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这一次，邵丽借《金枝》，再次写到了“父亲”。书写父辈的罪与罚，是现代以来中国文学的一个传统，父与子的冲突是情节的主线，在父亲支配和命名的世界里，儿子通过抵抗完成权力关系的重构，并对世界进行新的命名。这其中隐含着现代性或者说文明进化论的主题，虽然历史已经多次证明，所谓的进化其实大值得怀疑。现在，在邵丽笔下，罪与罚的陈陈相因被悄然地置换成恩与怨的冤冤相报，进化论至少不再是最重要的主题，它只是历史决定论的模糊背景。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其中的冲突会有所削减。当幕布拉开，恩与怨中的世情百态，日常伦理中的无奈无助无辜，简直称得上扯不断理还乱，离愁万种。

你可以直观辨认出小说的叙述人周语同与作者有着近似的经历、类似的气质、相似的感受，这使得小说几乎成为一种自白，一种被公开的隐秘倾诉。在小说的上部，作者仿佛是要对家族史做出挣脱式的了断，而在小说的下部，第三代人无意中又重复了祖辈的经历，似乎预示着不同的阶层将再次形成，当然，在一个日益世俗化的社会里，它并不是通过祖辈的革命途径来完成这种变化。应当承认，小说的上部写得相当真切，作者一吐为快，叙述的跳跃和两条线的切换称得上紊而不乱，急管繁弦，嘈嘈切切，充分显示了作者驾驭故事的功力，读者可以由此轻易地进入叙述人所设置的叙事轨道，并对周语同的处境一洒同情之泪。不过，敏感的读者实际上有理由提出一个疑问：这是不是叙事人享有特殊权力所致。可以看到，这个问题对作者并不是没有构成困扰，在小说第二节的讲述中，我几乎要相信作者要通过另一个视角，对叙述人所构筑的情感指向作出校正。但是随后，强烈地自我倾诉淹没了这个空间。

有意味的是，在这里邵丽找到了自己的解决办法，那就是在小说的下部，在一个日益世俗化和功利化的社会里，邵丽诚恳、客观地描述使小说获得了新的能量，人物的命运溢出了上部所预示的叙事逻辑。我的意思是说，当第三代人无意中有可能出现阶级分化，有可能重复祖辈的道路，上部中出现的底层人物拥有了上升通道的时候，对生活逻辑的客观呈现使小说具有了另一种解读的可能。换句话说，在叙事学的意义上，小说的下部对上部进行了纠正，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的辩证意味悄然出现了。对于《金枝》这部小说来说，这显然是极为必要的。对于邵丽本人而言，这或许显示了一个重要变化，即在小说中完成自我倾诉和自我反省的融合。

以家族伦理关系来结构故事，以亲情的演变为支点，来展示历史与时代之变，无疑是中国作家的一种相对便利方式，这当然可以看成儒家文化传统和丰富的农耕经验给中国叙事的馈赠。当伦理和亲情遭遇到革命的暴风骤雨，戏剧性的命运便降落到每个人头上。具有不同的知识背景和思维习惯的作家，会从中分离出不同的主题，做出不同的表达。邵丽多年来所积累的叙事经验，使她可以深入日常生活的内部，深入伦理关系的褶皱之中，更多地以“非历史化”的方式展开叙事。在邵丽的笔下，父辈是在懵懂状态中受到了革命浪潮的裹挟，而子孙辈则在世俗化浪潮中随波逐浪。在这个意义上，邵丽笔下的人物无疑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这无法忽视的人间烟火，这烟火中的坚持与放弃、守护和背离，本来就是我们大多数人每天都耳闻目睹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