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傅雷（高莽绘）

“唉，傅雷就是这样”

很多年前，读柯灵怀念傅雷的文章，里面提到他与傅雷的“一场不大不小的冲突”，那是1944年，傅雷化名“迅雨”给柯灵主持的《万象》写了一篇《论张爱玲的小说》。“其时张爱玲在文坛上初露头角，傅雷大力揄扬，也严格指责了她的缺点。文中有一段话，涉及他和我都很尊敬的一位前辈作家。”柯灵认为：“但一则我以为他的意见未必允当，再则这位前辈远在重庆，而我又一向主张，在沦陷区的刊物上，为避免敌伪利用，不宜随便议论身处前线的战友，哪怕这种议论无伤大雅也罢。鉴于傅雷的倔劲相当出名，我采取先斩后奏的权宜措施，发表时把这一段文字删掉了。这惹得傅雷非常生气，提出要我在报上更正，向他公开道歉。但我通过朋友向他作了恳切的解释也就取得了谅解。”

柯灵提到的“他和我都很尊敬的一位前辈作家”，指的是巴金，可惜，现在看不到文章的原稿，不知道傅雷具体批评巴金什么。就发表出来的《论张爱玲的小说》而言，或许是傅雷在该前言中所批评的：“我们的作家一向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众所周知，巴金屡次表示对于“技巧”的鄙薄，这难免成为持有不同艺术观念的人的众矢之的。他的老朋友沈从文就不同意巴金的这些观点，两个人还公开争论过。——这些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我想说的是，读过柯灵的文章后，我有一个印象：傅雷与巴金虽同在上海，可能交往并不多。

令我产生这种印象的是傅雷的“脾气”。几乎所有怀念傅雷的文章，都提到他那个独特的火爆的甚至不近情理的脾气。柯灵说他“过分的认真”“耿直”“执拗”，以至“难免偏颇”。“他身材颀长，神情又很严肃，给人的印象仿佛是一只昂首天外的仙鹤，从不低头看一眼脚下的泥淖。”楼适夷说傅雷“孤傲”。对此，交往中他曾领教过：1961年年初，在一封回信中，傅雷就楼适夷给他的信中提到“囤积”毛笔和专研书法是“逃避现实”的说法，毫不留情地予以批评，并说：“倘若罪人还可抬起头来向老友提一点意见的话，希望阁下脱产学习之时万勿脱离实际；特别要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庶可认清对象，对症下药。……兄本鸿鹄，何至以燕雀论人，斤斤于形迹绳墨之间？”

傅雷夫妇1965年夏摄于上海寓所阳台

杨绛说：“傅雷爱吃硬饭。他的性格也像硬米粒儿那样僵硬、干爽；软和懦不是他的美德……”她还讲了两件颇见傅雷性格的事情：

一件是“打击”同行：

一九五四年在北京召开翻译工作会议，傅雷未能到会，只提了一份书面意见，讨论翻译问题。讨论翻译，必须举出实例，才能说明问题。傅雷信手拈来，举出许多谬误的例句：他大概忘了例句都有主人。他显然也没料到这份意见书会大量印发给译者参考，他拈出例句，就好比挑出人家的错来示众了。这就触怒了许多人，都大骂傅雷狂傲；有一位老翻译竟气得大哭。

另外一件是骂孩子：

阿聪、阿敏那时候还是一对小顽童，只想赖在客厅里听大人说话。大人说的话，也许孩子不宜听，因为他们的理解不同。傅雷严格禁止他们旁听。有一次，客厅里谈得热闹，阵阵笑声，傅雷自己也正笑得高兴。忽然他灵机一动，蹑足走到通往楼梯的门旁，把门一开，只见门后哥哥弟弟背着脸并坐在门槛后面的台阶上，正缩着脖子笑呢。傅雷一声呵斥，两个孩子在登登咚咚一阵凌乱的脚步声里逃跑上楼。梅馥忙也赶了上去。在傅雷前，她是抢先去责骂儿子；在儿子前，她却是挡了爸爸的盛怒，自己温言告诫。等他们俩回来，客厅里渐渐回复了当初的气氛。但过了一会，在笑声中，傅雷又突然过去开那扇门，阿聪、阿敏依然鬼头鬼脑并坐原处偷听。这回傅雷可冒火了，梅馥也起不了中和作用。只听得傅雷厉声呵喝，夹杂着梅馥的调解和责怪；一个孩子想是哭了，另一个还想为自己辩白。我们谁也不敢劝一声，只装作不闻不知，坐着扯淡。傅雷回客厅来，脸都气青了。梅馥抱歉地为客人换上热茶，大家又坐了一会儿辞出，不免叹口气：“唉，傅雷就是这样！”

三联版《傅译传记五种》，该书以杨绛怀念傅雷文为代序

脸都气青了，跟小儿竟然如此较真儿。傅雷的这种脾气，连他自己都意识到了，《傅雷家书》中收的第一封信，就是他向儿子道歉的：“孩子，我虐待了你，我永远对不起你，我永远补赎不了这种罪过！……人生做错了一件事，良心就永远不得安宁！”“跟着你痛苦的童年一起过去的，是我不懂做爸爸的艺术的壮年。……孩子，孩子，孩子，我要怎样的拥抱你才能表示我的悔和热爱呢！”

左图：傅聪摄于1953年；右图：傅雷1953年11月摄于寓所前小花园

傅雷的老同学雷垣谈起傅雷，讲的也是他“严格认真，一丝不苟”：

他与我同室寄宿时，免不了争吵，他可以激动得把课本都扔在地上。他常批评我疏懒随便，说我学的是科学，生活上却很不科学。1945年他和周煦良（亦大同校友），主编《新语》半月刊，曾约我翻译一篇关于小提琴制作原理的稿子，我迟迟未能交稿，他当着周煦良的面，毫不客气地训斥了我一顿。下象棋输得不耐烦了，就会掀翻棋盘，掷掉棋子。敌伪时期，他闭门韬晦，与亲友玩“卫生麻将”。他也喜玩桥牌，而桥牌最易引起争论，经不起他一认真，就会不欢而散。1956年，傅聪回国探亲，我请他全家在饭店吃饭，结果傅聪与其母来了，他等候电车几辆都不靠站，三轮车乘机抬价，他一气就独自回家了。他对自己更是严格认真，一丝不苟。正是这种性格，使他无论在学问、译作、书法、以至养花、摄影等方面，都有杰出的成就。

这种火爆的脾气，这样眼睛里糅不得沙子的性格，一定是一个非常难以相处的人吧？而巴金的性格，显得更随和、更宽容。这种感觉，加上当时对于傅雷所知甚浅，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傅雷与巴金之间应当没有什么交往吧？

“有时连打中觉也在梦中推敲字句”

后来，我发现傅雷20世纪50年代初的译作大都是巴金主持的平明出版社出版的，立即意识到先前的印象是不准确的。虽然，在现有的傅雷传记资料中，很少有提到他与巴金的交往，可是，我们还是能从这些译作的出版中，看出两个人的关系不一般。

傅雷在平明出版社出版的译作有：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1952-1953年出版）、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1949年版）、巴尔扎克《贝姨》（1951年版）、巴尔扎克《邦斯舅舅》（1951年版）、巴尔扎克《夏倍上校》（1954年版）、梅里美《嘉尔曼附高龙巴》（1953年版）……这些都是傅译精品，那也正是傅雷作为翻译家最为成熟和精力最为旺盛的时候，它们能够交给一个创办不久、实力一般的民营小出版社出版，背后一定大有文章。

傅雷的性格，大家都了解，他的眼界之高，对于自己呕心沥血的译作之爱护，也不难想象。1956年，他曾就翻译的稿酬问题致信人民文学出版社：“近年来各出版社对译作酬报，绝大部分是每千字九元。我一向是每千字十一元。既然待遇的不同是根据译作的质量而定的，正如大学里助教与讲师，与副教授、与教授待遇各各不同；同为讲师，同为副教授，同为教授，待遇也还分许多等级：所以我希望把拙译同大多数译作在品质上、在劳动强度与所费的时间上，在艺术成就上，作一公平合理的纯客观的比较；也希望把我译的罗曼·罗兰、巴尔扎克、梅里美、服尔德，等等，和英译、德译、俄译……的各类作家的作品，在品质上、在艺术上作一公平合理的比较，看看是否我的译作与一般的译作，报酬总应该每千字有两元的差别。这是一个‘按劳取酬’的问题。”和巴金一样，傅雷不领国家工资，靠稿酬维生，不过，他也是一位君子，君子言利，争的是尊严和配得上他劳动的报酬。如果多了解一些傅雷做翻译的认真、严谨和付出的艰苦劳动，我们会感到他的要求并不过分。他说：“想译一部喜欢的作品要读到四遍五遍，才能把情节、故事，记得烂熟，分析彻底，人物历历如在目前，隐蔽在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也能慢慢咂摸出来。”事实上，他也是这么做的，一部作品的译出，总是殚精竭虑，精益求精：

大半年功夫，时时刻刻想写封信给你谈谈翻译。无奈一本书上了手，简直寝食不安，有时连打中觉也在梦中推敲字句。这种神经质的脾气不但对身体不好，对工作也不好。最近收到来信，正好在我工作结束的当口，所以直到今天才作复。一本La Cousine Bette（《贝姨》）花了七个半月，算是改好誊好，但是还要等法国来信解答一些问题，文字也得作一次最后的润色。大概三十万字，前后总要八个月半。成绩只能说“清顺”二字，文体风格，自己仍是不惬意。

梦中推敲字句，译书对于傅雷好比十月怀胎后的艰苦分娩，稿子交出，看校样时还要“大改特改”：“六月三十日接信，始终未复。今又接二十二日信。这一晌我忙得不可开交。La Cousine Bette（《贝姨》）初版与 Eugénie Grandet（《欧也妮·葛朗台》）重版均在看校样，三天两头都有送来。而且每次校，还看出文字的毛病，大改特改（大概这一次的排字工友是很头疼的）。同时《高老头》重译之后早已誊好，而在重读一遍时又要大改特改：几件工作并在一起，连看旁的书的时间都没有，晚上常常要弄到十二点。此种辛苦与紧张，可说生平仅有。结果仍是未能满意，真叫做‘徒唤奈何’！”傅雷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恨不得擦掉每一个“污点”，为此，他甚至有“毁书”之举。“我最后一本《约翰·克利斯朵夫》前天重译完，还得从头（即第四册）再改一遍（预计二月底三月初完工）。此书一共花了一年多功夫。我自己还保存着初译本（全新的）三部，特别精装的一部，我预备除留一部作样本外，其余的一并烧毁。你楼上也存有一部，我也想销毁，但既然送了你，事先还须征求你同意。原译之错，使我不敢再在几个好朋友眼里留这个污点。请来信‘批准’为幸！”付出这样的艰辛翻译出来的作品，傅雷怎么能不爱惜自己的羽毛？由此可见，能够把自己珍惜的译作交给平明社，这是多大的信任啊。

傅雷1963年1月6日致罗新璋谈翻译的信

作者和出版者的关系之外，我还陆续查到傅雷与巴金交往的其他线索。1957年，傅雷曾托巴金给周扬带过亡友、作曲家谭小麟的乐谱和胶带等。“今年春天又托裘复生将此项乐谱晒印蓝图数份，并请沈知白校订。最近请人在沪歌唱其所作三个乐曲，由电台录音后，将胶带与所晒蓝图一份，托巴金带往北京交与周扬同志。希望审查后能作为‘五四以后音乐作品’出版。”倘非可以信赖之人，又怎么能托带东西？1955年年底，在给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视察代表的书面意见中，傅雷就“公营出版机构”存在问题提出这样的意见：“公营出版机构宏大，任务繁重，熟练工作人员不够，许多地方还在手工业经营的阶段，致有时反不及少数进步的私营出版社。最显著的是办事迟缓、拖拉，各部门联络不够，甚至完全没有联络；所出图书，以印刷装订而论，倘以其它工业标准测量，‘次货’比重极大；编辑方面的错误屡见迭出，即使经原作者一再提出，原书一再重印，亦未改正（此点巴金先生亦可提供材料）。”括号里特别注明“此点巴金先生亦可提供材料”，说明关于这个问题两个人是有充分交流的。事实上，对于出版、发行工作中的这些问题，巴金也表达过相同意见。1957年，傅雷对出版发行工作再提意见，特别谈到“有定评、有价值的书经常脱销：老舍、茅盾、巴金、赵树理等等的创作都买不到，曹禺过去写的剧本好多种没有重印……”可见，他对巴金作品销售情况的关注……凡此种种，都可证明，在现在公布的史料和文献之外，傅雷和巴金二人存在大量不为我们所知的交往。

从巴金这一方面讲，平明出版社是他和几个朋友共同主持的，它不仅是一个私营出版社，而且还带有很强烈的同人性质，看看在平明出版社出书人的名单就明白，一部分是平明出版社的编辑，另外一部分是出版社的股东，还有一部分是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总之，大家都是一个圈子里面的人。傅雷在这里出书，即便不是这个朋友圈里的人，也是与之十分亲近的。尽管巴金在傅雷生前身后提到他并不多，我的判断是，这两个人，就像巴金与林风眠一样，又是君子之交。在现存的巴金日记中，曾提过两个人互赠著译。巴金1963年1月15日日记：“收到魏老赠所著《编余丛谈》、傅雷寄赠所译《搅水女人》各一册。”那是傅雷“右派”摘帽后出版的书，礼尚往来，巴金回赠前一年刚刚出版的他的一卷文集。1月19日，巴金日记记道：“寄赠傅雷《文集》十四卷平装一册。”傅雷去世后，他的儿子继续给巴金寄书。1978年8月2日，巴金日记记道：“傅敏寄赠傅雷译书二册。”8月4日，巴金日记有“复傅敏信”的记录。当月24日，还有“傅敏来信”的记录，9月13日，巴金复信……这里的“傅雷译书二册”当为译著《高老头》和《欧也妮·葛朗台》。1978年5月，国家出版局为解决书荒，调集出版力量集中重印了35种中外文学名著，包括“五四”以来现代文学作品10种，中国古典文学作品9种，还有外国文学作品16种，其中有《悲惨世界》《安娜·卡列尼娜》《牛虻》《一千零一夜》，契诃夫、莫泊桑、莎士比亚、易卜生等作家作品选集等，还有上述两种傅译。在1978年9月，傅雷的名字还间接地出现在巴金的日记中：“柯灵来，我和济生同他谈了好久。看了他写的悼念傅雷的文章。”也就是说，柯灵那篇《怀傅雷》，巴金是事先看过的。

巴金主持的平明出版社社标

巴金在与友人的通信中，也谈到过傅雷。尤为引人注意的是在1973年，傅雷还未平反，巴金也是戴罪之身，巴金却肯定了傅雷的译文：“巴尔扎克的小说，中文译本我过去很少买（我倒有法文《人间喜剧》全部）。……傅雷的译本比别人译的好得多，据说还有一两种他的译稿，最近有可能出书，不知是真是假。”后来，在与四川主持出版社工作的侄子通信时，同为出版人的巴金表扬了《傅雷译文集》的装帧设计：“看到出版社寄来的样书，封面还不错，但小林她们都说不如《海上劳工》。我认为安徽出版的《傅雷译文集》封面和装帧都很好，你们不妨向安徽学习。”

经历过特殊岁月之后，巴金晚年在《随想录》中高度评价了傅雷的言行。《随想录》第一四六篇《二十年前》中几次提到傅雷。巴金说：“我找到的回答是：倘使大家都未喝过迷魂汤，我们可以免掉一场空前的大灾难；倘使只有少数几个人‘清醒’，我可能像叶以群、老舍、傅雷那样走向悲剧的死亡。在‘文革’受害者中间我只提到三位亡友的名字，因为他们是在这次所谓‘革命’中最先为他们所爱的社会交出生命的人。但是他们每一个都留下不少的作品，让子孙后代懂得怎样爱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人民。”在这里，巴金称“傅雷”为他的一位“亡友”，在他们那一辈人中，不会轻率地称别人为“朋友”的，有此称呼，说明他们交谊匪浅，只是我们所知不多。接下来，巴金表达了对傅雷的怀念和敬意：“我知道以群的死是在他逝世后的一周，知道老舍的‘玉碎’却是在他自杀后的一段长时期，知道傅雷的绝笔则是在他辞世后的若干年了。通过十几年后的‘傅雷家书墨迹展’，我才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正直、善良的心灵，找到了真正的我们的文化传统。‘士可杀，不可辱！’今天读傅雷的遗书我还感到一股显示出人的尊严的正气。我常用正直、善良的形容词称赞我的一些朋友，它们差不多成了我的口头禅，但是用在每一位亡友的身上，它们放射出一种独特的光芒。”

巴金《二十年前》一文手迹，文章表达了对傅雷的敬意和怀念

“有小儿参加演奏钢琴协奏曲”

在巴金1979年10月22日的日记中，我还注意到另外一条线索：“文化局严永来来访，送还彭总信一件（还有傅雷、高植、功叙信各一）。”这是退还“文革”时期抄家的资料，巴金与傅雷有通信，这让我们勾勒他们的交往就有了细节。后来，我看到巴金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三封傅雷的信，又在巴金故居查到另外一封信，虽然仅仅片言只语，但是，巴金与傅雷交往的更为具体的内容浮出水面。

其中有两封短简，是傅雷给巴金送音乐会的票子：

巴金先生：

附上民进晚会入场券二纸，音乐节目约八时许开始。匆此即候

俪绥不一

弟傅雷 拜上

元日（1953年1月1日）

贝多芬纪念音乐会（有小儿参加演奏钢琴协奏曲）本定廿六、廿七、廿八连续举行三场，二小时内座券全部售完，故加演卅日一场。票子仍极难得，请注意时间为下午四时三刻。

兹附奉座券一张 即希 察收为幸

此候

李太太 时绥

巴金先生前致言

傅雷

廿五午（1953年3月25日）

左图：1953年1月1日，傅雷致巴金信；右图：1953年3月25日，傅雷致巴金信

巴金听音乐，或许是受三哥李尧林的熏染。抗战期间，具体说是1939年2月下旬，巴金从桂林回到上海。当年8月，三哥尧林从天津来到上海，兄弟重聚，同住在霞飞坊59号。巴金在那里写作小说《秋》，三哥翻译冈察洛夫的《悬崖》，直到1940年7月巴金离开上海，这段时间，兄弟俩的业余时间以看电影、听音乐会和逛旧书店为消遣。巴金回忆：“我同他一块儿在上海过了十个月，仿佛回到了几十年前在南京的日子，我还没有结婚，萧珊在昆明念书，他仍是孤零零一个人。一个星期里我们总要一起去三四次电影院，也从不放过工部局乐队星期日的演奏会。我们也喜欢同逛旧书店。”三哥去世后，巴金还保存着几百张三哥留下的音乐唱片，后来都捐赠给成都慧园。

儿子傅聪学习音乐，傅雷因此与音乐界有着广泛的交往，送票给巴金，让朋友来欣赏儿子的演奏，对傅雷来说，一定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傅聪是傅雷另一件精彩的作品，《傅雷家书》中，从艺术的修养，生活的细节，到与人交往、夫妻相处、个人理财，傅雷无不细心叮嘱，循循善诱，这位严厉的父亲的舔犊之情也感动了万千读者。傅雷对儿子的教育倾尽心力，在他的全集中，有三份《乐曲说明》，分别为傅雷于1956年春为上海电台播送傅聪演奏唱片、1956年9月傅聪与上海乐团合作演出莫扎特三首钢琴协奏会、1956年9月21日傅聪钢琴独奏会所写的乐曲说明。父亲躬身为儿子的演奏写说明文字，对于一代大家傅雷来说，真是甘作孺子牛。1953年，他说：“加以聪儿学琴也要我花很多心，排节目，找参考材料，对interpretation提意见（他一九五三年一共出场十四次）。”上面第二封信，就是有关1953年傅聪的一场演出，信中提到的贝多芬纪念音乐会，据上海交响乐团编委会编《上海交响乐团140年》中记载：1952年是贝多芬逝世125周年，苏联和民主德国都举办了纪念音乐会。受此启发，在1953年3月26日至30日，上海交响乐团举办了五场贝多芬纪念音乐会，包括四场交响音乐会和一场室内乐，曲目包括第五、第七交响曲和第一、第五钢琴协奏曲等，独奏者为傅聪和沈枚，均由黄贻钧指挥。演出引起巨大反响，乐团遂于4月10日至12日加演三场，仍是一票难求……这是初出茅庐的傅聪。

傅雷1961年11月19日致傅聪夫妇信

1955年2月22日至3月22日，傅聪在波兰参加第五届国际肖邦钢琴比赛，获第三名和演奏《玛祖卡》最优奖，消息传到国内，引起巨大轰动。1956年秋，傅聪回国，9月21日举办傅聪独奏音乐会，27-29日傅聪与上海乐团合作又举办三场莫扎特作品音乐会，这是名声大振的傅聪。为此，傅雷还发表过两篇文章。一篇是1956年10月18日-21日《文汇报》上发表的《与傅聪谈音乐》，儿子出名了，傅雷在小心翼翼地维护儿子的公众形象，儿子没有时间或耐心写的文章，做父亲便设计了这样的“对谈”，替儿子营造一个良好的公众形象，这真是用心良苦。另外一篇是1957年第8期《新观察》杂志上发表的《傅聪的成长》（写于1956年11月19日），是从一个家长的角度来跟公众分享孩子成长和培养的经验。傅雷详细地叙述了孩子从小到大成长的每一个阶段，重要的经历，别人的评价都谈到了，最后他总结：

我在本文开始时已经说过，我的教育不是没有缺点的，尤其所用的方式过于严厉，过于偏急；因为我强调工作纪律与生活纪律，傅聪的童年时代与少年时代，远不如一般青少年的轻松快乐，无忧无虑。虽然如此，傅聪目前的生活方式仍不免散漫。他的这点缺陷，当然还有不少别的，都证明我的教育并没完全成功。可是有一个基本原则，我始终觉得并不错误，就是：做人第一，其次才是做艺术家，再其次才是做音乐家，最后才是做钢琴家。（我说“做人”是广义的：私德、公德，都包括在内；主要对集体负责，对国家、对人民负责。）”

文章发表时，还删了几段，对教育孩子都是金玉良言，不妨抄录在这里：

第一，把人格教育看作主要，把知识与技术的传授看作次要。童年时代与少年时代的教育重点，应当在伦理与道德方面，不能允许任何一桩生活琐事违反理性和最广义的做人之道；一切都以明辨是非，坚持真理，拥护正义，爱憎分明，守公德，守纪律，诚实不欺，质朴无华，勤劳耐苦为原则。

第二，把艺术教育只当作全面教育的一部分。让孩子学艺术，并不一定要他成为艺术家。尽管傅聪很早学钢琴，我却始终准备他更弦易辙，按照发展情况而随时改行的。

第三，即以音乐教育而论，也决不能仅仅培养音乐门，正如学画的不能单注意绘画，学雕塑学戏剧的，不能只注意雕塑与戏剧一样，需要以全面的文学艺术修养为基础。

难怪有此“杰作”，这里有傅雷多少苦心啊，包括请朋友看儿子的演奏。我不清楚，同在上海生活时，巴金与傅聪是否熟悉，傅聪是晚辈，也许他们没有什么单独来往。然而，傅聪到了国外，他们居然有一次邂逅。这个信息是从傅雷给儿子的信中透露出来的：“我们常常想写信给你，只愁没有材料，因而搁笔；你材料很多，却不大告诉我们。譬如从海边回来，在华沙好像就耽搁了四五天，那个时期内你作了些什么？在华沙遇到什么人？你出国途中，在莫斯科遇到巴金先生；他在八月中旬回到上海，当天就打电话来告诉我；而你却从来没提及。当然，那一段时间你是忙得不得了，无暇作那些回想。”1954年7月13日至8月4日，巴金在莫斯科出席纪念契诃夫逝世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21日起去雅尔塔等地访问。莫斯科相见，应当是在7月中旬那一周。巴金回国后，立即给傅雷打了电话，可以看出他们当时交往的密切。傅雷给儿子的信，也能看出他对孩子的那颗心，他盼着孩子能把一切的生活细节都告诉他。

傅聪呢，那是飞出笼子的鸟儿，正全身心地高飞，他觉得父母这样真是婆婆妈妈的，再加上又忙，越发顾不上父母的心意。我甚至发现，在多年后，傅聪已是六七十岁的人了，与别人谈起父亲信中教他接人待物、理财管家等等，他还是不理解：“这些我是嫌他烦的，这些我从来没有好好看过，我喜欢的是爸爸讲艺术讲人生。”

唉，可怜天下父母心。

“算是替中国出版界开开风气”

罗曼·罗兰、巴尔扎克翻译多了，傅雷想换换口味，他在给朋友的信上说：“以后想先译两本梅里美的（《嘉尔曼》与《高龙巴》）换换口味，再回到巴尔扎克。”对他要译的梅里美的这两部小说，傅雷谈过看法，还保留了钱锺书对于别人译本的看法：“梅里美的《高龙巴》，我即认为远不及《嘉尔曼》，太像侦探小说，plot太巧，穿插的罗曼史也cheap。不知你读后有无此种感觉？叶君健译《嘉尔曼》，据锺书来信说：‘叶译句法必须生铁打成之肺将打气筒灌满臭气，或可一口气念一句耳。’”大约正是对于原有译本的不满意，傅雷才再译一个本子。《嘉尔曼附高龙巴》，平明出版社1953年9月初版，印数为一万册。傅雷翻译用的底本（或参考本）借自巴金，于是便有了傅雷这封还书帖：

前承

惠假《嘉尔曼》原作二种，谬以为早经奉赵，顷整理书柜，方始发见仍在敝处。未老已昏愦若此，愧甚愧甚。敬乞

巴金先生 见谅为幸

弟怒庵拜启

二月二十七日

1954年2月27日傅雷致巴金信

梅里美，傅雷译作“梅里曼”。对这个译法，巴金在给妻子的信里表示过不同的看法：“这两天在这里看了好些书，采臣寄来的书大半都看过了。梅里美的东西不错。傅雷译文还可以，但把作者姓名译作梅里曼，我颇不赞成，因为嘉尔‘曼’和梅里‘曼’在原文是两个不同的拼音。‘育才’照原来的音应该是‘何塞’。”“颇不赞成”，然而印在书上的依旧是“梅里曼”，说明平明社和巴金不以己见为尺度，尊重傅雷。

傅译《嘉尔曼附高龙巴》封面及版权页

傅雷与巴金主持的平明出版社的合作是比较愉快的，这基于作为文化人的巴金对文人个性、习惯的尊重，他放手让傅雷按照自己的标准、个性去译书和处理稿件，从排版、校对到装帧设计，作者都享有极大的权力和自由。这一点，傅雷跟朋友们提起甚至不无得意，他说是“为所欲为”：“问题到了我的‘行内’，自不免指手画脚，吹毛求疵。好在我老脾气你全知道，决不嗔怪我故意挑眼儿。——在这方面我是国内最严格的作译者。一本书从发排到封面设计到封面颜色，无不由我亲自决定。五四年以前大部分书均由巴金办的‘平明’出版，我可为所欲为。后来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就鞭长莫及，只好对自己的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傅雷说，他在装帧、版式乃至书的校对上的讲究，“我是国内最严格的作译者”，此言不虚。他有一封信中谈到工作状况：“这一年来从头至尾只零零星星有点儿休息，工作之忙之紧张，可说平生未有。……除重译《约翰·克利斯朵夫》外，同时做校对工作，而校对时又须改文章，挑旧字（不光是坏字。故印刷所被我搞得头疼之极！），初二三四校，连梅馥也跟着做书记生，常常整个星期日都没歇。这一下我需要透一口气了。但第三四册的校对工作仍须继续。至此为止，每部稿子，从发排到装订，没有一件事不是我亲自经手的。印封面时（封面的设计当然归我负责）还得跑印刷所看颜色，一忽儿嫌太深，一忽儿嫌太浅，同工友们商量。”

平明社，同在一城，相互来往的工作情况，没有留下太多文字材料，等傅雷的书转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简称“人文社”）出时，因处两地，倒是留下不少工作信件。傅雷的“最严格”从这些文字中清晰可见，而且傅雷无形中将人文社与平明社对比起来，以平明社为标准要求人文社。将译本移到人文社出，一是平明社即将面临公私合营，行将不存；二是时任人文社副社长兼副总编的楼适夷是傅雷的老友，屡屡邀约。“巴尔扎克几部都移给‘人文’去了，因楼适夷在那边当副社长兼副总编辑，跟我说了二年多了，不好意思推却故人情意。”三是傅雷没有直接说，人文社是国营社，平明是私人社，当时的文学出版正逐步纳入整体规划，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中，私营社给国营社让路责无旁贷，巴金和傅雷都不好多说什么。

移到人文社中，傅雷降低要求但是也力争自己的权利，关于校对，他致信出版社强调：

二、校样本人需看初校二校两遍（过去前后四校均由本人亲自，今在北京排，为节省时间起计，减为二遍），但有数点声明：

甲、本人每次校对，文字均有修改，虽然不多，但是一定有。因文章多看一次，必然多少会找出毛病来。

乙、版式的整齐美观，本人十余年来无时不加注意，故初二校样上常有统行情形批出，务请谅解。

在版式美观上，他始终坚持：

兹为服尔德《查第格》及巴尔扎克《于絮尔·弥罗埃》二稿事奉渎。自胜利以后，所有书稿前后校对，均亲自负责对底，因（一）对于出版格式，可随时批改，力求美观，合理；（二）对内容文字，多看一遍，即可多发现毛病，多修改一次。故一九五三年十月，适夷兄来沪商谈为将由平明转移人文，并约定以后专为人文翻译时，弟即提出均在上海发排，以便亲自照顾，免京沪间寄递校样，耽误时日。

至于弟坚持要各章节另起一面的理由，是因为古典名著不能与通俗文艺同样看待；《查第格》全书不到一八〇面，薄薄的本，很像小册子，不能单从节省纸张着眼。《于絮尔·弥罗埃》也要每章另起一面，是因为巴尔扎克的作品都很复杂，有时还相当沉闷，每章另起一面可使读者精神上松动些。

总的来说，我处理任何事情，都顾到各个方面。校样从头至尾要亲自看，为的是求文字更少毛病，也为的是求书版形式更合理美观，要在上海排，为的是求手续简便，节省时间，也免除与排字房的隔膜。

他甚至为书名中的书法题词中，改用繁体字和简化字，而与出版社争辩：“在此全国上下提倡百花齐放之际，不知贵社能否考虑封面手写字体可由书写者自由，一方面为我国留此一朵‘花’，一方面也不必再在此时此刻立下清规戒律。”

傅雷的这种认真、细致，有时候未必得到出版社及时呼应，对此他只有焦急地一遍遍写信强调、呼吁，也有伤心地慨叹。“巴尔扎克各书移转人文后，先出精装本；但北京印刷条件甚差，公家办事亦欠周到，故样本寄到上海，本本皆有污迹，或装订，或印刷上的毛病。”“‘人文’新印的巴尔扎克精装本，已有三部寄来，可怜得很，印刷与装订都糟透，社内办事又外行，寄书只用一张牛皮纸，到上海，没有一本书脊不是上下端碰伤了的。封面格式也乱来，早替他们安排好了，他们都莫名其妙。插图铜板还是我在上海监督，做好了寄去的；否则更不像样了。”

傅雷对于精装本的质量有着自己的要求，“五四年十一月所印前五种巴尔扎克的精装本，成绩反不及平装本。”他不厌其烦地指出毛病，确定标准，等于是手把手在教出版社怎么印书：“精装书外面加的彩色包皮纸，折进书里的一段纸往往太狭，拿在手里容易脱出，不久就破碎。原来是为了节约纸张，但到读者手里用了几天就破碎，岂不因小节约而造成大浪费？这也是我说的‘只打小算盘，忘了大算盘’的一例。光从降低成本着想而不替读者用的时间长短着想，就是我说的‘只顾眼前’的一例，而且是极端片面的。真要节约，就干脆取消那张彩色包皮纸！”从文字中，能够看出他的焦虑乃至恼火：

（二）即使是布面精装，如适夷兄译的《高尔基选集》：甲、封面凹凸不平；乙、胶水污点不少；丙、烫金有缺笔，或一字之内部分笔划发黑；丁、书角也有瘪皱情事。总结起来，仍是浪费。以国内现有技术水平，并非精装本不能做得更好；但在现行制度之下及装订人才极度分散的现状之下，的确是不容易做好的。一九五三年平明出《约翰·克利斯朵夫》精装本，我与出版社都集中精力，才有那么一点儿成绩，虽距世界水平尚远，但到了国内水平（以技术及材料而论）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如今在大机关里头，像那样细致的工作在短时期内恐怕没有希望办到。——装订也是一门高度的工艺美术，只能由一二人从头至尾抓紧了做才作得好。

显而易见，限于条件，平明社的精装本也很难做到尽善尽美，但是，平明社的工作作风却给傅雷留下深刻印象，以致他对人文社的领导说：“将来倘重印《约翰·克利斯朵夫》而印精装本的话，希望注意一点：就是在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我们国营的出版社成绩，决不能低于几年以前的私营出版社。这是有关原则性的问题，务盼赐予注意为幸。”他对重印《约翰·克利斯朵夫》直接提出硬性要求，第一条就是要保留平明社印本的“旧样式”：“封面装帧、题字、排印字体、书脊题字式样、各册颜色，希望全部维持原样，只改动出版社名称一项理由：倘没有充分理由肯定旧样式不美观，即无改头换面之必要；同时也可节约人力物力。”他甚至放出狠话，倘若达不到要求，宁可不印精装本，“希望郑重考虑承装工厂的技术水平；希望不要花了钱得不到效果，我们更不能忘了原来是私营出版社做过的工作，国营机构不能做得比他们差。倘无适当技术水平的装订，宁可不印精装本，以求节约。”

傅雷的要求处处以平明社的书和做法为标准，由此返观，可以想象，他和巴金的合作之默契和满意度。至于他一再提到的“一九五三年平明出《约翰·克利斯朵夫》精装本，我与出版社都集中精力，才有那么一点儿成绩，虽距世界水平尚远，但到了国内水平（以技术及材料而论）是无可否认的事实”，的确，这套书的印装在今天看来也是难得的精品。四大卷，开本近乎方型，书封有外函套，封面简洁、经典。在普通本之外，平明社还有给作者加印特装本的传统，让作者送人，也体现书的尊贵。黄裳、穆旦、萧珊的书，都见过这种特装本。傅雷在另外的信中称这算是开风气之举：“又《约翰·克利斯朵夫》，北京有指示要上海印精装本二千部，平明自己另外加印了一百本圣经纸本的，算是替中国出版界开开风气。但成绩因条件限制，不能完全合乎理想。”我在1955年12月编印的《平明出版社图书目录》中看到：《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有四卷本的书籍纸精装本，定价是12.50元；另有上下两册的字典纸精装本，定价是16元。这种两卷本的字典纸精装本，我未见过，大概就是傅雷所说的“平明自己另外加印了一百本圣经纸本的”。

平明版《约翰·克利斯朵夫》1953年9月版书籍纸精装本，该本印2900部，另有100部字典纸精装本

文人爱书，傅雷很珍惜这样的印本，在给儿子的信中也曾叮嘱：“新出的巴尔扎克，收到后来信提一笔——这是特印非卖本，勿随便借出去，搞丢了！”“特印非卖本”这并不是多么难以做到的事情，然而，在计划经济中，国营大社怎么会有这种例外，反倒是私营出版社有这种灵活性。还有一层不能忽视，巴金本身就是一个文人，他懂文人的情趣和需要。

“要是没有这一点骨气，我们怎么对得起我们的祖宗”

平明出版社在成立之初，延续当年文化生活出版社“译文丛书”的路子，编辑“文学译林”丛书，意在推出翻译精品，傅雷是第一批受邀加入的作者，他一直关注平明社的这套丛书。“西禾谈及巴金新组一书店（已与文化生活分家），想专出一套最讲究的文艺翻译，由西禾与他二人合编，说是决不马虎，迄今只收了杨绛一本译稿，听说好得很。此外又来问我要稿，也许新译的巴尔扎克会给他们。此外他们还想不出别人。不知悌芬有意半玩儿半工作的试试吗？但书店方面颇注重原作的文艺价值要有世界性与永久性。你不妨与他谈谈，让他想想自己最喜欢的作品有些什么，可以来信商量。巴金的条件，仍是百分之十五的版税，他是反对新办法的。”“《贝姨》那个丛书（叫做文学译林），巴金与西禾非常重视，迄今只收我跟杨绛二人的。健吾再三要挤入这个丛书（他还是“平明”股东呢），都给他们推三阻四，弄到别种名义的丛书中去了。西禾眼力是有的，可惜他那种畏首畏尾的脾气，自己搞不出一些东西来。做事也全无魄力，缺少干练，倒是我竭力想推你跟杨必二人。”这两封信透露出这样的信息：文学译林，由巴金和陈西禾合编；第一批稿件中只有杨绛译《小癞子》（1951年4月初版，印3000册）和傅雷译《贝姨》（1951年8月初版，印2500册），后来陆续增加的是傅译巴尔扎克诸书以及《约翰·克利斯朵夫》等。傅雷特别强调巴金他们收稿之“严”“颇注重原作的文艺价值要有世界性与永久性”。严格、标准、眼光，巴金的出版社的这些品格都是傅雷看重的，这也是傅雷与巴金两个人作为朋友最重要的精神联系点。两个人的性格虽然大不相同，但是他们都是认真的人，都是切实做事的人，都是心怀理想的人。

傅雷还是一个热心人，他鼓励人译书，也为平明社这套丛书拉稿。1953年1月给巴金的这封信，就是介绍杨必译稿的：

巴金先生：

兹另邮挂号寄上杨必译《剥削世家》，约共四万余字。除锺书夫妇代为校阅外，弟亦通篇浏览一过，略为改动数字，并已征求译者本人同意。该书内容与杨绛所译《小癞子》异曲同工，鄙见将来不妨将该书重版与本书初版同时发行。又译者希望能早出，因与其本人将来出处有关（详情容面陈）。好在字数不多，轻而易举，可否请采臣兄一查平明本年春间出版计划是否可能早出。

又倘尊意认为《剥削世家》译文标准够得上列入“文学译林”，则排版格式可与巴尔扎克各书一律。红笔批注均出弟笔，冒昧处乞鉴谅为幸。

正文“小引”请先生细阅一过，若有问题，务请见示，以便修改。勿此祗候

俪绥不一

弟 傅雷拜启

二十一夜

1953年1月21日傅雷致巴金

杨必（1922—1968）是杨绛的妹妹，在她们家姐妹中行八，后曾在复旦大学外文系任教。傅雷曾请她教过傅聪英文，很赏识她的才华，在傅雷和钱锺书夫妇的鼓励下，她开始涉足文学翻译，信中提到的《剥削世家》是一部小书，她后来还译过萨克雷的那部大书《名利场》，很受推重。虽说初涉译坛，杨必的“师傅”却非同一般：姐夫钱锺书、姐姐杨绛“代为校阅”，一代译宗傅雷“通篇浏览一过”，《剥削世家》译文质量大有保证，傅雷给出的判断是“译文标准够得上列入‘文学译林’”。他甚至用红笔把排版格式都在原稿上批注出来了，如此推重和为其尽心，令人叹服。傅雷还向巴金提出一个要求：“又译者希望能早出，因与其本人将来出处有关（详情容面陈）。”共和国初立，百废待兴，私营出版社（排字房、印刷所）的排书能力很低。这一点，傅雷在1951年给宋奇的信中谈到过，《约翰·克利斯朵夫》篇幅太大，私人出版社资力和能力都有限，他暂时不转到平明社。我在平明社1952年9月初版、1953年2月再版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最后一页还看到一则声明，也谈到工厂繁忙，排印不及：“本书第二册原定于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出版，因排印工厂工作繁忙，致脱期甚久，劳读者悬望，甚为抱歉。第三第四两册决定于本年六月份同时印出，特此预告。”按照傅雷“一手包办”的说法，我怀疑这则声明出自他之手。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巴金完全按照傅雷的要求以尽快的速度出书。《剥削世家》，平明社1953年5月初版，印5000册，也就是说在傅雷把稿子寄给巴金之后三个多月就印出了。该书在当年8月再版，增印3500册；1954年1月第三版，增印4500册，总印数达13000册，看来挺受欢迎。

杨绛在回忆杨必的文章中说：“傅雷曾请杨必教傅聪英文。傅雷鼓励她翻译。阿必就写信请教默存指导她翻一本比较短而容易翻的书，试试笔。默存尽老师之责，为她找了玛丽亚·埃杰窝斯的一本小说。建议她译为《剥削世家》。阿必很快译完，也很快就出版了。傅雷以翻译家的经验，劝杨必不要翻名家小说，该翻译大作家的名著。阿必又求教老师。默存想到了萨克雷名著的旧译本不够理想，建议她重译，题目改为《名利场》。阿必欣然准备翻译这部名作，随即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订下合同。”杨绛补充的信息是，《剥削世家》《名利场》都是钱锺书帮忙选定的书目并且确定了书名。傅雷在给宋奇的信中补充的信息是，这书初译稿，钱锺书不满意，杨必重译了一稿：

信到前一天，阿敏报告，说新华书店还有一本《小癞子》，接信后立刻叫他去买，不料已经卖出了。此书在一九五一年出版后三个月内售罄，迄未再版。最近杨必译的一本Maria Edgeworth；Castle Rackrent（译名《剥削世家》是锺书定的）由我交给平明，性质与《小癞子》相仿，为自叙体小说。分量也只有四万余字。我已和巴金谈妥，此书初版时将《小癞子》重印。届时必当寄奉。平明初办时，巴金约西禾合编一个丛书，叫做“文学译林”条件很严。至今只收了杨绛姊妹各一本，余下的是我的巴尔扎克与《约翰·克利斯朵夫》。健吾老早想挤进去（他还是平明股东之一），也被婉拒了。前年我鼓励你译书，即为此丛书。杨必译的《剥削世家》初稿被锺书夫妇评为不忠实，太自由，故从头再译了一遍，又经他们夫妇校阅，最后我又把译文略为润色。现在成绩不下于《小癞子》。杨必现在由我鼓励，正动手萨克雷的Vanity Fair，仍由我不时看看译稿，提提意见。杨必文笔很活，但翻译究竟是另外一套功夫，也得替她搞点才行。

杨必译《剥削世家》

杨绛的《小癞子》初版印3000册，两年后已经一册难求了。在傅雷的建议下，平明社重新排版重印，于1953年10月出了重排一版，印4000册；1954年5月又印重排第二版，增印2000册。傅雷对杨氏姐妹的译笔很是推崇，也曾感叹自己的文字“太死板”，不如杨氏姐妹那么灵活：“这几日开始看服尔德的作品，他的故事性不强，全靠文章内若有若无的讽喻。我看了真是栗栗危惧，觉得没能力表达出来。那种风格最好要必姨、钱伯母那一套。我的文字太死板太‘实’，不够俏皮，不够轻灵。”傅雷曾对杨绛说过“我的称赞是不容易的”。看来他是真心喜欢杨氏姐妹的译文。

杨必之外，傅雷还动员宋奇（宋琪）译书：

只要你认为好就不必问读者，巴金他们这一个丛书，根本即是以“不问读者”为原则的。要顾到这点，恐怕Jane Austen的小说也不会有多少读者。我个人是认为Austen的作品太偏重家常琐屑，对国内读者也不一定有什么益处。以我们对art的眼光来说，也不一定如何了不起。西禾我这两天约他谈，还想当面与巴金一谈。因西禾此人不能负什么责任。

傅雷屡次提到“文学译林”丛书，乃是他极为欣赏巴金办出版社这种“不问读者”的原则，其实是为了文学、出版、文化的积累不计名利的气魄。朋友有各式各样，有的朋友，可能不在于世俗生活中来往多少，但是他们在精神上是相通的，我认为傅雷和巴金的友情就属于这一类。

遗憾的是，平明出版社只在出版史上存留了短短的五六年，傅雷在给儿子的信中也提到了它的结束，虽未置一词，但我隐约能读出几分惋惜：“平明出版社年底归并公家，与‘新文艺’合。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与《嘉尔曼》则移交‘人文’，楼伯伯来信，说钱伯母，必姨的两本小书也要向平明讨过去。”

俱往矣，距离此信六十年后的2014年，在傅雷夫妇忌日（9月3日）的前一夜，外面下着大雨，我在武康路巴金故居中整理资料，突然发现一个印着黑字的信封，打开看，里面是“举行傅雷先生骨灰安放仪式通告”，里面，还夹了一张代办花圈的通知。通告的内容简单，又冰冷：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二届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上海市第一届委员会委员、著名法国文学翻译家傅雷先生受林彪、“四人帮”左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路线迫害，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逝世。现定于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六日上午九时半在漕溪路210号上海龙华革命公墓大厅举行傅雷先生骨灰安放仪式，予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特此通告。

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

一九七九年四月五日

几十年过去，这张冰冷又沉重的通知在那一刻出现，仿佛是天意？在我的书房中，有一尊青年雕塑家高旷寓送给我的傅雷雕像，傅雷围着围巾，手执一卷书，身材颀长，飘逸，我想到人们对他的评价“孤傲如云间鹤”。我也想起1987年巴金写给苏叔阳的一封信，是回答苏叔阳关于老舍之死提问的，由老舍，巴金谈到傅雷：

关于老舍同志的死，我的看法是他用自杀抗争，也就是您举出的第三种说法，不过这抗争只是消极抵抗，并不是“勇敢的行为”(这里没有勇敢的问题)，但在当时却是值得尊敬的行为，也可以说这是受过“士可杀不可辱”的教育的知识分子“有骨气”的表现，傅雷同志也有这样的表现，我佩服他们。

我们常说“炎黄子孙”，我不能不想到老舍、傅雷诸位，我今天还感谢他们，要是没有这一点骨气，我们怎么对得起我们的祖宗？

傅雷像（高旷寓 塑）

巴金把他们看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钦佩他们“有骨气”，表示他们是不能被遗忘的“炎黄子孙”。是啊，“要是没有这一点骨气，我们怎么对得起我们的祖宗？”毕竟是知识分子，不能没有自己的精神传统。

（图文转载自“传记文学”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