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湘名士王闿运
王闿运所书楹联
清末民初的学者易宗夔在《新世说》一书“言语”条云：“王壬甫硕学耆老，性好诙谑。辛亥之冬，民国成立，士夫争剪发辫，改用西式衣冠。适公八十初度，贺者盈门，公仍用前清官服，客笑问之。公曰：‘予之官服，固外国式；君辈衣服，讵中国式耶？若能优孟衣冠，方为光复汉族矣。’客亦无以难之。”王壬甫即王闿运（1833-1916），也字壬秋，湖南湘潭人，清末大名士，著名经学家、史学家，擅诗文，因别号湘绮楼主，世尊称其为“湘绮先生”。民国初年以后，王闿运不仅着“前清官服”，还留辫子，走在长沙的大街小巷，令行人为之侧目。
王闿运博通经史，尤精帝王之学，他与曾国藩同乡，早年充其幕僚。当曾国藩创立湘军征伐太平天国而权倾朝野之时，王闿运屡与曾国藩密谋，劝其当机立断，取大清而代之。他劝曾国藩：“树大招风，古之常训。公今功高震主，天下归心，及今不取，后必噬脐。”这无疑是鼓动其造反，所以曾国藩每每“聆听教诲”，吓得伏案作书，不敢正视。曾国藩一生虽推荐了许多湖南老乡，唯独对这位大名鼎鼎的经学大师无片言保奏，就是怕他出言不慎，祸及自己。斯时，他手握兵权，连西太后也要让他三分，如果曾国藩采纳王闿运之劝，大清的“龙脉”恐怕就要断了。其实王闿运对曾国藩不听他的建言是耿耿于怀的，曾国藩逝世后，他作挽联一副：“平生以霍子孟、张叔大自期，异代不同功，戡定仅传方面略；经学在纪河间、阮仪徵之上，致身何太早，龙蛇遗恨礼堂书。”细读之下，还是有春秋笔法——上下联中用四位历史名人霍光、张居正、纪晓岚、阮元，比喻曾国藩具经世之才，有功于大清的“中兴”；下联末句隐曾国藩未建霍、张之功业，始于清廷的猜忌，大有惋惜、愤懑之叹。说曾国藩的经学成就在阮元之上，值得商榷。
后来王闿运急流勇退，以名士自居、诗酒自娱，并在衡山东洲石鼓书院讲学，一时间弟子众多，其中的佼佼者即后来成为筹安劝进的风云人物杨度。杨度学到了乃师的帝王之学，极力为袁世凯登基鸣锣开道；他还竭力拉人“下水”，以为“辅弼”。他拉过三位知名人物：一位是梁启超，任袁政府的司法总长；恰恰是这位“君主立宪”的信仰者，首先登高大呼“异哉所谓国体问题”，使天下震动。一位是蔡锷，他更演了一出好戏，表面上拥戴之声高唱入云，佯为签名劝进，实则另有打算。一声护国，八方易帜，难怪袁世凯大骂杨度是“蒋干”了。第三位就是王闿运。但杨度是在“劝进书”上擅自签下王闿运的名字的，并非本人意愿，故王闿运特意向杨度阐述政治底线：“总统系民立公仆，不可使仆为帝。”他犹嫌不足以表明立场，径直致书袁世凯请取消帝制：“但有其实，不必其名。四海乐推，曾何加于毫末？”
不过袁世凯还是很仰慕王闿运的硕学耆宿之名的，于1914年电请其北上，并派杨度亲赴湖南迎接。到北京后，袁世凯即聘王闿运为国史馆馆长，但王闿运不是复辟派，他预感到袁氏王朝的未来不妙；时代不同，袁世凯岂能与曾国藩相比？为避免“为天下笑”，几个月后他便挂印而去。离京回湘时，杨度送他上车并请教诲，王闿运留下一句话：“还是少说话为妙。”王闿运还对他的另一位弟子、袁世凯内府长史夏寿田说：“世事无可为，且相从还山读书，不愁无饭吃。”王闿运看出袁世凯必败，所以在离京时对门生都有引退韬晦的劝导。
值得一提的是，王闿运的得意弟子中还有后来的大画家齐白石，他怜其虽为农家弟子却有才，使之就学，教其学诗。齐白石自负“诗第一”，当得益于王闿远的大力栽培。
关于王闿运就任国史馆馆长一事，时人还是颇有微词的，章太炎就说：“八十老翁，名实偕至，亢龙有悔，自隳前功，斯亦可悼惜者也。”据说袁世凯起初想让康有为任国史馆馆长，但康有为犹记戊戌变法中袁世凯出卖维新党人的旧恨，坚辞之下还散布若请他主修《清史》，必将袁入“贰臣传”。无奈之下，袁世凯才敦请王闿运来装饰门面。王闿运逝世后，著名版本学家叶德辉写挽联：“先生本身有千古，后死微嫌迟五年。”暗讽王闿运如果早逝五年，就不会踏进这一池浑水了。明人张岱云：“忠臣义士多见于国破家亡之际。”王闿运虽非反袁志士，但他终不肯与复辟帝制的袁世凯同流合污，还是应该给予肯定的。
王闿运历时六年著《湘军志》一书，计十六篇九万余字。曾国藩门下治古文四大弟子之一的黎庶昌，辑选《续古文辞类篡》，收王闿运《湘军志》中的“曾军篇”“曾军后篇”“湖北篇”“水师篇”“营制篇”，并大为称赞：“文质事核，不虚美，不曲讳，其事非颇存咸、同朝之真，深合子长叙事意理，处世良史也。”司马迁字子长，黎庶昌将王闿运与司马迁相提并论，可见其推崇。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更是大赞《湘军志》“为唐后良史第一”。当然，仁智各见，王闿运写《湘军志》时，相关的湘军人物仍健在，如郭嵩焘、曾国荃等人读后皆不满意，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更说王闿运是“文人，缺乏史德，往往以爱憎颠倒事实”。掌故大家徐一士评得很有道理：“信史之难，自古所叹，闿运此作，虽可议处甚多，而精气光怪，不可掩遏，实有不朽者存，是在读者之善于别择而已。”（《一士类稿·一士谈荟》）姑且不谈这些看法是否公允，但《湘军志》仍不失为研究清末历史的重要著作。有个小掌故，《越缦堂日记》的作者李慈铭曾听李鸿章的幕宾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时，王闿运前来谒拜，欲借银四万两。李鸿章问借银何用？答：“吾以之撰《湘军志》。”李拒之而送客。待王闿运出门，李鸿章大声说：“壬秋提起笔可爱，放下笔可杀！”虽是调侃，却也道出王闿运的文笔还是颇可一读的。
清代是对联创作的高峰，除经学、史学外，王闿运的对联也堪称一家，寓史评于其中，极富特色。如挽李鸿章联：“契阔旧相随，记从龙树分襟，尊酒宾筵应忆我；封疆才第一，正值鲸波沸海，角巾私第不言兵。”忆事与声情并茂，读来音节跌宕。又如挽彭玉麟联：“诗酒自名家，看勋业烂然，长增画苑梅花色；楼船欲横海，叹英雄老矣，忍说江南血战功。”彭玉麟是湘军水师提督，身经百战，却又是诗人本色。他曾一战攻占小姑山，即吟诗：“十万健儿齐拍手，彭郎夺得小姑还。”用词绝妙，被遐迩传颂。其妻名中有“梅”字，妻逝世后，彭玉麟思之弥深，每日画梅一幅赋诗一首，真是“长增画苑梅花色”！不愧为一副佳联。
清末民初的笔记常载王闿运为人谐谑狷狂，但从他作的对联来看，还是很得体的。他曾给自己写过一副挽联“春秋表未成，幸有佳儿述诗礼；纵横计不就，空馀高咏满江山”（《一士类稿·一士谈荟》引此联“计”作“志”，“馀”作“留”，意蕴略逊），字里行间，耐人寻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