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认识公木，并在他身边工作，是1980年春天，巴金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到日本访问，公木是团员兼秘书长，我是随团翻译。

那时出国，外地作家要先到北京集合，了解出访国政治经济文化情况，做些出访准备。公木、艾芜、杜鹏程、敖德斯尔大约在三月中旬就陆续到京，住在北纬饭店。我常去给他们送材科，与他们一起开会，听报告，讨论，学习，很快就熟了。公木体态微胖，头发花白，浓眉粗鼻阔嘴，五官如雕刻般棱角分明，目光平和，声音洪亮，有一种为人师表的庄重宽厚和慈祥，与他相处，如沐春风。

其实，在此之前，我对公木已经不陌生。

我有个发小，人极聪明，文理科都好，但骄傲自大，自命不凡，同学送他外号“老目”，意思是目中无人。高中毕业后考入吉林大学专攻哲学，一门心思想当哲学家。一年暑假，几个老同学在他家窝瓜架下小集，聊起了大学的图书馆、名教授，他大谈特谈公木，赞不绝口，佩服得五体投地。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没听他夸过谁，不由得惊诧不已，并开始揶揄奚落：你小子大学没白念，终于知道了天高地厚，天外有天；一物降一物，公木降老目；倘若不是鬼迷心窍，胡言乱语，愿闻其详……

他早已习惯我们的 “冷嘲热讽，旁敲侧击”，笑嘻嘻地说，公木者，吉大中文系教师也。原名张永年，又名张松甫、张松如，喜爱松树的高洁，所以将松字拆开做笔名，但公置于前，可能有此木一心为公之意。想听他的课，就得像咱们小时候看露天电影一样，抢座。因为很多人慕名而来，大教室里人满为患，连窗台、过道、走廊都坐满了人，不早去根本挤不进去。公木的名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第一，老革命。远在学生时代，他就积极投身革命活动，秘密加入共青团，两次拜会鲁迅先生，两次被捕入狱。1937年携笔从戎，奔赴晋绥前线，参加敌后游击战。到延安入党后，一直担任各级行政领导职务，是不折不扣的老延安，老革命，老干部。第二，大诗人。他毕生钟情、献身于诗歌，写诗近千首，有诗集《我爱》《黄花集》《中华人民共和国颂歌》等十多部，最有名的是《八路军进行曲》和《英雄赞歌》。第三，著名学者、教育家，毕业于北平大学第一师范学院国文系。一辈子教书育人，早年曾任延安抗大教育干事、延安鲁艺文学院教师，后来担任过东北大学教育学院院长、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所长、吉林大学副校长等职，著有《中国文字学概论》《中国古典诗论》《老子校注》《老子说解》 《老庄论集》 《商颂研究》《先秦寓意概论》等四十多种……

“老目”旁征博引，侃侃而谈，听得我们目瞪口呆。看来他是把公木当作顶礼膜拜的偶像和哲学命题来研究的，做了许多功课，查了许多资料，言之凿凿，令人信服，公木先生形象，活灵活现，如在眼前。

对公木进一步的了解，是我调到中国作协机关工作之后。因为他在作协的文讲所任过所长，听过他的课，与他共事或认识他的人很多。尤其是我的两位领导——诗人朱子奇（公木抗大时的同学）和小说家邓友梅（公木在讲习所时的学生），讲得最多。朱子奇说，他背着黄挎包，拿着地图、讲稿，有时还拿根棍子，跋山涉水，早出晚归，四处奔波，宣传党的时事政策，晚上在暗淡的小油灯下，埋头写诗。他的“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八路军进行曲》，后来被定为军歌，其影响之大之深之广之远，仅次于国歌，正如刘白羽所说：“这支歌如狂飙天落，旋卷整个艰难困苦而又英勇卓绝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英雄年代。”邓友梅说：“公木老师学问好，古今中外都能讲，而且平易近人，特别重视对青年的培养，发现一棵好苗子，他会兴奋得睡不着觉，连夜写评论，向报刊推荐。”对于他在文学、哲学、教育学等领域的建树，臧克家说：“对于古代经典，我虽是大学中文系毕业，并受教于闻一多、游国恩、张旭、闻在宥这些名家，但连大门也未入，走了创作的路子。谈到经典著作研究，我给公木做个学生也未必及格，‘不知为不知’，这是我的真心话，决非妄言。”还说，“公木新诗写得好，旧体诗也很有功力。多年教书，培养出了大批新的学者、新诗人、旧体诗人。这功绩是应该大书一笔的。”

我第一次给公木当翻译，是3月21日，日本松山芭蕾舞团团长兼接待中国作家代表团事务局负责人清水正夫，专程来北京洽谈访日日程，公木出面接待。他温文尔雅，学者风范，讲话不多，但逻辑清晰，简洁明快，没有半句模棱两可的废话。当翻译多年，最怕遇上车轱辘话来回说者，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令人苦不堪言，但给公木当翻译，感觉轻松愉快。

公木与清水谈完后，我送他回住处。他说：“清水正夫已经六十多岁了，但还显得很年轻，看着顶多也就五十出头。他们的生活水平高，身体保养得好。”我说，您吃了很多苦，如今已经年逾古稀，但精神和身体都很好，真是难得。公木说：“我身体确实不错。值得骄傲的是，我虽去医院看过病，但至今为止，还没住过院。我这个人，想得开。下放劳动——劳动就劳动呗，好好干活就是。原来我很胖，140多斤，一干活，体重下来了，身体更强壮了。在荒唐的十年里，我又受到冲击，挨批挨斗，劳动改造。东北不叫牛棚，叫隔离审查，划定一个范围，不许越过。一个星期回家一次。当时不少人把书当废纸卖了，特别是古书，不敢收藏了。我不但不卖，还偷偷地买了不少线装书，没地方放，就放在麻袋里，堆在一起。我在隔离审查期间，每星期回家一次，回家就读书，继续研究。搞别的不行，研究毛泽东诗词，总可以吧？每有心得体会，我就悄悄记下来，积攒在一起，就是《毛主席诗词鉴赏》这本书。”

在日本访问17天，公木每天参观回来，不管多晚多累，都要把当天的新鲜印象和感受记下来。我每次到他房间请示汇报，都看他在埋头写作。回国后不久，就陆续在《人民文学》《诗刊》《上海文学》等多家刊物上看到他的访日诗抄，有仿照日本俳句写的汉俳《别清水正夫》12首，绝句《游新宿御苑杂咏》6首，《听水上勉讲虚竹》（七绝5首）、新诗《虹》等，平均下来，每天写好几首。在《听水上勉讲虚竹》中他写道：约略诗禅理本通，休言道大不相容。听君今日一堂话，天外长闻虚竹风。

1984年3月，公木来北京开会，住在西苑饭店，我去看他。他脸色红润，胖了许多，将军肚出来了。房间很大，客厅宽敞，人也很多，人声鼎沸，一片嘈杂。我与先生说了几句话，就先告辞。他出来送我，紧紧抓住我的手说：“四年不见了，真想你呀！”又说，“在报刊上见到你的文章，我都看。写得不错，很有感情，文字也流畅简洁。有些事儿，只有你知道，别人写不了。你要坚持下去，多写。”我说，谢谢您的鼓励。我从小爱读书，喜欢文学，但没什么才能，也不想以文学安身立命，只是出于兴趣，悄悄地写点小文章，自得其乐而已，不会有什么出息。公木说：“这种心态就很好。文坛上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表演，欺世惑众的故弄玄虚，吹喇叭抬轿子的鼓噪，热闹倒是热闹，但只是过眼云烟，不必介意。静下心来，多思多想多读书，才能写出好东西。”谈及当时一些年轻诗人的文章，他说：“他们还年轻，还不成熟，还在成长，狂妄一点，糊涂一点，偏激一点，不要紧，可以教育，可以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他们看到社会生活中的某些阴暗面，勇敢地批评，这是好事。如果他们对腐败堕落熟视无睹，漠不关心，麻木不仁，那就可怕了。要坚信光明会驱逐黑暗，真善美会战胜假恶丑……”

公木先生住在长春，平时见面的机会不多，只有他来京开会，或我去长春出差，才有机会一起坐坐，说说话。有一次偶然遇到，他看我闷闷不乐，情绪不高，就问我有什么心事。我说，有人认为人的精力有限，一心不可二用，写作影响工作，对我有意见，说我不务正业。公木笑道：“什么是作家协会的正业？就是要繁荣文学！我就是业余写作，但并没有影响工作。恰恰相反，我认为在作协工作，热爱文学，懂得写作的甘苦，才能了解作家，与作家交朋友，做好工作！”他的话，不仅使我的郁闷烟消云散，而且坚定了我继续在作协工作的信心。

我手边有1980年在访日归国的飞机上，他用毛笔在我的小本上的留言：“热诚积极，永远朝气蓬勃，同你生活在一块儿，我也感到年轻了。公木1980、4、17。” 还有几封信和送我的《老子说解》。我一直把这本书放在枕边，不时翻翻，仿佛聆听先生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