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发掘、整理与研究现代作家集外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作家本人意愿、政治方面的考量以及编者精力有限等多方面原因，都可能导致现代作家“全集”不“全”，因此，需要发掘、整理集外文。为了避免无效劳动或重复劳动，研究者在发掘和整理过程中，需要考证辨析作家的笔名，确保文字录入正确，了解首发报刊和文章的转载情况，同时还要关注其他同仁的研究成果。至于处理集外文的方式是侧重辑录还是侧重研究，则取决于研究者的个人兴趣与特长。

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和中国现代文学文献保障体系的建立，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离不开每一位史料工作者的辛苦付出。版本、集外文、书信、日记、文学广告、年谱、研究资料等都是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一直致力于中国现代作家集外文与集外书简的搜集、整理与研究。

一、集佚之价值

作家全集之外新找到的作品和书信，可称之为佚文佚简。如果该作家只有文集或作品集，文集或作品集之外搜集到的作品和书信，可称之为集外文和集外书简。笔者搜集到了周作人、周瘦鹃、夏衍、茅盾、胡风、李健吾、钱锺书、何其芳、汪曾祺等作家的集外文，以及孙犁、梁实秋、巴金、冯至、卞之琳、吴组缃、钱玄同、师陀、施蛰存等作家的集外书简。

为什么要搜集作家的集外文和集外书简呢？

在笔者看来，“文学史研究，既需要作加法，打捞‘文学史的失踪者’，从而呈现更为完整的文学史版图，也需要作减法，通过‘大浪淘沙’的筛选，从而实现对作家作品的经典化”［1］。当然“加法”与“减法”也是有一定顺序的，“文学史一定是要做减法的，但是你要做好减法，得先做加法，加了以后再减;你不做加法，直接先减的话，可能就会出问题。先把这些作家和作品找出来，到底怎么评价，让时间去检验”［2］。

“所谓作家的‘全集’，关键就在于‘全’。而要做到‘全’，就应该编入这位作家生前创作的所有作品，包括公开发表、出版的所有创作和已知的未刊稿、未定稿、未完成稿等;如有译作，当然也应包括在内;还应包括保存下来的书信、日记、题跋等。至于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他的‘少作’，包括中学和大学的习作，如能蒐集到，也应编入，以供研究他的文学发展轨迹之需”［3］，但“‘不全’‘难全’似乎是所有已版中国现代作家全集的宿命”［4］。

“全集”不“全”，有很多原因，可能是“作家本人(或其家人)不愿意‘全集’全”(比如巴金在给《巴金全集》责编王仰晨的信中就强调“我早期写的文章，有些自己也不想留下，现在更不必通过《全集》而流传，宁肯少一点，不要什么都收进去”［5］)，可能是“政治因素”(出于政治方面的考量，有些篇章不合时宜，只得摒弃)，也可能是“全集的编者收集佚文的功夫不到家”［6］。

现代作家的全集有全的吗？有的研究者说，“《鲁迅全集》之外，其他人的全集，总有不同程度的遗漏”［6］。实际上，即使《鲁迅全集》也只能称得上是“相对而言的‘全’”。单是《鲁迅全集》就有1938年版、1956—1958年版、1973年版、1981年版、2005年版，但2005年版的《鲁迅全集》也是不全的，“鲁迅的译文集仍未收入全集，创作和翻译割裂的问题，直到现在还未能解决”［7］。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出版了刘运峰编的《鲁迅全集补遗》，2018年7月又出版了《鲁迅全集补遗》的增订本。鲁迅的全集尚且如此，更何况其他作家呢?由此可知，现代作家的集外文、集外书简还是有不少的发掘空间。

正是因为“不全”，才需要打捞，才需要补遗。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过，并非所有被遗忘的作家作品都值得打捞，并非作家所有的集外文、集外书简都值得钩沉，不能为打捞而打捞，不能为拾遗而拾遗。

学术研究要有充分的史料准备工作。文学研究既需要宏观研究也需要微观考析。从事现代作家集外文与集外书信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其目的是为了呈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从微观角度丰富对中国现代作家与现代文学史的思考，从而实现现代文学史料研究与文学史研究的互动。这也许只是理想状态，虽然未必能做到，但这是史料研究所要努力的方向。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发掘、整理、考证和研究需要水磨功夫，着实辛苦，但笔者安于“探幽途中”，带着“发现的愉悦”寻找“遗落的明珠”。

二、笔名之考证

中国现代作家的笔名“纷繁复杂，千变万化”［8］，仅鲁迅一个人就有160多个笔名。“几乎所有重要的现代作家都使用笔名，有的简直扑朔迷离，难于捉摸。不少作家到了晚年连自己到底使用过多少笔名都记不清了”［9］，这使得研究者“常常遇到这样的憾事，由于不了解某些作家的笔名，他们当年载诸报刊的文章就无从寻觅;而翻看当年的报刊，那署以各种笔名的作品，又难知出于谁的手笔”［8］。这无疑给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当然挑战与机遇并存。中华图书馆协会1936年3月印行的袁涌进编的《现代中国作家笔名录》，台湾成文出版社1980年7月出版的周锦编的《中国现代作家本名笔名索引》，山东大学出版社1980年9月出版的健戎、跃华编的《中国现代作家笔名索引》，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4月出版的张静如等编著的《五四以来历史人物笔名别名录》，山东大学出版社1986年10月出版的苗士心编的《中国现代作家笔名索引》，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12月出版的徐迺翔、钦鸿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三秦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的武德运编著的《港澳台暨海外华人作家笔名通检》，为我们查找现代作家的笔名提供了便利，不过仍有不少遗漏。

“笔名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进一步深入的一个制约”［10］，“不少作家的一部分有价值的作品很可能由于其笔名无法考定而散佚”［10］，作家不为人知或不常见笔名的发现，会引发作家一篇甚至多篇集外文或佚文的“出土”。单是笔名“予宰”的发现，就让程桂婷在《天下事(上海)》《世界杂志精华》《宇宙风:乙刊》《国际间》等期刊上找到了林语堂的27篇集外译文。

梁实秋编天津《益世报·星期小品》，“既编《星期小品》，自己当然也要披挂上阵。但是遍查该刊，在总共六十八篇小品中，署人们熟知的子佳笔名和梁实秋本名的文章只有六篇”，陈子善“从结合文章内容，查考他的不为人知的笔名入手”［11］，根据“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原则，“从各方面寻找蛛丝马迹，进行逻辑推理”，新找到了梁实秋的八个笔名(刘惠钧、灵雨、马天祥、魏璞、吴定之、李敬远、绿鸽、紫华)和梁实秋的十五篇集外文(《推销术》《钱的教育》《房东与房客》《市容》《沙发》《考生的悲哀》《电话》《火》《疟》《雷》《演戏记》《相声记》《画梅小记》《跃马中条记》《寂寞》)。

关于沈从文的笔名“李綦周”，《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并未收录，但沈虎雏编的《沈从文笔名和曾用名》提及:

“李綦周据20世纪50年代前期某次政治审查中留下的个人历史残稿，沈从文回忆在40年代用此笔名发表过文章。同时提到的还有‘巴鲁爵士’，故推测李綦周的笔名也可能用于发表杂文，但有待证实。”［12］

裴春芳并未找到沈从文署名李綦周所写的杂文，却在香港《大风》半月刊找到了署名李綦周所写的两篇小说:《梦与现实》《摘星录》。裴春芳通过对照发现，“《梦与现实》其实就是《沈从文全集》所收《摘星录》一篇的初刊本。《梦与现实》在香港《大风》半月刊初刊，后来又被沈从文改名为《新摘星录》刊发于昆明《当代评论》，复改名为《摘星录》刊发于桂林《新文学》”［13］，并结合柳雨生在《我从上海回来了》《北平三日》中的回忆，断定《梦与现实》《摘星录》这两篇小说的作者“李綦周”正是沈从文。

这让笔者想起了朱正的一句话，“历史学家需不需要想象力?要从驳杂的、凌乱的，甚至互相抵触的一大堆史料中看出史事的真相，就如同要根据发掘出来的一些碎片复制出文物的原型，没有想象力怎么行呢?不过，这里有一条不能逾越的界限。只能让想象力引导你去寻求真实，决不能让想象之词代替事实。”［14］的确如此，正是研究者对作家相关文献的熟稔(程桂婷一直致力于赴台文人佚作的辑录，陈子善对梁实秋的关注一直放在对他的生平行谊、著译佚作的考证辨析上，裴春芳持续关注沈从文研究)，才让他(她)们做到了“让想象力引导你去寻求真实”，而非“让想象之词代替事实”。

根据笔名发掘作家的集外文或佚文时，考证与确认作家的笔名是关键的一环，一定要慎之又慎，不然可能会错认或误收作家的作品。

1934年2月1日《文学》月刊2卷2号刊载的《学者与文人》、1936年6月10日《文学》月刊2卷6号刊载的《论文字的繁简》，署名“谷”。1934年7月1日《文学》月刊3卷1号刊载的《再论文学遗产》、1934年8月1日《文学》月刊3卷2号刊载的《“文学遗产”与“洋八股”》、1934年9月1日《文学》月刊3卷3号刊载的《论模仿》、1934年10月《文学》月刊3卷4号上刊载的《一律恕不再奉陪》、1935年6月1日《文学》月刊4卷6号刊载的《也不要“专读白话”》，署名“风”。赵全龙、吴晓明编的《胡风著译系年目录》，梁振儒、顾荣佳编的《胡风生平、著译年表》，马蹄疾编的《胡风别名、笔名、室名录》(笔者还注意到徐迺翔、钦鸿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也将“谷”“风”误认为胡风)和《胡风全集》第5卷集外编I都把这7篇文章误认为是胡风的作品，吴宝林经过考证发现这7篇文章“并非胡风的作品”，署名“谷”的实际是郑振铎，署名“风”的实际是茅盾，“郑振铎的《学者与文人》《论文字的繁简》都收录在他自编的文集《短剑集》中”［15］，《再论文学遗产》早已收录在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4年12月出版的茅盾的散文随笔集《话匣子》。

孙瑞珍在《苏雪林》一文中提到，“二十年代初期，苏雪林还不时地发表用白话文写的《人口问题研究》《再论人口问题研究》《新生活里的妇女问题》《沉沦中的妇女》《生育制限运动声中的感想》《男盗女娼的世界》《相对性原理和哲学史的问题》《时髦男子择妻之条件》《相对性易解》《世界语者之宣言》《家庭》《民众艺术论》《对于“五一”的两大希望》《自由交爱论》《说内外》《说美恶》等五六十篇政论杂文，刊于《民铎》《民国日报·觉悟》《时事新报·学灯》《国民日报·学汇》等报刊上。”［16］苏雪林用过“老梅”这个笔名，但使用过“老梅”这一笔名的，不只苏雪林一人。经金传胜考证，《相对性易解》《世界语者之宣言》《民众艺术论》《男盗女娼的世界》《对于“五一”的两大希望》《自由交爱论》《说内外》《说美恶》等文章，“发表于北京《国风日报·学汇》副刊，署‘老梅’，思想主旨上明显流露出无政府主义倾向”［17］，“老梅”并非苏雪林，而是《国风日报·学汇》的创办人之一、主笔景梅九。

考证辨析作家的笔名至关重要，“任何材料，从发掘出来到成为准确可靠的史料，都还有一系列鉴别整理的任务;不经过这样的加工，再多的史料也不一定都会有助于认识和说明文学历史，有时反而会徒然引起混乱，产生谬误”［18］352－353。“署名‘巴人’‘巴金’‘舒舍予’‘废名’‘冰心’‘柳青’‘胡风’的文章”，“并非全都出自鲁迅(周树人)、李尧棠(芾甘)、老舍(舒庆春)、冯文炳、谢婉莹、刘蕴华、张光人之手笔”［19］，“达夫”并非一定是郁达夫，“芦焚”并非一定是师陀。

三、集佚如何免重复

在从事现代作家集外文集外书简或者佚文佚简的搜集、整理与研究的过程中，笔者注意到一种现象:研究者无意中在从事无效劳动或重复劳动，公布的所谓“集外文”或“佚文”，有的早已收入作家生前自己编的集子，有的早已收入作家的文集、全集、书信集或年谱，有的早已被其他研究者发现并公布。

笔者在2018年7月25日《文艺报》写有《俞平伯集外文两篇释读》，公布了俞平伯在1943年5月出版的《国民杂志》第3卷第5期发表的《文章自修说读》。金传胜告知，刘涛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7月出版的曹辛华主编的《民国旧体文学研究(第一辑)》写有《俞平伯佚文辑说》，早已披露了这篇集外小文。

笔者在2014年12月11日《人民政协报》上写有《俞平伯题徐北汀画展》，公布了俞平伯在1941年4月19日《立言周刊》第134期发表的《辛巳三月题北汀画展》。文章刊出后，读陈建军的《掸尘录———现代文坛史料考释》，才注意到他早在2014年4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报》所写的《俞平伯〈辛巳三月题北汀画展〉小识》公布了俞平伯的这篇集外小文。

李妮文在《文教资料》2013年第36期写有《关于〈妇女旬刊〉上周作人的几篇佚文》，公布了她在1935年《妇女旬刊》上新找到的周作人三篇佚文。实际情况是，其中两篇并非佚文。《忆童年》一文，早已收入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2月出版的周作人的《苦竹杂记》，名为《儿时的回忆》。而《中国妇女应上哪儿跑》早已收入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9月出版的陈子善、张铁荣编的《周作人集外文》。

熊飞宇在《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写有《何其芳的重要佚文:对蒋区文艺工作的意见》，他说:“本人在2008年7月，曾数度去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查阅、复印并钞录中共中央南方局有关文艺方针与活动的档案资料，从中发现《对蒋区文艺工作的意见》一文，编号为‘南1778’。《意见》系手稿，署名何其芳，虽无法判断原件是否为何其芳亲笔，文章的作者却能确定无疑。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曾出版六卷本《何其芳文集》(中国社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2000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再次出版八卷本《何其芳全集》(蓝棣之编)，但《意见》一文均失收，故可称之为‘佚文’。”［20］其实2000年5月《对蒋区文艺工作的意见》已收入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何其芳全集》第6卷。

张菊香在《鲁迅研究月刊》2018年第7期写有《周作人的六首未曾发表过的白话小诗》，公布了周作人生前未曾发表的《朝露》《露》《秋夜》《赠远》《镜》《无题》六首小诗，“兹将作人先生的这些佚作公之于世。一则对于这样一位文化大家，可免去遗珠之憾，二则也可供方家和研究者们去进一步研究和评析”［21］。实际上，这六首诗不但在《现代文学》期刊上发表过，而且诗的作者也不是周作人，而是沈启无。陈建军读了《周作人的六首未曾发表过的白话小诗》，在微信上发朋友圈:“所谓六首诗，实为沈启无的作品，均在《人间世》《文饭小品》《中国文艺》等期刊上发表过。除《无题》外，其他五首收入开元(即沈启无)与废名诗合集《水边》。”刘晓宁在《鲁迅研究月刊》2018年第12期写有《〈周作人的六首未曾发表过的白话小诗〉献疑》，分析得更为详细。

沈从文署名甲辰在1931年10月12日《国立青岛大学周刊·反日特刊》发表文论《文学无用论》。刘媛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7期写有《反“无用文学”的〈文学无用论〉———1931年〈反日特刊〉上的沈从文佚文》，李玮、唐东堰在《中国文学研究》2018年第4期写有《九·一八事变后沈从文的文学思想———新近发现佚文〈文学无用论〉释读》，汤志辉在《新文学史料》2018年第4期写了《新发现沈从文佚文〈文学无用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是月刊，而《中国文学研究》《新文学史料》是季刊，发表周期长，但这三篇论文辑录的都是《沈从文全集》失收的《文学无用论》。

曾祥金在《戏剧文学》2017年第9期写有《曹禺在南京时期的三则史料》，公布了三则曹禺在南京时期的史料，其中一则史料是《学校新闻》1937年第64期刊出的《曹禺先生来信关于他在中大的讲演》。实际上，笔者早在2013年6月26日《中华读书报》写有《曹禺先生的一封佚简》公布了这封佚信。

管勇在《新文学史料》2020年第2期写有《朱自清佚信:致郭绍虞》，公布了朱自清1935年9月给郭绍虞的书信1通。实际上，戚慧在2019年3月11日《文汇读书周报》写有《“语言恰到好处可不容易”———朱自清佚简四通考释》，早就公布了这封信。

王晓东在《新文学史料》2020年第2期写有《朱自清佚文五篇考释》，其中公布了朱自清在1936年8月1日《申报·开明书店创业十周年纪念特刊》所写的《开明的书》。实际上，汤志辉早在2018年9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的《朱自清相关资料三则》就钩沉了朱自清为开明书店创业十周年而写的这篇短文。

史料工作者发掘每一篇集外文，都付出了辛苦的劳动，即使是面对同一篇集外文，钩沉与阐释的角度也各自不同。收入知网、读秀等数据库的论文、专著等出版物相对容易找见，但还有大量的学术集刊、图书、内部资料等文献不见于各类数据库，很容易遗漏。在笔者看来，我们不应指责任何人，应该抱着温情之敬意、同情之理解的态度看待史料发掘中不易避免的重复劳动。上面的几个实例提醒我们在从事史料发掘时，注意以下四点。

一是在发掘现代作家的集外文集外书信或佚文佚简时，一定要仔细查阅作家的全集、书信集、年谱、研究资料、研究专著等相关文献，通过检索知网、读秀、超星等数据库对近年来该作家新史料的发掘史略作梳理，并与相关领域的资深研究者多联系多请教，以免做无用功或重复劳动。在史料研究中出现撞车现象不可避免，但应尽量避免撞车。

二是梳理相关文献时，不但要关注《新文学史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现代中文学刊》《汉语言文学研究》《史料与阐释》《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等学术期刊(集刊)发表的学术论文，也要关注《中华读书报》《中国社会科学报》《文艺报》《文汇读书周报》《文汇报》《光明日报》《天津日报》《今晚报》等报纸刊发的新史料。除了关注学院派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也要关注非专业出身的业余文学研究者的发现。

三是从事现代作家作品的辑佚工作，搜寻作家的集外文等史料时，不要只盯着几个常用的数据库，一定要把文献视域放宽:既要关注大家所熟知的现代文学报刊，也要关注“综合性的刊物、报纸”“国民党所办，或受其影响的报纸、刊物”“在国民党统治区艰难生长的左翼刊物，以及某些战时刊物”“学生刊物和地方小刊以及宗教刊物”［22］;既要关注《大公报》《益世报》等大报，也要关注《海报》《力报》等小报;既要关注文学期刊，也要关注“非文学期刊”;既要关注“报纸副刊、文学期刊”，还要关注“丛刊、单行本(尤其是多人合集和为他人作品集所作序跋)、鲜见的他人著作或文章所引录者、各类档案、作家本人或知情者的回忆、未发表的手稿”［23］等;既要关注原刊、原报、报刊的影印本，还要关注全国报刊索引、抗战文献数据平台等各类数据库;既要关注本土文献，也要关注域外文献;既要关注图书馆馆藏各类文献，也要关注博物馆、档案馆、纪念馆所藏珍稀文献。

四是作家全集(文集)或补遗或修订，理应尊重研究者的集外文集外书信或佚文佚简首发(发现)权，这不但是对发现者的尊重，而且藉此多与研究者沟通以便获得更多线索，双赢的事，何乐而不为?

同时，提醒学术刊物或报纸刊发史料文章时，一定要严格把关。同一篇集外文，不同的研究者钩沉或阐释的角度不同，但一定要尊重发现者的“首发权”。

四、集外文的整理与录入

确认是集外文后，紧接着的就是整理、录入。

笔者在《新文学史料》2018年第2期所写的《梁实秋佚简三通释读》一文中公布了梁实秋的三封书简，其中梁实秋给赵清阁的信，注明“原载1946年4月1日《文选》第2期”［24］，近日赵国忠查明，此信最初刊于1945年12月17日《神州日报》。笔者在《现代中文学刊》2017年第3期写有《“他有的是生命力”———〈李健吾文集〉补遗略说》，公布了《李健吾文集》失收的9篇集外文，其中《〈青春〉以外》，注明“原载1949年1月《影剧》第1卷第6期”［25］，近日赵国忠查明，此文最初刊于1944年7月2日《海报》。

朱洪涛在《新文学史料》2019年第1期写有《陈梦家在〈浙江日报〉上的两篇文章》，公布了他在《浙江日报》上找到的陈梦家的两篇集外文《关于乱世文人》和《所谓新乐府》，文末他提到:

“假设陈梦家的文章也是转载，但目前尚未找到原发报纸，也不好妄下结论。希望学界看到此文，提供线索，探讨文章的传播问题。”［26］

不久，贾鹏涛对此文作了补充，他说:“《所谓新乐府》发表在《大公报·文艺副刊》(重庆版)1944年4月9日第5版，又刊于《大公报》(桂林版)1944年4月9日第4版;《关于乱世文人》发表在《大公报·文艺副刊》(重庆版)1944年4月23日第9版，又刊于《大公报》(桂林版)1944年4月23日第4版。因此，朱洪涛先生的推测是正确的，《浙江日报》转载了陈梦家的文章。此类事情在陈梦家著述的发表中是一种常见现象。如《笑》首刊于《大公报》(天津版)1934年9月22日第12版，又刊于《大同报》1934年10月15日、10月17日、10月20日第5版;《忽必烈汗》首刊于《大公报》1935年2月17日第11版，又刊于《大同报》1935年3月14日第9版;《即景》，首刊于《南京新报》1941年4月6日第6版，又刊于《大公报》1941年5月7日第4版;《石缝草》首刊于《南京新报》1941年4月6日第6版，又刊于《大公报》1941年5月7日第4版;《致一伤感者》首刊于《国民杂志》1941年创刊号，又刊于《南京新报》1941年6月4日第8版;《记纽约五十七街中国古董铺》首刊于《周论》1948年第2卷第6期，又刊于《中央日报》(昆明)1948年8月31日第4版。”［27］陈建军告诉笔者，单是《石缝草》的刊载情况就比较复杂，原载1941年3月12日香港《大公报·文艺》第1049期，又载1941年5月7日天津《大公报·战线》第762期，又载1941年5月28日桂林《大公报·文艺》第31期，又载1941年6月10日香港《立报·文协》第94期，又载1941年11月6日《东南日报·笔垒》第928期。

这说明中国现代作家一稿多刊现象不是个例，因此在录入现代作家的集外文时，要注意它的首发报刊和转载情况，尽量以初刊为依据或底本。

另外，录入文字，看似简单，实则不易。刊载现代作家集外文的不少报刊都是竖排繁体字，并且有的字迹模糊不清，这给录入文字带来一定困难，稍不注意就容易出现文字讹误。

笔者在2014年8月10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写有《穆旦质疑清华课程设置》，公布了刚找到的穆旦1936年在《清华副刊》第44卷第8期发表的《这是合理的制度吗?》。遗憾的是，笔者在照录穆旦的这篇集外小文时，出现了数处失误，幸亏凌孟华在《穆旦清华大学时代的集外文〈这是合理的制度吗？〉》中一一指出。

笔者在《复旦旬刊》《图书评论》《文选》找到梁实秋的三封信，写成《梁实秋佚简三通释读》，投给了《新文学史料》。主编郭娟在校对时，就发现了几处录入的错误。

沈从文1946年9月5日致信张香还，“尊文若乐意发表，最好能写得清清楚楚，标点也明白具体，用一定行格稿纸，可以省编者改字、加标点、计字行精力，也可以省排字人与校对精力”［28］。这提醒我们在录入集外文等史料的过程中，一定要仔细认真，对照原刊一字一句地反复核对，容不得半点马虎。

五、辑录与研究

关于作家的集外文，主要有两种处理方式，一种是侧重于辑录。比如陈子善研究周作人、梁实秋、郁达夫、台静农、张爱玲等数十位作家，发掘了这些重要作家散佚的不少重要作品，他没有“视自己掌握的材料为奇货可居，待价而沽”［18］379，而是选择将自己辛苦搜集的这些作家的集外文集外书简或佚文佚简结集成册，出版了《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知堂集外文·四九以后》《周作人集外文》《郁达夫全集补》《雅舍小品补遗》《静农佚文集》(与秦贤次合编)等书，它们成为研究相关作家的重要文献资料。陈子善“不是为拾遗而拾遗，不是为了打捞而打捞，他是以文学史家的眼光开启他的拾遗补阙之路的，他的拾遗补阙和考证钩沉是与他编的书一体的”［29］。此外，刘增杰、解志熙编校有《师陀全集续编》，陈学勇编有《中国儿女:凌叔华佚作·年谱》，张桂兴编著有《〈老舍全集〉补正》，陈建军编有《远山:徐志摩佚作集》。《茅盾全集·补遗》《胡风全集补遗》《阿英全集·附卷》《罗念生全集·补卷》的出版，也离不开众多史料工作者的合力支持。

另一种方式是侧重于研究。陈子善的《张爱玲丛考》、解志熙的《考文叙事录: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丛》《文学史的“诗与真”: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集》《文本的隐与显: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稿》、陈建军的《掸尘录:现代文坛史料考释》、赵国忠的《现代文坛断片》、刘涛的《现代作家佚文考信录》，裴春芳的《经典的诞生:叙事话语、文本发现及田野调查》，凌孟华的《旧刊有声:中国现代文学佚文辑校与版本考释》，都是近年来涌现出的较为出色的整理与研究现代作家集外文集外书信或佚文佚简的专著。在这方面，解志熙的研究路径值得特别关注。近年来他发掘了林庚、沈从文、汪曾祺、杨振声、冯至、师陀、冰心、艾青、穆旦、老舍、卞之琳等作家的不少散佚作品，既有对文献资料的认真发掘与爬梳，又具有较强的问题意识与思辨能力。他擅长从文学史角度对相关问题进行宏观研究，不是单纯就集外文谈集外文，而是藉此生发出更多的深层次学术命题，将“发掘工作与对该作家整个创作生涯的考察相结合，或者举一反三，引申至相关的研究领域，深入探讨”，“这些发掘足以纠正以前研究界对这些作家的或贬低或拔高的曲解，足以改写或部分改写这些作家文学史地位的评价，意义不可谓不大”［30］。他提出的“从文献学的‘校注’到批评性的‘校读’”［31］与“文学行为的实存分析”［32］，都具有典型的方法论意义。

集外文等新史料需要亲自去搜寻，感受那份独属于自己的发现的愉悦和艰辛。“不矜才使气，不炫博争奇”“叙述明白晓畅”“字句平易浅近”［33］，以平和的心态辑录、钩沉、释读，这是笔者所恪守的。

注释：

［1］宫立．释读陈忠实关于《白鹿原》的书信两通［J］．文艺争鸣，2020(2):22－26．

［2］石剑峰．陈子善谈“海上文学”的失踪者［N］．东方早报，2010－09－12(B01)．

［3］宫立．中国现代作家佚文佚简考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2．

［4］陈建军．《穆时英全集》补遗说明［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4):130－134．

［5］巴金．巴金书简———致王仰晨［M］．上海:文汇出版社，1997:322．

［6］朱金顺．集佚·版本·“全集不全”———读“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座谈会”论文随想［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3):137－148．

［7］孙郁．混血的时代［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8:32．

［8］徐迺翔，钦鸿．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1020．

［9］李君维．人书俱老［M］．长沙:岳麓书社，2005:2．

［10］董宁文．我的笔名［M］．长沙:岳麓书社，2007:14．

［11］陈子善．钩沉新月:发现梁实秋及其他［M］．北京:中华书局，2013:146．

［12］沈从文．沈从文全集:附集［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3:236．

［13］裴春芳．经典的诞生:叙事话语、文本发现及田野调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203．

［14］朱正．留一点谜语给你猜［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81．

［15］吴宝林．《胡风全集》误收的八篇文章及其他［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7(3):29－36．

［16］阎纯德．20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上)［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93－94．

［17］金传胜．关于苏雪林的三个笔名［N］．中华读书报，2020－05－20(14)．

［18］樊骏．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19］陈建军．当作家遇上笔名雷同［N］．光明日报，2020－01－03(16)．

［20］熊飞宇．何其芳的重要佚文:对蒋区文艺工作的意见［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2(5):88－93．

［21］张菊香．周作人的六首未曾发表过的白话小诗［J］．鲁迅研究月刊，2018(7):44－45．

［22］刘涛．现代作家佚文考信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4．

［23］陈子善．《中国现代文学佚文辑校与版本考察》序［J］．关东学刊，2020(1):187－189．

［24］宫立．梁实秋佚简三通释读［J］．新文学史料，2018(2):150－156．

［25］宫立．“他有的是生命力”———《李健吾文集》补遗略说［J］．现代中文学刊，2017(3):102－108．

［26］朱洪涛．陈梦家在《浙江日报》上的两篇文章［J］．新文学史料，2019(1):152－153．

［27］参见贾鹏涛: 《对“陈梦家在〈浙江日报〉上的两篇文章”一文的补充》，“民国滋味”公众号。

［28］张香还．音容宛在漫思忆———纪念沈从文先生逝世30周年［N］．文汇读书周报，2018－05－28(第DS1)．

［29］宫立．陈子善:将“好玩”进行到底［J］．传记文学，2017(12):39－49．

［30］陈子善．打捞现代作家集外文的乐趣［J］．书城，2015(8):56－59．

［31］解志熙．考文叙事录: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丛［M］．北京:中华书局，2009:1．

［32］解志熙．现代文学研究论衡［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218．

［33］胡山源．文人综论［M］．上海:大东书局，1948: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