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

文学批评理论化，文学理论批评化，成为文学、学术界的一种新的呼声。没有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靠拢、融合，就难以变革、发展文艺学自身，也难以促进、提升整个文学创作。回顾现当代文学历史，文艺学的建构、繁荣，需要有良性的社会、文化、文学环境与条件。首先是文学研究与批评，必须以“文学为中心”，不能无边界地泛化到其他社会科学上去。此外，文学批评要建筑在多样的社会科学特别是哲学、美学的“厚土”上，文学批评才能根深叶茂；文学批评要格外关注作家创作谈理论，发现其中富有创新的理论“萌芽”。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携手合作，才会有整个文学的发展、繁荣。

关键词

文学批评 文学理论 变革与发展

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之间

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距离，说近也近，说远也远。理论阐释上，它们是切近的；批评实践中，二者却常是遥远的。新世纪以来，文学批评得到了空前发展，但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如火如荼的态势相比，却是一片沉闷，水波不兴。大批的文学批评论著、论文成果，难以转化成富有活力和生机的文学理论；保守、滞后的文学理论，不再能影响、指导各行其是的文学批评。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之间，似乎隔着高山大河，迢迢千里。文学批评怎样“生成”文学理论，成为文学界、学术界思考与关注的一个紧要问题。

20世纪被称为“批评的时代”，文学批评乃至文学理论，真正具有了与文学创作并驾齐驱的独立地位。这一潮流也漫延到中国，在新时期文学中，也实现了文学批评与理论的独立性、自主性，这种情势一直持续到今天。众所周知，文艺学或文学学家族，是由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三大分支构成的，三者紧密相依、相辅相成，成就着这一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并推动着整个文学创作的发展。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雷·韦勒克，被称为“文学批评教父”，他在一系列论述中厘清、界定了文艺学的概念、内涵以及相互关系。他明确指出：“‘文学理论’是对文学原理、文学范畴、文学标准的研究；而对具体的文学作品的研究，则要么是‘文学批评’（主要是静态的探讨），要么是‘文学史’。”1“ 文学理论不包括文学批评或文学史，文学批评中没有文学理论和文学史，或者文学史里欠缺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这些都是难以想象的。显然，文学理论如果不植根于具体文学作品的研究是不可能的。文学的总则、范畴和技巧都不能‘凭空’产生。可是，反过来说，没有一套课题、一系列概念，一些可资参考的论点和一些抽象的概括，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编写也是无法进行的。”2这些论述，在文艺学的发展中，逐渐被学界认同，成为一种权威的、经典的论述，它规范着文艺学的良性生长与发展，也协调着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推进着文学创作的前行。这些论述表明，在文艺学的系统中，三个分支地位平等，相互交集，但位置不同、功能迥异。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主要是作家作品，有天然的、直接的关系；文学理论是对文学批评例证、观点的综合、升华；文学史则是依循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思想观念，对某一段文学编年的梳理、概论。在这个三角关系中，文学理论无疑处于高端的“顶点”位置，而文学批评处于底层左端的“端点”位置，文学史则处于右端的“端点”位置。这是文艺学的一个理论模型。在不同的文学时期、不同的文学地域，文艺学的状态、表现，则要复杂得多。

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关系，是整个文艺学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一种关系。二者都是一种理论形态，但前者直接面对文学作品，具有实践性，后者旨在理论，更具理论性。文学批评中的典型案例、艺术经验、思想观念，来自对现实的、历史的作家作品的选择、提炼；而文学理论中的文学总则、内外规律、价值标准等，又源自对众多文学批评的归纳、升华。反转来，文学理论形成的一整套理性规则、思想观念，又规范、指导着文学批评的具体实践。这是一个从实践到理论，又从理论到实践，循环往复的学术逻辑。别林斯基曾把文学批评称为：“一种不断运动的美学。”3就是说文学批评不仅具有理论性、审美性，而且要随着文学创作不断地探索、创新。文学理论家王先霈说：文学批评“它既是一定的文学理论指导下的具体的批评实践活动，同时又常常突破和超越文学理论的羁绊，推动文学理论的发展和更新”4。 文学批评既要准确、深入地把握文学理论的总则、规律，又要恰当、创造性地解读、评价作家作品，还要为文学理论提供典型案例、思想观念。文学批评是一种基础的、实践的学科，但又是一种综合的、高难度的学术事业。

大学科中有小学科，每个小学科又自成一世界。文学批评作为一个学科分支，又是由文学批评、文学批评理论、文学批评史构成的。文学批评就是人们常见的对具体作家作品进行评论的文章。它是文学理论最直接、最主要的生长域。文学批评理论，亦可称为文学批评学，是对文学批评本质、标准、方法以及文体的理论研究，它与文学理论、原理有构架上的相似性。文学批评史则是对某一时段文学批评的发展、演变的梳理、谱写。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史，同样会有相互的、深刻的影响。最常见的文学批评，也有两种样态。一种是研究性批评，即那种考证的、学理的，更有历史性特征的文学批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生产”的研究论文，大抵属于此类。另一种是评论性批评，即那种发现的、评判的，更有当下性乃至文学性特色的文学批评，协会派别、报刊媒体以及作家群落，写作的关于作家作品、文学现象与思潮、文学批评与批评家、创作规律与经验等方面的文章，即属于此类。这类文章数量庞大，文体多样，蕴含着丰富的文学理论萌芽，有的转化成了文学理论思想观念。把文学批评分成两种样态，只是为了论述的简捷、方便。事实上二者往往是模糊、混杂，难以区分的。

1990年代以来，文艺学凭借意识形态的高度重视，乘着高等院校学科的强劲发展，不断生长、壮大。评论队伍逐渐扩张，高校的文艺学、现当代文学硕博研究生，大批充实到评论队伍中。文学评论园地丰富广阔，既往的报纸、刊物，加上各种类型的学报，还有新创办的评论刊物，保障了文学评论的“高产”。文艺学论著、论文、文章，成批产生，有的被编辑成电子文档，在眼花缭乱的公众号上传播。关于当下文学的发展、作家作品的批评文章，在整个文艺学领域显得尤为活跃，长盛不衰。

但在文学批评膨胀式发展中，人们却深刻感受到，文学批评存在着诸多问题乃至危机。一种是部分文学批评的本质、功能在发生变异。文学批评本是一种严谨、公正的学术，它要遵循学术规则和标准，对批评对象作出客观、理性的阐释、评价。但现在有些文学批评，在利益、人情、权力的制约、驱动下，做着违心、逢迎、虚夸的评判，文学批评的独立性、自主性已然消失。这是一种非学术现象，这里不去展开论述。另一种是学术范围内的问题与弊端，“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现象愈演愈烈。一点是学术研究的程式化、规范化，这是人文学科普遍存在的问题。譬如写一篇文学批评，一定要遵循学术规范去进行，弄清研究课题的目的与意义、内容与创新、社会影响和效益等等。至于体例和格式，更是严格而琐细。在这样的学术规训下，批评家对作家作品的感受、感情、感悟，变得支离破碎。鲜活的作家作品，成为论文中的僵尸式例证。而这样的文学研究，是很难发现批评对象中的新思想新观点的，也是不会对文学理论的建构有所贡献的。这样的文学研究与批评，已成为高等院校文艺学的一种通用方法。另一点是学术研究的边缘化、普泛化，离文学的核心问题渐行渐远。当下的文学批评论著、论文，可谓层出不穷、汗牛充栋。但仔细检索就会发现，其关注的问题、范畴，越来越狭小、偏僻，与文学越来越隔膜、遥远。有些文学批评，力图透过文学，探索历史、地域、民俗、语言等方面的问题，这些研究也许是新颖的、有价值的，但已离开了文学。有些文学批评，把文学文本当作文化文本，从中发掘的是大众文化、民间文化、亚文化等方面的内涵与形式。文学批评中的文化批评自然是一种富有价值的批评方法，但当这种批评无限地泛化，取代了文学批评的时候，就值得我们警惕了。199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确实处于一种沉闷、滞后的状态，现有的文学理论，基本停留在新时期文学时期，新的文学理论思想观念、方法方式，很难看到。这与文学批评的程式化、规范化，边缘化、普泛化倾向，有密切关系。

当下文学批评，既有危机也有机遇。危机是面对新的时代、新的文学，它已暴露出自己的种种问题，形势迫使它进行变革、创新。机遇是新时期以来四十余年文学批评的成就、经验、教训，成为一种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源与财富。梳理文艺学的发展历程，探索文学批评的前行路径，成为一种大势所趋的必然选择。

“聚焦”文学本体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

顾名思义，文学批评是一种以文学为本体的学术性研究。以文学为重心、为中心，阐释、评判作家作品，发现文学的规律、奥秘，进而上升到文学理论的层面。即便是对文学批评自身的研究，也要从文学本身出发，始于文学、终于文学。当然，文学批评并不排斥对文学文本中社会、人生、文化、道德等的发掘、研究，但要围绕文学展开，并归结到文学。如果不是以文学为中心，只是把文学中的事件、人物等割取出来，最后又得出非文学的结论，那就只能是一种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而非文学批评的研究了。事实上，在当下的文学批评中，这样的倾向、现象已然很多。韦勒克在论述文学批评时，强调说 ：“我们必须正视‘文学性’的问题，它是美学的中心问题，是文学和艺术的本质。如果这样来看文学研究的话，文学艺术品本身将成为必要的焦点。”5他把文学批评分成“外部研究”，即对文学背景、环境、外因的研究；“内部研究”即文学文本自身的存在方式、文体形式、叙事方式以及表现手段等。二者之中他更重视后者。但不管是“外部研究”还是“内部研究”，都是以文学为“焦点”，探索“文学性”问题的。

文学史的实践证明，以文学为主体和以发展为目的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其功能和作用就能得到充分体现和发挥。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新时期文学，发轫之始，面对着三种文学传统，一种是刚刚过去的极“左”文学思想，一种是“十七年”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遗产”，还有一种是“五四”文学的启蒙、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精神。且三种文学传统，相互缠绕在一起。选择什么样的文学“主义”，成为一个严峻问题。在这样的文学背景下，文学批评直面现实，发表了大量论述、争鸣文章，使真正的现实主义得以确立、深化。文学批评很快转化为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实现了高度融合。正如金汉在《中国当代小说史》中所说 ：“十年来的小说创作，从文学思潮的角度看，大体经历了现实主义的复归——深化——开放性的新发展三个阶段；从小说题材的角度看，则呈现出一条比较明显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的发展线索。”6“伤痕文学”中的《班主任》《伤痕》《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反思文学”中的《剪接错了的故事》《记忆》《蝴蝶》，“改革文学”中的《乔厂长上任记》《人到中年》《新星》等，这些短、中、长篇小说，构成了一个浪潮式的、不断深化的现实主义文学主潮，推动着整个社会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一个文学的高峰期。文学批评在其中发挥了开辟新路、“保驾护航”的作用。如刘心武创作谈《根植在生活的沃土中》、秦兆阳文学理论《解放思想 要用思想》、周介人文学批评《要善于刻画人物的灵魂》、朱寨文学批评《文学的新时期》等，都是当时影响深广的文学评论力作。从此开始，文学批评逐渐摆脱了文学“附庸”的位置，具有了自觉、自主的意识和品格。

如前所述，当下文学批评研究方式上呈现出程式化倾向，有了一整套教条式的条条框框；研究方向上呈现出普泛化倾向，特别是疏离文学研究的泛文化研究。这不仅使文学批评离开了真正的文学，难以起到推进、引领文学的功能与作用；同时也使文学批评难以发现文学中的新思想、新规律、新问题，使文学理论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1990年代之后，文艺学领域依然不断有新课题在讨论，譬如“市场经济与大众文化语境下的文学发展” “文学批评的文化学转向”“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中国当代阐释学的建构”等，在文艺学建构上起了积极作用，但局限于学术领域，与当下文学创作隔着一层，影响甚微。关于文学创作与发展的理论问题也有，譬如“底层文学讨论”，这一话题讨论了很多年，也客观上促进了这一文学类型的创作，但这一课题实际上属于文学题材问题，学术的、文学的含量并不高。譬如“高雅文学与大众化文学争论”，这是中国社会历史转型期一个重大课题，但讨论却自说自话，难以深入。譬如“非虚构写作”讨论，这一观念来自西方文学界，它强调的是描写技法的逼真感、真实性，但在中国的传播、讨论中，扩张成整个文学的一种创作思潮和方法，它与艺术的两大重要特征，虚构性与创造性，恰恰是背离的。如上这些有关文学创作的理论问题，只是一些浅显的、外在的理论问题，价值并不大，讨论也不深入，只是被媒体有意识地放大了。

回顾文学史就会发现，有些文学理论问题，是在长期的、不断的探索、争论中，才得以成熟、完善的。文学批评要持续关注文学创作的变化、发展，提出问题、举出例证。文学理论要及时总结文学批评的经验、思想，生成理论、引导创作。当然二者也可以相互结合，批评理论化、理论批评化。时分时合、可分可合，是文学评论的一种理想状态。譬如“人物与典型的塑造”问题，就贯穿了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时间长达四十年。正如陶东风、和磊所说：“关于人物形象问题的讨论，是当代文艺学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中国当代语境中，它不仅仅是一个文艺创作问题，还牵涉到作家的阶级立场、政治趋向，以及对历史与现实的认识，因此也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7“十七年”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还处于开创、探索时期，关于人物塑造就有过三次大的讨论：如关于“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如“‘正面人物’和‘新英雄人物’”，如“中间人物”的讨论，从这些讨论可以看出，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艰难步履，“左”的文学理论思想的影响。“文革”时期，激进文学变成极“左”文学、阴谋文学，塑造人物与阴谋政治捆绑在一起，变成了“‘根本任务’和‘三突出’”，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被抬到吓人的政治高度。在塑造人物的方法上，设置了许许多多清规戒律。新时期文学，塑造人物再度提上了文学日程，批评家们纷纷发表文章，批判“三突出”“高大全”的极“左”理论，探讨新的时期“社会主义新人”如何塑造。紧接着，伴随着思想的解放、西方文学理论的引进，人物塑造问题被引向深入，上升到典型人物创造的层面。典型人物问题与人物塑造问题，属于同一类型的问题，但前者是后者的强化、提升。现实主义经典作家，对典型问题给予高度重视，把典型问题作为文学理论中的核心问题。“十七年”时期，典型问题就有过持久的讨论和论争，提出了“典型即本质说”“代表说”“个性说”“共名说”等多种观念。新时期文学中，人物形象塑造的深入讨论，推进了典型问题的再度探讨。强调人物形象的主体性，主张人物性格的二重乃至多重组合，陡然深化、强化了人物形象理论，自然延伸到了典型人物理论中。评论家们重新反思典型的个性、共性，认为个性同样可以出典型，典型的内涵应该是开放的、多元的。人物形象、典型形象理论，在新时期得到了空前的丰富、提升。但1990年代之后，逐渐走向消沉、中断。

新时期人物形象、典型形象的文学理论，有力推进了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涌现了数不胜数的出色、成功的人物和典型形象，有的成为文学史中的经典形象，至今依然活在人们的记忆中。

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问题乃至难题。当下中国文学，正处在一个艰难、复杂的转型时期，即从传统的文学转向现代的文学时期。包括文艺学在内的整个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都需要深刻的变革、创新。这样的“革命”早已展开。许许多多理论与创作问题正在产生。有些是老问题遇到了新情况，有些是新问题还未被人们意识到。但文学批评却显得麻木、迟钝。要不不去关注研究文学问题，要不把批评集中在与文学没有关联的技术与泛文化问题上，使文学批评与理论远远落后于时代和文学。文学问题已然堆积在那里。譬如文学如何融入时代、实现自身的转型？譬如怎样处理继承中国古典文学与借鉴西方现代文学的关系？譬如能否熔铸一种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为一炉的现代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譬如如何塑造一种新的人物形象与典型形象？譬如怎样梳理、总结新时期以来著名作家的创作谈理论？这些文学问题、课题，需要我们关注、研究。批评家南帆呼吁：“只有牢牢地盯住文学，文学批评才不至于陷入迷途，糊里糊涂地转到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或者别的什么学那儿去了。所以，这种忠告不仅是对于‘庸俗社会学批评’而言。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每一种批评学派都应当将这一点作为必要的前提。”8

植根在哲学、社会科学的厚土上

文学批评是一种既有感性又有理性的特殊文体，且感性与理性要处理得当。如研究性批评重在理性，评论性批评要情理相融，而印象式批评要突出感性，不同的批评类型有不同的特色。这就要求批评家，一方面要有良好的艺术感觉，丰沛的情感世界，另一方面要有深广的思想理论、开阔的理性视野。思想理论修养上，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关于文学的，如美学、文艺学等；一个是关于人文科学的，如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乃至现代科技等。一个文学批评家，自然不可能成为“百科全书家”，但这些理论学科，都要懂一点。而在所有的人文学科中，更需要的是哲学。因为哲学是科学中的科学，因为哲学与文学批评关系密切。王先霈说道：“文学批评作为一种特殊的‘科学’，具有理性思考的性质。别林斯基曾指出，批评和艺术都体现普遍的时代精神，‘不过，批评是哲学的认识，而艺术则是直感的认识’。文学批评的哲学功能可视为文学批评功能的发展和延伸，文学批评不仅仅是对当下文学现象作出解释和判断，或向读者推荐好书，它会超出具体的文本批评进入哲学层面，通过批评实践和理论思考提炼并形成一定的思想观念与研究方法，在认识世界和认识人生中实现自身价值。”9这就是说，文学批评不能满足于一般的对文学文本的解读、评论，它需要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打通文本世界与精神世界的“通道”，使读者在文学批评中重新观照世界、社会和人生。这样的批评功能，只有哲学能够承担。而当下的文学批评，最匮乏的就是哲学性。

哲学是在众多学科基础上提炼出来的，具有抽象性、反思性、普适性特点，是一种关于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的学说。人们生活在浩瀚莫测的宇宙中，生活在琐碎纷杂的尘世里。人们需要认识宇宙、世界、社会，认识人生、自我、心灵，哲学是唯一的一把钥匙。哲学家冯友兰有言：“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它的功用不在于增加积极的知识（积极的知识，我是指关于实际的知识），而在于提高心灵的境界——达到超乎现世的境界，获得高于道德价值的价值……中国哲学传统里有为学、为道的区别。为学的目的就是我所说的增加积极的知识，为道的目的就是我所说的提高心灵的境界。哲学属于为道的范畴。”10文学就是要表现人在世界、社会、人际、物质中的生存状态。而具有哲学性的文学批评，就有可能通过文学文本呈现出的真实图画、万事万物，揭示出人的生存的真相、规律、奥秘来，引导人们认识、思考社会与人生，达到超越现实的形而上境界。但事实上，真正具有哲学素养的批评家并不多，具有哲学品格的文学批评更少见。

新时期文学批评之所以具有强劲生命和蓬勃力量，就是因为它努力汲纳了哲学思想，具有了深厚根基，强化了哲学功能。譬如“文学主体性批评与理论”，在1980年代中期，形成一个探索、讨论的高潮。1980年代初期，“文学是人学”的命题逐渐深入人心，由此又发展到“人”的主体性问题。此时李泽厚的主体性哲学开始盛行。他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关于主体性的补充说明》等一系列论著，不仅在哲学界引起轰动，而且波及到了文学理论界与创作界。“主体”“主体性”“主体哲学”等概念，引起了文学界的浓厚兴趣与热切研习。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刘再复在1985、1986年发表了《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论文学的主体性》等文章。他认为人是文学的主体，人具有独立自主的主体性，文学研究与批评要把文学中的人作为主人公，作为中心来思考。文学创作也应该把人作为主体去塑造，人是现实的主体，也是历史的主体。这一套“文学主体性”批评和理论，在文学界引发了连锁反响。赞成者、反对者都有。正如高建平主编的《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1949—2009）中概括的：“尽管文学主体性理论存在着逻辑不周严和论述欠妥当的问题，但它对于新时期文论革新的意义还是不可低估的……文学主体论的确立，为新时期更加富有生命力的新型文论体系建立提供了有力的观念前提和方法论依据。”11“文学主体性”理论，也直接促进了文学创作的变革与发展，文学中的人物不再是社会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也不再是外在力量的被动物，而是现实和历史的主人，具有独立的主体性，有着丰富的精神情感世界。新时期文学诞生了那么多逼真、丰富、坚实的人物形象，正是这种“文学主体性”理论催生的结果。同时，批评家的主体性、作家的主体性，这些问题也得到了高度关注和讨论，加强了批评家、作家的主体意识和主体建构。

“文学主体性”理论，被写入了高等院校的文科教材。童庆炳主编《文学概论》，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科教材，其中“文学创作”一章中，有“文学创作的主客体关系”章节，论述了“文学创作的主体”“文学创作的客体”“主客体双向建构”等理论内容，2007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於可训著《文学批评理论基础》，全书十讲，其中一讲是“文学批评的主体性”，系统而深入地论述了文学批评主体性内涵、主体性在批评实践中的表现、如何发挥批评主体的能动作用、主体性与“对话批评”的关系等问题，2014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文学批评需要哲学内涵，是文学批评自身的需要，也是批评实践的需要。哲学是所有学科基础上升华出来的一种理论，具有形而上的性质。批评具有了哲学性，就会使批评的分析、阐释、判断，更加精准、深刻而简练，同时也使批评提高了自身的品格。譬如西方的诸多现代批评理论，不仅充分吸收了西方的现代哲学思想，甚至其本身就是这些哲学的派生物。如精神分析批评，其源头就是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哲学；如结构主义批评，哲学背景是索绪尔开创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如接受美学批评，来自姚斯、伊瑟尔创立的接受美学思想；如女性主义批评，产生于西方妇女解放代表人物肖沃尔特、米莱特等的女权主义思想理论；如文化批评，源流是西方现代五花八门的“文化研究”学术思想。这些批评方法，与现代哲学、美学、心理学都有天然的、紧密的关系，因此在批评实践中显得新奇、犀利、有力。中国文学批评界，也曾作过大力译介、推行，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这些批评方法因了自身的局限，也因为我们缺乏西方的哲学背景，渐渐弃用了。中国文学批评，期待着新的批评方法的诞生。但活跃的文学批评，大都使用的还是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以及部分文化批评的方法，难以产生新的自己的文学批评方法。

文学批评实践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与思潮等。在一些富有哲学素养的作家创作中，常常会蕴含一种哲学性内容和理性。有些作家也许没有读过多少哲学，但他作品中的故事、意境等，不自觉地包含着一种哲理。批评家就要用他的哲学思辨，分析判断作家作品，揭示出其哲学内涵来。譬如新时期以来的不少作家，他们的作品中就包含着某种哲学性内容。如王蒙小说中，既有中国的儒道思想，又有西方的现代哲学思想，且变幻多端。如汪曾祺的小说，深藏着以道家精神为主的儒道佛三种文化精神。如张承志的小说，渗透着伊斯兰宗教意识与宗教激情。没有相应的哲学理论修养，批评家就无法解读、评价。

努力吸取中国古代、现代，西方古代、现代的哲学资源，逐渐形成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并用自己的哲学理念，去阅读、评判作家作品，文学发展，是当下批评家亟待要做的“功课”。

关注作家创作谈中的创新性观念

在文学批评中，作家“创作谈”的位置有点尴尬。作家中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较纯粹的作家，只写文学作品，不写或很少写创作谈之类的评论文字；一种是“两栖”作家，对文学、评论都有热情，甚至既是作家又是评论家，两个领域都有建树。创作谈类型十分庞杂，如作家经历与创作经验，作家作品鉴赏与批评，艺术规律探讨，代表作创作谈等等，均可包括其中。文体也多种多样，评论体外，有散文体、随笔体、序跋体、书信体等。作家经历与创作经验，往往会写成散文或自传，这样的创作谈就不再是批评，应划到文学类型中。一篇创作谈是不是文学批评，衡量的标准是，看它文学的成分重还是评论的成分重，前者可归入文学，后者应放进评论。评论作家作品的、探讨艺术规律的评论，尽可以视为文学批评，不必追究在文体上的“犯规”。

作家创作谈文体，历史悠久，是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它出自作家之手，又是文学与批评的“跨文体”写作，因此人们往往把它算到文学创作中去，需要时又把它拉入文学批评里。其实绝大部分创作谈理性成分很重，且思维敏捷、表达新颖，应当视为真正的文学批评。当然，作家创作谈难免有“创作”的成分，譬如对人生与创作经历的某种“粉饰”，对代表作写前认识的“拔高”，批评家要有理性判断，不能盲目照搬。但一般来看，批评家的创作谈是可以“采信”的、富有价值的。特别是作家中那些优秀的、杰出的，堪称大家的作家，他们的创作谈总是与他们的创作交相辉映，不论是把握文学发展的潮流，还是解读经典作家作品，或是论述艺术创作规律，常常能深入文学的肌理，提出独创性观点，是文学批评中的“精华”，值得格外重视和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许多著名作家一方面创作了博大精深的文学精品，一方面又写下大量新颖独创的评论文章，譬如鲁迅、茅盾、郁达夫、沈从文、钱锺书、李健吾等，其中有几位堪称文学批评大家。他们的创作和批评，引导了现代文学的长足发展。他们的批评文章散见于各种各样的刊物报纸上。199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1917年到1949年，共有三卷150余万字。当代文学史上，作家们同样重视创作谈写作，用他们的评论探索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和道路，讨论文学如何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语言的民族化、大众化问题等等。如周立波、赵树理、艾芜、梁斌、杜鹏程、王愿坚、王汶石等，都发表过很多颇有见地的创作谈文章。1963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谈小说创作》，集中了这一方面的成果。

1980年代，更是一个作家创作谈兴盛的时期。老中青几代作家都热衷于写创作谈以及很标准的评论文章，既推动了文学创作潮流，又促进了文学批评的发展。顺应这种形势，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出版了段宝林编的《西方古典作家谈文艺创作》；1987年工人出版社出版了崔道怡等编的《“冰山”理论：对话与潜对话》（上、下册），汇集了西方26位现代作家论小说艺术的文章，叶君健在序言中说：“他们写的评论，虽然观点各异，但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根据他们的创作实践和感受，观摩、借鉴、思考、探索而产生出来的。因此，这些评论不是抽象的、概念化的、公式化的，而是真实，活泼、言之有物、有见解、有主张的。起到了评论的作用。”12这番话肯定了作家创作谈就是一种评论，而且是一种有特色有价值的评论。1984年到1985年，王春元、钱中文主编的“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其中《美国作家论文学》《法国作家论文学》《英国作家论文学》被隆重推出。这些西方古典作家、现代作家的创作谈文章，冲击、刷新了中国作家的创作思想和文学观念，影响、变革了中国文学批评家的理论思维和批评方法，对文学的改革开放、走向世界，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中国作家的创作谈也受到了很大重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论短篇小说创作》，花城出版社出版的《作家谈创作》（上、下册），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青年作家谈创作》（上、下）、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王蒙谈创作》，花城出版社出版的高晓声《谈创作》等等，都是这一时期文学批评建构中的宝贵资源。

关于文学批评的构成、种类，历来角度不同，观点各异。法国文学批评家蒂博代在《六说文学批评》中，把文学批评分成三种类型，即自发的批评——那种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和鉴赏能力的文学读者的批评，职业的批评——那类把批评当职业的大学文科教授的批评，大师的批评——那些有着杰出创作才能和成就的“大家”“大师”的批评。他说：“伟大的作家们，在批评问题上，表达了他们自己的意见。他们甚至表达了许多意见，有的振聋发聩，有的一针见血。他们就美学和文学的重大问题发表了许多见解。他们的批评是存在的，它也应该象自发批评和职业批评一样，包含一般的特点，如果说这些特点还有些模糊的话，我们有必要做出努力，使它们显露出来。”13蒂博代很看重大师的批评，认为它是有鲜明特征和优势的文学批评，与自发的批评、职业的批评，共同构成了一个文学批评的“共和国”。

在中国新时期中，确实涌现了一些大家、大师级的作家，他们的“大”往往表现在创作上开辟新潮，有代表性的成功作品，并有精彩的创作谈批评文章。譬如王蒙、汪曾祺。王蒙既是杰出的作家，又是卓越的批评家。1980年新时期文学还是以现实主义为主潮的时候，他勇敢地借鉴西方现代派的意识流创作方法，发表了《春之声》《海的梦》《深的湖》等一批标新立异的意识流小说，在社会和文坛上引发了轩然大波，赞成者、反对者、批判者都有之，甚至反对的力量要远大于赞成的力量。他用创作谈的形式，连续发表了《关于“意识流”的通信》《关于〈春之声〉的通信》《对一些文学观念的探讨》《倾听着生活的声音》等，他坦诚，“从某些现代派小说包括意识流小说中所得到的启发”，主张文学“一定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艺术上要兼收并蓄，要自由竞争”。他的创作谈批评获得了众多批评家的认同。从此意识流小说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作为创作方法和具体手法，成为新时期小说中的一种潮流。意识流作为现代小说中的一种，也进入了中国文学理论。汪曾祺是散文、戏剧，特别是短篇小说创作的大家，他的小说写民国年间的生活，写江南的民情风俗，写小人物的平常命运，被列为“主潮之外”的作家。但1980年和1981年《受戒》《大淖记事》的发表，使他声名鹊起。文坛和读者强烈意识到，这种淡雅、温厚的作品，是一种最为纯净、最富底蕴、最有魅力的艺术。其实他秉承、弘扬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废名、师陀等延续的抒情小说路子，他又融入了更多的道家、儒家的文化精神，成为一种新的抒情文化小说。他在这一时期，用随笔手法写了多篇创作谈，如《〈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回到现实主义 回到民族传统》《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等，他反复论述小说散文化、抒情化的重要意义，阐述自己“衰年变法”的艺术追求，说“我大概就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人道主义者”。“我一直以为短篇小说应该有一点散文诗的成分，把散文、诗融入小说。”他的创作谈充分发挥了文学批评的功能和作用，他的创作与批评影响了众多中青年作家，接续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抒情小说的血脉，乃至在新时期文学中生长出一个抒情小说的文学流派。

作家创作谈还有一个特别的价值是，它能切入各种文学门类的深层结构中，揭示出艺术的内在规律与奥秘，启迪更多的作家去探索、去实践，引导批评走进文学、把握艺术。这样的创作谈是对文学本质、规律的认识，是文学理论建构格外需要的。新时期文学中，那些优秀作家的创作谈，受到了作家和文坛的密切关注，有的转化成了有价值的文学理论观点和思想。而1990年代之后，作家创作谈在文学批评的喧嚣中，逐渐被淹没。其实很多有思想的优秀作家，依然探索着变化中的文学，不倦地写出有质量的创作谈文章。如莫言、贾平凹、王安忆、韩少功、阎连科、铁凝、毕飞宇、李洱等，他们的探索与世推移，目光敏锐，已然走得很远，但并没有引起文学批评界的应有关注、研究。文学大厦，是由作家、评论家共同建造的。他们的携手前行，才会有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整个文学的广阔前景。

注释：

1 5 [美]勒内·韦勒克 ：《批评的诸种概念》，罗钢等译，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版，第10、270页。

2 [美]雷·韦勒克、奥·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2页。

3 [俄]别林斯基：《论〈莫斯科观察家〉的批评及其文学意见》，《别林斯基选集》（第1卷），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56页。

4 9 王先霈、胡亚敏：《文学批评导引》，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56、55页。

6 金汉 ：《中国当代小说史》，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4页。

7 陶东风、和磊 ：《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88页。

8 南帆 ：《文学批评手册：观念与实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3页。

10 冯友兰 ：《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

11 高建平主编《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00页。

12 转引自《“冰山”理论：对话与潜对话》（上、下册），崔道怡等编，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

13 [法]阿尔贝·蒂博代：《六说文学批评》，赵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