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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当代文学传媒史料的整理与研究，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学术积累为基础。从文学史料的介质类型和传播特性角度，中国当代文学传媒史料主要包括文学期刊史料、文学图书史料、报纸文艺副刊史料、文学的影视传播史料、网络史料、稀见史料等六个方面。根据介质类型来区分并研究史料，有利于凸显史料的功能定位和文体特性，能够更为准确地把握中国当代文学史料形态、史料组成结构的发展过程。在研究方法上，中国当代文学传媒史料研究应该摆脱为史料而史料的倾向，在多元互证的视野中评估复杂而多样的媒体呈现方式与史料内容，追求史料研究与理论研究、媒介研究与文学研究、宏观把握与个案分析、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人文方法与数字方法的有机结合。

关键词：中国当代文学 文学传媒史料 研究内容 研究方法

与中国古典文学、现代文学研究相比，重点关注当下的当代文学研究史料意识相对淡薄。文学传媒研究作为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近年才逐步发展起来。以文学传媒为视野与方法，对中国当代文学史料进行整理与研究，更是一个相对生僻的领域。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习惯以作家和作品为本位，以思潮、文类、文体为框架的史料研究是一种学术常态，大多数研究者都不会对史料与其载体进行关联研究。幸好，媒介本身就是史料，只是大多数研究者往往重视其内容，忽略了其形式。正如麦克卢汉所言：“媒介即是讯息”[1]。不同媒介类型都有自身的内容偏好、传播特性、目标受众、制作与发行周期，不同时期的媒介都或多或少会留下特殊的时代烙印，不同媒介形式的史料具有互补互衬的作用。因此，媒介类型不仅是史料的分类依据，还是一种具有独特价值的学术视野与学术方法，让我们在挖掘史料内容的同时，发现并解读载体本身所携带的丰富信息。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已经七十余年，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的系统整理与综合研究是一项需要长期投入的繁重的学术工作。所谓综合研究，其关键在于融通。其一是在学术视野上将文学、媒介与文献结合起来考察；其二是在历时维度上注重不同时段之间的连续性与演化性；其三是在空间维度上关注中外文学的互动、中国不同区域的媒介与文学之间的互动、不同媒介形式之间的互动。而综合研究的出发点是史料，只有回到史料这个源头，综合研究才不会变成云天雾地的空谈，而是在深入发掘与辨析中夯实基础，寻求新的学术空间。史料研究没有尽头，不断会有新史料涌现，靠个人之力很难完成，而且需要长期的坚持。学术界各有侧重的呼应与协作，并将成果作为公共信息资源开放共享，为学术界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夯实基础，拓展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视野，推动本学科研究工作的突破和学术境界的提升。如同土壤之于花朵和果实，史料研究对于当代文学的发展与繁荣，对于中国当代文化建设和文化传承，也将提供一种基础性的支撑作用。

一、学术史的梳理与反思

史料是文学研究的起点和基础，尤其是新史料的发现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更是不言而喻。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发展史上，做出突破性的学术贡献的学者都有扎实的史料功夫。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鲁迅、胡适、茅盾、赵家璧、张静庐、巴金、叶圣陶、柯灵、阿英、黄源、丁景唐等著名作家和编辑家通过整理、辑佚、校勘和回忆录写作，为文学史研究保存了大量鲜活的史料。王瑶、唐弢、李何林、丁易、刘绶松、贾植芳、严家炎、马良春、樊骏、叶子铭、孙玉石、黄修己、钱理群、陈平原、温儒敏、刘增杰、吴福辉、范伯群、唐沅、刘增人、姜德明、倪墨炎、孔范今、陈子善、朱金顺、张福贵、王晓明、解志熙、朱晓进、孙郁、李怡、汪文顶、沈卫威、陈福康、魏建、吴俊、杨扬、刘晓丽等都非常重视史料研究，把可靠的史料视为学术工作的地基，是实现学术创新的前提。在某种意义上，史料建设的水平是衡量一个学科是否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1985年，马良春撰文呼吁“建立现代文学史料学”[2]；1989年，《新文学史料》杂志用三期的篇幅连载樊骏的《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强调史料工作的难度和迫切性[3]；2003年，在清华大学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座谈会”达成共识，钱理群呼吁“重视史料的‘独立准备’”，解志熙等认为现代文学文献是亟待抢救的精神遗产，文献工作本身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和文化传承的意义，而且文献工作是牵涉面很广的公共工程，需要多方面的配合和扶持[4]。经过几代学人的共同努力，现代文学史料的搜集、发掘、整理与研究工作不断得到加强与深化，有力地促动了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推进。

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潘旭澜、谢冕、洪子诚、王庆生、张炯、郭志刚、孔范今、丁帆、陈思和、杨匡汉、於可训、雷达、孟繁华、程光炜、张健、吴秀明、刘福春、乔以钢、王尧、吴俊、吴义勤、施战军、杨扬、王本朝、张志忠、张均、武新军等学者，在从事当代文学研究和当代文学史编撰工作过程中，都将史料准备放在优先地位，编纂了词典、目录索引等工具书或史料选集，既提升了研究的学术含量，也惠及学界。黄秋耘、韦君宜、秦兆阳、范用、袁鹰、沈昌文、何启治、黄伊、许觉民、龙世辉、朱正、范若丁、王维玲、崔道怡、张守仁、涂光群、章仲锷、聂震宁、石湾、程永新、潘凯雄等编辑家的著述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新文学史料》杂志的创办和坚持，为史料工作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媒体支持。中国现代文学馆及其主办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杂志，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出版方面，尤其是在作家手稿的收藏和整理上，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现当代作家，如鲁迅、茅盾、郭沫若、沈从文、巴金、老舍、曹禺、胡风、丁玲、赵树理、邵荃麟等人的全集的编纂与陆续出版，是史料积累和建设的重要一环。值得注意的是，与“五四”至1949年间的现代文学阶段相比，中国当代文学的史料工作总体上较为薄弱。一方面，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更长，积累较为深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起步较晚，底子较薄。中国当代文学作为当代学术领域，受我国文献学界“贵古贱今”观念的影响，对当代史料的保存和整理缺乏足够的自觉。而且，中国当代文学还在发展中，不少重要的作家仍在继续创作，这种变动不居的文学进程也确实增添了史料工作的难度。另一方面，随着媒体技术的发展，当代史料的形态变得日益复杂。由于中国的人文学科在文献工作方面向来重视纸面材料，面对图片、影像、网络文献、数据库等新的史料类型，在史料归集手段、研究方法和理论准备上，遭遇到重重挑战。

随着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发展的日趋成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初具规模，一些文学史家在文学史的框架中打捞并筛选史料，综合类的当代文学史料著作为文学史编撰提供了极大的便利[5]。这些史料著作都有自己的鲜明特色，编纂者充分发挥自己的研究专长，在史料的分类和取舍上都体现了一种专业眼光，也为夯实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史料基础，做出了扎实的贡献。文学目录类图书的价值常常被低估，却是史料工作中亟待强化的薄弱环节[6]。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学术动向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编年史和年谱的编纂工作欣欣向荣[7]。编年史以时间发展的历史线索，通过对原始史料的组织和剪裁，较为全面地呈现了文学发展的历史面貌。程光炜和吴秀明在近年的研究实践中，既系统地进行史料整理与编纂，又以史料为基础，采用史料学方法重新理解中国当代文学史[8]。吴俊近年专注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在史料建设、理论探讨等方面成绩颇丰[9]。张均在开展中国当代文学制度史研究的过程中，也重视史料的发掘与分析。此外，李辉、丁东、陈徒手、徐庆全、王尧、谢泳等人通过走访当事人与知情人，倡导建立当代文学研究的“口述史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对于扩大史料来源，保存鲜活的文学史材料，都有积极意义。

作家研究资料的整理与编纂一直是当代文学史料研究重点关注的领域。新时期初期23所高校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和上海图书馆协作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历时十余年，奠定了当代作家研究资料整理的基础。进入21世纪以后，作家研究资料的编纂和出版由冷转热，尤其是成套出版的史料丛书受到重点关注[10]。作家年谱的编撰成果迭出，这是近年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工作的热点与亮点[11]。编年史和年谱的思路对于当代文学历时线索的梳理有重要价值，有利于倡导严谨、客观的实证学风。如果细加辨析，也会发现其中存在的一些不足，这表现在研究者大都立足于期刊和图书史料，对报纸史料、图片史料、影视传播史料较少涉及，而且对一些较为稀见的地方性报刊史料没有进行查证，往往以作家个人的说法为依据，甚至以讹传讹。作家本人基于种种考虑，对日记、手稿、书信等原始史料不会向研究者完全开放，这也给研究带来困难。而且，像年谱这类著述，选题的撞车必然导致重复劳动。大多数作家年谱大量引用作家的自述文字，缺乏公共资料进行互证。在时间的标注上，约数居多，确数偏少，不少内容只锁定到某一个年份或月份，很少锁定到具体的日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年谱的作者和作家都有比较亲近的关系，“为谱主讳”的现象较为普遍，对文坛批评谱主的声音大多表现出降调乃至消音的倾向。

反思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历程，不难发现学术界近年的努力集中于史料的搜集、整理、编纂与出版。但是，在史料建设基础上的进一步研究，尤其是透过新史料对文学史和文学现象进行重新审视，从而改变对文学史的认识和理解，修正文学史判断，却显得较为薄弱。而且，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的类型、史料研究的发展历史、新形势下史料工作面临的新课题和新挑战，都还缺乏较为充分的学术讨论和系统研究。相对于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历史发展而言，中国当代文学已经有七十余年的历史，史料的总量和构成都更为复杂，因此，对中国当代文学史料开展更为系统的整理和研究，正当其时，而且十分迫切。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的研究工作，一方面可以借鉴中国古典学术中校勘学、版本学、目录学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另一方面，由于当代史料的动态性和多元性，尤其是图片、影像、网络史料和外文资料的大量涌现，传统国学方法的适用性受到限制，因此拓宽视野，借鉴西方学术的文献方法，打破严格的学术壁垒，摆脱对文字资料和纸质材料的过度依赖，在跨学科的视野中研究史料工作本身的历史、规律和方法，对提高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学术含量具有积极的学术意义。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要特别重视分析和概括其特殊性，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的版本、目录、辨伪、辑佚等工作，都将面临思维的调整和方法的更新。在此基础上，通过学术界多方面的努力，建立“中国当代文学史料学”或“新中国文学史料学”，共同推动这一学科的成熟和完善。

二、研究内容及其学术意义

文学传媒主要包括文学期刊、文学图书、报纸文学副刊、影视、网络等形态。从文学史料的介质类型和传播特性角度，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主要包括文学期刊史料、文学图书史料、报纸文艺副刊史料、文学的影视传播史料、网络史料、稀见史料等六个方面。这种组合形式，一是考虑到学人和受众的接受习惯，世界各国的图书馆大都按照报纸、期刊、图书、影像、图片、手稿的类型划分，对资料进行陈列和收藏，这也给日后学术界开展进一步研究提供便利。二是根据介质类型来区分史料，也有利于凸显史料的功能定位和文体特性，能够更为准确地把握中国当代文学史料形态、史料组成结构的发展过程。中国当代文学的生产与传播打破了封闭的结构，跨媒体传播成为文学生产的一种常态。通过对每一种特殊介质类型的史料进行综合研究，各有侧重，分工明确，密切协作，可以避免交叉与重复带来的混乱。

第一，中国当代文学期刊史料研究。

在文学期刊史料的研究中，首要的任务是要做好系统的资料整理工作。在理论研究方面，既要考察文学期刊自身的历史进程、文化功能、内在结构、刊载内容与出版形式，又要研究文学期刊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及其影响文学发展的机制与途径。文学期刊在文学传媒中处于核心地位，一方面，文学期刊对于现当代文学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多数文学作品都首发于文学期刊；另一方面，文学期刊是文学图书出版的原料库，也是出版机构遴选作者的人才养成所。中国当代文学期刊数量繁多，形式各异。不少当代文学期刊在创刊前还有试刊，停刊后复刊，经历多次更名与改版，这些情况给当代文学研究者带来困扰。譬如作为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会刊的《文艺报》试刊，不少文学史家因为没有查证原刊，在论著中的表述并不准确，乃至以讹传讹。在地方刊物中，还有大量重名的刊物，譬如《工农兵文艺》《群众文艺》《红色文艺》《大众文艺》《创作通讯》等等，一些研究者张冠李戴，经常把几家同名刊物混为一谈。研究者在对当代文学期刊的总体进程与整体面貌进行概括时，难免忽略期刊发展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文学期刊史料研究应该在时序演变的框架中，理清其基本的历史线索。只有以史料为依据，描述其动态的发展轨迹，才能将中国当代文学期刊置于当代中国的大背景中，考察外部环境对当代文学期刊的影响，并对当代文学期刊在当代文学发展中的贡献与局限做出客观评判。根据主办机构的性质，当代文学期刊可以分为作家协会或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机关刊物、出版社主办的文学刊物与民间刊物；根据刊物的行政归属，刊物又被区分为国家级、省市级、地市级刊物；根据文学期刊的功能定位，文学期刊可以区分为原创期刊或选刊、综合型或专志型、纯文学期刊或通俗文学期刊。文学期刊与文学出版、文学副刊、影视改编、网络传播等其他媒介形态互动方式，文学期刊的编者、作者、读者的三边互动，这些视角的引入，又能让研究者从史料中发现新的问题。研究者通过对文学期刊史料进行分类整理，回归并还原历史现场，一方面真的搞清楚当代文学期刊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另一方面深化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发现疏漏，去除遮蔽。

作为发表文学作品的重要载体形式，文学期刊的办刊方针、编辑理念和经营模式，不仅会形成自己的审美风格与文化定位，还可能建立较为稳定的作者队伍，推动文学潮流，甚至孕育具有鲜明艺术特色的文学社团与文学流派。不同文学期刊也会设定各自的目标读者，培育特定的阅读趣味，引领文学阅读的风尚。伴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文学期刊应时而动，从“十七年”到20世纪80年代，文学期刊呼风唤雨，不仅对当代文学产生了关键性影响，而且及时跟踪并回应当代政治、社会、文化的变革，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进入90年代，市场化进程将文学挤到了边缘位置，文学期刊在影视、网络的竞争下，其影响力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衰退趋势。因此，面对文学期刊的史料，既要考察文学期刊在文学思潮、文体风格发展进程中的艺术贡献，细致分析其生产流程与传播策略，还要在更大的视野中审视其在整体性的文学生态、媒体生态中的位置与意义，衡量文学期刊在总体社会文化进程中的自我定位与文化选择。

对期刊的综合研究，应当将编年史和专题史的思路有机地结合起来。期刊史的叙述不应事无巨细，无法面面俱到。因此，编年史是对专题史的有益补充，既保留了丰富的细节，又通过对期刊史料的发掘和鉴别，还原了历史的现场。文学期刊史与文学史相比，前者必须更加充分地考量外部环境对期刊发展的制约，譬如出版政策调整带来的影响，编年纪事以开阔的视野返回原生态的历史事实之中，为当代文学史的重写提供新材料和新线索。编年纪事通过记录事件及其发生时间，以确保历史叙述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为文学研究和文学期刊研究查证史实提供一份公共的备忘录。当然，编年纪事并非对历史事实的随意拼贴，编写者须以史识照亮材料，体现作者对事实的独特理解。一方面，编年史对史料具有更加多元化的包容性，不以先入为主的观念裁剪历史；另一方面，编年史应有独立的价值判断，这种判断不以主观评判的方式表现出来，而是以组织材料、客观陈述、把握历史逻辑的方式呈现出来。

第二，中国当代文学图书史料研究。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历史中，文学图书的史料价值和出版机构在史料研究方面的贡献，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等出版机构非常重视史料研究工作，在作家全集、文集的编纂和出版过程中，出版社都是深度介入，投入大量资金，组织专家和编辑广泛搜集材料，在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注释、考证等方面精益求精，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鲁迅全集》《茅盾全集》《郭沫若全集》《巴金全集》《老舍全集》的过程，本身就是值得重视的史料研究工作，而且具有十分突出的实践性与现实意义。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在韦君宜主持下，由楼适夷倡议，亲自制定规划和办刊方针，创办了《新文学史料》，这是全国唯一一家反映现当代文学历史和现状，集学术性、资料性、研究性为一体的史料性刊物，创办者牛汉是该刊的灵魂人物，确立了包容异见、让事实说话的办刊方针，尽管某些回忆录有一些不尽准确、全面之处，也因为敢于刊发说真话的文章而多次引发争议，但人文品格较为纯粹，对于文化积累与学术建设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经过几代人的接力，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堪称范本的基础性史料，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经典化进程。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陆续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甲种为史料编选、整理、编目等专题丛书，乙种为现代文学期刊的影印本；同时出版另外一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此外从1961年开始，上海文艺出版社陆续出版《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由此可见，上海文艺出版社对史料工作的重视是其优良传统。图书史料研究工作应当以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为典型案例，研究出版机构应用性极强的史料研究工作，并考察其出版实践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与意义。

不应该忽视的是，有成就的编辑家往往是学养深厚的史料学家。鲁迅、茅盾、赵家璧、张静庐、巴金、叶圣陶、柯灵、阿英、黄源、丁景唐、黄秋耘、韦君宜、秦兆阳、范用、袁鹰、沈昌文、何启治、黄伊、许觉民、龙世辉、朱正、范若丁、王维玲、崔道怡、张守仁、涂光群、章仲锷、聂震宁、石湾、程永新、潘凯雄等编辑家都非常重视史料工作，他们出版的著作都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因此，研究图书史料，不能忽略编辑家的编辑实践，更应该重视其史料功夫和史料意识。编辑家作为把关人，他们的工作成效是影响图书质量的重要环节。编辑家作为图书编辑出版过程的当事人与见证人，除了使用公开的史料之外，常常会披露一些幕后的材料，因而有一种特殊的史料价值。研究编辑家及其编辑理念，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史料的生成方式和筛选机制的研究。在对代表性编辑家的史料研究进行典型的个案分析的基础上，对编辑家的史料研究的方法、理念与风格进行宏观把握，是中国当代文学图书出版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

另一方面，应该对中国当代文学图书出版本身的历史进程进行深入研究。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折中，当代文学出版在功能定位与编辑策略方面的调整，既是一种主动的选择，也是一种被动的适应，对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阅读都产生了连锁影响。应当从个案分析入手，进而对中国当代文学出版的总体特征进行宏观把握。至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实践，那是当代文学出版体制转轨与几代出版家命运变迁的文化缩影；中国青年出版社打造“三红一创两火”的出版实践，是研究“十七年”出版体制的最佳突破口；“文学新星丛书”的出版理念，推动了文学新人的成长与文学格局的转换；“布老虎”以其先声夺人的文学畅销书路线，加速了当代文学的消费化进程。值得重点关注的还有作家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花城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等出版机构的编辑出版实践。中国当代作家全集以及大型丛书的研究也是一个薄弱环节，譬如“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新文学选集”“朝霞丛刊”“中国新文艺大系”“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丛书”“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等文学丛书，目前还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只有在细致剖析典型案例的基础上，才能在开阔的历史视野中总结当代文学出版的成功经验与历史教训。

对图书史料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应当以版本学作为核心手段。版本学是国学研究中的重要分支，但在现代学术中常常被忽略。中国当代文学的版本问题极为复杂，也有特殊意义，我们可以透过文学图书的版本变迁，考察出版环境以及不同时期阅读趣味的变化。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传播的过程中，版本的差异极为复杂。不少作家在报刊上发表作品后，常常会对作品进行修改，其原因多种多样，有的是精益求精的推敲，有的是迫于政治意志或商业意志的外部压力，有的是时过境迁之后思想观念产生变化。而长篇小说的期刊版和单行本之间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受制于期刊的容量，编辑只好进行大刀阔斧的删改，但是这种删改的背后，可能在一些地方又是另有深意。曹禺、老舍等作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其代表作品进行多次修改，作家对《青春之歌》《创业史》《山乡巨变》《红旗谱》等长篇小说的修订与改写，是透视特殊时期文学生态的一扇窗口。

第三，中国当代报纸文艺副刊史料研究。

在对现代文学史料的研究中，报纸副刊史料是一个重点，像“五四”时期的“四大副刊”（《晨报副镌》[12]、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京报》副刊）以及《申报•自由谈》、《大公报•文艺》，更是焦点所在。鲁迅的《阿Q正传》就是由孙伏园编辑，连载于《晨报副镌》上。鲁迅晚年的杂文集，也几乎都是报纸副刊上的个人专栏的结集。值得注意的是，报人小说家是现代文学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尤其是张恨水，他的长篇小说连载，成了他所服务的报刊吸引读者的一大法宝。

相对而言，中国当代报纸的文学史料和文艺副刊却较少有人关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副刊与文学的关系逐渐疏远，新闻性增强，文体从多样走向单一，从“十七年”到“文革”的政治化以及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消费化，都使得副刊文体的篇幅、格局和气度渐趋狭小，缺乏必要的包容性。在“十七年”与“文革”期间，副刊文学配合政治潮流，口号化和标语化现象突出，缺乏独立的声音与艺术个性。“文革”结束以后，报纸副刊对于文坛的思想解冻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譬如《文汇报》的“笔会”副刊领一时风气之先，巴金复出文坛的第一篇作品《一封信》（《文汇报》1977年5月25日）带来了春的讯息，卢新华的《伤痕》（《文汇报》1978年8月11日）、宗福先的《于无声处》（《文汇报》1978年10月28、29、30日）开启了“伤痕文学”的序幕。通过对报纸史料的梳理可以看出，报纸副刊在新时期初期的文学潮流中，推动了散文、报告文学、短篇小说和诗歌创作的繁荣，报纸副刊的文学文体呈现出多样化的格局。然而，随着文学期刊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崛起，报纸副刊对文学的影响力逐渐式微。伴随着文学的边缘化，新兴的影视、网络媒体不断挤压报纸的生存空间，90年代以来的市场化进程更是将缺乏盈利能力的副刊逼入挣扎境地。20世纪90年代之后，出现了都市报的创刊潮，传统文艺副刊的界限被突破，新闻、广告之外的题材都被纳入副刊的版图，周末版、专刊、特刊风行一时，传统副刊的模式不断受到冲击，副刊的理念被市场化策略所改塑。在大副刊路线的冲击下，文学性逐渐淡化和泛化。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机关报一直是发布文艺政策的重要平台。针对中国当代文学报纸史料的特殊性，在报纸史料研究中，应当重点关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1985年7月至今）和全国各省市的机关报发布的文艺政策资料，以及与文学有关的社论。其中，《人民日报》是重中之重。考虑到不同时期文学发展的特殊性，在研究“文革”的报纸史料时，也应重点关注《解放军报》。在文学副刊中，《人民日报》的“大地”、《光明日报》的“文荟”（原“东风”副刊）、《文汇报》的“笔会”、《解放日报》的“朝花”、《新民晚报》的“夜光杯”、《羊城晚报》的“花地”、《今晚报》的“今晚副刊”都有悠久历史，而且形成了各自鲜明的特色，对这些个案的深入考察，是描述和把握当代文学副刊整体走向的基础。

报纸的文学副刊发表的作品大都是篇幅短小的散文。报纸副刊与散文文体发展的关系非常密切。从“十七年”“文革”时期偏重政治性的写作，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追求趣味性和可读性的闲适散文，文化环境的转变是推动副刊文体变迁的根本动力。报纸媒体与图书出版、网络媒体的关系，也是文学副刊研究不应该忽略的。副刊的专栏化是副刊发展的新趋势，不少个人专栏和主题性专栏结集成书，而且不少是畅销书。从1961年邓拓以马南邨的笔名在《北京晚报》开设“燕山夜话”的专栏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新民晚报》为发端的“小女人散文”的专栏，文学专栏的变迁包含着复杂的、丰富的历史内容。进入21世纪以后，为了扭转副刊衰落的命运，越来越多的副刊从网络媒体中寻找内容，副刊的“博客化”趋势日益明显。在消费文化语境中，集束化、系列化的专栏写作从报纸到出版、从报纸到网络的传播路径本身，也是消闲性随笔生产与传播的重要一环。报纸副刊研究应当以史料本身为主要线索，通过对史料的搜集、整理、分析来还原历史现场，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研究方法是以个案研究为基础，以点带面地对中国当代报纸史料的整体面貌进行概括和描述。

第四，中国当代文学的影视传播史料研究。

文学的影视传播史料的整理和研究是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中较为薄弱的环节。由于文学是语言艺术，因此如果不是专门研究文学的影视改编和影视传播的学者，对这种类型的史料往往不够重视。在中国当代文化发展进程中，叙事文学与电影、电视剧的关系非常密切，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电视剧数量不小，不少作品成了经典。值得注意的是，文学的影视改编与影视传播在不同时期会有起伏与变化。“十七年”时期，435部电影故事片中有121部改编作品[13]，1952年之前电影的改编素材包括戏剧、漫画、歌剧、民间故事、小说等，来源较为复杂，“百花时代”以后小说才成为主要的改编对象。20世纪80年代是文学电影的黄金时代，改编自现代文学名著和同时代文学作品的电影佳作纷纷涌现，凌子风导演的《骆驼祥子》和《边城》、岑范导演的《阿Q正传》、阙文导演的《寒夜》、谢添导演的《茶馆》、孙道临导演的《雷雨》等作品在改编过程中尊重原著，追求文学性。它们如同交相辉映的群星，以影像语言阐释现代文学经典，延续了一度中断的现代文学传统。谢晋导演的《高山下的花环》和《芙蓉镇》、吴天明导演的《人生》和《老井》、王启民和孙羽联合执导的《人到中年》、吴贻弓导演的《城南旧事》、陈凯歌导演的《黄土地》、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等作品代表了当时电影创作的艺术高度。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电影和文学的关系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在90年代前半期依然占据主导地位。随着类型化商业电影渐成风尚，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至今，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在数量上较为平稳。值得注意的是，作家为影视作品度身定制，或者从作家、诗人转型为职业编剧，这种现象日益普遍，代表性人物如王朔、刘恒、朱苏进、邹静之、杨争光等。

有别于电影的是，文学作品始终是国产电视剧重要的资源库，一些经典作品还被不断翻拍。杨洁导演的《西游记》和王扶林导演的《红楼梦》都是较难超越的经典之作，1985年版的《四世同堂》、1987年版的《家春秋》、1989年版的《篱笆女人和狗》、1990年版的《围城》、1993年版的《北京人在纽约》都曾风靡一时。电视连续剧《围城》的热播更是产生了连锁效应，引发了《围城》图书的热销和“钱钟书热”，“影视同期书”逐渐成为出版机构的重要营销策略。进入新世纪以后，电视连续剧的“婚恋剧热”“红色经典热”“反腐剧热”“谍战剧热”“武侠剧翻拍热”都主要得益于对文学作品的影像阐释。海岩、王海鸰的所谓“电视小说”往往先有剧本，后有小说。周梅森、陆天明的反腐小说在情节设置、人物关系、叙述模式等方面都有较为明显的剧本化倾向。从2010年以来，“网络IP改编”成为电视连续剧重要的发展方向，2011年的“穿越剧”《步步惊心》和“宫斗剧”《甄嬛传》以其陌生化效果引发追捧。随后的《琅琊榜》《花千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芈月传》《庆余年》等改编剧作都创造了现象级流量。

在研究同一时代文学与影视之间的关系时，多数研究者聚焦于改编问题，过度关注文学影视是否忠实于原著，使得学术视野受限。笔者认为，在典型案例分析的基础上，应该在更为开阔的视野中关注文学与影视之间的相互影响，重点关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不同时期影视改编的价值选择与审美趣味，考察代表性作品的影视改编的艺术得失，反思影像艺术与文学创作的互动模式。在新时期初期，文学不仅带动了电影创作，还带动了美术创作。譬如以伤痕文学为先导，出现了“伤痕电影”和“伤痕美术”潮流。而第五代导演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执导的电影作品，也与以知青作家为主力的寻根文学相互呼应，被一些研究者贴上“寻根电影”或“新民俗电影”的标签。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媒体格局的转变，文学在80年代初期的中心地位，逐渐被经济建设挤到边缘，而且，文学的印刷传播方式也被影视传播挤到边缘。于是，文学的“触电”成为拓展生存和传播空间的文化选择。在文学与影视的交融与互渗中，文字媒介与视听媒介相互补充，文学与影视对共同面对的现实进行了相互呼应的文化阐释。但是，文学对影视的趋同使小说与影视剧本的文体界限名存实亡，文学与影视的独立性同时面临着严峻考验。文学与影视只有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两者才能形成优势互补，相得益彰。对影视艺术的成功借鉴丰富了文学的表现手段，但剧本化写作的流行也会侵蚀文学的想象空间。

在不同媒介关系日益密切的背景下，要完全抛开影视来讨论文学的发展，只会偏离文学的真实状态。影视的类型化与文学的类型化同步发展，相互促动。婚恋小说与婚恋剧、反腐小说与反腐剧、谍战小说与谍战剧已经很难分割，它们是共同的生产流程中各有侧重的组成部分。以文学语言为例，在小说创作中，视听化、剧本化的语言俯拾皆是。网络小说的语言不仅受到影视的叙述逻辑的影响，还有不少作品在叙事结构、人物关系、对话方式上都照搬网络游戏。在混搭成风的语境中，如果仅仅把叙事文学置于语言艺术自身的传统框架中，得出的结论很难有信服力，甚至离题万里。

第五，中国当代文学的网络史料研究。

网络媒介崛起掀起了新一轮信息革命，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人文研究者拓展了新空间，也带来了新挑战。历史学家姜义华认为，“在历史学领域，大数据成百倍、成千倍地扩大了历史资料的范围”；“大数据时代史学与史家的职责更为重大”[14]。在文学史料的范围内，网络史料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理解，广义上包括所有在网上传播和经过数字化处理的文学史料，狭义上重点关注网络文学史料。随着各种纸质的文学史料被大规模信息化、数据化，研究者可以便捷地获取大量史料，通过共享资源拓展自己的学术视野。值得警惕的是，在数字人文热潮的冲击下，也出现了一些令人忧虑的问题。其一，不少年轻学人过度依赖中国知网（CNKI）、超星、读秀等数据库，忽略纸质史料，使得学术视野受到限制。其二，“大数据”概念泛滥，史料数据库建设成为各类重大项目的核心目标，但不少课题结项后，半拉子工程的数据库无法真正上线运行。其三，在浅阅读日渐成风的语境中，由于不少研究者在检索史料时直奔主题，不留意周边史料，惯于堆砌材料，对文献的背景、研究对象所处的历史环境缺乏深入了解，缺乏在纵横对比中理解研究对象的整体性视野，缺乏史论结合的方法论自觉，文学研究中平面化、片面化、碎片化的现象有所抬头。

事实上，目前已经建成的数据库所收录的当代文学史料缺损较为明显，论文类数据库多于著作类和文学作品类数据库。像中国知网凭借其垄断性优势，在版权保护和收费制度方面都有瑕疵。如果数据库使用不透明的算法得出标准结果，对技术并不精通的人文学者很难进行数据的恢复和还原。一些IT公司为了商业利益进行人为的参数设定，譬如将利益关联方的信息置顶，这很容易破坏数据的公信力。而且，不少数据库中的电子资料都有或多或少的不足，诸如乱码问题、缺少目录和广告等附属性文本、随意删减文本等等。而不少论著引述网站资料，常常时隔不长就打不开网页链接了。在跨媒体传播的背景下，一部（篇）文学作品往往有多种版本——报纸、期刊、图书、网络版本，报刊因为容量有限，编辑经常会对发表的作品进行删节处理，一些作者也会对作品进行修订。如果仅仅关注网络资料，研究者连一部（篇）作品的来龙去脉都理不清楚，更不用说描述一个时期文学的整体面貌。因此，在大数据时代获取史料固然重要，更为重要的是以历史眼光照亮史料，以史识发现史料背后隐藏的问题。正如鲁滨孙所指出的，优秀历史著作之所以超越平庸著作，关键“在于作者具有历史的眼光”[15]。

曾经有学者对于网络文学史料怀有一种盲目的信心，认为磁记录和云数据使得资料的永久保存成为可能。遗憾的是，当我们回首十年前、二十年前的文学网站，那些已经关闭的站点就像沙滩上的城堡，无影无踪；至今还在运行的网站，很多以前的资料已经悄然蒸发。个别保留了后台数据的网站，研究者通过私人关系获得资料后，要进行整理也面临很大的困难，很容易被庞大而芜杂的信息所淹没。现在研究图雅、李寻欢、邢育森、宁财神、安妮宝贝、慕容雪村、今何在的网络作品，已经无法看到其网络文本的原貌，只能依据其图书版本。网站随时更新随时覆盖的特征，使得研究者很难清晰地描述其历时变化的轨迹，正如柏格森所言时间已经被空间化了，新的信息不断覆盖旧的信息，“时间不是旁的而只是空间而已”[16]。网络文学作品经过不断的转发、原作者和粉丝的改写，研究者要获得一个定型的版本亦非易事。史料学重视追根溯源，但在网络空间中，不少文本之间有很强的互文性，第一手资料和第二手资料相互混杂。在网络动态的文本海洋中，面对动辄数百万字的一部小说，我们能够固定下来的史料就如海滩上的卵石和贝壳一样，一方面相对于实际体量而言极其有限，抓住的往往是零乱的碎片，另一方面只能捕获静态的存在，它们已经失去了有机体的生命活力。

随着网络媒介和AI技术的快速发展，文学的网络史料整理和网络文学研究在方法上应当有所更新，学者手工化的劳作已经明显跟不上时代的变化。传统的史料整理方法依然有效，但在对网络文学的整体状况进行统计分析与趋势判断时，数据分析手段表现出明显的优势。目前已经有个别研究者使用大数据统计和NLP(自然语言处理)的方法研究文学媒介，对于典型案例的作者、发文量、时段分布、媒体偏好、作品的社会关注度和读者反馈情况进行量化考察，对代表性作品的不同版本形式（网络版本、纸质版本、影视改编本、网络游戏版等）、不同时期的传播接受情况进行比较分析，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因此，应该充分发挥计算机在研究中的辅助作用，开发易用、安全的研究工具，完善数字人文方法，对网络资料进行高效的数字化整理。譬如重要文学网站的载文量、载文的文体形式和主题类型、作者和读者构成（年龄、性别、职业、阶层、地域分布等）、社会关注度（包括发行量、点击率、收视率、票房、码洋、广告经营额等数据）等信息的搜集与深度分析，使用传统方法就像蚍蜉撼大树，而数值计算方法不仅高效，还能够发现隐藏的规律和被忽略的问题。

第六，中国当代文学稀见史料研究。

以媒介类型为分类标准，可以将大部分史料纳入视野，但也会遗漏一部分重要的史料，那就是作品手稿、日记和书信的原稿、汇报材料、手写的稿费单据和其他单据、档案资料、手抄本、会议简报、油印资料、没有公开的照片和图像资料等等。其中，作品手稿、日记和书信的原稿、汇报材料、手写的稿费单据和其他单据、档案资料、手抄本等史料都具有唯一性，尤其珍贵。笔者把这些史料统称为稀见史料，由于资料难得，这方面的研究受到条件的限制，其研究也较为薄弱。国内主要图书馆、作家纪念馆都有数量不等的馆藏资料，但这些资料基本不对外开放。仅仅凭借私人收藏的资料，研究者对稀见史料的研究难免显得零碎。稀见史料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于整理与汇编，还应该就其史料形式、史料价值及其背后蕴含的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史细节和普遍性问题，进行深入挖掘，开展综合研究，从而对文学史研究发挥印证、补充乃至深化的作用。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日记和书信在作家全集的编纂中一直受到高度重视，也有不少学者努力挖掘其中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相对而言，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视野中，日记和书信的研究相对寂寥。日记和书信是开启文学家内心世界的一把钥匙，资料的私人性使其较少有伪装和修饰的成分，这些篇幅相对简短的资料，是考察研究对象的性情和人格的第一手材料。对书信日记的整理与研究工作，有助于深化文学史研究，使得文学史的面貌变得更为丰富而活泼。书信和日记中保存的日常细节和心理活动信息，也可以增添文学史研究的趣味，帮助研究者更为准确地把握作家的精神轨迹，从而挖掘其创作思想、审美风格发生、发展的精神根源。

作为书写文化最原始的证据，手稿具有不可再生性，是独一无二的。书写文学暗含着一种落笔无悔、文责自负的责任伦理，它作为传统文学史链条上的一环，其价值的体现必须以过去与未来的相关文本作为参照系，文本之间的继承关系或创新意义都必须承受后来者的反复阐释与鉴别。也就是说，书写文学漫长的历史及其经典化法则不断提升写作的难度，后来者必须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挑战更高的文学境界。手稿和定稿之间的差异，应当是研究者最为关注的地方。透过作品的修改，可以探索作者的思想轨迹与心路历程。从用笔写作到用电脑写作，手稿正在逐渐消失。正因如此，研究者面对的或许是文学写作史上的最后一批手稿，在学术史上具有了特殊的价值与意义。

总体而言，稀见史料显得比较零散，但一些起源性史料的发掘与研究，也有助于解答当代文学的一些关键问题。譬如作为第一次文代会会刊的《文艺报》试刊和第一次文代会的原始资料，不仅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还能纠正一些错误的观点，对第一次文代会形成新的认识与理解。总共180期的第四次文代会的《简报》和油印的发言材料，完整记载了第四次文代会的进程和会议细节，将为第四次文代会的深入研究带来新的突破，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新时期文学实现历史转型的制度支持与思想动力。笔者通过多年的积累，收藏了上千份原始的稿费单，其中有郭沫若、茅盾、周扬、丁玲、周立波、王蒙、张炜等人的稿费单，从《红日》《红旗谱》《保卫延安》到《钟鼓楼》《中国知青梦》《家族》，这些原始材料可以较为清晰地呈现中国当代文学稿酬制度的变迁。这种依据第一手史料的研究，和那些仅仅从每个时期通行的稿酬标准出发，甚至脱离史料作猜测和臆想的研究相比，具有极强的说服力。稿酬制度的建立与发展，是推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重要动力。“文革”时期对稿酬制度的废除，正是蔑视作家的知识产权的重要体现。在版权流通成为文学生产的内源性动力的网络时代，对中国当代稿酬制度进行系统研究，不仅具有文学史意义，还有一种实践性价值。

稀见史料研究任重道远。和那些沉睡在各类档案馆、图书馆、纪念馆的史料相比，进入研究者视野中的稀见史料极为有限。但正因如此，这种研究才显得不可或缺。一点一点地揭开历史的面纱，这一过程本身就有一种特殊的魅力。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是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史料的综合研究要求较为全面地占有史料，然而，在某种意义上史料的挖掘难以穷尽。而且，一些私人收藏的珍贵的日记、书信和手稿具有唯一性，研究者难得一见。对一些并未公开的私人材料的使用，还会遇到伦理问题和法律问题。因此史料研究无法片面求全，只能通过不懈的努力，对现有史料的整理、辨别和分类编纂，在此基础上用新的视角、新的方法重新审视这些史料，从而发现别样的文学景观，为“中国当代文学史料学”的建立与完善，做一些踏踏实实的基础性工作。

中国当代文学史料和古典文学史料相比，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其史料形态也有明显的变化。根据史料的介质、功能来区分，古典文学史料的类型包括总集、别集、丛书、报刊、工具书、传记和年谱等。事实上，报刊史料在古典文学的视野中，其总量和重要性程度都不突出，尽管唐代有官报、宋代有邸报和小报、明清两朝也有官报和民间报房出版的报纸，但是，到了晚清才出现现代的报刊。和“五四”至1949年的现代文学相比，中国当代文学的史料形态也因为媒体技术的突飞猛进而逐渐多元化。文学改编形式的多样化，使得图片、影像、视频和网络史料的总量爆发式增长，其研究的难度和复杂性也日益增大。因此，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不能再照搬中国古典文献学和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方法，面对新问题和新现象，必须有新思维和新方法。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中，还有一些领域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其一，与期刊和图书史料相比，影像、网络和稀见史料的研究亟待加强，这方面的探索将推动史料发掘和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开展与深化。其二，在考察史料研究家的研究风格时，对编辑家的史料研究、作家亲属的史料研究、海外汉学家的史料研究的考察，也是较少有人涉及的领域。其三，新的媒介环境中版本问题越来越复杂，这一问题如今很少有人关注。对中国当代文学版本问题的研究，既应借鉴中国古典学术和现代文学史料研究中版本分析的思维和方法，又应当结合新形势下版本问题的新变，对文学改编中的版本问题和网络文学的版权流通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在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上都有所推进。其四，少数民族文学史料的整理和研究较为薄弱。虽然一些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和学术专著，会专门讨论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状况及其与中国当代文学整体进程的互动关系，但大多数教材和论著中都不进行专门讨论。作为综合性的史料研究，少数民族文学史料是一块重要的拼图，对少数民族文学史料的发掘与研究有利于加深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结构与功能的理解和认知。其五，外文史料常常被忽略。随着中外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外国汉学家的代表性成果会被及时地译介进来，而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也会被国外的汉学家和本土的翻译工作者译成外文，向外传播。翻译问题牵涉多种语言，而且翻译研究也是专业性很强的一个领域。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对外翻译是文学向外传播的基础性工程，是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的重要途径，翻译质量的好坏也会影响传播接受的效果。有趣的是，本土译者和国外译者的翻译方式、目标定位都有比较明显的区别。欧美著名的翻译家如葛浩文、马悦然等都是卓有成效的汉学家，在中外文学交流中扮演信使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英译问题受到重点关注，其他语种的翻译成果数量偏少，质量上也不太整齐，研究者更是稀稀寥寥。

在研究方法上，中国当代文学传媒史料研究应该摆脱为史料而史料的倾向，走出简单化、平面化的误区，借鉴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平等看待各种类型、形态的史料，力图摆脱一以贯之的线性逻辑，在多元互证的视野中评估复杂而多样的媒体呈现方式与史料内容，重返历史现场，还原文学史料与文学发展之间的有机关联。

第一，史料研究和理论研究的有机结合。将史料工作作为学术发现的推进器。充分注意到中国当代文学史料形态的特殊性，以史料的媒体形态作为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的核心视角，深入研究不同形态的史料的特性及其相互之间的互动机制，在此基础上考察史料本身特性对不同时期文学潮流、文体演变的渗透与形塑作用。一方面，要对中国当代文学史料进行广泛的搜集与整理，采用到故纸堆里翻查“历史遗存”的形式，争取能发掘更多第一手材料。在此基础上从史料分析入手，修正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缺乏史料支撑的观点和论述，用史料说话，提出新的观点，强化对资料的历史线索的考察与阐释，力避泛泛而谈，凌空蹈虚。另一方面，应当主动接受理论的挑战，追求成果的理论品格和学术价值，采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对史料整理和研究的思路、方法进行深入思考，对中国当代文学思潮、文体关系和作家作品的历史脉络进行综合梳理和立体考察。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既要在“横向”上考察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不同媒体形态的互动与互补，并深入透视不同媒体形态对文学的影响机制；也要在“纵向”上揭示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流变脉络，呈现各个阶段文学史料研究的现状、格局与主要特征。对影视史料、图片史料、网络史料、稀见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综合研究，有较高的学术难度。值得注意的是，对这些常被忽略的史料的挖掘与研究，恰恰是新的突破口，能够使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更为丰富和完善，并通过这些史料揭示一些被学术成规遮蔽的文学史景观，开辟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路径，拓展学术空间。

第二，媒介研究与文学研究的有机结合。以媒介类型为基础，对文学传媒史料的系统整理与综合研究能够还原当代文学媒介发展的动态进程，一方面是从印刷传媒主导的格局过渡到影像与网络媒介日趋壮大的格局，另一方面是文学创作从以书面语言为核心介质过渡到语言的视听化趋势。不同媒介之间的互动，正在改变文学格局和媒介格局。我们应当从跨媒体传播和版权流动的角度，以文学作品的生产和传播作为核心线索，广泛搜集插图、照片以及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连环画、电影、电视剧和网络游戏等资料，考察文学改编牵涉到的版本问题，透视影像艺术和网络媒介对文学生产与文学传播的影响途径和美学后果。

在媒体史或文学史的视野中，旧媒体与新媒体的关系经常被冷落。与旧媒体同步衰落的往往是旧的生活方式、写作方式与文学风尚。在电脑普及和网络崛起的背景下，日记、书信、手稿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日记体、书信体在文学创作中已经难得一见。作家在快速适应新媒体的过程中，具有鲜明时代印痕的新文类、新文体、新词语应运而生，譬如年轻作家的小说作品中具有弹幕风格的人物对话和频繁出现的网络新词，散文创作中的博客体和微信体，这些转变是媒介深入渗透到创作者的认知途径、体验方式和写作体例的结果。旧媒体的遗产经过技术改造，也可能在新的媒体环境下重放异彩。譬如长篇小说连载是民国报纸吸引读者的重要法宝，到了21世纪，连载以新面貌出现在网络空间，成为文学网站的核心竞争力。

应该平等看待新兴文学媒体和印刷文学媒体。文学媒介研究与当代文学评论一样，不少研究者都有跟踪热点的偏好，喜新厌旧，譬如报纸副刊如今就饱受冷落。近年越来越多的报纸停刊，不少报纸不断压缩文学副刊的版面，或者干脆取消不能吸引商业广告、缺乏盈利能力的文学副刊。值得重视的是，现在一些年轻的学人误以为报纸从来就处于这种边缘状态。事实上，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媒体发展史上，报纸副刊也曾呼风唤雨，而且党政机关报至今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力。在文艺政策和传媒政策的视野中，《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文汇报》等报纸不仅记录当代历史发展进程，而且它们自身在当代史上留下了界标性的历史痕迹。和专业性文学媒体相比，重要报纸载文的影响力，很容易跨越空间与阶层的限制，具有全方位的覆盖能力，为文学与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对话提供重要平台。

第三，宏观把握与个案分析的有机结合。采用点面结合的方法，选取一些关键的历史节点、重要的文学事件和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重点考察，如对第一次文代会、第四次文代会等重要会议的文学史影响的专题研究，对周扬、茅盾、冯雪峰、胡风、丁玲、赵树理、孙犁、北岛、莫言、贾平凹、王安忆、苏童、余华等人的专题研究等，力求以典型事例和人物为中心，借助新史料和新方法，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进程和重要侧面进行整体透视，同时通过个案分析呈现中国当代文学内部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差异性。近年文学媒介的研究渐入佳境，但对不同类型或不同时期媒介的研究不平衡，大多数研究者往往对代表性案例情有独钟。案例分析是综合分析与宏观把握的基础，如果缺乏对不同案例之间的比较研究，仅仅以个别案例推断某个阶段或某种类型的文学媒介的面貌与特征，就难免以偏概全。有关文学媒介的材料中，作家、评论家、编辑、编剧、导演的回忆文字经常被引用，这些文字的优长是感性而鲜活，其局限是不够确切，对一些关键问题与具体细节的记录都有似是而非的差错，这些偏差有些是因为时间久远而导致的记忆失真，有些是源于个人好恶或刻意的隐讳。在当代作家史料的整理和研究领域，问题也比较突出，不少研究者对作家的自我描述深信不疑，缺少在共时空间和历时坐标中的比较分析。只有在与前代、同时代作家的对照中，一个作家的价值才能真正显现出来。对一个作家的仰视或俯视、吹捧或酷评，既是对研究对象的轻慢，也是对自我缺乏尊重。正因如此，只有通过不同来源的史料之间的相互参证，才能去伪存真。在研究中，既要避免管窥蠡测，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也要避免凌空蹈虚，脱离史料的浮泛之论和草率归纳都是风中飞絮。只有坚持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才能既有深度，又有广度。

第四，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的有机结合。在传统学术的视野中，往往偏重对史料的静态研究，即重视史料的稳定性，实物和文献验证常常被认为具有可靠的说服力。史料大致可分为实物、文献、音像、口碑四大类，文献则可细分为甲骨、金石、简牍、帛书、纸张、网络六类。音像、网络史料出现比较晚，而且对娱乐性的重视也导致其可靠性经常遭到质疑。史料的分类有不同的说法，口碑史料更因其主观性而被低估。但是，文学创作有别于其他人文科学的是其想象力、情感内涵和艺术个性。而且，文学的传承并不是静态的和封闭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当代形态本身也包含内在的变动趋向。因此，我们一方面要重视史料的客观性，对可疑的史料必须进行严谨的辨伪和排除；另一方面，中国当代文学史料在变化的语境中，随着传媒格局的变化，随着文学环境的改变，在不同的文学主体的视野中，会激发不同的体验与判断。动态分析的关键是不孤立地考察史料，而是注重多种史料之间的关联性，在关系的网络中对史料进行立体透视，从系统化的史料中发现文学、媒介的动态轨迹。通过对以版权转移为核心的跨媒体传播与跨媒体写作的深入分析，研究者可以对媒体在调节和配置文学资源的流程、功能和基本规律进行动态考察。通过对传统纸媒、影视机构、网络媒体等不同媒介机构支付作者报酬的形式、额度及其差异性进行考察，能够揭示版权经济对于文学生产与文学消费的调节方式和功能结构。传播研究与接受美学视角的引入，恰恰有助于考察中国当代文学史料在文学史进程中复杂的功能与结构。

第五，人文方法与数字方法的有机结合。日益增多的综合数据库和专题数据库，使得获取文学史料变得更加容易。由于史料总量极为庞大，现成的数据库还有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很多报刊、档案都没有数字化，但通过网络搜集常规史料已极为便捷，研究者不必经年累月地进行简单重复的搜集、阅读与记录。利用IT技术和计算机辅助手段，归纳法或计量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手工的计算方法低效而且容易算错，样本容量极为有限。尤其在影视研究和网络文学研究领域，数字人文方法不仅提高了资料搜集与整理的效率，而且通过数据分析、模型建构来避免主观、随意的判断，从散乱的数据中找出规律，揭示表象背后的本质，增强研究的客观性与科学性。近年文学编年史和文学年谱成为研究热点，因为牵涉大量文献，大数据手段和新技术应用使得编年研究更容易开展。以关键词为核心线索的研究之所以方兴未艾，这和数字人文方法的使用有一定关系，数据分析方法在概念演变的爬梳、史源的追索、同类文献检索等方面有明显的优势。值得注意的是，数字人文方法在文学研究领域也有一定的局限性，目前还只是一种必要的补充和辅助，还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文学研究的基本思路与方法。文学研究者必须掌握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以问题意识辨析史料，发现线索并解决问题。文学是人学，如果滤除人性，只关注冷冰冰的数据，文学研究就无法把握文字背后跳动的生命，更无法触及鲜活的现实和思想的温度。另外，数字人文方法在搜集异质性史料时不易操作，往往忽视了反证材料，而缺乏反证的文学研究不容易站稳脚跟，时过境迁之后化为云烟，甚至成为笑料。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当代文学期刊发展史”(项目号：18ZDA266)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作者：黄发有，山东大学文学院暨网络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注释：

[1]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3页。

[2]马良春：《关于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1期。

[3]樊骏：《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1、2、4期。

[4]解志熙：《“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座谈会”共识述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

[5]值得重视的综合类史料著作有潘旭澜主编的《新中国文学词典》（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谢冕、洪子诚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选（1948-197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洪子诚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史料选:1945-1999》（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贾植芳、陈思和主编的《中外文学关系史资料汇编(上、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杨扬和郏宗培分别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年)》之“史料•索引卷一”和“史料•索引卷二”(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孔范今、雷达、吴义勤、施战军总主编的《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2009年版），王尧主编的《文革文学大系：1966-1976》（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7年）等。

[6]譬如王海波辑录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六十年图书总目1951-2011》（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文学评论〉六十年总目与编后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等。

[7]代表性的编年体文学史著作有於可训和李遇春主编的《中国文学编年史•当代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张健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山东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刘福春主编的《中国新诗编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等。

[8]程光炜的《当代文学的“历史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文学史二十讲》（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版）、“莫言家世考证”系列和程光炜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资料丛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吴秀明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及其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书》（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2017年版），都是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重要收获。

[9]近年史料著述有《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料编年》丛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刊》（已出施燕平《尘封岁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等。

[10]代表性的作家研究资料丛书有：杨扬主编的《中国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2006年版），中国小说学会主编的《中国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2009年版），程光炜、吴圣刚主编的《中原作家群研究资料丛刊》（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丁帆、朱晓进主编的《江苏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

[11]代表性的作家年谱丛书有：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2015年出版的《东吴学术》“学术年谱”丛书，包括《李泽厚学术年谱》《莫言文学年谱》《铁凝文学年谱》《范小青文学年谱》《阿来文学年谱》《苏童文学年谱》《阎连科文学年谱》《余华文学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重要作家年谱丛书”，收录了武新军、王松锋的《韩少功年谱》（2017年版）和张东旭的《贾平凹年谱》（2019年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著名作家及学者年谱系列”，已出版的有徐强的《汪曾祺文学年谱》（2017年版）、赵凌河的《施蛰存文学著译年谱》（2018年版）和廖述务的《韩少功文学年谱》（2018年版）。

[12]《晨报副镌》民国十年（1921）十月十二日创刊，民国十四年（1925）四月一日起改名为《晨报副刊》。

[13]参见《1949-1966年故事片编目》，载《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电影集》下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版。

[14]姜义华：《大数据催生史学大变革》，《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29日。

[15]詹姆斯•哈威•鲁滨孙：《新史学》，齐思和等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57页。

[16]柏格森：《时间与自由意志》，吴士栋译，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