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

当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外来文化、党的文化有紧密的联系，文化自信来自深厚的文化积淀。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一场伟大的文化运动，与生俱来就携带着新文学的基因；新文学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天然盟友，还是整个革命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1978年以后的文学可视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新阶段，在这期间党对文艺的领导方法有所调整，完善了制度化的常态管理。由此带来一系列的变化：此前以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为目的的全局性思维转向建设时期的现代管理思维，承认了多元性多样性的文艺审美效益，文艺批评的重镇由关联领导部门的权威话语转向高校系统的学术研究。随着文化市场的发展，原先党的领导和文艺家创作实践建构的二元维度转变为党的领导管理、文艺家的创作实践、文化产业资本的市场介入的三元维度，由此营造了更为复杂、也更为丰富有效的文学态势，以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精神需要。

关键词

建党百年；当代文学；文化自信；先锋性因素；现代管理思维

一 文化自信来自文化积淀

2021年注定将会是中国历史上不平凡的一年。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也是国家发展的整体性规划实施的重要时间节点：两个“百年”过渡期的起点，即将启程的国家十四五规划的第一年。但我所说的“不平凡”，不仅仅指那些早已设定的时间节点，更是指不曾被预设，或者说，不曾完全由主观意志所决定的客观世界的挑战：刚刚过去的2020年，前半年被疫情笼罩（至今仍然在防控疫情的阴影下），后半年由中美贸易战延续而来的交恶事件愈演愈烈。面对这一系列天灾人祸的挑战与可能的危机，我自然联想到新世纪初发生的中国加入WTO组织以及同样未及预料的“911”事件，中国这20年来经济雄起、全面发展以及与“世界”新关系的构成，是与新世纪初发生的这两件大事紧密相关的［1］。“二十年”象征着新一代人的生命又到了成熟期，新的生命将遭遇新的环境挑战，将寻觅新的建功立业的机遇。用辩证的观点看天下大势，20年后的世界运动看上去是沿着历史发展的轨迹作螺旋型回转，但又绝不是简单重复，而是在回旋中修补短板、调整战略思路，在应对新挑战的同时寻觅新的机遇。只有认识中国与世界的这种辩证关系，才能顺势破局，以“上升”的节奏谋取更高层面的进步与发展。

这样的背景下观看当代文化的意义，才能深切理解国家领导层自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对“文化自信”所给予的重要期待［2］。2020年的“庚子之变”部分地证实了文化建设深谋远虑的及时性与必要性。一般来说，文化的建设过程和积累过程是在常态化的太平岁月完成的，其过程形态显现为冗长繁琐，润物无声，精华与糟粕杂糅在一起，无法急功近利地为国家民族获得具体利益。可是一旦板荡天下，民族文化才会突现其作用，发挥凝聚人心的巨大力量。回顾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其间经历了数不清的危机与苦难，但作为一个多民族共生共荣的伟大国家，它终究会冲破困境，履行独立、富强、统一的伟大复兴使命。而中华民族的文明文化则在其间发挥了重要的凝聚作用。读史者往往惊叹乱世文化的繁荣，却很少关注太平盛世长期进德修业的文化积累与之联系：西周的礼仪文化孕育了春秋孔老与百家学说，两汉儒道的发展消长为南北朝三教汇流铺了道路，北宋文明文化高度繁荣而后衰，引导了宋明理学以及明末思想家群体的崛起。现代五四新文化运动固然与西学东渐有关，但正如胡适所指出的，“中国文艺复兴”的源头一直可以追溯到清代的考证学甚至更远［3］。每当中华民族遭遇困厄与挑战之际，中华民族文化都会呈现出特别繁荣的状况，大师云集，群星灿烂，文化产生强大的社会力量，来凝聚民族的自信，弘扬民族的精神，保证中华民族始终火种不灭，走出多灾多难的困境。如果我们用断裂文脉的方法来读史，那么似乎只能看到“春秋无义战”与百家争鸣、“五胡乱华”与佛教东传、宋明沦丧与理学盛行的表面关联，似乎都是“国家不幸诗家幸”的道理，其实文化源流是绵绵不断的长期积累，而不是急功近利、急用先学的现世报。正因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才导致了中国历史“一治一乱”张弛相济，盘旋上升而进步。

20世纪中国现代文化打破了自我循环的封闭保守体系，融入世界先进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现代文化，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尤其是五四新文化彻底扬弃、批判封建落后的旧文化，使中华文化如同凤凰涅槃那般挣脱千年枷锁、获得了再生的机遇。五四新文化融汇了世界先进文化，为即将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大量的干部，可以说，如果没有扫荡旧世界的五四新文化，封建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士大夫阶级中、民间草莽文化培养出来的农民英雄中，可以有曾国藩的湘军、洪秀全的太平军、义和团的大师兄、阿Q们的白盔白甲，但是，永远无法培养出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也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及其领导的浩浩荡荡的解放事业。20世纪中国纳入世界格局，新旧世界的更替交锋更为酷烈，百年来中国现代文化正是在动荡激变中呈现为汪洋恣肆之态。五四新文化运动引进西方的民主科学与社会主义，促使建立中国共产党，开启了这一百年中国革命历程。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期，昆明的联大、重庆的复旦、延安的鲁艺等名校弦歌不辍，培养了大批青年优秀人才，为20世纪后半叶的文化科学事业奠定了基础。十年特定历史时期结束后，中华民族改革开放的伟大复兴事业开启，第一步就是恢复高考制度，恢复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传承优秀文化传统，放眼世界现代文化思潮，大量引进西方现代思想文化的精华。回想那时候，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踏进复旦校园，如饥似渴地阅读西方经典名著，接受新的思想启蒙，清算自己头脑里此前教育残存的错误思潮流毒，从而明确了自己一生所走的道路。这些点点滴滴爝火般的变化和进步，如今回忆起来，都历历在目。这不仅仅是我个人对时代的见证，也是一代人文化自信的主要精神资源。

这4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也见证了中华民族重新崛起的文化进步。当代文化进步的核心力量是开放的、世界的、有活力的五四新文化传统，它一方面传承、改造和更新古代文化传统的精华部分，另一方面又面临了新的世界格局、思想对峙、知识创新以及科技新浪潮的挑战。五四新文化传统正因为尚只百年历程，积德有限，所以它需要连接古代优秀文化传统，借旧邦之余威，其命维新；也正因为当代文化要融入世界，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以必须打开国门，融汇新知，大胆吸收一切别的国家民族的新质、异质的文化因素，不断丰富和强壮自身。周扬曾经把五四运动、延安整风运动、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思想解放运动，列为三大思想解放运动［4］，透过三个时间节点，他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毛泽东思想的确立——邓小平理论的实施连接起来，构筑起较为完整的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建设体系。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传统来自五四一代具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先驱们用鲜血、青春、生命实践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连接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并通过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及其继承者们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上反复总结、凝聚经验教训而后获得的党的集体智慧结晶。只有当我们认识了当代文化主流的结构与内涵，厘清了当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外来文化、党的文化之间的关系，我们就能回到建党百年的2021年，面对2020年留下来的极不平凡的“遗产”以及21世纪20年来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构成，真正建立起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才能理性地总结和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得失成败，探讨当代文学未来发展的可能。

二 “中国当代文学”的概念界定

“中国当代文学”是一个约定俗成但仍然在发展中的概念。按照约定俗成的理解，它是指1949年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为开端的中国内地的社会主义文学，狭义的“中国当代文学”概念可以置换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现代文学”的概念形成对应性结构。此外，在非汉民族文学的研究中，由于语言文字的困难，一般学者仅能以汉语创作的作品为研究对象，无法深入研究非汉语创作的文学作品。因此，严格地说，广义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内涵，被分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以内地当代文学为主体）、“台港澳暨世界华文文学”和“当代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三个学科。以前者为主，结合后两者，能以更加完整的形态来反映中国当代文学的不同侧面。

在教育部设定的中文一级学科下属有“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二级学科，这个层面的“当代文学”，其实仍然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为开端的中国新文学的一部分。教育部当初这样设置的时候，由于1949年截至当时的文学发展时限还不够长，还没有经过足够时间的沉淀，“当代文学宜不宜写史”还是一个不确定的、在讨论中的学术问题。此后有关20世纪中国文学的分期以及当代文学的起点问题，间或也有不同的声音和讨论的空间。“当代文学”的学科概念，最初被广泛应用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学界延续了“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定义，把1949—1979年的新中国文学三十年理解为“当代文学”，在那个时候没有歧义，因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重大历史事件，是有划时代和标志性意义的，而且20世纪70年代末（延续到80年代）的文学理所当然地被理解为“当代”。“当代”这个词还包含了“当下的时代”“眼下的时代”之意，即指“此时此刻”发生的现象。按字面含义，“当代文学”指当下正在发生的、或者还在产生较大影响的文学现象。现在又经过了40多年的延续，21世纪也过了20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直是1949年迄今的中国文学。由于“当代文学”的时间下限可以无限制顺延，“永恒”的“当代”，“历史”的“当代”，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名”“实”之间的逻辑难题。我在很多年以前就提出过这个问题，建议教育部与有关机构安排专家举行研讨，认真讨论一下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设置与关键词的命名问题。既然学科建设是高等院校的主要科研任务，那么，学院的学术规范原则应该在这些问题上发挥作用，建议教育部和有关部门在学科设置上重新作出考量和设置。给目前约定俗成的1949年之后的中国文学更为独立、应有的学科设置的位置和更为宽广的发展空间，这是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已逾70年之际，我们应该重视的文学研究课题。无论是继续将1949年迄今的中国文学按约定俗成谓为“当代文学”，还是将迄今仍在发展中的1949年之后的“中国当代文学”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来涵括，“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化、规范化、历史化，以及有助于未来文学的研究和发展，都是不容忽视的。

文学的断代并非是将文学发展历程绝对割裂，只是为了更方便学术研究、学科发展和教学。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曾经对推动当时的文学史研究起到过重要的作用。在“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里，曾试图将传统意义上的近代、现代、当代文学都整合起来做整体的研究，晚清与现代时期、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之间都有衔接与过渡。因此，我在本文中所讨论的“当代文学”概念，更多是从“当下时代”的意义来理解和诠释“当代”的内涵，我以为五四所开启的新文学，经由整个20世纪而发展，延续到21世纪的今天。其中，1949年以后的文学可视为五四以后新文学的第二阶段，1978年以后的文学可视为五四以后新文学的第三阶段，第三阶段顺延于今40余年，由于它与“当下的时代”关系比较密切，我将之视为更为切近当下时代的“当代文学”，也是我在本文中主要关注的领域。

三 百年党建与百年新文学

“五四新文学”的发生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同步的，它们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深入发展的结果，代表着两种不同、但又相互关联的路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既是新文学的催生者，又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袖。中国共产党起源于一场伟大的文化运动，它与生俱来就携带着新文学的基因，政党领袖们从一开始就自觉地把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视作党的路线的实施路径之一，这是中国共产党与近代其他政党相区别的地方。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中共领导人对文学运动的关注、言说、直接参与和领导，不仅仅是出于政党利益的考虑，更大程度上是出自一种五四新文化直接熏陶、培养的感情，这种政党与新文学的亲密关系是自然天成的关系。从中国共产党党史角度来看，新文学不仅是它的天然盟友，还是整个革命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从《中国青年》对“革命文学”的提倡，到左翼文艺运动的兴起；从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界定、“文化生力军”［5］和“两种反围剿”［6］的论述，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都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在文艺战线一以贯之的路径。再从现代文学史角度来看，新文学初期作为一种世界性因素呈现的先锋性特质［7］，决定了它与同时期欧洲各国的先锋文化运动［8］相似，必然会迅速参与到激进的政治革命中去。这就是五四一代精英在20世纪20年代先是云集广州、参与国民党领导的北伐革命，而当国共分裂后，他们又转向左翼文艺运动、接受了遭受重创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原因所在。先锋性特质使新文学本能地朝着激进的政治革命力量靠拢，而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政治格局中，最先锋性的政治力量，先是北伐被记入历史的国民党，后是从血泊中站立起来继续革命的中国共产党。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内涵极为丰富，它综合了现代中国各阶层的生活内容与文化趣味的审美表达，是整个中国从古代到现代转型过程中知识分子追求理想、追求个性与价值以及抒发真挚情感和美好愿望的精神天地。它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诉求有交集的部分，也有更为广阔的自由表达的领域。笔者曾经把五四新文学历史进程理解为一部“先锋”与“常态”并存而行的文学史［9］，先锋性因素在整个文学进程中起到了核心力量的发动作用，推动文学史的常态发展。新文学的先锋性因素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愿景、文艺政策以及对文学的要求，从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开始就有了密不可分的交集。而且，中国共产党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根据不同的革命斗争需要，对文学艺术的诉求也是不一样的。在党的文化事业中，文学艺术服从于党的意识形态营造与宣传，是整个机器构造中“齿轮与螺丝钉”的关系；但是从文学艺术自身的特征而言，则要比营造与宣传意识形态复杂得多，更加多元与多样。纵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在发展壮大时期（1921—1949）、巩固政权时期（1949—1965）、十年特定历史时期（1966—1976）、全面复兴时期（1978—2021）的文艺政策都是既有连贯性，又有不同特征的变化，把握的关键在于党的意识形态营造宣传功能和文艺的多元性多样性特征，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一样的比例与权重。20世纪80年代以前，党领导文艺工作的主要方式，是汲取了新文学初期先锋运动的方式，利用并通过先锋性因素发挥作用。先锋运动是一种思想超前、行动激烈的运动，它采取的是思想斗争、破旧立新、否定传统、批判权威、破除迷信、自我决裂等方式［10］，当这种先锋性因素与党的文化诉求结合起来，在民主革命时期能够起到激烈的革命批判效应，产生巨大社会影响，当然也会产生一些负面效应。但是当先锋运动与建设政权、巩固政权的文化诉求结合在一起，暴风骤雨式的文艺形态就不如和风细雨式的常态建设更加符合时代需求。

须补充的是，新文学先锋性因素到1949年以后成为国家文化政策实施的一种使用形态，但不能混同党的意识形态的营造与宣传本身，同时，党的文化政策除了营造与宣传意识形态外，还在不同程度上容纳了文艺的多元性多样性特征，制定于1956年的“双百方针”到今天仍然是党领导常态化学术研究、文艺创作的基本方针，“百家争鸣”而不是“两家争鸣”，“百花齐放”而不是“一花独放”，多元性和多样性的特点都被尊重了。20世纪60年代周恩来总理与陈毅元帅多次发表的调整文艺政策的讲话，今天重温其精神，仍然感受到肝胆相照的亲和力。如前文所说，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建立前与巩固、建设政权的不同历史阶段里，党对文艺的指导思想和政策诉求不完全一样，关键就在于党的意识形态的营造宣传功能与文艺自身的多元性多样性特征的比例与权重。但我们不能把党对文艺工作领导的全部内涵狭隘地理解为仅仅是意识形态的营造与宣传（包括“工农兵文艺”“革命样板戏”“主旋律”“五个一工程”等不同时期的延伸产品），它仍然是涵括了文艺多元性与多样性的创作规律（“双百方针”就是多元性多样性的体现），只是两者的比例与权重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把握比较得当，文艺创作万紫千红；把握失当，文艺园地萧条荒芜。这已经是为文学史的经验教训所证明的。

四 党的领导策略与当代文学

1979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改革开放路线的推动下，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召开，邓小平在开幕式上致辞，阐明了党领导文艺工作的新思路以及党的领导与文艺工作者的创作之间的新关系。邓小平在致辞里有一段影响深远的论述：“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我们提倡领导者同文艺工作者平等地交换意见；党员作家应当以自己的创作成就起模范作用，团结和吸引广大文艺工作者一道前进。衙门作风必须抛弃。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如果把这类东西看作是坚持党的领导，其结果，只能走向事情的反面……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11］可以说，近40年来党在文艺领域的领导策略基本遵循了邓小平的思路，把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与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的探索，诠释为一种目标一致、平等对话、良性互动的二元关系，而不再是急功近利的政治任务、横加干涉的行政命令以及雷霆万钧的大批判或者思想运动。尽管以后40多年的文艺发展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一样，总是会有回旋曲折，但总体上说，这是一个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知识分子精神劳动之间关系的总方针，它促使了党对文艺的领导方式，由原先得之于新文学初期的先锋运动、30年代的左翼运动、40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等，逐渐转向常态化的现代管理制度。这以后，先锋性因素与整个中国文艺事业渐行渐远，尤其是进入了21世纪以后，当代文学自然而然被纳入常态化的发展轨迹，成为一种常态的文学样态。

从先锋性到常态化，从五四新文学初期的思想批判运动到现代社会的精细管理机制，党对文艺的领导方式的变化是极其深刻的。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担任过文化部部长的王蒙这样描绘中共文化管理机制的调整：“新的领导方法并不是放任自流，自由世界，而是改理论思想的纠偏为力图严密的管理，不争论，不炒作，不咋呼，不动声色，堪说是不吭气地管住管严，天下太平，令‘有害信息’无法出笼，一出笼也先挨上一棒子，再一棒子；个案处理，不搞左右之类的概括，以行政性、具体措施性管理取代意识形态的唇枪舌剑，对待创作者尤其是名人……团结帮助，以礼相待，而对于发行者、经营者、编辑者各级各单位大小领导干部严格约束，以行政性奖惩取代理论观点性激战，主要是运用行政权力而不是话语权威来管……”［12］王蒙是一位作家，他用形象化的语言来描述文化管理机制的重大改变，可能不够精准，但大致的精神可以体会：“改理论思想的纠偏为力图严密的管理。”就是说，“改理论思想的纠偏”为制度化的常态管理方式。先锋性属于革命运动范畴，常态化属于制度化管理，两者就这么在当时的时代要求下悄悄完成了交接与过渡。

这种交接与过渡引发了文艺领域一系列的变化。最为明显的是在文艺批评领域。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共产党对文艺运动的公开领导，主要通过文艺批评发挥作用。左翼文艺运动领导者瞿秋白、冯雪峰、周扬、胡风等，都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和文艺批评家，鲁迅在“革命文学”论战中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发表批评。抗战时期延安的周扬、武汉与重庆的胡风，也都是通过文学批评来领导文艺界的抗战活动，更典型的例子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全国文艺工作者所产生的深远影响。1949年以后，文学批评的话语权基本上掌握在文艺界的领导层面，担任文艺批评工作的，主要就是全国各地作家协会、社会科学院等机构的领导者以及重要报刊的重要编辑。他们的文艺评论，除了少数涉及学术研究领域，大部分是通过文艺评论来阐释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为作家的创作划定界限，引导作家们改造自己头脑里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通过思想批判把他们团结到党的事业的一边来。但也无须讳言，由于思想斗争与批判运动愈演愈烈，这些理论批判造成的误伤也都是存在的。1979年以后，在邓小平关于“不要横加干涉”的原则下，文艺评论家的大块文章逐渐被文艺官员的现代管理所取代，文艺官员与文艺评论家合二而一的身份被分解了。文艺官员着重于健全与管理文艺制度，在培养作家机制、资助创作项目、促进文学交流、管控舆论导向、完善评奖制度等一系列体制建设上卓有成效，把党对文艺的领导精神落实在具体制度的建设上。然而，文艺官员的另一种身份却失落了。文艺评论与理论探讨的话语权被部分转移到高校系统与社科院等学术机构，随着研究生学位点的普及和学科建设的发展，大部分的文艺批评家都产生在高校系统，逐渐形成了稳固的学科梯队和师承队伍。在文艺评论家与高校教师身份合二而一后，文艺评论就不再是单纯的文艺评论，它与知识传播、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结合在一起，成为高校文化传承的一个环节。高校文科各个专业都有自己专门的学科背景，这些学科背景对文艺评论工作者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文艺批评渐渐地接受了学术研究的理念，在内涵与方法上大大丰富了原先为思想斗争服务的文艺批评。但在另一方面，文艺评论也失去了原先与政治话语权捆绑在一起的威慑力和敏锐性。这就是当下文艺评论常常被人诟病“缺席”的原因所在，其实无论从学术质量还是对文艺创作起到的推动作用，文艺评论从未缺席过。至于文艺评论不能使人满意，出现哄抬、骂人等乱象，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下面还会讲到。

这种交接与过渡所产生的另一个变化，出现在党对文艺工作领导的思维领域：战争文化思维转向建设时期的现代管理思维——承认了多元性多样性的文艺审美效益。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遵循以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为目的的全局性思维模式。从左翼文艺运动开始，中国共产党对文艺的领导思路主要体现在把文艺工作纳入党的革命规划之中，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述里强调“党的文化战线”和“两种革命深入”，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强调“文武两支军队”［13］，都表明革命文化的基本形态。在有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回忆里，回忆者还特别讲到毛泽东在座谈会上提出了“两个总司令”——“朱总司令”与“鲁总司令”——的双重战线结构［14］。毛泽东把文艺的革命性及功能表述为：“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15］毛泽东这种革命文化思维形态一直延续到1949年以后巩固政权的时期。20世纪80年代初，继邓小平呼吁党对文艺工作“不要横加干涉”以后，胡乔木在中宣部召集的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发表长篇讲话，其中专门谈到继承、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问题。胡乔木修正了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阐述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和“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定义，建议修改为“文艺为人民服务”和“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16］。从文本看，胡乔木对“二为”方针的重新解释，仅仅置换了几个关键词，使得党领导文艺工作的战略思维更加符合新的时代需求，把文艺方向从目的性指征明显的“工农兵”和“政治”，转向了更多人数、也更全面的“人民”和“社会主义”，唯有这样才能保证文艺多元性多样性的呈现。关于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层面在党的“八大”以后就有过思考［17］，但唯有在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中国，才有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化的社会理想：富强、自由、民主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和社会文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文学艺术才能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真正相符合。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除了物质层面、社会层面的需要外，越来越迫切的，就是满足人民群众在精神层面的需要：伦理道德、文化教育、文学艺术、情感审美等领域，均成为当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坐标。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强调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多元性多样性文艺，正逢其时，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理应达到的战略目标。

重温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认清当前文艺发展的特征和路径。党领导文艺事业的思维模式的变化，不仅反映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共产党党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发生的重要变化，也涉及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总体政策的实施。党对文艺的领导，从整体战略思维到具体管理形态的变化，贯穿了改革开放40多年的整个过程。追溯起源，是从1979年邓小平的《致辞》为起点的，真正付之实施则是在1990年初，以邓小平南方讲话为标志。中国构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机制以后，一切都在发生变化。文化市场的建立，直接改变了原先党的领导与文艺家创作实践的二元维度关系。1949年以后的40年中，文艺家的劳动成果是通过党的领导系统（党的领导体现在各类管理元素，诸如审查制度、文艺刊物、出版机构、新华书店、文艺批评等等）的中介，才能推介到社会读者层面。而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文艺家的作品首先要通过图书市场、出版渠道、演出市场、画廊、影院票房等市场中介才能到达社会读者层面。而在这些市场中介的背后起作用的，不仅仅是审查制度，还有正在成熟中的文化产业资本这根看不见的指挥棒。随着文化产业资本在中国市场逐渐坐大，原先体现意识形态管理意志的出版物、出版机构、书店、剧场、影院等中介机构，逐个转向市场化；更有甚者是文化产业资本衍生出完全市场化的中介物：书商、民营书店、二渠道、制片人制度、民营演出……再进而发展到近20来年的流行文化载体：网络、新媒体、自媒体、公众号、直播、网剧、粉丝经济、流量明星……资本经济就像是不断自我复制、自我生殖的细胞，无孔不入地渗透到整个文艺事业肌体，影响文艺发展的话语和规律。原先党的领导与文艺家创作实践构成的二元维度被复杂化了，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视为由二元维度转变为三元维度：文艺管理部门领导文艺的重点，除了文艺家的创作实践外，更多的精力要放在文化市场及其资本运行的引导和管理；然而，文化产业资本也不可能是被动发展的，资本运作下的文化产品既可能通过政府管理部门，从项目资助、市场票房、政府奖励、行业评奖等各个方面获得利益，同时又可以拿出一部分利润来鼓励作家创作、评论家制造舆论、媒体宣传，等等。互相促进，良性循环。这个前提下，我们再来讨论文艺评论的问题，就看得比较清楚了：文艺评论进入高校机制以后，越来越趋向学院化、学理化、学术化，缺点是不接地气，容易脱离创作实际，过分醉心于繁琐玄虚的理论分析。但是真正的学院批评与文化产品营销宣传毫无关系，也不应该含有急功近利的目的，然而在市场经济主导下的文化生产领域，文艺评论又是不可或缺的舆论宣传工具，它不是净土。于是，学院批评也可能朝着媒体批评转化。当媒体批评一旦被市场、资本、权力操控，就很难排除文艺评论被世俗人情和现实利益所利用，也很难排除一些无良刊物为了博人眼球而哄抬谩骂、呼风唤雨，搅乱文坛视线。当下文艺领域存在着很多乱象，都可以从文化产业资本的介入角度得到合理的解释。

应当承认，党的领导、文艺家的创作实践、文化产业资本的介入，三维之间营造了丰富的运动张力和滋润的生态环境，虽有乱象也有生机，但比原先的模式更加有利促进文艺创作，更加有利满足多层次多元素的社会人群的审美需要。几十年来，人们可能对当代文学发展状况多有不满足，但对于市场化带来文艺创作的繁荣和多样化的大趋势则无可非议。在21世纪文学发展的20年间，文学艺术的价值观多元并存，不同文类的文学创作也多元并存。纸质媒体与新媒体争宠于读物市场，主流文学与网络文学都得到长足的竞争力，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也互相不排斥：前者的高标是2012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一大批主流作家的创作得到了国内外读书界的喜爱，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已经不是一个空洞愿景，标志着五四新文学的主流传统在当代环境下获得了世界性的确认；后者的证明是新媒体各类写作蔚为大观，网络小说中的不同文类都有迅速发展的势头，与一百年前的晚清小说潮流竟有了暗暗对接的奇观。许多网络小说被改编、搬上银幕和荧屏，获得主流批评的首肯。大量发表在自媒体、自己印刷出版的新诗创作无视国家专业刊物的权威，心灵表达更加自由，形式探索也更加多样，在诗歌圈行内与民间道路上自娱自乐，同气相求。戏剧舞台上也同样呈现出多元多样的态势，国家剧社与民营剧社两条腿发展的道路越走越宽阔，除主旋律作品通过政府资助得以提升外，艺术家在创作实践中也创作出不少艺术上乘、通过票房检验证明观众喜爱的优秀作品。由此形成当下文学态势的“三分天下”：主旋律文学通过政府资助、奖项活动来调控整个创作导向，精英文学转向民间立场写作，坚持独立声音，在学术圈里依然被看好，而一部分走市场的文学则离开了纯文学追求，向影视、网络、新媒体、通俗读物等方面靠拢，以求获得更大利益。多种价值取向各得其所，相安无事。［18］

应当承认，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来管理文学艺术、繁荣文学艺术，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还是一个新的任务，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积累、总结经验，摸石头过河，摸索出一条既合乎社会发展规律、又能够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良性循环道路。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真正的文化诉求。回顾百年党建与百年新文学的关系，民主革命时期，党明确把文艺作为革命战争的一部分，要求文艺发挥“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战斗作用；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又明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但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艺实践，也曾遇到过曲折。40多年来改革开放、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党对文艺的领导思想与策略都有所调整，尽管许多具体的实施还有待进一步实践的检验，但从总体上说，希望是越来越重视现代管理制度的建设和健全，越来越尊重艺术实践的特征规律和艺术家的精神劳动，越来越向着真正满足人民大众日益增长、日益丰富的精神审美需要去努力。如果我们能够以这样良好的精神状态进入2021年，那么，未来的文学艺术一定能为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

注释

［1］2010年，笔者撰文《对新世纪十年文学的一点理解》描述过这个观点：“新世纪开始之际，有两个事件对中国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一个是911事件，美国的霸权地位受到挑战，直接导致了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冲突，美国政府用反恐取代了以前的意识形态冷战，中国的经济发展获得了一个有利的世界环境；另一个是中国加入了WTO，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国际经济制度接轨，成为世界经济组织的一个成员，革命时代的桀骜习性逐渐被理性的合作精神所取代，中国向世界开放了难以想象的庞大市场，同时，国内许多政策不能不受到制约，经济发展更加有序。这两个事件直接导致了中国经济的飞跃发展，这是近十年来全世界有目共睹的事实。”（《文艺争鸣》2010年第4期）近年发生的中美冲突，尤其是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都可以从20年前这两个事件中找到因果关系。

［2］2012年11月8日，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作了题为《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报告，提出了“三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2016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补充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并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3］参见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英汉对照）》，欧阳哲生、刘红中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版。欧阳哲生这样阐述胡适关于“文艺复兴”的思想：“文艺复兴是近代西方早已发明并使用的一个名词，胡适最初也是从西方文艺复兴运动那里获得以白话文作为国语的灵感和启示。胡适使用该词时，或特指新文化运动，或指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或指明末清初以来中国包括考证学在内的‘文艺复兴’，或泛指宋代以降包括宋明理学、清代考证学、近代新文化运动在内的‘文艺复兴’趋势。”（欧阳哲生：《中国的文艺复兴——胡适以中国文化为题材的英文作品解析》，《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4期）

［4］周扬的原话是：“本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经历了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延安整风运动是第二次，目前正在进行的思想解放运动是第三次。历史已经证明，每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都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周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79年5月7日）

［5］毛泽东原话：“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参见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8页，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下同。

［6］毛泽东的原话：“这一时期，是一方面反革命的‘围剿’，又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时期。这时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但结果却相反，两种‘围剿’都惨败了。作为军事‘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红军的北上抗日；作为文化‘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1935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而作为这两种‘围剿’之共同结果的东西，则是全国人民的觉悟。这三者都是积极的结果。其中最奇怪的，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为什么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了？这还不可以深长思之吗？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参见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2—663页。

［7］关于新文学初期的先锋性因素，请参见拙作《试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锋性》，初刊《复旦学报》2005年第6期，收入《陈思和文集》第6卷《新文学整体观》，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下同。

［8］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诞生的法国超现实主义运动、俄罗斯未来主义运动等领袖们，包括大诗人阿拉贡、马雅科夫斯基等，都转向了现实的革命运动。也有右翼的先锋运动如意大利的未来主义领袖马里内蒂，后来转向了法西斯主义。

［9］“先锋”和“常态”是笔者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运行的一种模式。“先锋性”是指一种思想超前的激进文学运动，作家们站在时代变化的前沿，提出社会集中需要解决的问题，预示着社会变化的未来。先锋运动一般通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或批判运动，一下子把传统断裂，并在断裂中提出新的范式。这个变化不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自然发生的，而是用一种革命精神去推动社会激变。20世纪中国发生许多或大或小的文学运动，都可归纳为先锋运动，它们构成了推动20世纪中国文学常态发展的特殊力量。“常态性”是指社会变化了，必然发生与之相符合的文化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常态的，是20世纪文学的主流。（参见拙文《试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锋性》《先锋与常态——现代文学史的两种基本形态》《从“少年情怀”到“中年危机”——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视角》等，均收入《陈思和文集》第6卷《新文学整体观》。）

［10］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文艺界的批判运动应属于“运动型治理机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参阅周雪光《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个组织学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但本文从文学史的角度分析，在中国共产党与现代文学的关系上，新文学初期的先锋性因素显然影响了中共早期的领导者，同时又通过党的政策路线返回到当代文学的治理机制。

［11］引自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参见《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文艺》，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文化组编，第187—188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年版，下同。

［12］参见王蒙《王蒙自传第二部：大块文章》，第222页，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版。

［13］毛泽东原话：“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五四’以来，这支文化军队就在中国形成，帮助了中国革命，使中国的封建文化和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买办文化的地盘逐渐缩小，其力量逐渐削弱。”参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4页，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

［14］何其芳：《毛泽东之歌》，《何其芳全集》第7卷，蓝棣之主编，第416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5］引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5页。胡乔木1981年在中宣部召集的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修正了毛泽东的原意，胡乔木的原话是：“作家要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的立场上，创造文学艺术的作品，来团结和教育人民，惊醒和鼓舞人民，推动人民为反对敌人、改造旧社会旧思想、建设新社会新生活而斗争。这些都是完全正确的。”参见胡乔木《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参阅《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文艺》，第322页。我们对照这两段话：胡乔木对毛泽东说的“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四个语气急促、意义密集的排比句做了修改，加入了许多修饰性的句子成分，并且删掉了“消灭敌人”，这样一来，在胡乔木的修正过程中，删隐了革命时期的“消灭敌人”需求。很显然，胡乔木作出的修正，是适应时代的新需求，是毛泽东思想在新形势下的新发展。

［16］胡乔木的完整表述如下：“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代，党中央提出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为人民服务，决不可以跟为工农兵服务对立起来。虽然工农兵不能够代替全体人民，但是他们究竟是人民的最大多数。社会主义社会的知识分子，也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也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说的‘群众的政治’。为社会主义服务，跟为政治服务的提法比较起来，前一个提法更加准确、更加清楚……”胡乔木接下去还有很长篇幅的论述，他重申了邓小平的观点：“这也是因为，为政治服务可以并且曾经被理解为当前的某一项政策，某一项临时性的政治任务、政治事件……”参见胡乔木《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第322—323页。

［17］关于文艺服务对象的修正，最早是周扬在1962年为纪念《讲话》发表二十周年所写的《人民日报》社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里提到这个想法，他指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的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全体人民都应当是我们文艺服务的对象和工作的对象”，“群众需要的多样性，生活本身的多样性，决定了文学艺术的多样性。”（《人民日报》1962年5月23日）周扬把文艺服务对象问题与文艺多元性多样性联系在一起论述是有点见地的：只有放宽了文艺服务的对象范围，才有可能是最为广大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发挥文学艺术的多样性。周扬这一提法与1956年中国共产党八大对当时社会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的判断相符合的。可惜这一提议很快被打断，未能坚持发展下去。

［18］关于21世纪文学态势的分析，可参见拙作《跨入新世纪的中国文学》《对新世纪十年文学的一点理解》《再谈对新世纪十年文学的理解》《书写当代，开创未来——上海文艺版〈新世纪小说大系〉总序》等，均收入《陈思和文集》第3卷《在场笔记》，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这些成果主要反映了笔者对21世纪最初10年文学的观察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