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与《鲁迅全集》注释
摘要：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的注释过程中，注释者除查阅文献资料外，还访问了与鲁迅著作内容相关的当事人和知情人。史学家顾颉刚曾与鲁迅共事，并产生恩怨纠葛，自然在被访问之列。在接受访问及与注释者的通信中，顾颉刚以平和坦荡之心，提供了不少第一手资料；但在自家日记中，则呈现出不尽相同的立场和观点。围绕《鲁迅全集》注释的方方面面，在历史的明与暗、思想的显与隐、文本的表与里之间，折射出顾颉刚微妙的政治和文化感受，这成为考察20世纪后半期中国知识分子心态史的一个突出个案。
在迄今各版本的《鲁迅全集》中，对鲁迅作品的注释，始于1958年版。[1] 这一版《鲁迅全集》由冯雪峰主持，林辰、孙用、杨霁云、王士菁等担任收集、整理、注释和编辑工作[2]，“对鲁迅作品的写作背景、涉及的古今人物、历史事件以及社团、书籍、报刊乃至典故、名物、方言土语、引文出处等等，尽可能一一加以注释疏证”[3]，共撰写注释5800余条，约54万字，为鲁迅作品的阐释和普及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为此后的注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迄今为止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注释，出现在1981年版《鲁迅全集》中。这一版针对1958年版注释的不足，从1975年底开始，以单行本的形式重新编注出版鲁迅作品的“征求意见本”，对此前的注释进行修订和补充。“征求意见本”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查阅旧的报刊资料，访问当事人和知情人，先后有近200人参加了注释工作。[4] 在此基础上，人民文学出版社于全国性纪念鲁迅百年诞辰的1981年出版了16卷本《鲁迅全集》，注释总数达23000余条，240万字左右，较1958年版增加三倍以上。[5] 与1958年版相比，“征求意见本”的注释者行走全国各地，访问了更多的当事人和知情人。其中，曾与鲁迅共事、并产生恩怨纠葛的史学家顾颉刚，自然在被访问之列。与绝大多数当事人和知情人不同，顾颉刚不是鲁迅的亲友弟子，在和鲁迅的交往中，体现更多的是“怨”，而非“恩”。顾氏极少涉足文学领域，未曾参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任何一场文学论争，尤其是发生在左翼文学内部的论争。新中国成立后，顾颉刚和鲁迅的矛盾，已属于陈年旧事，更具有私人恩怨的性质。[6] 而且随着其中一方的较早离世，不致于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也不会引发不同群体或同一群体内部的不同宗派之间旷日持久的激烈冲突和残酷斗争（如冯雪峰和周扬、夏衍）。因此，顾颉刚在解答《鲁迅全集》注释者提出的各类疑难时，较少受到现实因素的牵扯，也不为左翼内部的宗派斗争等历史遗留问题所左右，能够就事论事地提供第一手资料，心态较为坦荡平和。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坦荡平和的心态主要体现在顾颉刚接受访问或与注释者书信往还这些相对公开的场合，在日记等私人性文本中，则呈现出与之不尽相同的立场和观点。尽管两人的纷争在鲁迅离开广州、定居上海之后已告一段落，但鲁迅在20世纪中国政治、思想和文化领域几乎无处不在的影响力，使“开罪于鲁迅”成为顾颉刚后半生无法摆脱的巨大阴影，并不断遭遇现实事件的刺激，终生难以释怀。这些感受均一点一滴地记录在《顾颉刚日记》之中。由此可见，围绕《鲁迅全集》注释的方方面面，在文本的表与里、思想的显与隐、历史的明与暗之间，折射出顾颉刚微妙的政治和文化感受。
本文拟从两个方面考察顾颉刚与《鲁迅全集》注释之关联，一是顾颉刚对注释的实际贡献，二是透过不同类型的文本之间的缝隙，观照顾颉刚言行中的内在矛盾与紧张，进而透视以顾颉刚为代表的20世纪后半期中国知识分子面对鲁迅这一“文化图腾”经历的坎坷命运，呈现的复杂心态。
一
在1958年版《鲁迅全集》的注释中，对鲁迅同时代人的生平，仅有非常简略的介绍，大都用词谨慎，较少进行价值评判。对人物政治立场的评判，更多呈现在对一些具体事件和现象的注释之中，其措辞较之生平介绍，明显直露而不留情面，政治色彩更为浓厚。
在鲁迅的各类作品中，涉及顾颉刚之处不少，或直书其名、直陈其事，或使用隐语指代，这在1958年版《鲁迅全集》的注释中大都得到了说明。如第2卷中《故事新编·理水》注释5：
又如鸟头先生，显然是讽刺顾颉刚——当时属于胡适派的一个考据学家。“禹是一条虫，鲧是一条鱼”是顾颉刚在1923年所发表的没有任何可信根据的议论（见《古史辨》第1册63、119页）。这里“鸟头”这个名字即从“顾”字而来；据《说文》，顾字从雇从页，雇是鸟名，页是头。[7]
这条注释表面上解析词义，陈述事实，但“胡适派”这一称谓则暗含指控。当时胡适在中国大陆已被打入另册，“属于胡适派”即包含着明显的价值判断。顾颉刚在新中国成立后留在大陆，1954年起供职于中国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所，不属于“敌我矛盾”中人，因此对他的评价也不像对胡适等人，刻意强调其“反动性”，措辞稍显内敛平和。
反而是在“文革”后期编辑的“征求意见本”《故事新编》中，相关注释的政治色彩稍显淡化：
又一个学者 暗指顾颉刚。他曾以实用主义的考据方法，根据《说文解字》对“鲧”和“禹”字的解释，说鲧是鱼，禹是蜥蜴之类的昆虫，否定鲧和禹的存在。下文的“鸟头先生”是作者按照《说文解字》对“顧”（顾的繁体字）的解释，讥讽顾颉刚。“顧”，从“雇”从“页”，“雇”（hù户）是鸟名，“页”本义是头。[8]
较之1958年版，“征求意见本”指出了顾颉刚立论的“可信根据”，在知识性上更为确凿严谨。尤为突出的是，这条注释用“实用主义”取代“胡适派”，以概括顾颉刚考据方法的理论属性，避免贴上“胡适派”的反动标签。事实上，实用主义一直被视为胡适尊奉的哲学思想，并得到其本人的认可。[9]以实用主义命名顾氏的考据方法，内涵没有丝毫改变，但遮蔽与敏感人物的关联，政治色彩明显淡化。以上处理是否源于顾颉刚1971年复出，继续主持“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标点工作，因此刻意减弱批判力度，不得而知。
新中国成立后，顾颉刚于1952年7、8月间参加知识分子改造，在撰写相关材料过程中“写鲁迅事”，感到“殊难措辞”，[10]并于1956年3月11日“到许广平处，谈卅年前与鲁迅先生旧事”[11]。以上言行与1958年版《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并不相关。前者是知识分子改造过程中的规定动作，后者则应属于个人行为。延续1958年版《鲁迅全集》注释原则的“征求意见本”，注释内容涉及“鲁迅著作中所涉的当时的人物、掌故与引用的说话和文字，以及一切被鲁迅加了括弧的用语，等等”和“因文字简练和为了讳忌而隐晦曲折，一般读者不易了解的地方，略加点明和解释”[12]，均与顾颉刚存在或多或少的关联，这使注释者访问顾氏成为顺理成章之事。鲁迅与顾颉刚的恩怨纠葛，主要发生在厦门和广州时期，加上以顾氏为见证人的“女师大风潮”，鲁迅涉及以上人事冲突的文字，散见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三闲集》和《两地书》中，这成为“征求意见本”注释者访问顾颉刚的重点内容。
“征求意见本”各分册由不同高校实际负责，因为尚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为体现“三结合”的工作原则，各高校纷纷联合工厂、部队、公社以及商店等组成注释组。其中《华盖集》注释者署名“天津大沽化工厂、天津市邮政局工人理论组，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13]，《华盖集续编》注释者署名“天津拖拉机厂工人理论组、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14]，《而已集》注释者署名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三八〇〇一部队
广州业余大学文艺班、写作班
广州鲁迅纪念馆
中山大学中文系七四级师生
《而已集》注释组[15]
事实上，具体的注释工作分别由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和中山大学中文系实负其责。在《顾颉刚日记》中有如下记录：
中山大学中文系李伟江、章崇东两君续来，看予四十年前日记，搜集鲁迅与予纠葛事实。
广州中山大学注释鲁迅集之责，以其中有与予之一段疙瘩，故来访问，今日为第二次，予出当年日记示之。静秋怕客多看予日记，将对我有不利。予坦然示之，彼辈亦无话说。看其所注鲁迅集出版，对予作何评价。[16]
人民文学出版社王锦全、韩海明（女）来，询问鲁迅《华盖集》中事。[17]
李伟江是中山大学中文系教师；王锦全（应作王锦泉）和韩海明均为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大约持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介绍信来访，因此被顾颉刚误认为是该社的工作人员。除以上日记外，保留至今的还有顾颉刚给《而已集》注释者的三封回信，两封致陈则光，一封致中山大学中文系七四级同学。陈则光是中山大学中文系教师，《而已集》注释组成员，但并非注释的定稿人（《而已集》注释的定稿工作由李伟江承担）。委托他致信顾颉刚，源于两人旧日的师生关系。[18] 和学生通信，有助于顾氏解除紧张和戒备心理，充分解答注释者的诸多疑难。从书信的内容看，确实如此。致中山大学中文系七四级同学，惜言如金，仅根据对方的提问简要介绍了自家在中大的任职经历，少有发挥之处。[19] 相较而言，致陈则光两封信的内容远为详尽丰赡。
第一封信为顾颉刚亲笔，作于1975年3月25日，未就陈则光来信中提出的问题做出有效解答[20]，而在开头指出：“鲁迅和我的斗争，实际上不是和我单独的纠纷，而是北大里文学院教授有英美派和法德日派的长期敌对，不过到了厦大和中大，把这口气出在我的身上罢了。”[21]为此，顾颉刚推荐注释者查阅相关档案和报刊，并用大量篇幅详细介绍了《新青年》《新潮》《语丝》《晨报副刊》《京报副刊》《现代评论》等十余种刊物及自家亲历的两派之间的斗争情况，以陈述事实为主，偶尔表露个人情绪，如“我夹在这两派里，大有‘两姑之间难为妇’的苦痛”[22]等语，但也是点到为止，尽量以客观平静的语调书之。而后文以浓墨重彩专门讲述法德日派领袖李石曾其人其事，踵事增华之处不少。[23] 以上内容，占据全信篇幅的十分之九，直至临近结尾处才回归正题，提出“至于你所问的，我当再把鲁的全集翻阅一遍，逐条奉答，恐须再写两三次信”[24]。表面上看，这封复信答非所问，但正如顾氏信中所说：“你所问的是鲁和我在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中事，我还来不及作答。只因要说明这一年的事，便须说明这些事的背景，不得不牵涉到这一年以前或一年以后的事。” [25]顾颉刚提供的信息，对了解他和鲁迅之间的冲突，确实有所帮助，并非东拉西扯的闲笔。
由于第一封信未能充分解答注释者提出的问题，几天后，顾颉刚口述，其女记录，再次复信陈则光。[26] 第二封信分析了自家与鲁迅发生裂隙的由来，归结为以下两点：一是追随胡适进行有关《红楼梦》的考证；二是认为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红楼梦》人物关系表抄袭了盐谷温的著作，并暗示鲁迅从孙伏园处得知此事。同时，还介绍了中大期间的“候审信”事件。对鲁迅在《两地书》中将顾颉刚称作“朱山根”，则做出以下解释：
原来据我猜想，“朱”是苏州四大姓“朱、张、顾、陆”之一，“山”与我的“颉”字有关，都有“高”的意思（颉为鸟高飞，山为土突起），“根”与“刚”的英文字母头一个都是“K”，是同纽字。现在想来，也许是鲁迅先生对我追随朱家骅、傅斯年（山东人）的一种嘲弄。[27]
顾颉刚是否了解鲁迅使用“朱山根”一词的真实用意，难以确知。上述解释虽然显示出考据的眼光和高深的学养，但“索隐派”的痕迹过重，只能视为无可奈何之下的胡乱猜测了。
接到顾颉刚复信后，陈则光又于同年4月4日和5月25日两度写信，既表达了谢意，又就鲁迅与顾颉刚及现代评论派的关系，胡适等在怎样的情况下成立新月社，鲁迅最憎恶陈西滢、于女师大事件外是否还有其他因由，以及陈西滢的生平等提出问题。[28] 顾颉刚对此是否再次复信解答，不得而知。陈则光4月4日信中说：“日内此间将派出两位年轻的同志去北京、上海，查阅有关资料，到北京时，他们会来拜访您老人家的。”[29] 5月25日信中又说：“昨晚我也会见了从北京查阅资料回来的两位同志，他们说曾几度拜访您老人家，并受到热情的接待，看了有关日记，了解了好些问题，受益不浅，极为感谢！” [30]陈氏信中的“两位同志”显然就是前引《顾颉刚日记》中的“李伟江、章崇东两君”，据此可证顾颉刚日记所言不虚，确实为访问者提供了有效的帮助。
限于时间和精力，顾氏的复信只提供了部分信息。对注释中的疑难问题予以更充分的解答，则须借助访问当面陈说。顾颉刚在访问中提供了复信之外的哪些信息，并为注释者采纳，可以从“征求意见本”对1958年版《鲁迅全集》注释的修订中找到若干线索。
例如在《华盖集续编》“征求意见本”的注释中，多涉及鲁迅与顾颉刚在厦门大学共事期间的部分经历和彼此间的矛盾。其中《海上通信》一篇，“征求意见本”对“这话就登在鼓浪屿的日报《民钟》上，并且已经加以驳斥”一句的注释如下：
据顾颉刚一九二七年一月五日“日记”条下记：“前日《思明》报上载，林校长对人说，鲁迅之走系由国学院内部分为胡适派与鲁迅派之故。开会时，万里（按即陈万里，胡适派）质问，玉堂先生声色俱厉，概数月来，办事不顺手，积忿甚多也。”由此可见，林文庆所造的谣言，当时厦门的主要报纸都登载了。“已经加以驳斥”，指鲁迅对这种谣言的驳斥。“几位同事”，指林语堂、陈万里等人。[31]
这条注释仅见于“征求意见本”，1958年版《鲁迅全集》无，1981年和2005年版亦删去。是否出于尊重当事人，不便披露顾颉刚未刊日记，不得而知。也可能是注释者认为对《海上通信》中该语句并无注释的必要，因此在1981年版《鲁迅全集》中删去。2005年版延续了这一做法。事实上，注释中对“已经加以驳斥”和“几位同事”的说明，确有蛇足之感。尽管如此，这条注释还是能够体现出顾颉刚对《鲁迅全集》注释做出的贡献。《华盖集续编》的注释工作由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实负其责。《顾颉刚日记》中仅记录王锦泉、韩海明来访，并未道及向注释者提供自家日记等诸多细节。从这条注释看，显然《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的注释者和《而已集》一样，受到了顾颉刚的热情接待，甚至获准抄录未刊日记，极大地丰富了注释的材源。
此外，“女师大风潮”“厦门大学‘驱逐刘树杞’风潮”等注释条目，也或多或少受益于顾颉刚提供的材料，限于篇幅，不一一举证。
综上可知，顾颉刚以耄耋之年，老病之躯，在通信和访问过程中，通过笔录或口述等方式，为《鲁迅全集》的注释提供了大量线索和信息。作为一些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当事人，顾颉刚认真回忆，知无不言，所述虽有详略之分，但大抵秉承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立场。不过，从中仍可感受到复杂的心态。在致陈则光第一封复信的结尾处，顾颉刚补充说：“我今年已八十二足岁，耳聋、眼花、手抖、腿软，集诸种老年病于一身。惟记忆力尚不太坏，当年亲见亲闻，足供今日参考，但愿你能把鲁集（注）好，也算我对人民作出一点供献。至于我的思想倘有不合，亦望你们诸位痛加针砭，助我改造。” [32]这段文字可谓五味杂陈，既有对身体的衰老病痛的感叹，又包含着对自家记忆力和所提供材料之可靠性的高度自信。惟结末一句，在谦虚的背后不免噤若寒蝉之态，体现出顾颉刚经历多次运动之后，内心深处难以抑制的紧张感。
此外，顾颉刚还曾于1955年3月21日写“鲁迅著作编辑室信”[33]，1978年5月19日写“复旦大学《鲁迅全集》注释小组信”[34]，均与《鲁迅全集》注释有关。两封信未见披露，其内容难以确知。复旦大学负责“征求意见本”《中国小说史略》（1979年2月出版）和《鲁迅日记（1928—1936）》（1978年12月印行）的注释工作。顾颉刚对“征求意见本”和1958年版《鲁迅全集》注释提供了哪些材料和线索，难以查考。
二
如前文所述，与鲁迅当年的恩怨纠葛，使顾颉刚成为《鲁迅全集》注释者访问的对象。顾氏在访问和通信等相对公开的场合中，也能够做到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尽力保持平和坦荡之心，颇有史家之风。相较而言，在自家日记中，顾颉刚的姿态和立场则呈现出微妙的差别。个中缘由，可堪玩味。
在鲁迅一生的“怨敌”中，顾颉刚是较为独特的一位。一方面，除中大期间的“候审信”外，两人从未公开撰文开展思想上的论争；另一方面，两人又各执文学与史学之牛耳，专业上的交集也较少。然而，鲁迅和顾颉刚相互间的厌恶和仇视程度，却超过了诸多真正的论敌，对两人而言均可谓刻骨铭心。即使随着鲁迅定居上海而暂告段落，但彼此仍念念在心。1929年5月鲁迅北上省亲，两人于孔德学校不期而遇。事后顾颉刚在自家日记中加以记录，鲁迅则在致许广平信中提及。[35] 可见余波未平，心结难解。直到1936年10月鲁迅去世，这段恩怨才得以了结。[36] 然而，新中国成立后鲁迅在政治、思想和文化领域如日中天的崇高地位，使与鲁迅之间的冲突，由私人恩怨上升为顾颉刚的罪孽，无从摆脱，亦无力申说，以致后半生面对鲁迅其人其事，始终难以保持一颗平常心。这在《顾颉刚日记》中有详细记录。
新中国成立之初，《顾颉刚日记》中有关鲁迅的信息，多见于撰写知识分子改造材料和参加纪念鲁迅的活动。[37] 大抵只记事件，不作评价，看不出本人的态度和立场。1963年1月22日偶看电视评剧，却触发了顾氏的感慨：“看《孙庞斗智》剧，瞿然想起卅余年前旧事，此固厦门大学中，潘家洵、孙伏园辈对付我的手段，而以鲁迅为魏王者也。”[38] 1966年1月孙伏园去世，顾颉刚在日记中评价有云：“此人一生是一小政客，惯作挑拨离间之工作。鲁迅对我之仇恨，实为彼从旁搧小扇子之结果。” [39]顾氏一直将和鲁迅之间的冲突，归结为一众小人从中挑拨，对逝者作如此恶评，可见冲突事件对其造成的伤害之深，时隔多年仍耿耿于怀。“文革”开始后，顾颉刚被迫撰写交代材料，其中自然涉及与鲁迅的恩怨纠葛。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题目由《我与鲁迅的纠纷》[40]，改为《我开罪于鲁迅先生》[41]，进而改为《我对鲁迅先生犯下的罪行》[42]；之后又撰写《鲁迅与我的两条路线斗争》[43]和《反鲁迅的本质》[44]等，上纲上线，不断自污。顾颉刚在内心深处对此也时有抗拒。1967年2月6日日记中表示：“我自省，一生只有和胡适、鲁迅、朱家骅三人的关系是我的大错，其他时间或其他地方，我实是一个谨小慎微之人”[45]；同年3月23日日记中则强调：“‘文革’小组中人指出我两点：（1）反鲁迅即是反共，（2）研究生十年读书单，是为什么人服务的。第一件未免提得太高，彼时鲁迅是一小说家，有进步性，尚非党员也。”[46]但自省和自贬之心仍占据上风。1967年4月16日日记中记载：“看鲁迅集，具见其思想之进步，如《老调子已经唱完》中说：‘生在现今的时代，捧着古书是完全没有用处的了。’又说：‘中国的文化……和现在的民众有甚么关系、甚么益处呢？’他虽读旧书，而能跳出来，从‘用’字着眼。我则未能，所以致彼不满，视我若仇。” [47]罕见地从自家身上寻找造成与鲁迅冲突的原因，足见这场运动对顾颉刚内心震撼之深。1969年8月26日，“看《鲁迅先生怒斥顾颉刚》大字报，心情激动，觉心旌摇摇，如船在漩涡中转，将掌不住舵，此真触动灵魂矣”[48]；两天后再次外出看涉及自家的几种大字报，“冒雨往还，衣裳尽湿，固缘天热，亦由体衰，不意高年，得此揭发。只得向人民低头服罪，夫复何言。我壮年时出足风头，自当有此结算，书此以志悔艾”[49]。此时的顾颉刚，忆及当年与鲁迅的恩怨纠葛，悔恨与服罪之意，溢于言表。“文革”期间，顾颉刚反复阅读鲁迅的各类著译，为其毕生所鲜有，个中缘由，固然是为撰写各类交代材料作参考，如《两地书》《集外集拾遗》等，但《死魂灵》《毁灭》《壁下译丛》等译作，当与所撰材料无甚关联。反复阅读，从中可见顾颉刚对鲁迅其人其事念兹在兹，始终难以摆脱其阴影笼罩的焦虑和痛苦。
不同于鲁迅日记纯为记人记事而作，不以他人为拟想读者，简明扼要，如流水账一般。顾颉刚日记则不限于记录日常琐事，以备自家日后查阅，而是出于史家之积习，力求做到有事必录，详尽丰赡，甚至附录剪报，希图为一些重要事件和人物立此存照。虽然不像胡适日记明确以同时代及后世读者为写作对象，难以掩饰其表演性，但着力经营的写作姿态仍较为突出。1967年底，顾颉刚日记为历史研究所专案组索取审查，被迫中断，之后虽有恢复，但时断时续（部分为家属烧毁）。记至1971年9月2日，因健康原因又中断了三年有余，直至1975年5月再度恢复。[50] “文革”后期，顾颉刚复出工作，将日记索还，“如同老友重逢，他将旧日记置于案头，经常翻阅，有可补充者即随手写入”[51]。经历了日记的失而复得，此次补充，以他人为读者的倾向更为明显。此时的顾颉刚，主持点校“二十四史”，重拾专业，加之政治运动略有消歇，不必再费时费力撰写交代材料，心态也较之前有所放松。在对昔年日记的补写中，较多涉及与鲁迅及与其他当事人的恩怨纠葛，态度较“文革”初期有明显不同。
1973年7月，顾颉刚在1924年10月21日日记后增加一段补记，介绍女师大风潮中陈源（通伯）和鲁迅的不同表现，前者以同乡之故支持杨荫榆，后者则因许广平之故反杨尤烈，遂与陈相互对骂；并陈述因孙伏园从中挑拨，“使鲁迅认为我为通伯死党，但我作文不涉时事，故彼亦无从发泄。及一九二六年同到厦大，遂公开詈我矣。此一公案知者甚少，故今书之”[52]。 事实上，鲁迅与顾颉刚的矛盾在任教厦大期间虽已出现，但尚未公开，鲁迅的不满仅见于和友人的通信与交谈等私下场合，并不存在顾氏所谓“公开詈我”。两人公开的冲突，发生在鲁迅任教于中大时期及辞职以后。
同月11日，顾颉刚在1926年全年日记末尾增加数千字的补记，更为详尽地陈说了与鲁迅的冲突、特别是中大“候审信”事件之始末，对冲突的原因，除小人拨乱外，还归纳为鲁迅婚姻不幸而造成的“准鳏夫”心理，因此视顾氏为胡适门人，不能相容；“至在我之故”，则是鲁迅小说《阿Q正传》讽刺“胡适之先生的门人”，意在讥讽顾颉刚，并在补记末尾特别申说：
今日鲁迅已为文化界之圣人，其著作普及全世界，研究之者日益多，对于彼我之纠纷必将成为研究者之一问题。倘我不在此册空页上揭露，后人必将无从探索，故勉强于垂尽之年略作系统之叙述，知我罪我，听之于人，于惟自誓不说一谎话而已。[53]
这段长达数千字的补记，是顾颉刚日记中对与鲁迅的恩怨最为详尽的言说，辞情恳切，也确实为后世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珍贵的史料。然而，顾氏虽表示“彼之所以恨我，其故有在彼者，亦有在我者”，但主要陈述“在彼者”，所谓“在我者”则是自家为胡适撰写《红楼梦考证》搜集材料，由此引发鲁迅的讽刺，其实仍属于“在彼者”。这一立场，虽然绝非谎话，但也难言客观，实质上仍将造成冲突的责任归结于鲁迅一方。鲁迅作《阿Q正传》，时在1921年。彼时与胡适尚无大矛盾，也未必熟识顾颉刚其人，所谓“胡适之先生的门人们”云云，不过是和友人并无恶意的玩笑，谈不上讽刺。而且助力胡适考证《红楼梦》者，不止顾氏一人（至少还有俞平伯），即使鲁迅意在讽刺，也并非针对顾颉刚。顾氏认为鲁迅借小说讽刺他，未免过于敏感，且将自家地位看得过重了。同时，在顾颉刚看来，自家因亲近胡适而使鲁迅侧目，因“古史辨运动”而赢得盛名，在学界可与鲁迅“平起平坐”，因此招致鲁迅等人的妒忌。这恐怕也是未能摆正自家位置使然。1926年8月，顾颉刚应聘厦门大学教职。8月25日日记云：“我在国文系中本须授课，今改为‘研究教授’，不必上课，甚快。” [54]仅简要记录事实及自家心情，语焉不详。1975年3月，在该条日记下特意补记云：
我于本年七月一日接厦大聘书，本身研究所导师与大学教授，今日玉堂来嘱换聘书，乃是研究教授，予骇问其故，则谓自《古史辨》出版后，学术地位突高，故称谓亦须改变。然自此以后，北大同学侧目而视，称我为“天才”，为“超人”，而鲁迅以本身位望之高，不屑与予平起平坐，风波自兹而兴矣。可叹哉！
一九七五年三月，颉刚记。[55]
顾颉刚和鲁迅同被厦门大学聘为研究教授，但所谓“平起平坐”，恐系顾氏一厢情愿。虽然两人“职称”相同，但从薪资仍可看出明显差异。顾颉刚的月薪为240元[56]，鲁迅的月薪则为400元[57]。可见，顾颉刚对自家研究教授的地位存在误解，因此产生能与鲁迅“平起平坐”的感觉，实为错觉。学界中人，固不应论资排辈，以长辈自居而轻视晚辈，更不可取。但在顾颉刚看来，鲁迅只是小说家，学术非其所长[58]，且为人刻薄，因此对鲁迅其人其文缺乏尊重，甚至有所轻视，[59]未免在言行中流露出凌驾于鲁迅之上的姿态，这样即使他不与胡适、陈西滢等人过从甚密，也难以赢得鲁迅的好感。此外，在厦门大学期间，顾颉刚感受到鲁迅的敌意，为此深感冤屈。鲁迅对顾颉刚的存在颇为敏感，顾颉刚对鲁迅的一言一行也极为在意。在1926年9月4日日记中云：“鲁迅先生到校。” [60]原文在此六字上特意加粗，可见其重视程度。两人的冲突，究其起因，过于敏感、意气用事的成分居多，宗派情绪亦有之，令人深感遗憾。
除以上几则补记外，顾颉刚对李石曾的评价，也能揭示其中的问题。如前文所述，在致陈则光信中，顾氏“舍本逐末”，用较长篇幅介绍法德日派领袖李石曾其人其事，一改公开性文本之谨慎态度，罗列李氏之种种阴谋与罪行，在人格上对其予以大力掊击和全面否定，态度之决绝，言辞之激烈，在顾颉刚的文字中颇为罕见。顾氏就读北大期间曾听李石曾讲授的生物学课 [61]， 在早年的日记中提及李氏，每以“先生”称之。两人在20世纪20年代交往较多，顾颉刚对李石曾的某些做法虽不认同 [62]，但仍待之以师礼。后来对李氏的印象日渐不佳，1926年3月19日日记中说：“报载府中拟下令捕徐谦、李大钊、易培基、李煜瀛（即李石曾——引者按）、顾孟余等。段氏固非下令之人，但徐氏辈实在闹得太厉害了。我对于这种人，和段氏一样地深恶痛绝” [63]，但始终没有产生和鲁迅一样的激烈冲突。然而，新中国成立后，顾颉刚对离开大陆的李石曾每出恶言，甚至不惜踵事增华，无中生有，揭露一些并不存在的“事实”，如向友人讲述程砚秋为李石曾携故宫所盗宝物出洋未遂事，遭陈叔通质疑 [64]；致陈则光信中揭露李石曾占有外甥焦菊隐的妻子林某之事，亦不属实。李石曾和林某结婚，是在焦林两人离婚之后，且两人感情原有裂痕。李林两人结婚时，焦氏亦已再娶。所谓“占为己妻”云云，纯属子虚乌有。顾颉刚对李石曾，怨毒之意明显，即便与其一贯秉承的公正客观的史家立场相违背，也在所不惜。一些“事实”，若非主观的刻意编造，就是将若干道听途说之信息以想象相连缀。个中缘由，令人费解。1973年7月的一篇补记中说：
李石曾、易培基本是国民党中坏分子，专搞盗窃攘夺工作，西山一带之庙产及此后故宫盗宝案可知也。慕愚反对其人，本是合理行为，而李、易嗾其党羽傅启学等攻击之，此屈原所以行吟于泽畔也。观女高师案，杨荫榆虽改职入教部，而继其任者乃易培基，鲁迅先生诋杨不遗余力，顾于易之继任乃默无一言，能谓之认识是非乎！一九七三年七月记。 [65]
落脚点仍在于评价鲁迅，但似乎对李石曾等人怨恨更深，责难也更为强烈。顾氏此举，除与李石曾的个人恩怨外，是否有借批判“国民党中坏分子”以彰显自家的正确立场，以及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不便对鲁迅恶语相向，于是将怨恨转移至李石曾身上，不得而知。
从1973至1976年，顾颉刚在旧日记的字里行间增加了多篇补记，大都与昔年的人事纠葛相关，而涉及与鲁迅之恩怨者为最，连缀起来，可以看出顾颉刚对鲁迅、对和鲁迅冲突的完整态度。补记中的措辞虽不及民国时期严厉，甚至能够反躬自问，进行反省，但在历次运动中被迫公开表达悔恨与服罪之余，内心的痛苦和不甘，仍跃然纸上。运动带来的创伤和恐惧，可能加深对鲁迅的怨恨，然而言辞又务须克制，避免因言获罪，以求自保。顾颉刚的补记明显以他人为拟想读者和写作对象，对后世的评价也颇为在意，体现出强烈的紧张感。于是，在顾颉刚的昔年日记和日后补记之间，在作为私人文本的日记和接受《鲁迅全集》注释者的访问及通信之间，形成微妙的话语缝隙，其中蕴含着历史的明与暗、思想的显与隐、文本的表与里之间的巨大张力。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逝世。顾颉刚在四天后的日记中说：“他（指郭沫若——引者按）爱才，鲁迅好独霸，此两人根本不同处。” [66]这是顾氏日记中最后一次对鲁迅做出评价。可见，顾颉刚对鲁迅，最终也未能释怀。
综上可知，新中国成立后顾颉刚对鲁迅的评价与言说，随时代语境和自身境遇的变化而不断调整，不仅折射出顾氏后半生的坎坷命运和复杂心态，还成为在历史与时代的重压之下，一个知识分子的内心矛盾与纠结的真实呈现。这使得顾颉刚对《鲁迅全集》注释的参与，不仅成为鲁迅著作注释史乃至鲁迅研究史上的一个较为独特的个案，而且还能够为考察20世纪后半期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心态史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参考文献：
[1]这部《鲁迅全集》从1956年出版第1卷，至1958年10卷全部出版，因此按惯例称为“1958年版”。
[2]荣太之：《〈鲁迅全集〉的注释出版及其他》，《鲁迅研究动态》1981第5期。
[3]张小鼎：《鲁迅著作出版史上的三座丰碑——二十世纪〈鲁迅全集〉三大版本纪实》，《出版史料》2005年第2期。
[4]荣太之：《〈鲁迅全集〉的注释出版及其他》，《鲁迅研究动态》1981第5期。
[5]王仰晨：《略谈新版〈鲁迅全集〉的编辑出版》，《出版工作》1984年第1期。
[6]学术界有关鲁迅与顾颉刚恩怨的研究成果众多，主要有赵冰波：《鲁迅与顾颉刚交恶之我见》，《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桑兵：《厦门大学国学院风波——鲁迅与现代评论派冲突的余波》，《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5期；汪毅夫：《北京大学学人与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兼谈鲁迅在厦门的若干史实》，《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3期；[英]卜立德著、黄乔生译：《转变中的鲁迅：厦门与广州》，《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3期；汪毅夫：《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几个史实》，《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12期；孙玉祥：《鲁迅为什么刻薄顾颉刚》，《百年潮》2004年第4期；包红英、徐文海：《鲁迅与顾颉刚》，《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卢毅：《鲁迅与顾颉刚不睦原因新探》，《晋阳学刊》2007年第2期；符杰祥：《揭开鲁迅与顾颉刚交恶之谜的新线索》，《粤海风》2009年第5期；李有智：《鲁迅和顾颉刚的是与非》，《中华读书报》2011年7月13日第03版；傅国涌：《鲁迅与顾颉刚到底有什么过节？》，《文史参考》2011年第18期；邱焕星：《鲁迅与顾颉刚关系重探》，《文学评论》2012年第3期；施晓燕：《顾颉刚与鲁迅交恶始末》（上），《上海鲁迅研究》2012年夏之卷；施晓燕：《顾颉刚与鲁迅交恶始末》（下），《上海鲁迅研究》2012年秋之卷；陈元胜：《鲁迅到厦大与林语堂、沈兼士、顾颉刚史料辩证》，《上海鲁迅研究》2012年冬之卷；张京华：《顾颉刚如是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蓝本事件》，《中华读书报》2013年3月13日第13版；邱焕星：《“党同伐异”：厦门鲁迅与国民革命》，《文艺研究》2020年第1期等；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各有侧重，不一而足。其中，施晓燕的论文引用史料最多，论述史实也最详。桑兵和邱焕星的论文则分别将鲁迅与顾颉刚之间矛盾的考察，由私人恩怨上升到学术史和政治史的高度，对问题的阐释有明显的拓展和深化。而迄今为止该领域研究的集大成者是王富仁先生的遗作《鲁迅与顾颉刚》，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
[7]鲁迅：《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464页。
[8]鲁迅：《故事新编》（征求意见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第51—52页。
[9]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94—98页。
[10]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7卷（1951—1955），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252、260页。
[11]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8卷（1956—195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32页。
[12]以上原则由冯雪峰确定，参见王士菁：《一个无私的忘我的人——纪念雪峰同志》，《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2期。
[13]鲁迅：《华盖集》（征求意见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扉页。
[14]鲁迅：《华盖集续编》（征求意见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扉页。
[15]鲁迅：《而已集》（征求意见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扉页。
[16]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11卷（1968—1980），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352、353页。
[17]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11卷（1968—1980），第358页。
[18]陈则光20世纪40年代就读于中央大学，曾修读顾颉刚“史记研究”课。《顾颉刚日记》载陈则光该课程试卷的评分为甲等，参见《顾颉刚日记》第5卷（1943—1946），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50页。
[19]顾颉刚：《致中山大学中文系七四级同学》，《顾颉刚书信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32页。对方来信未见披露，从顾氏复信看，对方共提出三个问题，第一个涉及顾颉刚在中大的经历，得到简要回答，第二、三个涉及与鲁迅的关系，顾颉刚复信中说：“因我与鲁迅在中大并没有共事（我九月份由浙江返穗教书时，鲁迅已回到上海），所以无法回答，特致歉意。”
[20]陈则光来信未见披露，顾颉刚复信中说：“你所问的是鲁和我在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中事，我还来不及作答。”从中可略知来信内容。参见顾颉刚：《致陈则光》，《顾颉刚书信集》第3卷，第527页。
[21]顾颉刚：《致陈则光》，《顾颉刚书信集》第3卷，第522页。
[22]顾颉刚：《致陈则光》，《顾颉刚书信集》第3卷，第526页。
[23]顾颉刚：《致陈则光》，《顾颉刚书信集》第3卷，第523—527页。顾颉刚对李石曾的介绍，感情色彩过于强烈，不尽不实之处甚多，后文将加以详细论述。
[24]顾颉刚：《致陈则光》，《顾颉刚书信集》第3卷，第527页。
[25]顾颉刚：《致陈则光》，《顾颉刚书信集》第3卷，第527页。
[26]该信未署时间，《顾颉刚书信集》标注为“1975年3、4月间”。参见《顾颉刚书信集》第3卷，第528页。
[27]顾颉刚：《致陈则光》，《顾颉刚书信集》第3卷，第529—530页。
[28]陈则光：《陈则光答书》，《顾颉刚书信集》第3卷，第530—531页。
[29]陈则光：《陈则光答书》，《顾颉刚书信集》第3卷，第530页。
[30]陈则光：《陈则光答书》，《顾颉刚书信集》第3卷，第531页。
[31]鲁迅：《华盖集续编》（征求意见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第230页。注释中引述的顾颉刚日记，当抄自手稿，与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顾颉刚日记》文字相同，标点有异。
[32]顾颉刚：《致陈则光》，《顾颉刚书信集》第3卷，第528页。
[33]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7卷（1951—1955），第667页。
[34]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11卷（1968—1980），第551页。
[35]顾颉刚在1929年5月26日日记中记载：“今日到孔德，竟与鲁迅撞见，不巧甚。”参见《顾颉刚日记》第2卷（1927—1932），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286页。鲁迅日记中对此未予记录，而在同一天致许广平信中说：“途次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钱玄同，恶其噜苏，给碰了一个钉子，遂逡巡避去；少顷，则顾颉刚扣门而入，见我即踌躇不前，目光如鼠，终即退出，状极可笑也。”参见鲁迅：《290526 致许广平》，《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75页。
[36]鲁迅去世后，北平文化界知名人士及进步团体联合发起举行追悼鲁迅先生大会，发起人除许寿裳、曹靖华外，还有顾颉刚、梁实秋、沈从文。参见《梁实秋、顾颉刚发起纪念鲁迅》，《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4期。
[37]除前引1952年日记外，顾颉刚在1956年10月19日日记中记载：“到政协礼堂，参加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参见《顾颉刚日记》第8卷（1956—1959），第134页。
[38]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9卷（1960—1963），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616页。
[39]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10卷（1964—196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398页。
[40]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10卷（1964—1967），第524页。
[41]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10卷（1964—1967），第535页。
[42]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10卷（1964—1967），第801页。
[43]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11卷（1968—1980），第67页。
[44]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11卷（1968—1980），第171—172页。
[45]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10卷（1964—1967），第615页。
[46]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10卷（1964—1967），第643页。
[47]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10卷（1964—1967），第656页。
[48]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11卷（1968—1980），第133页。
[49]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11卷（1968—1980），第134页。
[50]顾潮：《前言》，《顾颉刚日记》第1卷（1913—1926），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117—118页。
[51]顾潮：《前言》，《顾颉刚日记》第1卷（1913—1926），第120页。
[52]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1卷（1913—1926），第446页。
[53]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1卷（1913—1926），第836页。
[54]顾颉刚： 《顾颉刚日记》第1卷（1913—1926），第784页。
[55]顾颉刚： 《顾颉刚日记》第1卷（1913—1926），第784页。
[56]顾颉刚在1926年9月2日日记中记载：“今日领得八月份薪二百四十元。”并在此条下补记“见此条，知我在厦大之名义虽改而工资固未加矣。七五年三月，颉刚记。”参见《顾颉刚日记》第1卷（1913—1926），第787页。
[57]鲁迅在1926年7月28日日记中记载：“收厦门大学薪水四百，旅费百。” 参见《鲁迅全集》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30页。
[58]顾颉刚在1927年3月1日日记中说：“我不说空话，他无可攻击。且相形之下，他以空话提倡科学者自然见绌。……我性长于研究，他性长于创作，各适其适，不相遇问而已，何必妒我忌我！”参见《顾颉刚日记》第2卷（1927—1932），第22页。顾氏的上述立场，也是他认定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抄袭盐谷温著作的原因之一。对这一问题当有专文探讨，此不赘言。
[59]顾颉刚在1926年1月17日日记中说：“予近日对于鲁迅、启明二人甚生恶感，以其对人之挑剔诟碎，不啻村妇之骂也。今夜《语丝》宴会，予亦不去。”参见《顾颉刚日记》第1卷（1913—1926），第710页。
[60]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1卷（1913—1926），第788页。
[61]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43页。
[62]顾颉刚在1924年11月6日日记中说：“清室宣统帝于昨日被迫出宫，去帝号，此事系石曾先生向政府建议者。所遗下之物件，拟组织委员会清理保存之。此事手段太辣，予心甚不忍。开会之际，众人称快，予独凄然。但我亦知作事非如此不可，我非作事之材于此益可证明。”参见《顾颉刚日记》第1卷（1913—1926），第550页。
[63]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1卷（1913—1926），第728页。
[64]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8卷（1956—1959），第428页。
[65]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1卷（1913—1926），第659页。
[66]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11卷（1968—1980），第561页。
（本文系天津市“十三五”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天津鲁迅研究史”（TJZW16-007）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