨。中国文联、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举办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重要论述理论研讨会，《文学评论》等刊物组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等研究专栏，一批成果陆续问世，将研究持续引向深入。董学文的《打磨好文艺批评这把“利器”》等专家文章则集中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评论工作的重要论述展开研究。

再如，文学理论评论与文学创作现场的互动交流问题。文学理论批评有效性的确立，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其文学实践意义上的“在场”。朱国华发表于《浙江社会科学》2020年第12期的《渐行渐远？——论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离合》一文，梳理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涵纳了文学欣赏、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某种文学研究统一体”逐步分化的历史过程、内外原因乃至文学评论自身的分化情况，指出文学批评及文学理论在一些时候容易“滑向自指的、不及物的智力游戏，引向学院内部的文化产品的自产自销、自我循环”，提出了对“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脱钩”现象的忧思。对“离”的反思，亦是指向对“合”的期待。张旭东发表于《读书》2020年第11期的《批判的文学史》一文，虽然是从“文学史”这一具体而高度知识性的范畴切入，但其观念愿景却可适用于整个文学理论批评领域：“经过一个相对漫长的‘专业化’‘学院化’‘体制化’的异化或物化阶段，在其尽头，我们似乎又看到了当年那个精力旺盛、意气风发、相信‘文学就是人学’的文学批评、文学研究和文学史”，而其核心旨趣，乃是“通过文学阐释，在语言、形象、形式和结构空间里，通过批评实践去进行一场思想的战斗”。进而言之，当丛治辰在《一个评论工作者的自我要求与自我期许》一文里说出“我对自己最基本的要求是：要能够理解作家和作品”这样看似“入门级”的话时，其背后其实有着非常“高级”和重要的立意及期许。

此外，备受关注的还有文学理论评论对时代公共生活、大众阅读现场的参与、介入。如何在社会层面提升文学评论（乃至文学整体）的“影响力分贝”，似已成为文学理论评论界广为关切的话题。在李松睿的视野中，“文艺作品关注现实生活，保持对社会问题的介入姿态”是与“坚持人民性”紧密挂钩的（《与时代同行的文学评论》），而文学评论与人民生活有机关联的重要前提之一，便是保持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知识的多元化生产及其差异化格局（汪政《差异化的批评格局与知识生产》）。新媒体时代文学知识的“媒介适应度”，可谓是文学界讨论多年而热度不减的话题，张燕玲的《文论期刊的时代表达》等文从实践角度引出了许多新的思考，单小曦的《文艺的媒介生产——马克思主义文艺生产媒介理论研究》等文则从理论上对此话题不断深化阐释。比“适应”更具躁动能量的话题，是“破界”“出圈”。“第五届收获文学榜”举办了“无界对话：文学辽阔的天空”专题论坛。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青年文学与文化工作坊”则将第一期的主题定为“我们如何‘破圈’：当下青年文学与时代生活”。刘诗宇的《互联网中的当代文学史“隐文”——从豆瓣读书评分说起》以颇为自由的文风，分析了一个颇具价值的现象：“豆瓣”评价系统在当下公共阅读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传统文学评论界对此并不熟悉。这些讨论在文学评论界引起了一定关注。

疫情语境及其思考阐释

关于“文学与疫情”话题的探讨，贯穿了整个2020年。在经过了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信息过载”、观点碰撞的阶段之后，最初的“应激反应”逐渐被“理性思考”和“系统分析”所替代。如今，疫情作为潜在的背景，进入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之中。在未来一段时期内，这种对“微妙和细致的变化”的辨别捕捉、对如何将即刻的经验深化为存在的经验的言说阐释，既是文学创作的任务，也将成为文学评论的任务。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所面对的最重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一。当下世界发展格局和广大人民的日常生产生活，都因为疫情发生了普遍、深刻、巨大的变化。如此重大的事件，其影响必然会传导进文学领域之中，并促使理论评论界就此作出反应、展开言说。在经过了疫情暴发之初“信息过载”、观点碰撞的阶段之后，最初的“应激反应”逐渐被“理性思考”和“系统分析”所替代，文学理论评论界围绕“抗疫文学”相关创作成果以及疫情话题本身，展开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思考讨论。

在书写“疫情经验”、讲述“抗疫故事”方面，诗歌可以说是介入最及时、表现最活跃、成果最丰硕的文体之一（另一种表现突出的文体是报告文学/非虚构文学）。第六届中国诗歌节将“抗疫诗歌的时代担当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作为论坛主题之一。这既是对抗疫诗歌创作成果特色的梳理总结，同时也是“疫情”话题进入文学理论评论言说场域的充分印证。吴思敬在论坛发言中提到，“当特大灾难降临时，人们需要情感宣泄通道，诗歌便是其中最便捷、最迅速的一种”，而文学对疫情经验的书写，最终还应“诉诸人们的理智，呈现一种反思精神”，“强调终极关怀，彰显出生命的尊严”。罗振亚从抗疫诗歌出发，谈及新诗对公共事件的“发声”话题，分析了当下诗歌写作社会目标与审美价值、“外力”与“内力”间的辩证平衡可能。而关于这种平衡，霍俊明在疫情暴发之初写的《“要有光”：非常时期的抒情诗人——关于“抗疫诗潮”的思虑或提醒》一文中说：“一个伟大的诗人还必须具备将个人经验、即时性见闻和社会现实转化为普世性历史经验的特殊能力，亦即一个诗人应该能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神奇的想象并使历史复活……诗人必须时刻提醒自己，诗歌的‘个人功能’‘社会功能’与‘内在功能’尤其是‘语言功能’应该是同时抵达的。”此类思考，具体来自诗歌创作实践，但显然对文学总体都有启发。

《天涯》杂志推出“后疫情时代的生活”文学特刊，《江南》杂志组织“后疫情时代，文学何去何从”专题讨论，韩少功、刘大先等作家、理论家撰文分析“后疫情时代”相关话题。其中许多声音颇具代表性，例如认为疫情时期个体的焦虑感不仅来自疫情本身，也来自话语焦虑和精神焦虑。当代社会值得展开自我反思，寻求新的价值平衡与生活方式。许多作者谈到了疫情危机与“全球化”、数字社会、消费主义间的复杂关系，指出疫情不仅是公共卫生事件，同时也是传播学事件、心理学事件、政治学事件。种种讨论固然角度侧重不同，但仍可看出，一种基本的共识已然在文学界达成，那就是疫情深刻地改变了我们所身处的时间（历史的）、空间（国际局势的）环境，它已经动摇了许多原有的、看似牢固的价值和逻辑，文学需要以更开阔的视角、更高远的站位、更具反思性的姿态，来不断更新调整自身的思维模式及话语结构。

项静在盘点2020年长篇小说时提到，虽然疫情语境下的文学创作在直观内容形态上，相较往年尚未显出明显差异，然而，“创造和阅读故事的心灵却发生了微妙的位移”。这似乎是一种见微知著的（或许也是无意识的）隐喻：文学理论评论对疫情话题及其相关作品创作的关注、言说，已经开始由“直接”“宏大”，逐渐向“间接”“微妙”拓进。这无疑是敏锐呼应了文学创作领域正在发生的变化：疫情暴发初期，疫情主要作为反常的“重大事件”成为文学书写对象；而在国内疫情得到基本控制后，生活秩序在常态化的防疫语境下逐步恢复，疫情转而作为“重要经验”进入文学书写领域。由此而着眼于长期，文学评论也势必面临一个从“直接谈论疫情”向“间接阐释疫情”的转变过程，也就是说，必须要在文学作品的转承与折光中，将疫情经验阐释同文学经验阐释有机结合在一起。不久前，马兵在《2020年中短篇小说：对当下和历史的“深描”以及小说的“弱德”之美》一文中已专门分析过“疫情经验的深度展开”问题，并提到、分析了一些“间接疫情主题”的作品，如弋舟的《掩面时分》、宋阿曼的《然后我们一起跳舞》等。在我看来，在这类故事中，口罩、空荡的花园街道等“中介物”，表现并铺展开疫情期间的日常生活图景和那些亟待当下性阐释的“心灵的微妙位移”，从而打开了文学评论面对疫情话题时具体的、也是“毛细血管化”的阐释空间。可以预见，在未来一段时期内，这种对“微妙和细致的变化”的辨别捕捉、“在疫情的书写中将即刻的经验深化为存在的经验”（马兵语）的言说阐释，既是文学创作的任务，也将成为文学评论的任务。

守正与创新

2020年的理论评论工作，既注重守正，比如对新世纪20年文学的关注与探讨；也注重对一些创新性、前沿性问题的关注，比如对“青年写作”“人工智能”等话题的讨论。由此，我们呼吁作家们克服创作上的惯性和惰性，让文学成为这个丰富时代中一种不可替代的、具有抵抗和守护作用的力量。

2020年是新世纪文学20年，《南方文坛》设置“新世纪20年文艺”专题，发表丁帆、孟繁华、洪治纲、王一川、耿占春、李朝全、王兆胜等专家文章，对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批评、小说、诗歌、报告文学等诸领域分别梳理总结；其他许多刊物也以或综合（如《艺术广角》组织“新世纪文学20年：回顾与观察”笔谈）或专攻（如《诗刊》刊发张清华《狂欢·平权·地理·碎片——关于“新世纪诗歌二十年”的几个关键词》）的方式，积极回顾勾勒新世纪20年文学发展图景。《文艺争鸣》等许多刊物也都设有中国当代文学阶段总结性栏目专题。这类总结梳理，承续并不断深化着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化”进程。

一系列带有“创生”“新兴”色彩的现象话题，也在2020年获得了集中的关注和讨论。中国作协青年工作委员会年初宣告成立，并与《南方文坛》共同主办“新时代青年写作的可能性”研讨会，将青年写作相关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同样以宏大的声势和鲜明的问题意识引起注意的，还有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主办的“青年写作的问题”专题研讨活动。青年作家创作的趋势、成果、特征、未来可能性以及其背后隐藏的问题、不足，近年来明显已成为文学评论界的热点主题。

对青年写作的关注，在根源上来自对当下文学创作“活力充能”、自我突破的期待。由此言之，“青年”因其身份想象的直接性而被赋予了诸多寄托，而许多看似未与“青年”直接挂钩的思考，实际上也显示出殊途同归的关切。“第六届郁达夫小说奖审读委会议”上，王尧表示，当下中国小说总体上并不让他感到满意，小说界需要进行一场“革命”。在《新“小说革命”的必要与可能》一文中，王尧谈到，“九十年代以后小说写作的历史表明，‘写什么’固然是一个问题，但‘怎么写’并没有真正由形式成为内容”，而这样的问题“与小说家和现实、历史之间失去广泛而深刻的联系有关”。曾经，我们的文学是“在历史的变动中产生并以文学的方式参与了历史的重建”，但如今，“现代作家与现代中国变革互动的景观不在”，某种程度上作家和文学正变得沉默，而“作家的沉默，往往是各种能力的退化和萎缩”。对“小说革命”的呼吁，在文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无论由思想、观念、方法观之，还是就风格、形式、技术而言，当下文学创作于稳步提升进步的同时，确也逐渐显示出顽固的惯性甚至惰性。此种惯性和惰性，近年来已越来越频繁地被文学评论界指认和关注，但时至今日，文学创作内驱力不足、思潮不活跃、板结化、同质化的问题依然以不同形式存在。因此“新‘小说革命’”的说法及其相关讨论，其实可以看作是老问题的新聚焦。围绕这一话题的讨论，显然有理由持续深入下去，并进一步拓展其内涵及外延。《时代文学》2021年第1期发表的对谈《当代小说的创新空间还有多大》（邱华栋、李浩、房伟、徐晨亮），便可看作是对此话题谱系的进一步延伸阐发。

足够“新”也足够“重要”的，还有关于“AI时代的文学”的讨论。2020年，《文艺争鸣》推出了“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学与艺术”研究专辑，张定浩的《文学与算法》、黄平的《人学是文学：人工智能写作与算法治理》等文也引起广泛关注。严格来说，AI（人工智能）在宏观历史层面固然属于具有代表性的新事物新技术，但“AI与文学”的话题本身已不能算是2020年意义上的“新”（我在2019年的文学理论评论盘点中已经分析过杨庆祥等人的相关文章观点）。这一话题之所以在今年还能够继续铺展开来，是因为这一小小的裂隙背后潜藏着一整条问题谱系的裂谷，犹如黄平所言，“不是从人工智能开始，小冰这样的人工智能程序，只是将这一问题彻底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具体如写作技术和写作伦理，宏大如主体性危机、技术理性和现代历史问题，都能从AI体内流淌着的二进制数字血液中依次提取出来。如同黄平在《人学是文学：人工智能写作与算法治理》一文中所说，这一话题紧密关涉着人的“抽象化”，“展开来讲，是将人理解为一种数字化的生物存在，也即人是一种通过计算可以把控的赤裸生命”（我们当然会想起《人物》杂志今年那篇现象级爆款文章《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因此，“和对于小冰的诗歌优劣的评判相比，一种更为开阔的文学批评变得紧迫：不在于讨论小冰的诗，而是通过小冰的诗，讨论其背后对‘人’的理解”。

由此延伸开去，我们会意识到，文学——真正的文学——恰恰是数字洪流中一种不可替代的、具有抵抗和守护作用的力量：它执拗地抗拒着抽象与通约，而永远指向自由的、尊严的、甚至不可解的生命。这生命是如此复杂、如此具体，充满了偶然与混沌，却不可以被任何公式替换，甚至难以被真正驯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