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艾芜南行开辟了四川文人“出蜀”的新路线，其选择南行既有家庭困顿、传统婚约的外在逼迫，也是其内心深处接受“五四”新文化思想的必然结果，艾芜以毅然决然的南行来践行“脱离家庭、脱离婚姻、脱离学校、工读互助”的理想与追求。本文从“地方”重新审视现代文学，发现艾芜及其作品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价值，由此在新的维度中重塑中国现代文学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一

艾芜被称为“流浪文豪”，因其对“在现时代大潮流冲击圈外的下层人物”、 对西南边地边民“在生活重压下强烈求生的欲望的朦胧反抗的冲动”[1]的生动刻画而为世人所熟知。在阅读艾芜作品并对艾芜生平有所了解后，不少读者会产生艾芜为何会南行的疑问——读者在沉醉于其作品呈现的异邦边陲的风光习俗和世态人情的同时，对艾芜与同时代众多巴蜀俊杰北上追求真理相反而逆向南下的选择充满好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不同恰恰是艾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特风格的魅力所在。然而遗憾的是，在已有研究或艾芜传记的阐释与演绎中，艾芜的这种独特选择慢慢变得与他北上的同乡们乃至和同时代的其他人并无多少差别，多是强调外来的影响以及在此影响下艾芜的回应，如，

“一九二五年夏天，师范学校尚未毕业，他就怀着‘半工半读’的理想，步行去祖国南疆，开始了长达六年之久的漂泊生活。”[2] “道耕向往‘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大学……不堪忍受成都的闭塞和落后，要去南洋半工半读”，[3]……

此种“冲击—回应”阐释模式在其他现代作家的传记中也有相类的表述，不过，这些说法显然在艾芜这里失去了说服力，回避了众人的疑问。比如，艾芜的离家出走是彻底的，真正做到了“脱离家庭、脱离婚姻、脱离学校、半工半读”，这在现代作家中是罕见的；同时艾芜选择的路线与后来所谓的“寻找真理、追求光明”北上路线背道而驰。“五四”的发源地在北京，上海或许更具备“半工半读”的条件，而南下云南再至缅甸，经过的多为“荒蛮之地”，读书反而是极艰难的事情。可见，套用传统与现代、冲击与回应的叙述模式简化了艾芜独特的个体生命体验，将一位传奇作家的传奇经历庸俗化了，因此追问艾芜下南洋谋生远走异国他乡的真实原因不仅有助于理解其人其文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性，亦能借助文学的地方路径呈现更丰富真实的“现代中国经验”。

在现有史料中，艾芜南行的现实外因是逃避包办婚姻。关于自己幼年时期遵照旧俗父母之命而定的婚约，艾芜在其写于1948年的自传《我的幼年时代》中曾有过较为生动的描述，当前的艾芜传记均是照此演绎而叙述的。艾芜对此婚约的拒绝态度在与艾芜交往频繁的传记写作者廉正祥《流浪文豪•艾芜传》一书中有较为生动的描述：

“受了‘五四’新思想影响的道耕，岂能跟一个不识字的村姑结婚。他决绝地说：‘进一个，出一个’！”[4]

艾芜本人在第三次南行时也曾直接否定了其离家出走是“寻找真理，追求光明”的说法，直言道“我当时在成都初级师范读书，父亲却在乡下给我订了亲。我是逃避包办婚姻出走的。若是当时不走远一点，不与家庭断绝关系，就不能表白我的心。”又说：“没有感情不是害了别人一辈子。”[5]相较于空洞的追求真理，逃避包办婚姻可谓是艾芜离家出走切切实实的理由之一。

不过，近代知识分子所逃避的每一桩“封建婚姻”的背后，总有着令人感伤的文学故事，故事的女主角们，无形中总是消解着男性所构筑的任何崇高命题。目前学界对艾芜旧式婚约的女方了解并不多，据龚明德先生的田野调查，这位在艾芜的描述中“生长在农家，一个字也不认识，据说相貌很平常”[6]的女子姓周。[7]相较于朱安之于鲁迅、张琼华之于郭沫若，周氏之于艾芜似乎更浓缩着近代中国底层女性无尽的悲哀，然而她究竟何时走进汤家、经历了怎样的生活、艾芜对其真实的态度如何？在众多的文献史料中，相关的内容似乎被有意无意的忽略。

其实，关于这一桩包办婚姻，关于名誉上的“妻”，艾芜有一篇并不难找的佚作——《妻》，这篇文章写作时间早于1948年的自传，当时艾芜也并未与王蕾嘉结合，其内容有助于深入了解艾芜的这段生平及其对此旧式婚约的真实态度。为何说这篇佚作并不难找呢？它发表于1933年上海《文艺》杂志第一卷第二期，署名作者为“艾芜”；该杂志第一卷第三期发表有艾芜另一篇小说《一家人》——这篇文章被艾芜收进短篇小说集《夜景》（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11月出版），后被收入《艾芜全集》第七卷，但发表于同一刊物的《妻》却未收入，亦未收入《艾芜全集》。1933年的上海《文艺》杂志被认为是“左联”刊物，其背后的现代文艺研究社亦在文学史上有迹可循。[8]该杂志虽然只出版了三期，但“左联”研究资料多有收录，据1934年至1935年茅盾、鲁迅为美国伊罗生编辑《草鞋书》 一书所开列的《中国左翼文艺定期刊编目》中说：“这个刊物完全是左倾的青年作家的园地。主要的内容是创作。最优秀的青年作家的作品在这刊物上发表了不少”，[9]据说编者为何谷天（周文），主要撰稿者有安娥女士、欧阳山、草明、谷非（胡风），聂绀弩、叶紫、何家槐、何谷天、丘东平、吴奚如和艾芜等，1933年12月15日出版第一卷第三期后被查禁。既然《文艺》算不上罕见文献，其上刊载的艾芜两篇作品，一篇收入《艾芜全集》，另一篇散佚，这又是为何呢？

二

相较于艾芜的其他小说，[10]《妻》的自叙传色彩更浓。据《我的幼年时代》记载，艾芜的“包办婚姻”是其“父亲在离家七八里远的小学校教书”时议定的，媒人是其父的李姓朋友、小学校里的伙房。他先介绍了自己“美丽和聪明”的外甥女，但艾芜的母亲却认为“自古红颜多薄命”，“未来的媳妇，必须是个忠厚的老实人，相貌在中等以下，都没关系”，遂以八字不合婉拒；他再次介绍的“女孩子是生长在农家，一个字也不认识，据说相貌很平常，只是比较以前的女家富有”，加之“八字又相合，水上的灯草，也挨在一道了”，艾芜母亲很满意，父亲也赞同，婚约议定时，艾芜家还摆了酒席。[11]在《妻》这篇小说中，“妻”的家与“我”的家，“两家相距只六七里，父亲就在她的村中教过两年国民小学。”[12]当然，更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提到，“六七年前，我儘可以不顾一切去退婚的”，艾芜在离家出走后，曾在到达昆明或缅甸旧都曼德里时给其父写过信，信的原件并未存留，艾芜只是转述说“我要在他乡异国流浪十年之后，才能转回家去。不料到了一九三六年的秋天了，我还没有如约归家。”[13]辅以艾芜南行路线可知，1936年前后艾芜曾给他父亲写信，至《妻》这篇作品发表的1933年，也正是六七年的时间。

类似“自叙”的线索还有很多，大致可以确认的是，《妻》这篇作品中时间线索与艾芜当时的人生轨迹相吻合。那么，据作品一开头提到的“来家五年的妻”，大致可以判断，周氏于1928年前后正式嫁入汤家。换句话说，艾芜为逃避“包办婚姻”而离家南行，但实际上传统的婚姻却并没有终止，一方面有“妻”的顽固和执着，“她绝食不允退婚，定要来到我已出走了的家”；另一方面“我”优柔的态度也是重要的原因，“那时忽对她起了怜悯！以为乡里恶毒可怕的谣言，必然会全送给被退婚的她了；也许说不定就因此断送了她的一生。于是，举起的屠刀终于放下。”当读到父亲信上说“这女子在我们清苦的家里，料理家务，扶持弟妹，耐勤耐俭地度了五个年头，全无半句怨言”时，“又涌出了第二次的怜悯的心情”，“看来，生米已煮成熟饭了。这顽固的女子，已处到这样的境地，要她改嫁，似难办到的了。好，从今天起我就担着做丈夫的名义吧”。这种复杂的心境与郭沫若相似，但又略有不同。相似之处在于，他们皆因这既成事实的传统婚姻有家难回，对家人、对女方充满愧疚而将不满乃至怨恨指向“封建传统”并将之蕴藉于自己的文学创作之中，艾芜《妻》中的“我”与郭沫若《十字架》中的“爱牟”(即I’am，意为“我”)皆以忏悔的姿态面对传统的婚姻；不同之处在于，艾芜在创作《妻》这篇作品时并未见过周氏，“究竟是个怎样姿态的女人，于今我还全不知道”，艾芜在愧疚忏悔的同时隐有含蓄的思念之情。在第二次的怜悯之后，“我”忆及幼时路过“妻”的村子时，内心深处希望同伴以“小老婆”来打趣他，但同伴却“像个木头，仿佛全忘记我同那村落有关系似的”，而从妻的“村落到我家一路的景物，我至今犹十分熟悉，只要闭目一想，一切还似电影般地掩映在我的面前。”“如今呢?倒是农女出身的妻，变成我所最尊崇的人物之一了”……这种极为内敛的思念情绪不仅有违离家南行的初衷，也与“反封建、反传统”的主流话语有龃龉，这或许是这篇文章散佚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艾芜之后认识王蕾嘉并于1934年8月结婚，新式自由结合的婚姻自然也是艾芜回避包办婚姻现实的因由。

值得一提的是，艾芜创作《妻》这篇作品与他当时的遭遇也有很大的关系。在发表这篇作品之前，艾芜于1933年3月3日在上海一家小型纺织厂与其他六位工友一起被捕，后被以“危害民国罪”拘押在苏州高等法院第三分监狱，1933年9月27日经鲁迅出资请律师史良辩护无罪从苏州监狱释放回上海，艾芜经历了近半年的牢狱之灾。这一经历对艾芜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不仅创作了如《乡下人》《一家人》《小犯人》等以此次牢狱见闻为题材的作品，更有双重的精神痛苦：与冯雪峰、胡风等左联同志“左上、右下”的龃龉，与女工周玉冰的情感危机。前者艾芜本人多有回忆与辩护，后者艾芜本人几乎没有留下相关文字。沙汀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自传相对详尽地描述了这件事情。艾芜出狱后，沙汀从任白戈那里了解到，“艾芜同周玉冰关系很不寻常，他俩被捕前就已经酝酿过要结婚了！”据当时与艾芜一同坐牢的作家金丁回忆，艾芜曾在狱中写诗有云：“啊，悲哀哟，我们的和好，没有接吻，没有拥抱，你看我，我看你，相见在木牢。”[14]艾芜留下的诗作很少，这首残诗也从侧面证明艾芜与周玉冰的感情很深。

根据沙汀的判断，出狱后艾芜与周玉冰仍在书信中讨论结婚的事情，女方不肯来上海，这让艾芜非常痛苦。在沙汀看来，“艾芜一向是不肯轻易外露思想的，现在竟然会向白戈诉苦”，[15]他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为此他夫妻二人经过一个失眠之夜的商议，决定由沙汀亲自去南京一趟找周玉冰商议。沙汀与“这位白净、丰满、中等身材的女同志”谈了两个多钟头，可以确认的是，“周玉冰对艾芜的确情真意挚”，且“不管仪表、举止、谈吐，都相当吸引人”[16]。周玉冰不肯去上海的原因，是她出狱由哥哥担保，条件之一是不能离开南京。后来，沙汀不甘心又约周玉冰在玄武湖畔劝说，但周玉冰因其哥哥阻挠，未能去上海。当沙汀把结果告诉艾芜，艾芜的反应还是让他这位至亲密友大感意外，“立刻来了个情感大爆炸!这同他日常的冷静沉着真太不相同了。”“不用说，遗恨、怀念还是有的，打从这一天起，艾芜消沉了相当长一段时间。”[17]据考证，周玉冰是以“共党沪西区妇女部长”的身份被捕的，[18]而她的姐姐也是艾芜的同事周海涛则因被捕后被酷刑折磨而牺牲。这段艾芜讳言的情感经历，“周氏姐妹”正是关键词，处在巨大伤痛中的艾芜以思念家乡亲人来舔舐伤口，而《妻》正是在此情景下创作的作品，其情感的丰富与复杂是一般人难以了解的。在后人的转述中，艾芜的“情感大爆炸”的确惊吓着了周围的朋友同人，“沙汀慌了，和同乡、‘左联’秘书长任白戈商量，后来是任白戈介绍了写诗的蕾嘉，和艾芜结了婚。”[19]当然，这是后话。

三

艾芜离家出走的现实原因，艾芜在自传《我的幼年时代》中有过较为隐晦的表述，1921年艾芜考上成都联合中学，但因“我的父亲离开江神祠小学以后，回到清流场火神庙小学去教书，又为一种不良的习染所乘，已经拉了不少帐”[20]，无力供应，艾芜因此而入免费的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其母亲又于第二年春节期间病逝，家庭濒于破产的边缘。艾芜的母亲在病逝前拖着病体到成都要求艾芜把周家姑娘娶回家增加劳动力、艾芜的父亲希望其毕业后返家皆是因为其家庭已不足以支撑其求学且需要他的回馈才能很好地维持。艾芜在这种境况下毅然决然离家出走显然不是简单的外因逼迫，艾芜内心深处的理想与追求无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那么，艾芜南行的主观动因又是什么呢?有研究者提到“五四”对艾芜的影响，认为“艾芜要上北平求学，要比同时代的许多人都更难些。于是，艾芜决定到南方去半工半读，凭着自己的双手，自己的劳力，到社会上去完成学校的学业。”[21]这种看似合理的解释，实则忽略了时代语境——“半工半读”在现代语境中多指1957年刘少奇借鉴外国经验而在天津试点的一种新中国教育改革的尝试，真正影响艾芜的是“五四”时期的“工读互助团”，是由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王光祈等于1919年在北京发起，对现代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遗憾的是该运动于1920年3月在内外困境下渐渐结束了。艾芜是在1921年夏天考入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才逐渐接触“五四”新文化运动相关文献的，此时“工读互助团”运动在北京、上海等都会城市已经结束，等到1925年艾芜决意离家出走时，所谓“北京、上海等都会城市”已然没有艾芜可以投靠的工读组织了。因此，当艾芜决意要北上时，给曾在北京后又到长春教书的姨表弟刘作宾(弄潮)写信征求意见，遭到刘作宾明确而坚决的反对。艾芜由此才“断了去北京的念头，便连上海以及别的较成都更大的都市，都不要妄想了”。[22]于是，艾芜又向表弟通报了自己下南洋的计划，再次受到表弟来信阻止，“很严厉地说：这只有拖死在外面的。”正是这封信的劝阻，实际上更加刺激了艾芜南行，“我从此对他的话开始反抗起来，我要施行我的计划，我要顽强的活下去”。艾芜真正实施南行的直接刺激很可能正是这种被激怒后的反抗。

姨表弟刘作宾“从小”就是艾芜仰慕的对象，母亲挂在嘴边常用来鼓励艾芜“人家作宾就比你乖多了，好听他妈妈的话”。艾芜初到成都时，刘作宾是极为活跃的无政府主义信徒，艾芜受其影响很大。艾芜早期接触的无政府主义作品多来自刘作宾的引荐，比如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吴稚晖的《一个新信仰的人生观与宇宙观》等，多年后这位姨表弟仍被艾芜称为“鼓励者”。1923年夏，刘作宾到北京求学，得以到新文化中心亲身体验而与时代文化思潮同步，但艾芜却并没有与之同步，在艾芜南行的过程中，“背上背的小包袱，里面就包有两本《吴稚晖文存》(上下两卷)”。[23]对于刘作宾思想的与时俱进，艾芜内心极为复杂，在某些特定的时刻甚至是愤怒的，与巴金在郭沫若谈“新国家主义”时的态度相似——当昔日的偶像“背叛”了曾经的信仰，信仰的怒火燃起，艾芜所谓“反抗”背后的推动力其实是极为巨大的。

当时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主张“我们解决底问题，共有六个：(一)脱离家庭关系；(二)脱离婚姻关系；(三)脱离学校关系；(四)绝对实行共产；(五)男女共同生活；(六)暂时重工轻读。”[24]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艾芜选择南行，是在践行自己的理想、试图证明自己的信仰而暗含着与北方的“背叛者”逆向而行的意味。正因如此，在昆明流浪的艰难困苦中，艾芜仍不忘关注刘作宾的消息，当在《现代评论》杂志上读到作宾的文章《唯物论的警钟响了》时，艾芜“异常痛苦，对自己憎恶、轻视起来，逐渐萌生了自弃的念头”[25]。这种复杂的情感在1940年代乃至1949年后的文化语境中都难以明言，故而艾芜将其夹杂在友情的叙述之中，但颇为隐晦，读者需追问：艾芜在反抗好友、实行自己计划时为何会说“我要顽强的活下去”？为何好友刘作宾在《现代评论》杂志发了一篇评论，艾芜曾一度产生过自杀的念头呢？回到艾芜在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成都的文化场域以及艾芜回忆中留下的种种缝隙便能真正理解其离家出走为何会选择往南以及那份坚定与执着。

按照固有的阐释模式，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盆地与北京、上海等都会城市在文化思想动向上总有四五年的时间差，似乎是文化中心辐射到边疆的一种延迟效应，比如“五四”时期热闹非凡的无政府主义思潮1923年前后在成都方兴未艾，至1925年仍有强大的号召力。而实际上，成都地区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兴起几乎与北京同步，艾芜在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老师袁诗尧与巴金等于1920年创办《半月》杂志，后来以此为中心的“均社”，在成都团结一批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进步青年。与北京等都会城市的无政府主义短暂的潮起潮落不同，成都地区的“安那其主义”有着极为顽强的生命力。1925年5月，艾芜决意南行时曾在成都《民立周报》发出公开信，邀请同行者，其同学苏玉成、陈厚安愿意加入，后来因联络不畅，艾芜与返回宜宾老家的毕业班同学黄凤眠结伴出发，多年后才得知，苏玉成、陈厚安也曾走到云南边境，因未赶上艾芜而折返。[26]换句话说，选择南行的不只一个艾芜，而有多个“艾芜”的可能性，这也正是地方路径、区域文化之于现代中国文学的多种可能性。

在现代文学史上，艾芜离家出走闯荡文坛，或为孤例，但在巴蜀文人中，类似的例子却很多——著名画家陈子庄同样不满包办婚姻离家出走，浪迹江湖练得一身好武艺，在成都参加国术擂台比武，重伤二十九军武术教官。“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巴蜀地区霸悍恣肆、虎行猿跃的人文环境砥砺着文人士子的境界与胸襟。现代巴蜀文化深刻影响巴蜀俊杰的思维方式与精神气质。艾芜以一种决然的姿态追求自由的灵魂，他继承了巴蜀文化反叛、奔放、率真的传统，独自一人开辟出了一条全新的“出蜀”路径，其作品为真正理解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提供了新的可能。

注释：

[1]《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5页。

[2] 谭兴国：《艾芜的生平和创作》，重庆：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

[3] 廉正祥：《流浪文豪•艾芜传》，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35页。

[4]廉正祥：《流浪文豪•艾芜传》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7页。

[5]高缨：《向往那片神奇》，广东旅游出版社1989年版，第10页；又见冯永祺：《南行踏歌——艾芜与云南》，云南：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6页。

[6]《艾芜全集》第11卷，四川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75页。

[7] 周氏后来与艾芜已有妻室的二弟汤道安结合，在1947年5月生下独子汤继昭，汤曾担任过艾芜故乡一个生产队队长，2016年冬去世；周氏孙女汤宽玉仍在艾芜故居附近居住，现供职于成都市新都区电视台）。大约在1959年冬，周氏饿死，汤道安早其五天饿死。

[8] 马良春,李福田主编：《中国文学大辞典 • 第五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01页。

[9] 姚辛编著：《左联词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94年版，第380页。

[10]《妻》发表于《文艺》杂志第1卷第2期小说专栏，但该文是否属于“小说”，尚有讨论的空间，与郭沫若《孤山的梅花》《鸡之归去来》等作品一样，《妻》自叙传色彩极浓，且情节极尽弱化，时间线索在作品中几无价值而与作者的生平相合。

[11]艾芜：《我的幼年时代》，《艾芜全集》第11卷，四川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73-76页。

[12]艾芜：《妻》，《文艺》第1卷第2期，1933年11月出版。小说文本见文后附录，相关引文不再一一标注。

[13]《艾芜全集》第2卷，四川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233页。

[14]金丁：《忆艾芜》，《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1期。

[15][16][17]沙汀：《沙汀文集》第10卷，四川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132页，第134页，第136页。

[18]赵曰茂：《艾芜的“刘明”》，《新文学史料》2017年第3期。

[19]程绍国：《南国“就食”——林斤澜与沙汀、艾芜、刘真》，《当代》2006年第3期。

[20]艾芜：《我的幼年时代》，《艾芜全集》第11卷，四川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10页。

[21]谭兴国：《艾芜的生平和创作》，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38页。

[22][23]艾芜：《艾芜全集》第13卷，四川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34页，第35页。

[24]存统：《“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星期评论》第48号第七张劳动纪念号，1920年5月1日。

[25]黄莉如、毛文：《艾芜年谱》，《四川大学学报丛刊·四川作家研究》第12辑，第83页。

[26]成都市新都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著：《艾芜年谱》，四川大学出版社2019年出版，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