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近期热播的电视剧《觉醒年代》中，李大钊、陈独秀不止一次提到“爱国心”与“自觉心”。恰好，在家藏文本中就有相关文献——一套四集的《近世文选》，第一集中有李大钊的文章。1923 年8 月，《近世文选》问世，而后多次再版，家藏此著为1926 年第四版。书中收入了李大钊的《与章行严论厌世书》，同时收入了章行严的《答李大钊论厌世书》。李大钊的这篇文章为针对陈独秀的一篇文章《自觉心与爱国心》而作，而章士钊（字行严）的这篇文章又是答复李大钊的。这就更吸引人们去收藏与研究这三位名士当年在东京聚首，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文献史料。

1914 年是甲寅年，民国名流章行严在日本东京创办了《甲寅》杂志，自任主编，聘陈独秀为编辑。那时，李大钊正在东京早稻田大学留学。1914年11 月，《甲寅》杂志第4 号刊发了陈独秀的文章《自觉心与爱国心》，表达了对爱国问题的独特思考，其有伤民族感情的激愤言辞正表明他心灵深处饱含着的对民主国家的呼唤，也展示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近代爱国观的形成，这便是爱国救亡与民主自由的统一。李大钊看到陈独秀的这篇文章，产生了一些想法，写成一篇文章，投给主编章士钊，在1915 年8 月《甲寅》（第8 号）杂志发表。李大钊的文章发表前，在章士钊撮合下，陈独秀、李大钊在东京首次会晤，相谈融洽，并结下友谊，为日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奠定了良好基础。陈独秀、李大钊东京相会、著文论道，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段佳话。

出于版本研究的需要，查阅相关著述，在一本李大钊年谱中看到如下记述：李大钊“1915 年8 月10 日，在《甲寅》杂志第1 卷第8 号发表《厌世心与自觉心》。系针对陈独秀的《自觉心与爱国心》一文而作”。而在该著后面，又有记述：1918 年“本年，致信章士钊，论厌世问题”“按：此信收录于1923年出版的《中国大学学术讲演集》第一集时定名为《李大钊书信：与章行严（章士钊）论厌世书》（1918 年），并附有章行严《答李大钊论厌世文》（1918年）。在这两信之后，还附有关于厌世问题讨论的来龙去脉。”在脚注中，又进一步提出：“1998 年7 月8 日，秦杰将《中国大学学术讲演集》第一集送请李葆华鉴定，李葆华称之为‘珍贵文物’；但目前已出版的各种版本的李大钊文集或全集，均未收入此文。”

这是怎么回事呢？正好同城藏友小刘收藏一本《中国大学学术讲演集》第一集。微信联络查询，结果令人一惊，这本《中国大学学术讲演集》第一集中，根本就没有李大钊、章士钊讨论厌世心的文章，而是收入了李大钊的另外两篇文章：《社会问题与政治》和《共产主义历史之变迁》。其他各集，也没有收入李大钊的《与章行严论厌世书》，以及章士钊的《答李大钊论厌世书》，更没有“附有关于厌世问题讨论的来龙去脉”。

无疑，这是一个版本误会。可这个误会是怎样产生的呢？ 有很大可能源自一个网络消息。即有网站详细介绍了这一情况：“拍品中早期中共党内职务高的革命先烈著作原版珍本占比重较大。李大钊遗篇珍本有四种（1923—1924），且为李大钊长子李葆华的签名本。如有《中国大学学术讲演集（第一集）》（1923 年中国大学编印本），内收李大钊1923 年3 月演讲记录两篇，16000 字。这两篇演讲从记录到篇名，均可确认1964 年版《李大钊选集》中的该篇为节选本，失收千余字，李葆华称之为70 年来李大钊研究的重大发现。另外有李大钊史学代表著作《史学要论》（百科小丛书之一），1924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1939年燕京大学近代文编》（上、下册），收录有李大钊书信《与章行严（士钊）论厌世书》（1918 年），并附章行严（士钊）著《答李大钊论厌世文》（1918 年），这是李大钊书信体文学名篇，附件则反映了该作品的来龙去脉，因而被李葆华称为‘日寇铁蹄下留存的文物’。这些价值连城的拍品，多年前就有博物馆想重金征集。”

对比发现，前述著述引用时，首尾错接，出了问题。而且，《1939 年燕京大学近代文编》的书名引用也不精准。书名应是《燕京大学近代文编》，上册或下册，民国28 年（1939）；或是《近代文编》，因书中的书名页中只有“近代文编”几个字。这部书中确有李大钊、章士钊的这两篇文章。网上的文字为《答李大钊论厌世文》，也不准确，应是《答李大钊论厌世书》。

至此，可以得出结论：第一，1923年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的《近世文选》，是最早收录李大钊、章士钊探讨陈独秀《爱国心与自觉心》文章的图书。第二，1939 年燕京大学国文学系印行的《近代文编》，也收录李大钊、章士钊探讨陈独秀《爱国心与自觉心》的文章。第三，1923 年《中国大学学术讲演集（第一集）》与李大钊、章士钊探讨陈独秀的文章无关。第四，网络原文行文不严谨，此后截取、引用时大意而出错。

李大钊的《与章行严论厌世书》（1918）、章士钊《答李大钊论厌世书》（1918 年）中的1918 年是何来历，一时查无实据。但可以肯定的是，1918 年版本的李大钊、章士钊论厌世书的文章是不存在的。因为，《近代文选》中的李大钊、章士钊论厌世书的文章，都引自《甲寅》杂志。李大钊、章士钊论厌世书在《甲寅》杂志发表后，不大可能再重新撰写或编排相同名称与内容的文章，更何况，在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1918 年中国的形势已不同于1914 年、1915 年，陈独秀、李大钊、章士钊的革命思想有了新的深化，革命境界已经有了很大提升，并且踏上了新革命征程，也没必要再重复作这类文章，很有可能是标注错误。无独有偶，第四版《近世文选》也出现了同一出版社不同年份两种版本，即本藏品的1926 年11 月第四版、1929年9 月第四版，推测有一种印错版别。后来查到还有1929 年3 月第五版，这说明1929 年9 月第四版的版次印错了。

版本易出错，不能轻信。读书不能孤立去读，不妨采取参照的办法，相互印证。最好是边读边发问、边查考，这样肯定收获多出错少。越研究越深知，《近代文选》刊载的李大钊、章士钊论厌世书的文章，具有特殊的版本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