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审稿意见是编辑出版部门对来稿质量好坏以及是否刊发、出版做出明确判断的评价意见，大都写在格式化的审稿单上，或者以书信、电子邮件的形式与作者交流，作为工作文件的审稿意见大部分都没有公开。为了避免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或纠纷，绝大多数媒体机构都会拒绝来访者查找审稿档案的请求。而且，审稿意见的存档期限往往很短，不少新闻出版单位为了腾出存储空间，时间不长就会予以销毁。近年有些图书馆、档案馆、文学纪念馆接受机构和私人的捐赠，收藏了一些珍贵的审稿单据，但设置了较高的查阅门槛，要么要求开具繁琐的证明，要么收费高昂，让一些研究者望眼欲穿而不可得。甚至一些老作家的亲属与门生，要求查阅当年捐献的原始文献，最终也吃了闭门羹。因此，对于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审稿意见，自然很少有人去深入思考其中的奥秘。最近十余年，笔者在搜集史料的过程中，陆陆续续积存了一百多份原始的审稿意见，有一部分牵涉到个人隐私或其他问题不便公开。本文根据私藏部分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审稿意见和一些公开发表的审稿档案，对文学作品审稿意见的史料价值、文体特征和研究空间进行简要评述。

一、被忽略的文学史料

审稿意见是当代文学研究中一种长期被忽略的、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史料。审稿意见往往是大多数作品最早的评价意见。审稿意见和普通的文学批评有明显的不同，审稿意见会影响乃至改变作品、作家的命运，还会改变作品公开面世时的面貌。通过审稿意见，我们可以了解一家刊物或出版机构的评价标准和审美趣味，发现不同媒体之间遴选文稿的倾向与差别，进而从一个独特角度，加深对文学发表与出版制度的理解与把握。

“三审制”是我国规定并长期实施的审稿制度。出版总署于1952年10月颁布了《关于国营出版社编辑机构及工作制度的规定》，对审稿程序作出了明确规定，其第五条第一款有言：“一切采用的书稿应实行编辑初审，编辑室主任复审，总编辑终审和社长批准的编辑制度。特别重要的书稿须经专家审查和编委会讨论，并经上级领导机关批准。”第五条第二款规定：“书稿经批准采用后，由编辑根据审读意见进行加工修改（译稿和需作重大修改的稿件退回著译人自己修改）；经编辑主任复核，总编辑签字，然后交文字编辑和资料编辑进行语文的修饰，资料、数字和引文的核对，名词和译名的统一等整理工作；最后研究和决定书籍的美术设计及版式、开本、字体、纸张等技术设计，经总编辑、经理（出版部主任）会同签字后发排。”[1]这一文件对编辑和出版流程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在某种意义上，“三审制”是民主集中制在出版领域的实施方式，既避免“一言堂”，又赋予总编和社长决策权，而权力与责任在对等中达到一种平衡。对于一些可能引起争议的作品，编辑作为把关者，要对作品刊布后可能引发的舆情有所预见，要执行政策履行程序，也要有为艺术负责的担当和勇气，在时代标准和个人趣味产生冲突时要做出正确的抉择。

从编辑的审稿意见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不同时代的审稿标准，诸如政治标准、艺术标准和商业标准，还可以了解各种标准在实施过程中的具体情况。编辑作为责任人，必须对作品的政治倾向有明确的判断，发表或出版政治上有问题的作品，编辑要担负连带责任。发表于《花城》的《春天的童话》（原稿名《今天的童话》），曾经被《当代》退稿，此作在《花城》内部也有争议，范若丁回忆自己当年在审稿单上写的意见是不赞成发这个原稿，要发也要修改，他说自己不赞成的原因是“我担心发表这个稿子会出事，我想保住《花城》这个阵地”，“我真心为李士非担忧”，“小说主人公影射的原型太明显了”，“我非常不赞成用小说泄私愤”，“我不喜欢遇罗锦的文风”。[2]《花城》编辑部为此专门在刊物发表了自我检查《我们的失误》，编辑们在刊发前认为作品必然引起争议的地方在“感情范畴而不属于政治范畴”，初衷是“就此开展评论以及不同意见的自由争论”，但“对这篇作品的错误估量偏轻，对掌握‘双百’方针的界限又放得过宽，以致铸成大错”；“经过报刊批评，我们认识到，它不仅仅宣扬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而且在政治倾向上也是不健康的”。[3]发稿前的意见是一种预判，发稿后的表态或喜或悲，都是对选择的一种承担。

在艺术品质方面，编辑应当对作品的优劣高下有准确把握，但每个编辑有各自的喜好，对尺度的把握和审美趣味也有微妙区别，不同编辑对同一部作品的判断可能会有戏剧性的差异，因此不少名著都曾有被退稿的经历。对于文学编辑的研究是一个比较生僻的研究领域，也是一个被忽视的有重要价值的学术领域。相对而言，对文学编辑的艺术趣味的研究，相关成果要多一些，在此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出版机构来说，并不是艺术品质高的作品就能面世，那些容易引起争议的、在商业上风险偏大的作品往往会被放弃。这种在多种标准中寻找平衡的努力，使得编辑出版既有难度和挑战性，又有一种特殊的魅力。也正因为这种复杂性，对审稿意见的研究也具备了一种内在的吸引力。

经济尺度对于文学的影响，文学学术界很少关注，一方面是觉得谈钱俗气，另一方面多数文学研究者对这一领域比较陌生。上世纪五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印制了一种“书稿定额稿酬质量单”，表格中有对著译和编校质量的评价，更重要的是对稿酬等级的衡定。把书稿质量与稿酬标准挂钩，让艺术质量高的作品获得较为丰厚的报酬，这体现了优稿优酬的原则。审稿意见有了特殊的“含金量”，经济杠杆成为调节文学生产的一种重要的管理手段。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直使用一种工作表格——“稿费审批单”， 表格内会列出详细的付酬标准、税率、稿酬金额等信息，还有简明扼要的书稿质量评价、著译过程介绍和版本信息。譬如草明的长篇小说《乘风破浪》，安徽人民出版社1980年租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型，人民文学出版社支付作者11万册的印数稿酬。1978年前后，在文学读物普遍匮乏的背景下，不少省区的人民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和百花文艺出版社都向人民文学出版社租型，大量翻印现当代长篇小说尤其是红色经典。以《林海雪原》为例，上海文艺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和广西、安徽、江苏、吉林、浙江、四川等省的人民出版社都曾翻印，在当时成为一种独特的出版现象。王佐良翻译的《彭斯诗选》1985年版，编辑苏福忠在“稿费审批单”的质量评价为“①质量较高。②修订较大。”“译本序”“大事年表”“旧译”“新译”的付酬标准不同，编辑列出了各部分的行数或字数，并以附页的形式列出了旧译及新译篇目，文末有一段说明文字：“以上译诗不付基本稿酬，只付40%修订费，其余部分系新译。”这类信息容易被忽略，但对于研究文学版本、文学版权、文学媒介的学者而言，却是细致而重要的史料。进入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市场效益成为文学传媒机构遴选作者和稿件的重要标尺。一些文学丛书因为先期出版的作品赔钱，出版社中断了出版计划，对已经进入编辑程序的书稿采取撤稿方式，在退稿意见中也明确表示无法承担市场压力，有些支付了象征性的退稿费，大多数没有任何补偿，约定的合同条款不了了之。

在横向角度，同一家机构、同一个编辑在面向不同作品时的判断，可以立体地呈现其编辑理念与编辑风格的不同侧面。不同期刊社、出版社的审稿意见，其选稿标准的特点与差别，可以较为清晰地展现各自的价值立场与文学趣味。在纵向角度，从审稿意见的变化，可以清晰地反映出不同时期文学环境的变迁和文学风尚的转换。五十年代初期的审稿意见，大多用繁体字竖写，用毛笔书写的较为常见。七十年代中期，审稿意见往往书写在印有红色语录的稿笺上。八十年代以后，期刊和出版社的审稿单大都印制成表格形式，三审意见一目了然。进入新世纪以后，无纸办公成为风潮，有不少传媒机构开发了在线审稿系统，纸质审稿意见日益罕见，搜集到的一些纸质审稿意见往往寥寥数语，洋洋洒洒数千言的审稿意见似乎消失了。编辑和作者交换意见，书信的形式几近绝迹，大都采用电子邮件、QQ、微信等在线形式。从书写纸张、书写形式的变化来看，潮流的转换充满了戏剧色彩，在方寸之间留下了清晰的时代烙印。

《林海雪原》《红岩》和《白鹿原》都是历史题材小说，《林海雪原》《红岩》是革命历史小说的代表作，《白鹿原》是新历史小说的扛鼎之作。通过三部作品观察历史的角度、表现历史的手法和历史价值观念的差别，再比较它们写作过程和审稿意见的不同，我们能够更为深刻地意识到具体的文学时空如何塑造特异的文学景观。

《林海雪原》1957年9月由作家出版社首次出版，当时作家出版社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牌。曲波对初稿进行一次修改后，认为只读过六年书的自己改起来吃力，期待得到编辑部的帮助。编辑龙世辉投入三个多月的时间，对书稿进行深度加工。初版面世后很快脱销，反响热烈。社长兼总编王任叔曾经调阅书稿档案，逐页比对原稿和修改情况，看完后在原稿留下批语：“应该这样改。”他还决定给龙世辉晋升职称、增加三级工资的奖励。1958年，《文艺报》《文学研究》发表的有关《林海雪原》的评论，总体上肯定其艺术贡献，同时尖锐地批评其缺点。侯金镜认为白茹“这个人物是失败的”，“本来，在那样紧张的战斗环境里，对白茹这一少女初恋的感情，做那样纤细的描写，已经成为结构上的赘疣了，何况白茹的精神境界，表现在爱情上的，又是那样狭窄和卑俗”。[4]王爎荧更为直接地批评作品“近于神化”“富于巧合”“追求离奇”，“我还觉得《林海雪原》中关于爱情描写的部分是有问题的。有了它，不但累赘，而且损害整部小说，给人不好的印象”，“这种‘水分’并不好，删掉它对整个小说毫无影响，甚至还会更有吸引力”。[5]何其芳说：“不止一位同志对我说，他觉得少剑波写得有些个人突出。”[6]这些集中指向爱情描写和少剑波塑造的批评意见，确实给龙世辉造成了压力。在1959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林海雪原》一书中，龙世辉除了订正一些错别字，重点删除了关于少剑波和白茹之间爱情描写的内容，第九章“白茹的心”删除了一半多的文字，第二十三章“少剑波雪乡萌情心”删除的内容更多，第二十六章和第二十九章也删除了描写两人情感互动的段落。有趣的是，龙世辉曾经建议曲波在修改时增加爱情描写的篇幅，在看到批评意见后又删除了相关内容。曲波对此并不认同，1962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林海雪原》又恢复了龙世辉删除的有关爱情描写的内容。这一案例典型地反映出编创互动的戏剧性和复杂性，专业的文学评论和读者反馈都可能改变作者、编辑的看法，影响作品的面貌。

根据编辑王维玲回忆，1960年6月罗广斌、杨益言到北京住在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领导边春光主持召开座谈会，两位作者和江晓天、陈碧芳、王维玲参加座谈。座谈会上，出版社的修改意见包括四个方面：“一、改变作品的压抑气氛，充分表现出当 时全国胜利在望的形势，在这个大背景下，反映‘中美合作所’集中营里的斗争。”“二、肯定了表彰先烈，揭露敌人’的主题。要求作者集中笔墨塑造许云峰、江姐、成岗、齐晓轩等革命烈士的光辉形象。把许、江作为第一重点描写对象 , 同时也不要忽略众多的‘群像’， 把他们作为一个战斗的集体，塑造出一批共产党人光彩夺目的艺术彩雕。”“三、反面人物（主要是敌特人员) ，数量过多，要突出重点和主要的，在数量上要压缩、删减 。对叛徒甫志高的描写，要深挖他灵魂深处的脏东西，写出他的弱点和根源。”“ 四、 精心结构，巧妙构思，要在这上面下工夫。”[7]张羽整理发表了他与作者的通信，留下了珍贵的材料，他后来还撰写了不少回忆文字，让我们对从《禁锢的世界》到《红岩》的写作与修改过程有了详细而深入的了解。[8]出版社和编辑提出的这些修改意见，非常典型地反映出时代对文学的要求。一个时代文学的审美风尚是文学内外联动、编辑作者协作的合力促成，因此，我们不应当片面强调或夸大某一方面的作用。

关于《白鹿原》的“鏊子说”和性描写，有一些读者和批评家颇有微词。何启治在1992年6月30日《当代》杂志的终审意见中有这样的表述：“此作体现了比较实事求是的历史观、革命观。”“此作通过白、鹿两个家族、两代人的复杂纠葛反映国民革命到解放这一时期西安平原的中国农村面貌，也是准确而有深度的。”“作品的历史观和革命观都不是概念的表述，而是通过活生生的艺术形象塑造和生动、形象的生活画面来表现的。”“特别是小娥这个表面看似淫荡而实际上并未泯灭人性的艺术形象也是成功的，值得注意的。这就牵涉到此稿的性描写如何处理的问题。首先，我赞成此类描写应有所节制，或把过于直露的性描写化为虚写，淡化。但是，千万不要以为性描写是可有可无的甚至一定就是丑恶的、色情的。关键是：应为情节发展所需要，应对人物性格刻画有利，还应对表现人物的文明层次有用。自然，应避免粗俗、直露。试想，如果《静静的顿河》去掉了阿克西妮亚会成个什么东西？如果《子夜》删掉了冯云卿送女儿给赵伯韬试图以美人计刺探经济情报这段情节，又怎么样？（这情节不但写活了赵伯韬的狂傲，冯云卿的卑鄙，也写出了冯女的幼稚和开放。）《白鹿原》的小娥就是个很重要的形象。她在鹿子霖挑唆下拉白孝文下水这一段性情节，就很能表现鹿子霖的卑鄙，白嘉轩的正直、严厉以及小娥和白孝文的幼稚和基本人性、为人态度等等，是不可少的情节。”[9]从何启治的这些审稿意见中，不难看出他预判这部作品很可能引起一些误解和争议，为了保留作品在艺术上的完整性，既充满激情又耐心细致地做说服工作。《白鹿原》随后经历的一些波折，尤其是以修订本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插曲，表明何启治确有先见之明。

从《林海雪原》《红岩》到《白鹿原》，一方面较为清晰地显示了革命历史小说与新历史小说在生成背景、生产流程、艺术理念上的微妙差别，另一方面凸显了身居幕后的编辑在文学生产中的重要性，他们将时代对文学的要求传达、落实到文学生产的细节之中，其个人趣味、艺术理念、工作风格也会潜在地、局部性地影响作品的风貌。

综上，审稿意见的史料价值是多方面的。它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文学作品编辑出版的具体过程，还是深入研究文学政策、文学制度、文学媒介、文学思潮的第一手史料。和一些功能单一的史料相比，审稿意见具有多层次的、立体的解读空间，不管从微观层面或宏观层面切入，研究者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可能都会有所发现。

二、独特的文学批评

关于文学批评的文体形式问题，近年批评界经常会讨论。现在最为常见的是学院体或学报体的文学批评，文中包含内容提要和关键词，有不少时兴的概念和格式化的引文，优点是理论性较强，别扭之处是给日常的东西贴上陌生化的标签，有点故意让人看不懂的味道。现代作家和批评家时常采用书信、日记、批注等形式来表达对文学的看法，文体较为自由，形式比较活泼，现在已经日渐稀罕。审稿意见是一种独特的文学批评，它能够改变、决定一部作品的命运，比通常的文学批评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审稿意见中不乏教条化的官样文章，说的大都是套话，但也存在不少具有独特价值的文学批评。

首先，文本细读的典范。在当前的文学语境中，一些作家写得太快写得太多，一些活跃的批评家为了跟上节奏，阅读和分析都难免草率，尤其对于那些动辄数百万言的长河小说，一些批评家只能做抽样分析，走马观花，可能连人物关系还没搞明白，就给作品贴上了明晃晃的标签。从这个角度来看，审稿意见在文本细读方面具有示范意义。审稿意见都是针对具体的作品发表观点，作出取舍，其评判是及物的、细致入微的，在语言和形式层面具体到字词应用、语法规范、篇章结构、文体风格，在内容和价值层面涉及作品的题材类型、主题蕴含、思想倾向、情感世界。针对文本细读的重要性，文学研究界多有讨论。确实，如果不对文本进行反复的推敲，很难对作品、作家和文学潮流做出精准把握。

诗人杨牧的诗集《西部变奏曲》1997年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首次出版。从原始的书稿案卷来看，1988年10月出版社就已经签署发稿单和征订单，或许因为征订情况不理想，推迟了九年才面世。由此可见，诗歌图书出版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极为低迷，一线诗人也缺乏市场支持。征订单上的内容介绍为：“这是引人注目的新边塞诗派代表人物杨牧的自选诗集。共收诗作约50首。这部诗集富于浓郁的西部特色，粗犷、豪放，从中可以感受到诗人对边疆地区深厚的爱。作品气魄宏大，既富于情感也富有理性，对读者有很强的感染力，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优秀诗集。”这部诗稿的三审意见篇幅都较长，分析颇为细致。责任编辑奚跃华的审稿意见写在出版社印有“审稿意见”红字的专用稿纸上，写了满满四页纸。他对诗集四卷逐一评析，对杨牧的诗作有很高的评价：“我们从这些作品中，可以感受到诗人对西部地区深情的爱，并从这爱中体现出的，诗人对祖国的深厚的情。当然，这一切并不是表现为简单的唱颂歌，而是表现为更深层次的精神寄托和一片赤子之情。诗歌在创作上，是以抒情结合思想阐述为主，不单纯追求其一，他属于思考型的抒情诗人，意象的选择较为新颖、现代，时空的跳跃和意象的跳跃鲜明，因而诗的意境较深远。可以看出，诗人在传统与现代手法结合的环节上，处理得较成功。”尤其难得的是，编者敏锐地指出了作品的缺点。

这部诗集也有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诗的炼句上，作品中常常有一些连续排比的句子，这些排比对诗情的抒发并不重要，因而显得啰嗦、沉重，形式上也不给人以美感，又有一些句子过于拗口，如同绕口令，反复无穷，而效果并不好，这都给诗的完整性以损害。此外，尽管诗人在抒情与议论的结合上处理较好，但诗中说理的愿望仍然较重，因而使他的作品给人以清新不足而沉重有余的感觉。

另外，在《海西运动》一组诗中，关于“昆仑山”一节中有一个认识上的谬误，即以往人们认为中国历史上古老的昆仑山一称就是现在的昆仑山，这是一个错误。现在经学者从多方材料反复考证，认为历史上的昆仑一词，实为今天的泰山，因而诗人昆仑之咏犯有苏轼咏黄石赤壁的错误，但这并非诗人的责任，因为我国学术界以前一直延用此误，如果现在予以纠正，则整组诗均要撤下，而这组诗从创作上看，是此集的重头作品，仍为较好的作品。正像《赤壁怀古》虽有错误，但仍不失千古绝唱一样，这组诗也不妨原样采用，因为艺术有其相对的独立性。

为了保证这本诗集的质量，集中的《惨败者》《玩蛇者》和《发现》我认为水平不高，应撤下。

编者还对原来的书名《海西运动》提出意见，认为“含意颇偏，建议改为《西部咏叹调》《海西畅想曲》一类的名称”，二审杨晖和三审宋文娜总体上同意初审的意见，二审建议书名改为“《西部咏叹调》或《西部变奏曲》”。

当然，审稿意见也是鱼龙混杂，有些意见字迹潦草，敷衍了事。这些年读书界对书稿编校质量常有怨言，一些书刊错字连篇，还不时会遇上抄袭、盗译的出版物，出版领域确实出现了一些令人忧虑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出版和编辑行业一直有比较严格的行规，即使再粗心的编辑，如果不通读作品，他肯定不敢发稿，万一踩雷，砸掉饭碗都算是小事。

其次，有话直说。正因为编辑要负责任，审稿意见大都开诚布公，没有那些虚与委蛇的弯弯绕，说真话是大多数编辑的职业习惯。当然，编辑也难免有倾向性，追捧名家是普遍的风气，对可能热卖的作品会格外优待，可能因为与某个作者亲近而说好话，还可能因为作者无名而慢待。但总体而言，审稿意见比较客观，不会一味表扬，既会说出作品的优点，也会指明作品的不足之处，较好地贯彻了鲁迅所说的“坏处说坏，好处说好”的批评原则。编辑张小军在俄罗斯作家列·别仁的短篇小说《我教小提琴》的发稿单上有这样的评语：“译者善于把原文较好地消化成中文，但添枝加叶处不少，以至有时画蛇添足，弄巧成拙。把译者添加的词句全部删掉了。此外译文尚有一些毛病。已改。”译稿刊发于《世界文学》1993年第1期，译者曹国维。这份审稿意见在讨论一份稿件的具体问题时，指出了翻译界普遍存在的问题，处理也是干脆利落。这份寥寥数语的意见对于翻译者和研究者来说，都能带来有益的启示。目前有一些文学评论含糊其词，对于自己并不认同的作品也是态度暧昧，挖空心思找作品的优点。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如果能够像前面列举的审稿意见一样直言不讳，而不是遮遮掩掩，甚至明知是缺点还要赞誉有加，我想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不仅更有品格，而且能对文学发展发挥更大的促进作用。

很值得注意的是退稿意见的表达方式。大多数编辑为了不打击作者的积极性，都会在退稿信中先说说遭到退稿的作品的优点，然后会列举作品的不足，说出退稿的原因。在我收藏的手写的退稿信中，有一点情面不留的，告诫作者不要因为文学梦耽误了自己的生活；也有编辑语重心长地对作者提出详尽的指导意见，篇幅达到上千字。在统一印制的格式化退稿信中，表达都很委婉，一般都说稿件“不适合本刊（本报）”“请继续支持”，这反而显得有点漠然。

再次，多角度的文学对话。在“三审制”的框架中，面对同一份稿件，不同编辑既可能英雄所见略同，也可能看取问题的角度、个人趣味和把握尺度都有微妙差异乃至激烈冲突，这就使得翻阅审稿意见的过程有了一种特殊的魅力。

散文家石英有一篇散文《柳泉随想》发表于《解放军文艺》1982年第6期，编辑部的三审意见为：

游一处风景胜地，所见所闻所感皆成文章，这是名家的特点，本文即是如此。写游览蒲松龄故居，没有惊人之笔，朴实无华，娓娓道来，间或有感而发，议论亦颇精彩，通过蒲与同代名人生前逝后衰荣之变迁，阐明了只有根植于人民的艺术，才是不朽的艺术，给人以很深的印象。但感觉，作为部队刊物，这类作品是否显得高深了一些，意义如何？实在拿不准？请阅。

小温 31/3

旅游文章不少，此篇还有作者的独特感受，他没有简单地复述故乡的外在景象，而是说明时代、人民并不根据作者是否身居高位而评定作品，令人掩卷深思的，不足三千字的散文，有一得之见，不易，似可一用。

纪 4.6

文章还好，对蒲松龄的评价还是得体的。这类文章，好像不能列为现代意义上的散文，倒有点像随笔一类的议论文字。不过，只要有一得之功，一管之见，于人有启发，有教益，也可不拘一格。

对王渔洋似也不必过于贬低，就现在来看，王渔洋在清代文人中，还是有一席地位的。

吴 4.12

这份审稿意见挺有意思，三位编辑的审稿意见基本一致，但观察问题角度各有侧重，终审意见一方面倡导“不拘一格”，另一方面对《柳泉随想》对王渔洋的批评有所保留，在当时的氛围中识见不凡。

最后，简明实用又保留个性的文体。审稿意见作为一种工作文本，总体上具有简明实用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不少文学编辑都在业余从事创作、翻译或批评，具有不俗的文学才华。因此，他们的审稿意见在作出文学判断的同时，展示了自身开阔的眼界和别具一格的文字风格，显示出鲜明的个性色彩。

吕德安的长诗《曼凯托》刊发于《大家》1995年第3期。责任编辑韩旭的审稿意见是一篇精致的诗评，文本解读精细，视野开阔。

进入90年代以来，一度热闹的“第三代诗歌”趋于沉寂。然而一部分诗人则在这种沉寂中继续探索、完善、前进，逐步走向成熟。

我以为，吕德安的《曼凯托》是这个成熟过程中产生的重要作品之一。长诗讨论的主题是生命的意义和死亡的问题，作为“第三代诗人”的主要诗人之一，吕德安用自己的方式对这个“永恒的主题”进行了非常诗性的追问和展示。

诗人选择“曼凯托”这一多民族美国小镇为背景，以一位平凡的华人老人“孙泰”为“抒情主人公”，通过对“孙泰”一生的抒情描写和他的死的凝想，追问在“死亡”这一不可避免的结局面前，“生”应该如何认识。诗人没有简单地得出一个形而上的结论，而是在一系列富于诗意的对日常生活的观照（原文为“关照”）中，将生命的美与尊严呈现在读者面前。

长诗技巧成熟、多样，既追求朴素又大量运用“隐喻”（如“海”往往代表死亡的虚幻境界、话语世界等）、象征，既探讨形而上学问题又关注形而下的意象。它没有以某种“理论”支撑诗作（像当前许多诗人那样），而以感悟面对事物，这一点尤为可赞。长诗诗意充沛、优美流畅。我刊94年发表了于坚《〇档案》、翟永明、西川、丁当等“第三代”重要诗人的代表作，已形成较全面展示他们艺术进入成熟期创作的规模。吕德安是第三代“名将”，《曼凯托》在流传中（作于92年）已有口碑，我以为很值得推出，以完善、扩大我们诗歌展示范围。建议发稿，当否请批示。

韩旭 95.3.9

韩旭的这篇审稿意见视野开阔、观点精辟、表达精炼、文辞流畅，称得上批评的美文。我个人尤其看重这类文字的文体价值，这类文字不穿鞋戴帽，没有堆砌概念的晦涩，篇幅不长，心口合一，态度明确，说到优点时摆事实，不云里雾里讲空话，说到缺点时就像点穴一样直击痛处，不绕来绕去说车轱辘话。如果对照这些审稿意见，翻阅当代文学史上那些重要的编辑家的批评文字，也能发现不少有趣的话题，譬如编辑职业对其批评文体的影响。当然，过度强调创作主体的职业习惯对其创作、批评的影响，可能会有所偏颇，但无视这一点，得出的结论也容易有偏差。而且，学术界对“编辑的批评”的研究是一个薄弱环节，有较大的拓展与挖掘空间，亟待加强。

唐浩明的长篇小说《旷代逸才》第一卷刊发于《大家》1994年第5期。主编李巍作为责编的审稿意见为：

杨度富于传奇性的一生，历史对其有褒有贬。但他真心希望中国独立富强，直到晚年加入共产党。

《旷》稿，是作家唐浩明继《曾国藩》后的又一力作。全书分五卷，此为第一卷，主要写杨度在老师王闿运的教导下，习“帝王之学”，为拯救中国所作系列准备中的一页。

小说文体优美，故事性强，场面大，人物多，线索分明，可读性强。应该说，较《曾国藩》，此稿有进步。

建议发《大家》第五期，请杨副总编批示。

另附《关于杨度》一文，也可发在小说后作。

这份审稿意见写得简明扼要，把关键问题和盘托出，点出了此稿的重要性，表达讲究策略。此外，这段文字还有另一种价值，即反映了出版社主办期刊审稿制度的差异性。大多数各级作家协会、文联主办的机关刊物，主编是终审人，但不少社办期刊的终审人往往是出版社的分管领导。在当代文学期刊的发展史上，社办期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像《当代》《十月》《花城》《小说月报》等刊物都是主办的出版社的一扇开放的窗口。

三、有待开拓的学术空间

21世纪以来，文学史料研究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新热点，这既是推动当代文学走向历史化的基础工程，也是对数字化时代纸质史料被大规模销毁的现实状况的回应，能够被纳入数据库的史料毕竟有限，挖掘与抢救史料迫在眉睫。另一方面，确实存在一种为史料而史料的倾向，史料研究偏重文学外围的学术姿态也受到一些批评，牺牲审美性的代价导致文学研究向历史学研究靠拢。而审稿意见贴近作家作品，有详细的版本信息，一些再版本或修订本的审稿意见对版本变迁有详细交代，对于研究者重新解读文本不仅有审美的提示，也有文化的启迪。细读近年出版的当代文学史教材或专著，不难发现版本混乱的现象有一定的普遍性，由于不少教材是集体编著的成果，同一部学术著作中不同作者依据或引用的同一部作品居然不是同一个版本。现在越来越多年轻学者习惯使用电子数据库，转引的现象日益普遍化，有些专著引用鲁迅的一篇杂文，居然出自三个不同的版本。也就是说，要深化当代文学史研究，史料意识的强化必不可少，作家作品研究或文学的审美分析也要有扎实的史料支撑。不容回避的是，在当代文学史料挖掘与研究领域，作品史料的相关工作较为薄弱，亟待进一步强化。当然，这也受到现实条件的限制，像作品手稿、审稿档案的获取都很困难。如果有一批学者同心协力，获得作家、编辑的支持，日积月累，一定会有新的创获。

和通常的文学批评、文学史料不同的是，审稿意见包含的信息更为丰富而复杂。其一，审稿意见以稿件为评价对象，包含对作者思想倾向、艺术趣味的判断，还会牵涉到对目标读者的定位与分析，这就为我们开启了一个观察作者、编者、读者三边互动方式的窗口。其二，审稿意见是研究作者的创作过程以及从稿件到出版物的编辑加工过程的原始材料。近年有一些学者进入文学编辑史和文学出版史研究领域，陆续有成果问世，依据的大多是作者、编者的回忆文字或口述材料，这类研究固然有其自身的价值，但缺少原始材料作为佐证，所谓的“史”就显得有点单薄，因为二手材料难免有失真之处。由此可见，对审稿意见等原始材料的搜寻、挖掘与研究显得迫切而重要。其三，审稿意见是不同场域力量在扭结、博弈中达成妥协、平衡的结果，置身于媒介场的编辑联通了政治场、社会场、商业场和文学场，扮演了信使的角色，既执行行业的制度和规范，在维护大局的前提下尊重作家创作，也通过创作向时代传递一种文学的反馈与回应。审稿意见一方面紧贴文本，牵涉作品的文字、形式、结构、主题、题材、风格等内部要素，另一方面是在当时文学政策、文学潮流、文学制度、媒介风尚的合力共同作用下的产物。也就是说，审稿意见联通了文学的内部世界与外部环境，对这类史料的深入开掘与合理使用，有利于将文学文体、语言、思想、风格的内部分析融入外部的文学制度与文学媒介研究，同时拓展文学的艺术分析的视野，摆脱在封闭、静态格局中进行形式探究和技术分析的惰性，在更为开阔的时空中审视多种力量交互影响下的文学艺术动态的嬗变。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与审稿意见有关的书稿资料譬如选题计划、编读往来书信、修改稿本、外审意见、读者来信等等，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果杂志社、出版社现存的书稿档案资料和散落民间的相关文献能够被充分利用，不少观点可能都会被修正或完善，当代文学研究的面貌一定会有较大幅度的改观。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学人严重依赖中国知网、超星读书、读秀等电子数据库，纸质文献基本不看。我不止一次在硕士生、博士生招生面试时，遇到考生说错了作品中的人名，他们还很自然地说浏览的是网上的版本，人名就是这个样子，估计扫描时发生了识别错误。像审稿意见这一类原始文献，再过几十年，未来的学人估计根本无暇理会这些陈年废纸，而且这些材料在时间魔力的腐蚀下，很快就会灰飞烟灭。做当代史料研究很像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里马孔多小镇上的人们，试图通过贴标签的方式来抵御健忘症，遗憾的是最终连文字的意义也记不得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也具有了西西弗斯推石上山、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悲剧性。

当代文学史上的绝大多数公开发表、出版的作品都有审稿意见，但我们目前看到的审稿意见寥寥可数。对于一些重要作品被退稿的经历，作家与编辑交恶的前因后果，大多数文学史著述依据的往往是作家的说法，缺乏可靠的证据。相对而言，编辑往往处于比较被动的位置，一些话不好明说，有苦难言。对于研究当代文学的传播接受、制度变迁来说，审稿意见具有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尤其对于当代文学史上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品，审稿意见更是弥足珍贵，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作品面世的过程与背景，掌握编创互动环节的细节与效果。审稿意见的披露不太可能影响一部作品的文学史定位，但可以补充、丰富和完善当代文学史的史料库，使得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描述更加扎实而沉稳。事实上，由于已经公开的审稿意见数量极少，审稿意见基本没有进入当代文学研究者的学术视野。目前在回忆文章、学术论文或著作中被提及的审稿意见，往往是一种碎片性的存在。也就是说，只有对审稿意见进行系统化、历史化的研究，审稿意见背后的文本法则、评价体系、制度变迁、文学潮流转换才能被立体地揭示出来。在纸质审稿意见越来越稀罕的背景下，这是一种亟待挖掘、抢救的特殊文献。因此，期待有更多整理、研究审稿意见的成果问世，期待有更多的研究者能够从审稿意见中发现新的线索与新的启示。如果有足够的原始史料作为支撑，研究方法得当，当代文学审稿意见研究不仅能够为我们开启一扇观察文学流变的新窗口，而且可以揭开尘封已久的别样的历史记忆。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当代文学期刊发展史”（项目编号：18ZDA266）阶段性成果。

注释：

[1]《关于国营出版社编辑机构及工作制度的规定》，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编《出版工作文件初编1949-1957》，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1958年版，第152页。

[2]范若丁：《编辑部内外》，花城出版社2017年版，第34页。

[3]本刊编辑部：《我们的失误——关于<春天的童话>》，《花城》1982年第3期。

[4]侯金镜：《一部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文艺报》1958年第3期。

[5]王爎荧：《我的印象和感想》，《文学研究》1958年第2期。

[6]何其芳：《谈<林海雪原>》，《文学研究》1958年第2期。

[7]王维玲：《边春光与<红岩>》，《中国图书评论》1990年第2期。

[8]张羽：《<红岩>成书之前》，《编辑之友》1986年第3期；张羽：《格子上的铭文——回忆和罗广斌共同修改<红岩>的日子》，《编辑之友》1988年第1期。

[9]何启治：《﹤白鹿原﹥档案》，《出版史料》（第3辑），开明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