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捞历史的碎片：谁是钱学熙？
现在说起钱学熙（1906—1978），知道的人大概不多了。很多年前，那套“外国文艺理论丛书”曾经是我们这一代学子心目中的圣经，《柏拉图对话录》《诗学·诗艺》《歌德谈话录》等等，成为我们了解西方古典文学理论的最佳选择。不敢说都读懂读透了，至少大家都乐于引用几句，以示不凡。其中有一本薄薄的《为诗辩护·试论独创性作品》，把菲利普·锡德尼（Philip Sidney）的《为诗辩护》和爱德华·扬格（Edward Young）的《试论独创性作品》合为一册。说实话，当初这本并没有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只记得《试论独创性作品》的译者是袁可嘉，那时他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正备受追捧，而对《为诗辩护》的译者钱学熙则一无所知，也就逐渐淡忘了。这几年关注夏济安（1916—1965）、夏志清（1921—2013）兄弟俩，在《夏济安日记》《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中不断遇到“钱学熙”的名字，突然发现原来就是那位《为诗辩护》的译者，对他的认知才逐渐丰富起来。前不久，在夏志清先生留存的信札资料中，我又发现了3通钱学熙致夏志清的中文信，还有12通钱学熙与燕卜逊（William Empson，1906—1984）往来的英文信，以及一份完整的钱学熙英译《道德经》的打印稿。中文信用的都是很薄的普通白纸，竖写，密密麻麻，顶天立地，四周几无任何空白；英文信均为打印稿，手写签名。英译稿似乎未见出版，书信更是从未披露，因此不惮辞费，打捞一些历史的碎片，以供后之来者发扬光大。
一
1906年，钱学熙出生于无锡阳山的一个书香世家。他的父亲早年留学日本，在当地颇具文名，而他的儿子钱绍武，则是新中国最早的苏联留学生，后来成为著名雕塑家，声名远超其父。有意思的是，钱学熙自己其实并没有上过大学，属于地地道道的自学成才。他十来岁的时候，随母亲来到苏州，就读于苏州桃坞中学，疯狂地爱上了英语和英国文学。初中毕业后，由于身体不佳，只得回到无锡老家，一边调养，一边自学，熟读各种中外文学经典，英语水平也突飞猛进。1932年，钱学熙和妻子到无锡城里开办了一所补习学校，一边教书，自己编的《英文文法原理》大受欢迎，多次再版；一边从事翻译工作，先后译过《韩非子》《明夷待访录》等传统经典。后来还一度到上海光华大学教书，也就在那个时候，与刚刚留校任教的助教夏济安结识，成为同事和朋友。
1943年7月4日，钱学熙带着他的毛脚女婿陆锺万历尽艰辛，辗转四个月来到了昆明，第二天一早就去拜访吴宓。此前通过汤用彤的介绍，钱学熙已经跟吴宓往来密切，深得吴宓的信任。吴宓给前妻陈心一和女儿的生活费，都是先汇给钱学熙，再由他负责办理转交。本来吴宓的小女儿学淑也应该同行，来昆明依父共学，不想因为畏惧路途艰辛，临行退缩，让吴宓颇为失望。当然，此后不久，学淑在父亲的严令之下，还是转学昆明。吴宓为了女儿上学的事也是费尽心思，甚至到梅贻琦校长室以停课相威胁。也是由于吴宓的举荐，钱学熙得以被聘为西南联大外文系的讲师，8月份正式到岗。1945年秋天，夏济安从云南呈贡也来到了昆明，转任西南联大外文系教员，教授大一英文，与钱学熙老友重逢。钱、夏共居一室，两人都是苏州桃坞中学的校友，也曾在光华大学共事，又都来自江南，自然无话不谈。从《夏济安日记》可以看出，夏济安往来最密切的就是钱学熙、卞之琳、齐良骥、顾寿观等人，总是在一起聊天、郊游、聚餐，为大后方的清贫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
那个时候，夏济安不可自拔地爱上了一位长沙籍的历史系新生李彦，陷于痛苦的单相思的折磨之中。钱学熙年长十岁，当时已经成家，自然就成了夏济安的倾诉对象和情感导师。钱学熙倒也不吝赐教，每每以“真爱”的理论教导夏济安。夏济安在日记中记下了钱学熙对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的批评：“他不是个伟大的人，因为他没有勇气让他的真爱坚持到底。为了谨慎，或者别的什么并不很堂皇的理由，他离开了他心爱的女子玛格丽特。尽管他还能保持心境的平静和稳定，他却永远也不知快乐为何物，也从来不曾表示过他服膺真理的忠诚。在他的作品中找不到阳光，最多只有苍白的月色而已。真爱不见得是唯一能将他救出的路子，可是一个人在真爱来临时，不应该退缩，躲开这机会。”在夏济安听来，这些话真的感同身受，仿佛就是在说他自己。一方面自己对李彦充满了渴望，如果有勇气表白的话，这份“真爱”可能也就成功了，另一方面却又犹豫不决，担心“因爱而带来的困扰和不安”。钱学熙鼓励夏济安追求真爱，不仅为他出谋划策，甚至还帮他给李彦写道歉信。钱学熙口述的道歉信，“态度诚恳已极，文字完全透明，把内心完全表露出来，同时又显得自己人格的伟大。”夏济安佩服得五体投地，拍案叫绝。虽然这段“真爱”和夏济安后来的每一段感情一样，都是无疾而终，但夏济安不得不承认，“我同钱学熙同屋而居数月，颇受其益。我现在如此正视人生，接受人生，大多是受了他的启示。”
1946年5月8日，钱学熙离开昆明，飞返上海回无锡。夏济安5月11日也飞去重庆，滞留一个月，6月10日才回到上海。钱学熙和夏济安、卞之琳等莫逆之交，又有了在上海时相聚会的机会。不过此时夏济安的工作却遇到了一些波折。9月15日，夏济安接到南开大学冯柳漪的航空快信，告知无法聘他为讲师，只能聘为教员。夏济安十分失望，就写信给老朋友卞之琳商量办法。卞之琳果然仗义，接信后马上就从无锡赶到上海。商量之下，准备一方面同南开方面交涉，一方面联系朱光潜，推荐夏济安去北大。能去北大，着实让夏济安喜出望外。顺便说一句，在夏志清留存的信札资料中，有一封1945年8月19日柳无忌从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发给昆明卞之琳的短信，称“夏先生文两篇已拜读，甚为钦佩。已去信冯柳漪兄请其帮忙为夏先生推荐矣。勿念。大作拟拜读，承赐《红裤子》英译一文，谢谢。”从时间上看，此前卞之琳已经委请柳无忌向冯柳漪说项，还附去了夏济安的两篇大作。夏济安能够转到西南联大教书，跟柳无忌的推荐应该有着直接的关系。柳无忌的这封信应该是当年卞之琳收到后，转给了夏济安，现在由夏志清保存了下来。不管怎样，在卞之琳再一次的努力下，夏济安终于如愿以偿，夏氏兄弟9月底一起乘船同往北平，后来一起进入了北京大学，而卞之琳自己则回到了南开大学，1947年夏天去了英伦。夏济安对卞之琳是极为感激的，后来看到他跟自己一样情路坎坷，非常同情，说卞之琳“为人极天真，诚挚，朋友中罕有。追求张充和，更是可歌可泣，下场如此，亦云惨矣。我很同情他，因此自己的苦闷反而减轻些。但我觉得痴心追求下场如此，实在可以此为戒”。差不多同时，钱学熙也带着家人乘船北上，继续就任北京大学外文系的副教授，与夏氏兄弟的关系愈发密切。不过，夏志清第二年就拿到了留美奖学金，1947年7月离开北京回到上海，11月登上远洋客轮赴美求学去了。
二
作为外文系的副教授复员回到北京大学的钱学熙，雄心勃勃，要在批评研究方面大展一番宏图，对英国文学、文学批评理论用力甚勤。除了开设“批评名著选”“专题研究”等课程外，就是努力著述，发表了《如何研究英国文学》（《东方与西方》1947年第1卷第6期）、“Sole Notes On Literary Criticism”（《学原》1948年第1卷第9期）、《T.S.艾略脱批评思想体系的研讨》（《学原》1948年第2卷第5期）等中英文论文。钱学熙特别羡慕和佩服夏志清，不断地写信求教，夏志清也热情指点，还给他寄The Armed Vision等最新出版的批评著作，代他订阅SewaneeReview等重要刊物。李赋宁从耶鲁回国时，夏志清还特地让他带一本艾略特的Selected Critique给钱学熙做纪念。钱学熙也是言听计从，基本上按照夏志清的指点来读书和思考，“我这两年来事实上确是在照着你指出的路子龟行，就是在批评方面，努力着企图说清楚自己及说清楚别人。我在前年冬间已经发觉，所谓说清楚自己，其实是要在一切当代批评家的着眼点上，用当代的术语说明自己的意思。但这着眼点及术语是有这各自的重重牵涉。所以逐渐觉得真的要如此说明自己，其实还要在说明了人家以后，才办得到。”因此，他系统重读利维斯（F.R.Leavis）、理查兹（I.A.Richards）、艾略特（T.S.Eliot）、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燕卜逊等西方大家的著作，试图理清他们的思想脉络。他计划先写好艾略特和理查兹的研究，然后再往上溯源，研究柯勒律治（Samuel Coleridge）、亚里士多德等人，形成一本十多万字的著作，书名就叫Studiesin Literary Criticism（《文学批评研究》），最后还可以再写一本自己的《批评原理》。他希望花二三年的时间，完成这项“说明自己、说明人家的工作”，更长远的计划，还要将“一切重要的诗与剧本与小说做一番比较从容而真切的研究”。
在这些经典大家中，钱学熙最有兴趣、用力最勤的是艾略特研究，“想将他一切对于诗、对于批评的看法，仔细地集合起来，而弄明其中的系统。”他先写了半篇文章讨论艾略特的批评思想体系，就是后来发表于《学原》的《T.S.艾略脱批评思想体系的研讨》，此外还写了一篇“Dissociation &Unification of Sensibility”（《感性的分裂与重合》），自认为相当不错，颇有心会，还悄悄地寄给了艾略特的出版社Faber& Faber，请他们转交艾略特本人审阅。至于艾略特本人有没有读到，当然不得而知，但钱学熙对自己的研究是颇为自信的，他说“我现在对于艾氏态度甚为同情，以为他的走入宗教里去是反对感性分裂的必然结果”，希望夏志清能转给布鲁克斯看看。而夏志清读了艾略特的After Strange Gods（《追随异教神祇》），却“觉得钱虽维护Eliot，Eliot必定要认为钱的「向上」哲学是一种高级‘heresy’（异端）而不能同意的”。
由于评聘教授需要一本专著，钱学熙不得不搁置原来的计划，打算全力以赴先写一本关于艾略特的研究著作。可惜，由于种种原因，钱学熙并没有能写出这本艾略特研究，也没有看到他的《文学批评研究》的出版。但无论是从事批评研究，还是争取升任教授，钱学熙都有一套自己的说法，他认为所有的努力，都只是为了“传布我的道理，但我也想凡人能否一心向道、为道努力，也是勉强不得，一勉强就要自骗自，以致终久也骗人家，而成为法利赛人，所以还是听其自然，真到‘不能自已’的时候再说。我想我的弄批评、弄现代批评，以至现在的大弄艾略脱，其实对于我将来的传道，都是不可少的准备”。只是，对于这些计划和研究，他的好朋友夏济安却评价不高，甚至不无尖刻。夏济安坦言，钱学熙的“胸襟因其自信过甚而难以开展。他的批评因他对文学无真心欣赏而不能真有见地，结果他如有著作，恐也难以站得住”，只是“自骗自地认为是受高尚理想所激动”。钱学熙自述夏志清对他影响极深，“你所说的总老是穿入了我的unconscious，莫名其妙地不让我安顿。只要看我这两年来的就是在企图达成你所说的一句话，就可以证明。”但是，夏志清也觉得，“钱学熙的专门看批评书实在不好算研究学问，假如真的写东西，非得要有实学不可。”“我觉得他应把English Poetry从十六世纪到二十世纪从头读一遍才是。”现在回过头来看，夏氏兄弟都是人中龙凤，眼界极高，一般人确实难入其法眼。无论是夏济安所说的对文学的“真心欣赏”，还是夏志清所说的“实学”，都是指对西方文学经典的广泛阅读。像钱学熙这样脱离了文本的审美性阅读，只是进行纯粹的理论研究，确实跟夏氏兄弟大异其趣，即使是莫逆之交，兄弟俩在私人信件直言不讳地加以臧否，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
钱学熙在潜心批评研究的同时，手上还有一些计划，比如翻译研究《道德经》，比如为熊十力翻译《新唯识论》等等。钱学熙与燕卜逊往来的12通书信（译成中文有17000多字），以及一份完整的《道德经》英译打印稿，就是钱学熙翻译研究《道德经》的成果，显示了他在老子研究、哲学研究方面的深厚造诣。其中有一封信标示了1947年，根据通信内容略做考订，可以推断这些信全部写于1947年6月至8月。燕卜逊是现代西方重要的理论家、批评家、诗人，他与中国的深厚渊源，他的《含混七型》等著作，大家已经耳熟能详，可以说，他的诗学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诗歌与现代诗学。1937年8月，燕卜逊接受国立北京大学的聘任，乘坐跨越西伯利亚的列车来到了中国，11月开始在湖南南岳的临时大学教书。1938年，他再随学校南迁昆明，到西南联大任教，讲授英国文学，影响了穆旦、袁可嘉、杜运燮、王佐良等一批中国弟子。1939年秋天，燕卜逊离开中国，回到英国，在英国广播公司工作。1947年，他再次重回北京大学教书，这期间曾到美国访问，直到1952年回国。据说夏志清李氏奖学金选拔考试的试卷，就是由燕卜逊批阅和定夺的。谁也没有想到，1947年夏天，他竟花了不少时间跟钱学熙讨论《道德经》的英译问题，留下了一份难得的管窥燕卜逊中国文化观的珍贵文献。
《道德经》大概是英语世界最受欢迎的中国经典之一，至今已有将近100种英译本，其中既有林语堂、辜正坤、吴经熊、刘殿爵、许渊冲等中国学者的译作，也有Arthur Waley（阿瑟·韦利）、J．J．L.Duyvendak（戴闻达）、R.B.Blakney（布莱克尼）、Stephen Mitchell（米切尔）、Victor Mair（梅维恒）等西方学者的译作。钱学熙与燕卜逊的通信，就是围绕韦利的《道德经》译本展开讨论的。1934年出版的韦利英译本《道和德：〈道德经〉及其在中国思想中的地位研究》，与其说是译本，不如说是对《道德经》的整体研究。该书除译文正文外，还有长达130页前言、导言和附录，超过了译文的篇幅。韦利一方面解释了“The Hedonists”（“享乐思想”）、“Quietism”（“清静思想”）、“Taoism”（“道家思想”）、“The Realists”（“法家思想”）、“Taoist Yoga”（“道家瑜伽”）等概念，一方面介绍了《道德经》与道家思想的发展脉络，也穿插介绍了儒家、阴阳家、杂家的思想，希望给那些对中国哲学思想比较陌生的读者，提供一个理解《道德经》的背景和框架。
钱学熙从两方面对韦利关于《道德经》的理解与阐释提出了质疑，一是认为韦利将“瑜伽—清静主义思想”移花接木于“道家思想”，二是认为韦利过分强调了“道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的对立。尽管钱学熙也认可韦利译本的魅力，但又认为韦利的理解和阐释有悖于《道德经》的真谛，特别是韦利错失了理解道家思想的一条真正线索，未能触及《道德经》的真正内涵，“对于真正的道家主义者来说，欲望和辨识——老子将其称为名或识——是所有罪恶的源头。而《老子》所欲实现的是指引人们超越辨识和欲望。”韦利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才导致了对《道德经》理解的变形。
在阅读了钱学熙的新译文后，燕卜逊认为与韦利的译本在思想上并无重要分歧，对于他本人或其他西方普通读者来说，可能会更倾向于韦利的译本，因为韦利译本更符合西方读者对历史发展观的一种期待。韦利译本旨在借异域文明及智慧表达对当时英国社会的批评，为了达到讽喻目的而在译本中使用了一些未经考证的引文，可能是导致“译文的意思与其实际的意思”有所出入的原因。这些书信显示了燕卜逊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与熟悉，为我们重新思考燕卜逊与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新的材料。总之，燕卜逊认为韦利的译本读起来更有趣，而钱学熙也完全没有必要对韦利译本全盘否定。他建议钱学熙不妨根据自己的立场和理解，写一篇有分量的学术论文专门加以阐述，这可能比重译《道德经》更有意义。可惜，不知是因为燕卜逊的否定，还是钱学熙自己的犹豫，我们没有能看到钱学熙关于《道德经》的研究论文，也没有看到其《道德经》英译本的出版。如果不是偶然的机会发现这批通信和译稿，可能这段珍贵的学术交往也就烟消云散，不留一丝痕迹了。
四
就在钱学熙与夏氏兄弟、燕卜逊往来论学之际，外面的局势已经开始山动地摇。1948年以后，形势发展之快，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时局动荡，人心不稳，何去何从，颇费思量。“现在所以心不定，因为最近一星期内物价顿跳几十倍，已是不及最苦的时候，而且人心惶惶，简直不得了了。”那段时间，钱学熙和夏氏兄弟交流的话题除了学术，就是去留问题。钱学熙和夏济安曾经反复讨论，要不要一起去无锡的江南大学或者广州的中山大学或者其他地方，但两人的志向与立场其实是颇为不同的。钱学熙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觉得夏济安的一些想法“很有些不大接头，因此不知不觉便自然有些不大对劲，简直渐渐有些道不同不相为谋的趋向。但弟看来他实在有些乱了步骤，有些不大切实”。到了1948年底，钱学熙拿定主意不走了，一方面他的子女思想左倾不肯走，另一方面“他现在拿北京大学当他的true love，舍不得丢掉‘她’。”对于夏济安来说，共产党的军队势如破竹，大局已定，出于意识形态的，更出于学术志业的考量，他决定离开。虽然“这一走前途茫茫，career须从头再做起”。1948年12月2日，就在大军围城的前夕，夏济安离开北平，飞返上海，1950年4月到香港，盘桓半年之后，10月底落脚于台湾大学。差不多与此同时，他们的好友卞之琳决定回国，1949年3月从英伦回到了刚刚解放不久的北平，就任北京大学教授。钱学熙、夏济安和卞之琳，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书写了不同的人生，此生再也没有相见。这种看似偶然的历史分岔，其实背后却是不同立场、不同性格、不同信仰的必然选择。
钱学熙满腔热情地投入到了新中国的建设之中，教学、开会，忙得不亦乐乎。对于新中国昂扬向上的气象，钱学熙由衷地赞叹和自豪，“新社会确是一个健康、积极、奋发、活泼的一个社会”，代表了人类生活的未来。早在1949年初，他就支持大女儿和小女儿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1950年初夏，和楼邦彦、胡世华、游国恩等人一起被选派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了七个月之久，思想境界为之一新，而且顺利地升任教授，如愿以偿。1951年又代理了北京大学西语系主任，花了很多的精力在系务或校务工作上，后来还做过学校工会的总干事。1952年曾一度奉调赴朝鲜，参加板门店朝鲜战争停战谈判。果然如夏济安所说，钱学熙终于站在“时代的尖端”，“他的theorization 本事加上 apparent 的热情，必可成为红人。”
在1950年3月给夏志清的信中，钱学熙当然不忘他的批评研究，自认为颇有长进，但他更有兴趣的，似乎是向夏志清介绍自己的思想进步和学习体会。他根据自己做马列主义教员的心得，概括了马列主义的六大意义：
（一） 整个宇宙人生是一回事情，就是物质的发展（人是高度发展的物质）。
（二）一切发展是一回事情：就是推陈出新（即推去旧的产出新的）或叫做新旧矛盾的量变与质变（旧的老在渐渐衰落，新的老在渐渐壮大，这就是量变，变到某一时期一定来一个新旧二者在该范围的地位之大变动、大翻身，这就是质变）。
（三）一切量变质变是一回事情：就是生产方式的发展。
（四）生产方式的发展产生分工，分工产生多多少少的脱离生产劳动，生产劳动的脱离产生对于劳动的厌恶及剥削的需要与倾向，因此就产生阶级。
（五）一个人的阶级决定他的出路，他的出路决定他的整个生活倾向，这倾向发为思想情感及行动，这三者总结起来就是一个人的世界观，这世界观用抽象的方式发表而提到理论的水平，就是哲学。用具体的方式发表而提到美好的水平，就是艺术。
（六）封建阶级及资本阶级都有它的革命时期、专政时期、反革命时期。各时期出路不同、倾向不同，所以世界观也不同，哲学艺术也不同。
他非常诚恳地说，“照弟目前之了解，马列主义真如瞎子的明眼丹，没有了解马列主义，真与瞎子相仿（此点兄如尚未悉心研究，决不相信）。研究了以后，方始知道从前生活真是盲目，一切皆看不彻底。现在从社会发展之过去将来，以至文学风尚、技巧变革，皆确能得其底蕴，从前所不能解释得彻底者，现在便能。如此说法大像神话，但是决非瞎说，决非宣传。将来兄亦必有如此感觉的一天。”他甚至建议夏志清，多读一些马列著作，同时跟美国时进步同学加强联系，这样回国以后可以更快地适应。
如此崭新的一套话语，对于夏氏兄弟来说，显然是极为陌生，也不以为然的。夏济安不无讥嘲地说，“钱学熙变成共产党，是他个性的必然发展。他一向dogmatic，抓到一点东西便大惊小怪，认为天下真理尽在于此，自以为天天有发现，其实至死不‘悟’也。顶ironic的是，上海时有一喇嘛预言钱学熙他日必发扬‘红教’，其言固验！”“钱学熙瞎追求了半世，现在‘信仰’有了，世俗地位亦有了，他应该可以心安理得了。”夏济安偶然看到钱学熙的一篇大作，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来讨论巴尔扎克，看了几段，读不下去，“文章生硬得很，思想很可能是不通，对于Balzac的研究，想必一无贡献。钱学熙一直需要一个权威来支持他，现在当然是‘得其所哉’了。钱学熙过去不大看小说，Balzac大约也是新近看的。总之，他现在做人‘往上爬’有了出路，做学问则引经据典有了更大的方便，他可能很快乐。”这篇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3期的长文《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问题》，应该说代表了钱学熙在学术研究上的思想转向，典型体现了反映论的文艺观：“理解现实非但是创作和批评的先决条件，也是文艺理论的先决条件，因为不理解现实就必然无从指导现实的再现（即创作）和再现了的现实的评价（即批评）；而理解现实之为创作和批评的先决条件则应当为文艺理论的第一条理论。”这样的反映论，显然与夏氏兄弟审美的批评、立场相距甚远。1950年代以后，钱学熙与夏氏兄弟，曾经的莫逆之交也渐行渐远，兄弟俩书信中提到钱学熙的次数越来越少。只偶尔在谈到感情问题时，还会提到当年钱学熙所说的“真爱”或者钱学熙所歌颂的生命力量，可是，那个时候的钱学熙可能早就将这些东西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五
可惜的是，随着钱学熙在夏氏书信中的消隐，他后半生的生平经历和学术事业等方面的材料，就显得非常单薄。据说他留下了不少日记，也许未来随着日记的披露，有可能还原一个更加丰富的钱学熙形象。目前我们只知道1950年代以后，钱学熙一直在北京大学西语系工作，中间有五年时间被调到中文系，发表了几篇理论研究文章，也参编过外国文学史，翻译了《为诗辩护》《论崇高》等经典名篇，还指导过杨周翰、罗经国等研究生，这些学生后来都成为外国文学研究方面的大家。1956年，严家炎、胡经之、王世德一起考取北京大学首届四年制文艺理论副博士研究生，导师就是杨晦和钱学熙，不过，他们还没毕业，钱学熙又被调回了西语系。严家炎后来自述，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杨晦、钱学熙两位先生。他们亲自开列了200多种的必读书目，“老先生要求我们从头读作品，读注释，不但有中国的，还有欧美的，从诗经、荷马史诗到希腊悲剧，探寻中西方文学的起源。”文学理论部分，除了马列文论著作，西方文论只有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泰纳、克罗齐等十来种，其中当然没有钱学熙曾经挚爱的艾略特。
“文革”风暴席卷全国之时，钱学熙也难逃厄运。1969年10月底，钱学熙夫妇和2000多名北大教职员工及家属，奔赴位于江西南昌鲤鱼洲的“江西北大试验农场”，这是当年中国最大的“五七干校”。下放干校的以中青年教职工为主，也有一些“老弱病残”，比如心理学家周先庚，语言学家岑麒祥，史学家邓广铭、商鸿逵，哲学家张岱年等等。已经63岁的钱学熙，显然也已跻身“老弱病残”之列。更为不幸的是，在暴风骤雨的政治运动的冲击之下，他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幸好有他妻子照料生活。1970年7月因病得以提前回校，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翻译工作，但逐渐就失去了工作能力。1976年，钱学熙从北大退休，回到了无锡老家，两年后，也就是1978年7月10日，告别了这个他热爱又感伤的世界。如果钱学熙身体不出问题，能像他的朋友卞之琳、夏志清、袁可嘉那样长寿，相信到了改革开放的1980年代，他的平生功业或可改写，可能也就不需要我们再来打捞了。也许，“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苏轼：《出狱次前韵二首》），也不失为一种安慰。
我们无法猜度晚年钱学熙的心路历程。面对世事巨变，有的人斗志昂扬，投身革命，有的人超脱高蹈，远离现实，有的人放弃选择，随波逐流。无论做何选择，其实细究下来，都有草蛇灰线般的伏笔糅合于个人的生命历程之中。对于夏氏兄弟而言，只想“做个冷眼旁观的人”，可是“痛苦的是，我们不能完全detached。我们不但是directly concerned，而且是somehow involved的。”不仅不能超脱，而且往往被卷入其中，于是，只有且行且珍惜，抱持人文的理想，勉力前行，在不同的领域卓有建树。而对于钱学熙来说，从来就有一种努力奋进的人生态度。他年轻时就说，“人生之路，只有努力，脚下软不得，亦不可姑且求其次，不然便随波逐流，不可收拾，所以Arnold决不可学，非追求理想，直到永远不可也。其实如追求理想既久，便自然入于物不能挠之境，此则实是超出世俗之利害而获得真生命也。今天下悲观灰心，无非因随波逐流，贪图省力，初以为脚下略为软些，亦不碍为正人君子，洁身自好之人。不知苟明知有此理想，而退求其次，便是堕落初步，便无法与天地合德之真生活，更无从亲证朝闻道而可以夕死之道，故望兄不可不努力也。”一个全新的世界，正是他大展宏图，努力奋进的绝好机会，他之追求进步，接受马克思主义，几乎就是水到渠成的选择。也许他未必有“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激情，也许他的马克思主义未必切近于自己的生命体验，也许他的话语听起来有些生硬或虚空，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也不应该贬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真诚信仰。这几乎是那一代来自旧社会的知识分子，迎接新世界时的必然取向。
这批书信距今已经六七十年了。1985年，钱学熙的大女儿钱曼立应夏志清之请，将钱学熙与燕卜逊往来书信和《道德经》译稿寄到了美国。钱曼立年轻时跟着父亲早就认识夏氏兄弟，她在北大的室友但庆棣还曾经是夏志清喜欢的对象。她在信中简单介绍了家里的情况，母亲和她一起住在广州，感谢“志清叔叔”对父亲著作的关心。很有可能夏志清曾经想为老友做点事，毕竟，钱学熙至今连一本文集都没有。我们总是说，生命仿佛一树花开，同发一枝，俱开一蒂，无论寂寞还是热烈，平淡还是璀璨，历史的沙漏带走了太多的人和事，需要我们去努力打捞、想象和记忆。我们“必须在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以无数历史的碎片，重新还原历史，建构历史，让“钱学熙”们曾经的梦想与奋斗在历史中得到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