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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1901—1972），祖籍广东新会，生于日本东京。林徽因（1904—1955），祖籍福建闽侯，生于浙江杭州。资料图片

梁思成是中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建筑史家和建筑教育家。他早年就读于清华学校，后到美国留学，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修习建筑专业，1928年回国后，曾先后任职于东北大学建筑系、中国营造学社和清华大学建筑系。终其一生，梁思成在现代建筑教育、古建筑研究、城市规划、历史文物保护、建筑学术团体的创建和组织等多个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在艰苦的环境中，梁思成的妻子，也是他的同行，才思敏捷的诗人林徽因，一直与丈夫一起并肩战斗，两人共同为新中国的建筑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保护古建筑：初识共产党

1948年，解放战争到了关键时刻，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梁思成被国民党政府率先列入“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抢救计划”名单。是走还是留？像很多知识分子一样，已在清华大学建筑系安家立业的梁思成夫妇面临着选择。他们坚定地留在了大陆。

梁思成曾自白，他之所以留在北平不走，一方面是由于“对反动政府已不存丝毫幻想”，另一方面是对社会主义有期待，他“自己认为在思想上同共产党是接近的，所以愿意留在这里等共产党来”（梁思成《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其实，梁思成和林徽因都是对政治不热衷、不敏感的学者，梁氏夫妇做出如此决定，更多的是出自学者的家国情怀，他们对于建立一个完整、强大的民族国家充满期待，也愿意以自己的一技之长服务于新社会，尽更多的社会责任。此外，和中国共产党的初次相逢与合作，让他们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政权很有好感。

过去，梁思成和林徽因的生活圈子里多是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和左翼学者接触不多。梁思成对共产党的好感是点滴积累来的，如家中的保姆给他讲过八路军军纪严明的事，还有一次，他亲眼看见一个解放军战士，走三里路就为了给老乡归还一个破柳条筐子，这让情感丰富的梁思成“感动得说不出话来”。更大的触动是一次突然的到访。1948年12月下旬，两名解放军军官在张奚若的陪同下，到清华大学拜访梁家，嘱托梁思成在军事地图上标注出北平城区及周边的重要文物建筑，如果迫不得已需要攻城，炮火可以避开这些区域。两军相争状态下，共产党表现出的对文物的重视和谦虚求教的态度，让梁思成深受触动，他和林徽因毫不犹豫，当即完成了标注的工作。多年后，梁思成谈起这段经历时，还感慨良多：“童年读《孟子》，‘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这两句话，那天在我脑子里具体化了。过去，我对共产党完全没有认识。从那时候起，我就‘一见倾心’了。”（梁思成《我为什么这样爱我们的党》）

与此同时，梁林二人积极配合的态度和认真高效的工作，也给共产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党中央为了在解放战争中保护好各地文化遗产，第二次特地派人到清华大学请梁思成编写相关资料，希望在战争中避免或减少对珍贵古建筑的破坏。这是梁思成一直担心而又不敢奢求的大事，他接到任务时甚至感动得声泪俱下。

士为知己者死。梁思成积极组织清华大学建筑系朱畅中、汪国瑜、罗哲文、胡允敬等教师组成工作小组，夜以继日翻书查资料。林徽因对此也十分支持，她和梁思成一起商定了编撰原则，还细致审阅了最终定稿的条文。最终，只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高效完成了任务，编纂成一本《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1949年3月，该书的手刻油印本就已发至军中，1949年6月，又由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图书文物处铅印发行。这本《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虽然只是一个简目，但它“不仅在解放战争时期起到了保护古建文物的重大作用，而且在解放初期开展古建文物调查、保护、研究工作上也起到了积极作用”（罗哲文《忆我与梁思成老师十事》）。

这两次合作给梁思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后，与一些共产党高层领导的接触，让梁思成对共产党的好感进一步加深。北平解放不久，在一次会议上，梁思成初识彭真，寒暄之际，彭真引用了梁启超著作中的几句话，对梁思成说：“我相信梁启超先生要是活到今天，他也会拥护共产党的。”彭真对梁启超著作的熟悉，让梁思成吃了一惊，也让他对共产党的干部进一步产生了亲近感。之后不久，在给老同学的一封信中，梁思成感叹道：“清华比北平城早获解放一个月，从解放的第一天起，解放军的纪律就给了我们极深的印象。接着与中央方面的种种接触，看见他们虚怀若谷，实事求是的精神，耳闻目见，无不使我们心悦诚服而兴奋。”（梁思成《致童寯信》）

投身新事业：主人翁的激情

新中国需要一套新标识，国旗、国歌和国徽的确定便自然而然地提上了议事日程。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而后决定公开征集国旗、国徽方案及国歌词谱。在国歌、国旗的确定上，梁思成以专家身份参与了评审和完善工作，而在国徽的设计上，梁思成和林徽因则担负了负责人和领导者的重任。最初，在筹备会公开征求国旗、国徽方案的启事发布后，梁思成即组织清华大学营建系师生积极设计，“大家怀着对新中国无限热爱的心情，夜以继日地精心构思，绘制了几十个国旗图案和十多个国徽图案送去政协筹委会”（朱畅中《梁先生和国徽设计》）。后来因为公开征集来的方案欠佳，由周恩来提议，改为由梁思成领导的清华大学设计组和张仃领导的中央美院设计组分别开展设计工作，在两组之中选择一个最佳设计方案。

梁思成带领清华大学营建系师生开始了废寝忘食的设计工作。一方面，梁思成充分发挥他的组织能力，积极调动、分配各方资源，林徽因、朱畅中、汪国瑜、胡允敬、罗哲文、莫宗江等，都得以各尽其责。与此同时，梁思成还亲自带领国徽设计小组的师生们，一起做方案，从动手画草图，到绘正式图，从各方面进行探索，反复讨论磋商。超负荷的工作让梁思成的健康加剧恶化，梁思成的身体本就不是很好，青年时左腿骨折过，后又罹患脊椎软组织硬化，一累就容易病倒，但病情再重也压不住他的工作热情。病倒在床，还经常和林徽因及其他同事讨论方案设计。

林徽因和梁思成一样忘我，用他们的儿子梁从诫的话说，她以主人翁式的激情，恨不能把过去在建筑、文物、美术、教育等许多领域中积累的知识和多少年的抱负、理想，在一个早晨统统加以实现。1950年，在外地的女儿梁再冰回家，发现客厅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国徽“作坊”，父母正全神贯注埋头工作，家中沙发上、桌子上、椅子上摆满了红、金两色的国徽图案草稿。有时候，身体实在虚弱，林徽因不得不躺在病床上，仍然指导学生绘图，教他们画五星、天安门、稻麦穗、齿轮的技法。

因为工作强度过大，到了最关键的国徽审查会议的那一天，1950年6月20日，梁思成病倒了，竟没有办法参加现场评选，只好委托时任营建系秘书朱畅中代为出席。最终，梁思成率领的清华大学设计组胜出。此后，梁思成又推荐清华大学教授、雕塑家高庄设计塑造国徽立体浮雕模型。征得中央领导的同意，高庄对原有图案细节进行了精心修改和进一步完善。1950年9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公布了国徽图案及图案说明。

中国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和建造，相比国旗、国徽的设计，要复杂得多，也曲折得多。梁思直接参与了纪念碑的设计和方案审查工作，在关于碑座设计风格的争论中，他的“赤子之心”体现得淋漓尽致。

1951年，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设计组绘制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三种草图，其中一个方案碑座是于高台里开门洞的设计，梁思成因在病中，未及过目，就被工作人员递呈市委。知晓设计方案后，梁思成焦急万分，他认为这种设计在视觉上缺乏安全感，同时缺乏“永垂不朽”的品质，还违反结构常理。为此，一向是“谦谦君子”的梁思成慷慨上书北京市市长彭真，直言不讳地对草图设计提出批评，说服市委放弃了这一设计思路。

梁思成对纪念碑的设计工作持有十二分的责任心，他说要“以对国家和人民无限的忠心，对英雄们无限的敬仰，不能不汗流浃背，战战兢兢地要它千妥万帖才放胆做去”。为了达到“千妥万帖”的目标，梁思成和林徽因不仅在纪念碑外形问题上据理力争，还带领清华师生吸收古今中外设计经验，在碑身的尺度、比例、曲线上做了许多工作。作为诗人，林徽因富有文艺才华，她负责了纪念碑的部分美术设计工作，为碑座、碑身设计了全套纹饰，并对纪念碑的整体造型、结构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意见。他们精益求精的工作，最终让纪念碑的造型以尽可能完善的状态呈现给世人。

从“他们”到“我们”：赤诚不改

共产党的赏识和信赖，和人民政府之间几次愉快的合作，让梁思成夫妇无比振奋，也让他们对共产党、新政府产生了发自内心的认同。“每一项成就都使我的心进一步爱这个党。不知什么时候起，在我的心里，在我的话里，‘他们’已经变成了‘我们的党’了”（梁思成《决不虚度我这第二个青春》）。1956年，虽然之前无辜遭到了批判，梁思成仍然积极申请加入党，并直接向毛泽东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他的学生楼庆西后来回忆，在和梁思成的交谈中，“我感到他将党看成一个很纯粹的组织，只有具有高尚人品的人才能加入”（楼庆西《〈梁思成与他的时代〉读后感》）。1959年1月，经毛泽东批示、党中央同意，梁思成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终其一生，学者梁思成以一种少见的赤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新社会，热爱共产党，虽然在特殊时期，遭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也从无怨言，他绝对信任党的领导。其博大的胸怀，杰出的成就，对祖国、党和人民的忠诚和奉献，让人由衷敬佩。

（作者：费祎，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