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与现代传记
摘要：夏衍漫漫风雨人生路，与传记有着不解之缘。他与现代传记的关系，涉及自传、他传、传记电影等范畴。他留下了诸多传记佳作，有自传、话剧、电影剧本、散文等形式，也为他人传记电影剧本提出具体修改意见，而两部传记电影《武训传》《鲁迅传》的创作与命运也实在关系着夏衍的人生起落沉浮。于此，可见传记对当代中国文艺、社会发展的影响力。
关键词：夏衍；传记；《武训传》；《鲁迅传》；命运
2020年是夏衍同志（1900年10月30日-1995年2月6日）诞辰120周年，《夏衍全集》早在2005年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但夏衍研究还存在一些空白。2017年3月26日在中国夏衍电影学会夏衍研究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周斌教授说：“20世纪中国文艺发展史是一部充满了矛盾和斗争的历史，夏衍作为这一段历史的主要参与者和见证者，他丰富曲折的人生经历以及与文艺界各类人物的复杂关系等，还有待于深入梳理和分析研究，以便更清楚地还原历史真相……”[1] 诚如周斌教授所言，在夏衍研究中还有诸多内容没有涉及，比如有关夏衍与现代传记，尤其是与传记电影创作的研究就比较少见。
传统传记观念指的是文字传记，从写作主体看，可以分为自传和他传两类。现代传记学认为，传记不仅仅是一种文类，虽然“主要以文字为媒介、以文本的形式存在，但传记也可以使用其他媒介、在不同的文化形式中出现”[2]。传记电影即是其中新的形式之一。因此，夏衍与现代传记的关系，涉及自传、他传、传记电影等范畴。
夏衍与传记的密切联系
夏衍的一生实与传记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写自传《懒寻旧梦录》等，也写他传（一是传记剧本《赛金花》《秋瑾传》等，二是大量的传记性回忆散文）。可以说他辛苦耕耘传记，为现当代文学史贡献了许多传记作品，为传记文苑增添了精品佳作。他还帮助其他作者完善传记电影作品，催促传记艺术的成熟。同时，他一生的命运深受传记的影响，先后身陷多个传记作品事件风波，如传记电影《武训传》《鲁迅传》等。
在五四新文化思潮兴起中，胡适等人倡导并推动了传记写作，完成了中国古典传记向现代传记的转型。20世纪30年代，现代传记，尤其是自传写作渐成风气，其中又以作家自传最有影响。1939年写作的《旧家的火葬》，是夏衍最早的自传性文字，这应该也是受那个大时代氛围影响而产生的。此后，夏衍很少写类似的自传，因为他认同一个立场，即“写文章尽可能‘少谈自己’”。这内在的根源是他不愿标榜自己的功劳，也不喜欢炫耀自己的苦难。经过了“文革”的坎坷，直到1980年在朋友们的再三鼓励下，他才有了续写自传的念头，要“讲真话”。1982年春，他开始动笔，经过两年多努力完成传记性回忆录《懒寻旧梦录》，于1985年7月由三联书店出版。他以参与者和见证者的身份，对20世纪以来戏剧、电影、文学等各个领域的若干重大事件作了详实而可信的回忆。尤其是他在书中对自我进行了真诚的剖析，具有灵魂思考的深度和广度。夏衍逝世后，中国台湾《世界日报》1995年2月7日在消息报道中列举他长存世间的两个名作，一个是《包身工》，另一个即《懒寻旧梦录》。于此，足见他传记写作的影响力。此后，他计划写作下半部有关新中国成立后的回忆，拟以人物或事件为中心展开叙述，最终完成两章《新的跋涉》（1993年）和《〈武训传〉事件始末》（1994年），很多话题还没有来得及展开。
此外，夏衍还写了很多忆昔日老领导、朋友、同事的文章，涉及的人物有周恩来、廖承志、章汉夫、潘汉年、孟超、蔡楚生、郑君里，等等。可以说传记式回忆性散文是他晚年文章的重要构成部分。他既回忆往事、怀念故人，也反思历史，更探究中华民族百年现代革命历程的经验、教训与启示。
剧本写作也是夏衍传记写作中的重要内容。30年代，他创作了传记话剧剧本《赛金花》和《秋瑾传》。《赛金花》是一部多幕剧（7幕历史讽喻话剧），讽刺了国民党当局的外交政策，尽管是一部话剧剧本，却是一部传记性文艺作品，以历史名人赛金花（1872-1936）为中心。这是他的第一部大型历史讽喻剧。1936年12月，夏衍写成《秋瑾传》（原名《自由魂》），也是一部话剧，传主秋瑾是夏衍笔下唯一叱咤风云的历史英雄人物。
当年，夏衍的传记意识相对比较淡薄，他把创作这些传记剧本“看作是宣传的手段”，写《赛金花》是“为了骂国民党的媚外求荣”。所以读者看到剧中人物说：“咱们中国在国破家亡的时候，靠女人来解决问题的事情，本来是不稀奇的。”这是典型的借古讽今的手法运用。他说《秋瑾传》“也不过是所谓‘忧时愤世’”。剧中“不止一次采用了宣讲的手法”，“以英雄的命运反衬与揭露现实社会的反动与黑暗，寓讽喻于历史之中”。这样就存在着把故事中的人物作为时代传声筒的“席勒化”倾向，属于左翼文学的创作成就，也代表了左翼文艺的一些通病。显然，此时夏衍的传记写作更多的是作为现实宣传的素材，艺术虚构性强，传记意识中的传真纪实相对比较淡薄。也许正因为此，《赛金花》才被誉为“国防戏剧之力作”，《秋瑾传》则更容易激起观众胸中的愤怒而产生强烈的共鸣。
新中国成立后，夏衍在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上着力甚多，其中对传记作品中的两部革命回忆录进行了成功的改编。1959年，他改编了传记文学作品《我的一家》。作为一部革命回忆录，该著叙述了作者陶承的丈夫欧阳梅生为革命奔走，终于积劳成疾而去世，两个儿子为革命也相继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的往事。夏衍和导演水华联合编剧将其改编成电影《革命家庭》，影响颇大。夏衍、水华也凭借这部电影获得了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编剧奖。该样片毛泽东看后给予肯定，说：“这个电影很好。”[3] 当时，康生试图抓住电影所反映的历史背景问题大做文章，质疑小说“作者有个人吹嘘的问题，许多情况不符合当时事实”。幸有毛泽东的肯定评价，否则，夏衍会惹出一番不小的麻烦。
1963年，夏衍改编传记作品《红岩》，拍成电影《在烈火中永生》，于1965年上映。小说原作者写剧本第一稿，水华完成第二稿，夏衍写第三稿，署名周皓。夏衍以江姐和许云峰为中心结构剧本，并把自己长期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的经验以及在重庆的斗争生活融化在影片叙事之中，营造了浓浓的真实感。
进入新时期，夏衍创作的话剧《秋瑾传》（原名《自由魂》），由柯灵改编为电影剧本《秋瑾传》，1979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作选取了秋瑾烈士短暂一生中的重要片断，以其英勇斗争、舍生取义的事迹为题材，展现了她以身殉志的悲壮历程，表现了她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歌颂了她巾帼不让须眉的英雄气概。1983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制作电影《秋瑾》，是黄宗江、谢晋作为编剧根据电影剧本《秋瑾传》改编的，但最初的素材来自于夏衍的《秋瑾传》。对于黄宗江、谢晋版的《秋瑾》，夏衍很是支持，在致柯灵的信中为剧情提了多条意见供剧作者参考。
夏衍不但自己创作剧本，也乐意帮助他人修改剧本，为《秋瑾》提意见只是其中一例。在新时期复出后，对《李四光》《廖仲恺》《梅岭星火》等传记电影剧本，他或热情指正，或亲笔修改。10万字的剧本《廖仲恺》，只有3页没有他的修改笔迹，其中增加内容的有460处之多，删去的有50处，有些打了问号，他要求剧作者“去查证资料，力求准确无误地反映历史真实”[4]。对当时走红的传记电影《焦裕禄》《周恩来》等作品，夏衍也提出了个人意见。他“觉得《焦裕禄》还嫌干巴了一点，艺术也粗了一点”[5] ；认为《周恩来》的闪回用得多了一点。
值得一提的是，1992年香港导演李翰祥计划拍摄《李香兰》，来内地受到夏衍的接见。夏衍充分肯定导演的传记电影创作，认为导演在低俗影片泛滥的时候，“注目于历史中的‘人’，难能可贵”[6]。可见，夏衍是主张拍摄人物传记电影的，希望电影人多多关注历史中的人物。
由以上简单梳理可见，传记是夏衍一生写作中的重要内容。年轻时，他的传记写作主要服务于革命斗争、宣传的需要，传记意识相对淡薄。中年时，他倾力于传记文学的电影改编，为新中国电影增添了优秀的艺术形象。历经人生磨难、步入老年的夏衍对传记的认识有了更多更丰富的体验，瞩目于历史人物的艺术表达，也更加重视传记对真实性的要求。
夏衍与传记电影
新中国成立后，夏衍担任上海的文化领导工作。1954年他任文化部副部长，分管电影与外事工作，从此与电影、尤其与传记电影的创作发生了极为紧密的联系。可以说，新中国传记电影的发展离不开夏衍的身影，同时，夏衍的一生也深受传记电影的影响。
在1959年国庆十周年的新片展览月中，有17部故事电影上映，其中有传记电影《林则徐》《聂耳》《回民支队》等。这些传记作品可以说都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精品佳作，和其他电影一起汇成了新中国电影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这一历史成就的取得，离不开作为电影界领导者夏衍的智慧和辛勤努力。如罗艺军先生所说：“1959年的电影高峰，……如果没有夏衍、陈荒煤的精心培植和对错误的抵制，也难有如此光彩夺目的成果。”[7]
新时期, 夏衍复出后担任电影界领导，多次为电影的创作、批评、理论建设等各方面问题发声，也包括前文叙述的为传记电影创作把关护航。
当然，与夏衍人生联系最为紧密的传记电影当属“两传”：《武训传》和《鲁迅传》。前者的创作过程实与夏衍关系不大，后者根本就没有开机拍摄，但都关系着夏衍的人生起落沉浮。
一、《武训传》：“不足为训”与被迫检查
传记电影《武训传》1948年由南京中国电影制片厂开拍，后改由昆仑影业公司购买摄制权。“昆仑”继续拍摄时，夏衍对导演孙瑜等人指出“武训不足为训”。在《武训传》修改后重拍前夕的1950年1月4日晚，昆仑公司编导会邀请夏衍、于伶和陆万美等上海军管会文艺界的领导讨论电影脚本。在讨论会上，夏衍即表示：“武训不足为训。”对武训其人其事持保留意见。可见，他是不太赞成该片的拍摄。
当时孙瑜等人向夏衍提出了两个要求（“贷款”和“审定及修改剧本”），但夏衍都拒绝了。尽管如此，《武训传》被批判后，夏衍还是承担了领导责任，并公开作检讨。权威的说法是夏衍1951年访问苏联、东欧回国，“一下飞机，便遇到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他为领导责任写了检查”[8]。“一下飞机，便……”这当然有点夸张。事实上是夏衍7月5日到北京，次日才接到周扬要求面谈的电话。随后在上海文化局的一次集会上，夏衍发言作检讨。一个多月后，经整理的发言于1951年8月26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从〈武训传〉的批判检查我在上海文化艺术界的工作》。显然，这是一次全国范围的公开检讨。他说：“上海是一个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反动宣传侵蚀的地方，也是一个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长期发生重大影响的地方。同时，从长期反动统治下面刚刚获得了解放的上海进步文艺工作者，又还没有能很好地掌握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武器，在他们的认识上与实践上，和工农兵群众还有着很大的距离。”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之前夏衍认为武训只不过是“不足为训”而已，此文却将武训定性为“封建社会中最丑恶最反动的奴才”，是“一个死去了的时代的腐烂丑恶的人物”。显然，和当时许多评论者一样，夏衍放弃了自己对武训的独立看法，完全跟随当时《人民日报》“社论”的官方结论。
《武训传》批判运动，是夏衍在新中国成立后遭遇的第一次大冲击。这一事件，成为真正促使他思想开始转变的节点。
多年后的1994年7月16日，夏衍在《文汇电影时报》上发表回忆文章《〈武训传〉事件始末》。该文写于1991年秋，夏衍时年91岁。这是他晚年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为一部在创作过程中与自己并不十分相关的电影写长篇回忆性文章，是十分罕见的，足见该电影对夏衍一生的影响。该文发表之后引起了巨大反响，也引起了很多争论。年过九旬的夏衍感慨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提出了令人深思的问题：“外国人写传记是写人，中国人写传记是写事。” 由此，他也更加体会到了：“写传记文学之难也如此。” [9]
二、《鲁迅传》：“湿手捏了燥干面”
《鲁迅传》是60年代筹拍的一部有关鲁迅的传记电影，最终没有开机，但“文革”期间（1968年1月）还是被《毒草及有严重错误影片四百部》收入，夏衍因其吃尽了苦头。书中这样写道：（《鲁迅传》）“是一部反对毛泽东思想，恶毒攻击、污蔑、歪曲、贬低坚持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伟大文化战士鲁迅，吹捧周扬、夏衍之流，为陈独秀、王明错误路线翻案的大毒草。剧本完全按照刘少奇对鲁迅攻击、污蔑的调子写的，由周扬五次‘定调’、三次‘审阅’，林默涵六次‘复核’，夏衍亲自动手改写。”[10]
夏衍与《鲁迅传》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他与鲁迅本人的交往。
早先，夏衍与鲁迅曾经有过一段密切的接触。1928年年初，他在内山书店第一次认识了鲁迅。据《懒寻旧梦录》记载，当时夏衍“用绍兴话向先生（指鲁迅）作了自我介绍，还说了曾用沈宰白的笔名在《语丝》投过几次稿的事”。同年，夏衍在《一般》杂志发表《说翻译之难》，是一篇翻译纠谬文章，其中指出了鲁迅的一个错误，而后，鲁迅接受了这一批评。
1929年10月，夏衍受党委派参加“左联”筹备工作，承担与鲁迅的沟通联系工作，这一方面是因为夏衍之前没有介入“革命文学”论争，另一方面是他和鲁迅已有往来，能去做鲁迅的工作，更能发挥作用。后来他将“左联”《理论纲领》等文件送鲁迅审阅、征求意见，由此开始了与鲁迅的密切联系。
夏衍翻译的高尔基《母亲》，于1929年10月、1930年8月由大江书铺分上、下册出版；1931年10月，他协助日本友人翻译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由日本四六书院出版。这些都获得了鲁迅的好感，所以，鲁迅在文字中也多次赞扬性地提及了夏衍之名。如他1934年1月在《〈引玉集〉后记》中说：“亚历克舍夫的作品，我这里有《母亲》和《城与年》的全部，前者中国已有沈端先君的译本，因此全都收入了；后者也是一部巨制……”[11] 1934年7月在为《〈母亲〉木刻十四幅》画册作序时，鲁迅再一次说及夏衍的翻译。他说：“高尔基的小说《母亲》一出版，革命者就说是一部‘最合时的书’。而且不但在那时，还在现在。我想，尤其是在中国的现在和未来，这有沈端先君的译本为证，用不着多说。”[12]
但是，夏衍与鲁迅的关系在1935年年底或1936年恶化，重要的原因是发生了“两个口号”之争。在“国防文学”口号提出后，夏衍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对鲁迅的论争，但却是积极的推行者和倡导者，导致二人关系的破裂。
鲁迅1935年12月30日在《且介亭杂文·附记》中说：“《答〈戏〉周刊编者信》的末尾，是对于绍伯先生那篇《调和》的答复。听说当时我们有一位姓沈的‘战友’看了就呵呵大笑道：‘这老头子又发牢骚了！’‘头子’而‘老’，‘牢骚’而‘又’，恐怕真也滑稽得很。然而我自己，是认真的。”[13] 姓沈的“战友”即指沈端先（夏衍）。该文字中透露着鲁迅对夏衍的愤怒。这可以看作是一段“鲁迅示意断交”的文字。
对夏衍的传记话剧《赛金花》，鲁迅曾在《这也是生活》中讽刺道：“连义和拳时代和德国统帅瓦德西睡了一些时候的赛金花，也早已封为九天护国娘娘了。”
更为糟糕的是，鲁迅写于1936年8月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将夏衍等人命名为“四条汉子”：“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14] “一位名人”，指沈端先（夏衍），“还有另两个”，其一即夏衍，被鲁迅责骂为从小汽车上“跳下来的四条汉子”之一。
1936年鲁迅去世时，由于特殊情势，夏衍没有在追悼鲁迅的公开场合露面，但尽可能参加了追悼会的幕后组织活动。当时《光明》11月号原本已经截稿待发，洪深和沙汀商量后，决定立即组织稿件，增加悼念特辑，夏衍由此也写了一篇，即为悼文《在大的悲哀里》：“在这巨人的灵前默祷的时候，我们应该以他的愤怒为愤怒，以他的憎恶为憎恶，以他的决心为决心，继承他的遗志，完成中国民族的自由和解放。”[15] 全文表达了夏衍对鲁迅的崇敬与追思之情。
新中国成立后，夏衍为宣传鲁迅和鲁迅精神也是不遗余力。1956年，他将鲁迅的小说《祝福》改编成电影剧本，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成功。这是第一次将鲁迅的文学作品搬上银幕，为宣传、普及鲁迅发挥了重要作用。
60年代初有关方面筹拍《鲁迅传》，夏衍因为与鲁迅的历史渊源被安排担任创作顾问团团长，为剧本创作把关。夏衍在筹拍《鲁迅传》中履行了领导者、指导者、创作者三种角色，但是产生了与创作组的执笔陈白尘、摄制组的导演陈鲤庭之间的矛盾，以致夏衍自己都说参与《鲁迅传》的创作是“湿手捏了燥干面”。对此，笔者的具体论述《夏衍与电影〈鲁迅传〉的创作》被收入周斌教授主编的《夏衍与20世纪中国文艺发展》（中国电影出版社2018年版）。在此，仅强调夏衍在《鲁迅传》创作中所保持的对传记严肃性、真实性的要求。夏衍当时就说，创作《鲁迅传》“是一项严肃的创作任务，涉及我们党当时按照文艺特性和艺术规律领导文艺的一次实验”。在关于改稿处理问题的谈话中，他说：“既然称《鲁迅传》，也就有一个‘传’的问题，‘传’总要研究‘纪年、时代’的问题，要力求符合历史真实。”他还多次强调了鲁迅性格中的幽默一面，并举了生动的例子，为的是不要歪曲而是更真实地塑造鲁迅形象，使之能成为一个丰富的立体的艺术形象。这也说明夏衍于此注重了传记的真实性，希望传记达到传真纪实的效果。
结语
夏衍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在多个领域里取得了显著成就，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他所留下的诸多文化遗产是现代中国发展史上的珍贵财富，应该得到很好的珍惜和传承。至于他与现代传记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所蕴含的经验与启示，也都应在新时代进行梳理与总结。
可以说，夏衍的漫漫风雨人生路，实与传记有着不解之缘。他辛勤耕耘，留下了诸多传记佳作，其形式各异，有自传、传记话剧剧本、传记电影剧本、传记性散文等，也为他人的传记（如传记电影剧本）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而两部传记电影《武训传》《鲁迅传》的创作与命运也实在关系着夏衍的人生起落沉浮。于此，管中窥豹，似乎可见传记对当代中国文艺、社会发展尤其是文人个体的影响力。
本文为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中国70年人物传记电影创作的理论反思”【项目批准号：YS19137】研究成果。
注释：
[1] 周斌主编：《夏衍与20世纪中国文艺发展》，中国电影出版社2018年版，第10页。
[2] 杨正润：《现代传记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7页。
[3] 夏衍：《夏衍全集》第8卷，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524页。
[4][6][9] 陈坚、陈奇佳：《夏衍传》，中国戏剧出版社2015年版，第670页、730页、731-732页。
[5] 夏衍：《夏衍全集》第4卷，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572页。
[7] 罗艺军：《荒煤作为电影领导》，《当代电影》，1993年第3期。
[8] 李文斌编：《电影界的光荣 纪念夏衍同志从事革命文艺工作六十五周年》，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173页。
[10] 吴迪编：《中国电影研究资料（下卷）》，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78页。
[11] 鲁迅：《鲁迅全集》第7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0页。
[12] 鲁迅：《鲁迅全集》第8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9页。
[13][14] 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0页、554页。
[15] 夏衍：《夏衍全集》第9卷， 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3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