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坟》：鲁迅绝望的1926年
原标题：《坟》与“坟”：鲁迅绝望的1926年
1926年10月，鲁迅在厦门大学将1907年到1925年所写的文章，编成了一本杂文集，并取名为《坟》;1927年1月，他又坐在厦门大学后山的坟冢中照了一张相，据俞念远回忆，他准备把“这张照片要寄到上海，赶印在那本《坟》上”[1]。这就为我们研究者出了一道难题:杂文之《坟》与照片之“坟”，究竟有没有内在的逻辑关系?如果有，这种逻辑关系又在暗示着什么?鲁迅自己说，“倘是掘坑，那就当然不过是埋掉自己。”[2]而“埋掉自己”，即意味着告别过去。但问题是，鲁迅为什么要告别过去，他要告别过去的“什么”?对此，学界似乎并没有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笔者认为，对于鲁迅而言，1926年注定是个不平凡的年份:疾病缠身、女师大风波、丢掉公职以及流言蜚语，不仅导致了他离京出走去异地谋生，同时更是他思想转型的关键节点。所以，鲁迅这一时期的精神世界，是由“彷徨”堕入了“绝望”。若要合理解释这一历史现象，我们就必须去澄清两个事实:
首先，鲁迅离开北京，与军阀“迫害”无关。1926年3月29日至5月中旬，鲁迅曾在日本、德国和法国医院住了一个半月，学界权威论点都认为鲁迅不是因病入院，而是一种为了要躲避军阀“通缉”的自保行为。比如:(3月29日)“当时《京报》披露段祺瑞执政府将通缉鲁迅等文化教育界人士，在友人敦促下鲁迅入山本医院暂避。”(4月21日)“此时系军阀张作霖的先头部队到达京郊高桥，北京形势又趋紧张，鲁迅在齐寿山帮助下与许寿裳移住德国医院，至23日返寓。”(4月26日)“本日清晨进步报人邵飘萍被奉系军阀杀害，为防意外，鲁迅避居法国医院。”[3]我绝不怀疑研究者的这种论断，出发点是要用“斗争策略”，去维护鲁迅的崇高形象;但三番五次的“避难”，给人的直观印象就是鲁迅胆小怕事，这完全有悖于他刚直不阿的精神人格。况且，“通缉说”都是源自于鲁迅好友的后期追忆，并不是有据可查的历史事实。因为1926年3月19日，段祺瑞政府颁布了一份“通缉令”，上面只罗列了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5人的名字，表示要“一体缉拿，尽法惩办，用儆效尤”。尽管后来《京报》又传出来一份50人的通缉名单，上面列有周树人的名字，但传言终归是传言，我们绝不能够以此为据。2007年，倪墨炎先生经过细致考证，认为这份所谓的“50人名单”，其实根本就不存在。
陈漱渝先生则反驳说，这份“50人名单”的确存在，并引用了许多名人的回忆录，来印证这段有争议的复杂历史。我个人并不关心这个“通缉令”的真伪性，而只关心鲁迅进医院到底是“有病”还是“避难”，因为这事关1926年鲁迅本人最真实的精神状态，同时也是我们研究鲁迅思想转型的重要依据。如果按照陈漱渝的说法，鲁迅先是“躲”入山本医院防止被段祺瑞抓捕，后来又“躲”入德国和法国医院防止被张作霖抓捕，并非是因为自身有病才入院的话，那么他5月份从法国医院出来以后，就不怕被张作霖抓捕吗?而李大钊等人就是1927年初被张作霖逮捕并杀害的，若是他真想抓捕鲁迅的话，恐怕用不着瞻前顾后早就动手了。另外，根据《鲁迅日记》记载，4月13日，鲁迅还到女师大讲学，18日还前往德国饭店吃饭，4月16日、5月5、17、21、24日还前往中大、北大和女师大讲学，可见无论是段祺瑞还是张作霖，都并没有真正想抓他，否则他也不可能那么从容地出现在大学的讲堂上。鲁迅有严重的肺病，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曾对《鲁迅日记》做过一次简单的数字统计，1925年9月至12月，鲁迅记载去过山本医院共20次，而1926年1月也去过两次，后几个月也去过多次。这充分说明他当时确实病得很厉害，是因病住院而不是去医院“避难”。故“避难说”不仅不能使鲁迅变得崇高，反倒会有损于鲁迅的光辉形象。
其次，鲁迅离开北京，也与经济“窘迫”无关。长期以来，学界一直都持有这样一种见解:1925年8月，鲁迅被章士钊解除教育部的公职，造成鲁迅经济上出现了困境，故他不得不为了月薪400块大洋，而离开北京前往厦门大学去异地谋生。比如，陈漱渝就认为鲁迅在北京期间，月收入在200至300元左右，“其中以教育部的官俸为主”，这样才能维持他一家人的正常开支;被章士钊解职以后，鲁迅在经济上遇到了巨大困难，如果不是厦门大学以高薪诱惑，他是不会到那个偏僻的地方去任教的。[4]
按照陈漱渝的说法，如果鲁迅在北京每月有200元大洋以上的收入，他就绝不会离开北京前往厦门;那么查阅《鲁迅日记》便不难发现，鲁迅被教育部解职以后，平均月收入都超过了200块大洋:1925年9月至12月，《鲁迅日记》记载进账款项共847元，平均每月211元;1926年1月至6月，鲁迅总共进账款项1641元，平均每月进账273元。这足以说明鲁迅之所以要离开北京，经济问题并不是主要原因。学界在谈到鲁迅离京的经济问题时，往往都会去引用鲁迅《记发薪》一文中的一段话，“翻开我的简单日记一查，我今年已经收到了四回俸钱了:第一次三元;第二次六元;第三次八十二元五角，即二成五，端午节的夜里收到的;第四次三成，九十九元，就是这一次。再算欠我的薪水，是大约九千二百四十元，七月份还不算。”[5]鲁迅这篇文章写于1926年7月，显然是在记忆上出现了差错，因为笔者也查了一下《鲁迅日记》，实际记载与鲁迅说法出入很大。我们不妨来看一下:1926年1月6日记，“晚收教育部奉泉十七元”;1月20日记，“收教育部薪水泉三十三元”;1月25日记，“夜收教育部奉泉卅三”;2月12日记，“夜收教育部奉泉二百三十一元”;3月26日记，“收教育部奉泉三元正”;5月15日记，“晚教育部送来奉泉七十九元”;6月14日记，“晚收教育部奉泉八十三元”。[6]也就是说1926年1至6月，教育部一共给鲁迅补发了7次工资，而不是《记发薪》中所说的4次，金额一共是479元，而不是199．5元。鲁迅记忆上的误差情有可原，但是研究者不去认真查阅历史资料，只是以《记发薪》一文作为判断依据，这显然不是一种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
在“住院避难说”和“经济窘迫说”之外，还有一种“流言蜚语说”，也是学界推测鲁迅离京的热门话题。所谓“流言蜚语说”，是指鲁迅与许广平两人为了躲避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强大压力，不得不离开北京，去异地开创自己的新生活。笔者认为这一观点，还是比较真实可信的，但是问题的关键，还要看我们怎样去理解。师生恋现象不要说是在20世纪20年代，即便是在现代文明程度较高的当今社会，同样也是一个饱受争议的道德问题，很难被一般的中国人从情感上加以接受。现在还没有资料证明在鲁迅生前，周老夫人对于其与许广平恋情的真实态度，但是有一点我们却完全可以相信，周老夫人是个传统观念极强的中国女性，而朱安又是她亲自为鲁迅所选定的媳妇，所以她是不可能支持鲁迅抛弃朱安而另娶许广平的。
周作人的传统观念也很强，他对鲁迅与许广平两人的恋情，一直都心怀不满且嗤之以鼻，而对朱安却充满了同情心，并极力去维护其合法权益。周作人在许多文章和通信当中，都把朱安称之为“朱夫人”，而把许广平称之为“二夫人”，即许广平在他眼里只不过是一个“妾”，从来就不承认她是鲁迅的“正室”。
与来自于家庭内部的压力相比，社会上则更是谣言四起、沸沸扬扬，川岛就曾回忆说:“我在北京，在上海时，都听到关于他们俩的谣言，说他俩同车赴沪，又同船赴厦，大有双宿双飞之态。”[7]正是为了逃避家庭指责与社会舆论，鲁迅才会来到偏僻闭塞的厦门大学，尽管这里“四周多是语言无味的人物，令我觉得无聊”，但“和在北京的天天提心吊胆，要防危险的时候一比，平安得多”。[8]鲁迅这里所说的“提心吊胆”的“危险”，当然不是指北洋军阀政府的政治迫害，而是指那些来自于社会上的流言蜚语，对于这一点学界现在已无异议。与此同时，鲁迅离开北京也是为了要给许广平一个交代，因为许广平一直都在埋怨鲁迅在情感问题上的软弱，“旧社会留给你痛苦的遗产，你一面反对这遗产，一面又不敢舍弃这遗产，恐怕一旦摆脱，在旧社会里就难以存身，于是只好甘心做一世农奴，死守这遗产。”[9]许广平的埋怨使鲁迅意识到，他虽然不可能给许广平一个正式名份，但离开北京也就意味着离开了朱安，这无疑可以平息一下许广平的抱怨情绪。
笔者个人始终认为，鲁迅与许广平同时离开北京，最后辗转到广州汇合，是他们两人事先商订好了的撤退计划。因为1926年的鲁迅，先后经历了兄弟失和、疾病折磨以及文人相轻的种种打击，思想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他说:“我一生的失计，即在向来不为自己生活打算，一切听人安排，因为那时候豫料是活不久的。后来豫料并不确中，仍能生活下去，遂至弊病百出，十分无聊。再后来，思想改变了，但还是多有顾忌，这些顾忌，大部分自然是为生活，几份也为地位，所谓地位者，就是指我历来的一点小小工作而言，怕因我的行为的剧变而失去力量。这些瞻前顾后，其实也是很可笑的，这样下去，更不能动弹。”所以，他表示愿意抛弃一切“顾忌”[10]，要和恋人许广平生活在一起，而厦门大学的任职邀请，只不过是给了他们一个离京出走的契机而已。由于事先有过详细谋划，故鲁迅在前往厦门的船上，就已经开始向同房间的广东人，打探“从厦门到广州的走法”;而刚刚到了厦门大学二十几天，他又写信给许广平说:“我之愿合同早满者，就是愿意年月过得快，快到民国十七年，可惜来此未及一月，却如过了一年了。”[11]如果不是事先商量好的，鲁迅为什么要打探去广州的“走法”，又为什么“愿”合同“早满”呢?可见那份合同的时间期限，也是鲁迅本人的有意为之。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正题了。鲁迅与许广平之间的师生恋，无疑是促使他离京出走的导火索，但这还不是他出走的真正原因;真正的原因则是，他在经受了疾病折磨与精神炼狱之后，对于中国社会现状所产生的绝望情绪。
鲁迅曾对许广平说，《写在〈坟〉后面》一文，就代表着他那时候的真实心情。[12]这篇文章有四个要点，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其一，他说“我至今终于不明白我一向是在做什么”，即对过去的思想启蒙产生了极大的怀疑，所以他才会哀叹“总之: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阴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其二，鲁迅进一步解释说，他从未想过要做国人的“导师”，更未想过去为别人“引路”，对于自己所做的一切，不过是有感而发并没有明确的目的性，“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其三，鲁迅通过自我反思，发现自己不但没有摆脱传统文化的内在制约，相反“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故他再次感叹像这种思想负重状态，又怎能“以其昏昏”去“使人昭昭”呢?其四，把十几年来所写的文章结集出版，一方面是为了告别过去，另一方面则是“当作一种纪念，知道这小小的丘陇里，无非埋葬着曾经活过的躯壳。”鲁迅在这里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他告别过去的真实目的，就是要让过去的一切都“逝去”，以便开启他自己未来的新生活。[13]《写在〈坟〉后面》一文，实际上就是鲁迅思想转型的公开宣言。
有意思的是，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处，鲁迅还引用了陆机吊曹孟德的诗句来做总结，以示自己绝不会像曹操那样，对已经过去的往事有所留恋。这是一个不容被忽视的重要信息:如果说鲁迅1925年以前是注重思想启蒙的话，那么他用“坟”作为标题，去“埋葬”过去所写的那些文章，则明确表达了他要告别启蒙的强烈愿望。再联想到他坐在坟冢中所照的那张相，也分明是在暗示他已经走出了死亡阴影，并以一种不再惧怕死亡的坦然心态，去迎接即将到来的新生活。因此，1926年以后的鲁迅，公然蔑视一切流言蜚语，大胆地与许广平同居，过起了一种有“家”的正常生活;他开始淡化启蒙而去关注现实，猛烈地攻击社会上一切丑恶现象，即便是“论敌”也一个都不放过，表现出了一种无所畏惧的精神状态。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1926年前后的鲁迅，先是变得“颓唐”，然后又陷入了“绝望”呢?如果从1924年着手，去全面考察鲁迅的思想状态，就不难发现这样一个客观事实:早在《彷徨》《野草》和《朝花夕拾》这三部集子里，鲁迅就已经通过自我反省、生命体验和精神返乡，向社会发出了他思想转型的明确信号。
1926年8月《彷徨》出版时，既没有“序言”也没有“后记”，只是到了1933年3月，鲁迅才写诗一首去追述他当年的真实心境:“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14]该诗虽然出现的比较晚，但却能使我们了解小说《彷徨》的创作意图。“彷徨”二字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同时也被研究者做了无穷尽的过度阐释。但在我个人看来，“彷徨”乃鲁迅重新理解思想启蒙的必然结果。因为《呐喊》是新文化运动高潮期的历史产物，鲁迅由于“听将令”而自觉地参与了思想启蒙，故他对“国民劣根性”的暴露与批判，其深度和广度也是为一般人所无法企及的。但《彷徨》则有所不同，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迅速退潮，鲁迅不仅陷入了“彷徨”，更是在“空虚”与“寂寞”中感到了“绝望”。我们甚至可以这样去断言，“绝望”就是导致他创作《彷徨》的关键因素。理由十分简单，《呐喊》过后的鲁迅，很快便对启蒙阵营感到了失望，“《新青年》的同人中，虽然也很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15];“《现代评论》的作者固然多是名人，看去却很显得灰色，《语丝》虽总想有反抗精神，而时时有疲劳的颜色”[16]。他发现所谓的启蒙精英都“言行不符，名实不副”[17]，故鲁迅不无沮丧地哀叹:“现在知识阶级在国内的弊病，正与古时一样。”[18]
鲁迅对《新青年》阵营和“现代评论派”的评价是否正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对那些新派知识分子已经产生了非常强烈的负面看法;而这种负面看法在小说《彷徨》里，又被鲁迅毫无掩饰地表现了出来。比如吕纬甫、魏连殳、涓生等新派知识分子，都被作者描写得浑浑噩噩、失魂落魄，虽然鲁迅也对他们的人格悲剧深表同情，但其批判指向要明显大于同情色彩。原因就在于吕纬甫、魏连殳、涓生等艺术形象，都是些“言行不符，名实不副”的“新派”人物:吕纬甫不过是拔了城隍庙里神仙的几根胡子，然后便“绕了一点小圈子”回到了原点;魏连殳只是发发牢骚，然后便去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了;涓生渴望借助于爱情而不再寂寞与孤独，可是到头来却变得更加寂寞与孤独。鲁迅之所以如此去描写，就是要意图明确地告诉读者:“五四”以来的启蒙精英，都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人格，他们徒有“新”之虚名而无“新”之内涵，故不可能真正改变旧中国的历史面貌。研究小说《伤逝》，人们都在推测涓生忏悔的真正原因，其实这个问题很好回答，主人公涓生的深深忏悔，就是鲁迅本人的自我反思。鲁迅曾说文学“作品大抵是作者借别人以叙自己，或以自己推测别人的东西”[19]，两者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那么我们也完全有理由去相信，鲁迅就是在借涓生来言说自己。我们不妨来做一比较:涓生“待到孤独枯坐，回忆从前，这才觉得大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须活着，爱才有所附丽。”涓生的“孤独枯坐”，与鲁迅的“彷徨”与“绝望”是一种同构关系，而“爱”又是“五四”时期的启蒙话语，即“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理想诉求;所以把涓生质疑“盲目的爱”，归结为是鲁迅在质疑思想启蒙，这不仅符合他自身的思想逻辑，更是他1926年最真实的一种想法。
“活着”这两个字眼，在小说《彷徨》中显得是那样的突出与凝重，以至于从《祝福》的开篇，就给人留下一种过目不忘的深刻印象:“虽说是故乡，然而已没有家，所以只得暂寓在鲁四老爷的宅子里。”这里首先需要解释一下，《彷徨》中那个叙事者“我”，并非只是故事情节的旁观者，由于“我”不断地参与故事叙事的对话过程，故“我”与主人公之间显然是一种互文性关系———即主人公就是“我”的直接投影，“我”与主人公是一种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比如在《祝福》里，“我”是“新党”祥林嫂是“异类”，故两人均因受到强烈地排斥，而在鲁镇无立足之地;又如在《在酒楼上》《孤独者》里，“我”和吕纬甫、魏连殳是“同学”，三人都是处于“虽说是故乡，然而已没有家”的漂泊状态。涓生独自一人生活在京城的S会馆里，既没有“家”也没有“亲人”，身陷“寂静”与“空虚”的绝望境地，更是鲁迅当时尴尬处境的生动写照。回到作品文本，当失去了“家”和“故乡”的“我”，独自一人坐在“酒楼上”，听着熟悉的乡音却感受不到故乡的热情时，他只能是不无凄凉地叹道:“北方固然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无论那边的干雪怎样纷飞，这里的柔雪又怎样的依恋，于我都没有什么干系。”
《彷徨》中“我”无家可归的凄凉哀叹，其潜台词则是“我”对于“家”的强烈渴望。所以1926年以后的鲁迅，已不再是“盲目”地为启蒙摇旗“呐喊”，反倒是极力想摆脱“彷徨”与“绝望”的精神负重，去同许广平组成一个属于自己的“家”。比如，他在厦门写信对许广平说:“我这几年来，常想给别人出一点力，所以在北京时，拼命地做，忘记吃饭，减少睡眠，吃了药来编辑，校对，作文。谁料结出来的，都是苦果子。”[20]于是他表示不再为别人“活着”，而要“为自己生活打算”。尽管北京的“家”是回不去了，但他执意要建立一个新家，以便让漂泊了大半生的自己，能够有一个安稳的人生归宿。故他“决计不再敷衍了”，表示要尽快离开厦门，到广州与许广平团聚，开始一种普通人的正常生活。
从惧怕家庭和社会舆论，到公开向家庭和社会宣战，支撑鲁迅精神世界的内在动力，并不是什么思想启蒙的人文理想，而是向往“安居乐业”的平凡生活。[21]为了实现这一愿望，他甚至不顾一切流言蜚语，一定要前往广州与许广平“住得更近点，看他们躲在黑暗里的诸公其奈我何。”[22]这样去理解1926年的鲁迅思想，恐怕大多数研究者都难以接受，因为他们只能接受一个作为启蒙者的鲁迅形象，而无法去接受一个作为平凡人的鲁迅形象。不过我个人还是认为，鲁迅对他心上人所讲得那些肺腑之言，要比学界连篇累牍的微言大义更加可信。
“活着”的愿望，在散文诗《野草》中表现得尤为强烈。《野草》创作于1924年至1925年，这一时期的鲁迅因“兄弟失和”而导致了旧病复发，使他在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打击下，经历了一场难以言说的生死对话。
正是由于身陷“绝望”的生存困境，所以鲁迅才会在《野草·题辞》中这样写道:“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腐朽，我对于这腐朽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他还非空虚。”鲁迅这段话的核心意思，是“我”在精神和肉体上，都已经过了一场死亡考验;死亡的生命虽然腐朽了，但它却又孕育出了新的生命，那就是平凡无奇的“野草”。故他说“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恨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23]鲁迅将“野草”和“地面”，构成了截然对立的矛盾两极，并用“爱”与“恨”的言辞表述，去自我解构外界所赋予他的神性光环，即:“我”绝不是什么“振臂一呼，应者如云”的“英雄”人物，也渴望能够像其他人那样安居乐业幸福度日。然而，学界虽然注意到了疾病折磨和精神打击，是构成《野草》中生死对话的主要因素，却又试图人为提升鲁迅“反抗绝望”的思想境界，这无疑是“言说鲁迅”的一大弊端。鲁迅在青少年时代就曾得过肺结核病，并一直都没有得到彻底的治疗。1923年7月“兄弟失和”，不但使他旧病发作，而且变得越来越严重，先后出现了“大发热”“泻利加剧”“浣肠”等身体不适之症状。查《鲁迅日记》，从1923年10月到1926年8月，鲁迅一共去日本医院、德国医院还有法国医院50余次;许多记载都是晚上去医院，可见如果不是病情严重，他为什么要夜里去医院呢?鲁迅说“那时豫料是活不久的”[24]，且早已为“死”做好了准备。《野草》恰恰是创作于鲁迅生病期间，而且其中有些篇幅的写作时间，也与“医院”二字关系密切。比如，1924年9月13日，他前往山本医院，回来便写下了《秋夜》;1924年10月24日，他前往山本医院，回来便写下了《求乞者》;1925年12月14日，他写完《这样的战士》，便前往山本医院;12月26日从山本医院回来，便连续写下了《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腊叶》这两篇文章。
既然“疾病”“医院”和《野草》之间，具有一种密不可分的必然联系;那么我们研究鲁迅这一时期的精神状态，也就不可能背离这种联系去另辟蹊径。首先，鲁迅在病重期间，预料自己“是活不久的”，于是他在《野草》中，便开始了一种死亡体验:如在《死火》里，“我梦见自己在冰山间奔驰”，四周到处都是一片冰冷的世界;在《影的告别》里，“我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只有“黑暗”的世界才真正“属于我自己”;在《死后》里，“我梦见自己死在路上”，并以“死”去反观社会上的世态炎凉;在《墓碣文》里，“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一切人世间苦恼都将伴随着死亡化作尘埃。对于学医出身的鲁迅而言，他当然不会惧怕死亡，而《野草》中的死亡体验，其实正是暗示着他对过去人生的幻灭感。其次，“兄弟失和”是鲁迅旧病复发的直接诱因，那么对于亲情消失的强烈痛感，又强化了他死亡体验的悲剧气氛:如“后园”里那两颗枣树，浑身上下遍体鳞伤，它们只是默默地矗立在那里，凝视着各式各样“蛊惑的眼睛”(《秋夜》);两个赤身裸体的“复仇者”，“也不拥抱，也不杀戮”，它们站在“广漠的原野”中，“以死人似的眼光”盯着对方(《复仇》);“我”虽然眷恋南方雪的粘连性，可是在北方它却变得“如粉，如沙”，因此“我”终于大彻大悟，“孤独的雪”竟是死掉的“雨”(《雪》);而亲弟弟竟忘记了过去的一切，令“我”失去了解释与申辩的最后机会，“我”只能“一并也带着无可把握的悲哀”，把心冰封在寒冷肃杀的严冬里(《风筝》)。由此可见，身体疾病与“兄弟失和”，使1924年以后的鲁迅，情绪变得异常低落。
再者，死亡体验令鲁迅陷入了无比痛苦的思想困顿，究竟应该怎样去面对今后的人生之路，他本人对此显然是持一种十分悲观的消极态度，而《过客》便是他绝望意识的准确表达。散文诗《过客》并不复杂，无非就是描写一个身心疲惫的中年人，与一个老翁和一个女孩的对话过程:“老翁”告诉他前面就是人生之旅的最后终点———坟墓，而“女孩”则告诉他前面是人生之旅的美丽前景———野百合与野蔷薇。鲁迅究竟应该去相信谁?学界曾为此争论不休，但我个人却认为，已过“不惑之年”的鲁迅，当然是更相信那位老翁。因为他自己一再说:“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即“绝望”与“希望”都是一种“虚妄”(《希望》);如此一来反抗“绝望”的鲁迅，也就变成了拒绝“希望”的鲁迅。只有从这一切入角度去看问题，才能真正理解《伤逝》中那句名言:“人必须活着，爱才有所附丽。”因为“活着”是人类生存的前提条件，而“活着”就必须有“家”和“故乡”，这不仅是涓生的人生体验，同时更是鲁迅自己的人生体验。所以，1926年鲁迅才会通过“旧事重提”，去温情追忆他已失去了的“家”和“故乡”。
《朝花夕拾》是鲁迅1926年在北京和厦门所撰写的一本散文集，他自己在“小引”中说:“一个人做到只剩了回忆的时候，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罢”。[25]而这种“无聊”又使他“变坏”，“虽或受着各方面的斫刺，似乎已经没有创伤，或者不再觉得痛楚;即使加我罪案，也并不觉着一点沉重。”[26]至于自己为什么会“变坏”，鲁迅在信中告诉许广平说，由于过去瞻前顾后，太顾忌名誉和地位，结果搞得身心疲惫、狼狈不堪;现在把它们完全抛开，身体也好了许多，“能吃能睡，便是证据”。[27]思想“变坏”而身体“变好”，这无疑反映了1926年鲁迅绝望后的人生转变———即:“我对于名声，地位，什么都不要”[28]，而只要务实性地“活着”，并在追忆往事的过程中，踏上了精神返乡的回归之路。尽管《朝花夕拾》当中有许多篇章，仍保留着鲁迅一贯的战斗姿态，比如《狗·猫·鼠》对于“正人君子”的猛烈批判，《二十四孝图》和《父亲的病》对于民间庸俗的辛辣嘲讽等等;但《朝花夕拾》的叙事格调，从整体上来看，却是以怀念为主，更有文化寻根的浓厚意味。尤其是“百草园”这一重要意象，鲁迅不仅追述了他童年时代的成长快乐，同时也揭示了他人生经验的初始源头———从“长妈妈”所讲述的“美女蛇”故事中，他最早懂得了与人交往不能轻信花言巧语，更不能被对方的假象所迷惑;跟着闰土的父亲学习“捕鸟”技巧，又使他明白了万事都需要有耐心，急于求成则会欲速不达。最令人称奇的则是，曾经被他批判和否定过的“鲁镇”民俗，也在《朝花夕拾》里有了客观公正的理性认识———“二十四孝图”固然是迂腐之极、荒诞不羁，然而“五猖会”却热闹非凡、令人神往:骑马的“塘报”，举竿的“高照”，还有那些“抬阁”“马头”，浩浩荡荡好不热闹;“五猖会”上最可爱的形象，当属那个幽默诙谐的“活无常”，“单是那浑身雪白这一点，在红红绿绿中就有‘鹤立鸡群’之概。”鲁迅对“百草园”的追忆、对“五猖会”的赞叹，其本质上就是对“故乡”和“故乡”文化的一种认同，正像法国人类学家哈布瓦赫所说的那样:“只有把记忆定位在相应的群体思想中时，我们才能理解发生在个体思想中的每一段记忆。[29]”这充分说明，“记忆”不仅勾起了鲁迅本人的思乡之情，同时更是表达了他精神返乡的强烈愿望。
精神返乡与文化寻根作为《朝花夕拾》的叙事中心，自然会促使鲁迅去重新认识“故乡人”以及“故乡”经验，并在这种“重识”的过程当中，去重新塑造一种“鲁镇人”的艺术形象。比如同样是中年农民，《故乡》里的闰土脸色灰黄、神情木讷，“仿佛石像一般，他大约只是觉得苦”;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的闰土父亲，则热情开朗、待人真诚，即便是对待一个顽皮的孩子，也是充满着爱心和耐心。再如，同为中年女性，《故乡》里的杨二嫂油嘴滑舌、巧言令色，表面上阿谀奉承骨子里却十分贪婪，不仅想搬走鲁迅家的日常用具，临走时还“顺便将我母亲的一副手套塞在裤腰里”;而《阿长与〈山海经〉》里的长妈妈，则热心替他人着想，知道迅哥儿想得到《山海经》的连环画，便想方设法帮他弄到手。
从正面去理解“故乡人”，到正面去理解“故乡”文化，鲁迅回归“故乡”的主观意图，在《朝花夕拾》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尤其是《无常》这篇文章，鲁迅虽然是在借“下等人”去讽刺“正人君子”，但其真实意图则是通过这种“讽刺”，去表达自己对于故乡文化的强烈认同感。他认为“迎神会”是一种民间由来已久的文化现象，并非是乡民们愚昧无知的迷信活动;由于普通老百姓发现“阳间”社会里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公正”与“公平”，故他们只能装神弄鬼到阴曹地府里去寻找公正与公平。所以，鲁迅把“迎神会”的性质，归结为是一种乡民意愿的表达形式;他认同这种表达形式，又意味着他认同了“故乡”智慧和“故乡”经验:那些“下等人”既不会咬文嚼字说些什么神奇“妙语”，又没有什么拯救他者脱离苦海的宏大理想;他们的人生目的非常简单，无非就是“求婚，结婚，养孩子，死亡。”因此在鲁迅本人看来，“活的‘正人君子’只能骗鸟”，而务实的“下等人”则令人敬佩。何谓“正人君子”?用鲁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胡适、陈源等留洋归来的北大教授;由于他们大都是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故“‘正人君子’只能骗鸟”一句则表明了鲁迅同他们分道扬镳的决绝态度。不再相信“正人君子”而去认同“故乡”文化与“故乡”经验，也就意味着鲁迅开始重新去审视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这与他在“五四”初期的激烈反传统，形成了不可同日而语的极大反差。因此1926年的鲁迅，通过“彷徨”“绝望”与“反思”这一路径，并在“家”和“故乡”的引导之下，开始了他走向新生活的思想转型。
结语
鲁迅的1926年，既是绝望的一年，又是希望的一年。“绝望”是指他因《彷徨》而决意要用《坟》去埋葬自己过去的《呐喊》，“希望”则是指他由《朝花夕拾》而滋生出了一种新的生命《野草》。所以1926年8月，鲁迅和许广平两人携手离开了北京，他们远行的目的就是渴望能够像普通人一样，在一个没有世俗偏见的新环境里，去“安居乐业”并快乐地“活着”;他坐在坟冢中所照得那张相片，也是在明确地昭告世人，“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一个全新的鲁迅即将诞生，是鲁迅生命历程的真实写照。比如1926年以前，鲁迅自称因“听将令”而走上了以思想启蒙为目的的小说创作道路;但1926年以后，他又因对启蒙失望而放弃了文学性创作。至于为什么会产生这样明显的思想变化，鲁迅自己所给出的答案则是:“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他甚至表示自己现在，更“愿意听听大炮的声音，仿佛觉得大炮的声音或者比文学的声音要好听得多似的。”[30]鲁迅后来还曾解释说，《彷徨》是他文学创作的历史终结，“此后就一无所作，‘空空如也’。”[31]“一无所作”当然是一种自谦之词，鲁迅在他的后十年里，毕竟还写过十多本杂文集，字数总量也是前期写作的数倍之多。不过单就文学性创作这一方面而言，除了一本颇有争议的《故事新编》，鲁迅后期确实再也没有写出更多文学性强的作品，特别是虚构文学，故他自嘲“一无所作”也是真实可信的。在鲁迅那里，“文学无用论”就是“启蒙无效论”，他不仅自己这样认为，临终前还给儿子留下遗嘱，告诫海婴待到长大成人，“倘无大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32]这是多么决绝的一种姿态。
笔者之所以将杂文之《坟》与照片之“坟”联系在一起，就是要去深刻揭示鲁迅从“彷徨”到“绝望”的思想变化，即:1926年以后，鲁迅明显地将他的批判矛头，由传统文化转向了现实社会，这是最为直接的一个证据。若要真正理解鲁迅绝望的1926年，必须正确理解“反抗绝望”———鲁迅究竟是“反抗”以后不再“绝望”，还是他通过“反抗”感到了“绝望”?我个人倾向于后一种解释，因为它可以为我们还原一个真实的鲁迅。
注释
[1]俞念远:《我所记得的鲁迅先生》，1936年6月1日《西北风》杂志第3期。
[2][13]鲁迅: 《坟·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下同) ，第283、283－287页。
[3]可参见《鲁迅全集》第 14 卷第 594 页的注释［8］，597 － 598 页注释［4］和［6］。
[4]陈漱渝:《鲁迅在厦门大学(上) 》，《文史精华》2013年第10期。
[5]鲁迅:《华盖集续编·记“发薪”》，《鲁迅全集》第3卷，第354页。
[6]鲁迅:《日记·十五〔一九二六年〕》，《鲁迅全集》第14卷，第583、585、585、589、591、599、 603 页。
[7]川岛:《和鲁迅相处的日子》，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1页。
[8][9][10][11][12][20][21][22][24][27][28]鲁迅: 《两地书·厦门—广州》，《鲁迅全集》第11卷，第152、220、221、134、222、176－221、134、258－259、221、134、279页。
[14]鲁迅:《集外集·题〈彷徨〉》，《鲁迅全集》第7卷，第150页。
[15]鲁迅:《南腔北调集·〈守常全集〉题记》，《鲁迅全集》第4卷，第523页。
[16]鲁迅:《两地书·北京八》，《鲁迅全集》第11卷，第32－33页。
[17]鲁迅:《华盖集·十四年的“读经”》，《鲁迅全集》第3卷，第129页。
[18]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关于知识阶级》，《鲁迅全集》第7卷,第190页。
[19]鲁迅:《三闲集·怎么写》，《鲁迅全集》第4卷，第23页。
[23]鲁迅:《野草·题辞》，《鲁迅全集》第2卷，第159页。
[25]鲁迅:《朝花夕拾·小引》，《鲁迅全集》第2卷，第229页。
[26]鲁迅:《华盖集续编·海上通信》，《鲁迅全集》第3卷，第401页。
[29]［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3页。
[30]鲁迅:《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第3卷，第417、423页。
[31]鲁迅:《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 4 卷，第456页。
[32]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死》，《鲁迅全集》第6卷，第61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