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回顾革命征程中的文艺创作，姚雪垠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是不能淡忘的，因为它在百年文学历史中有着独特的贡献。《李自成》创作初期，曾得到茅盾的高度赞赏，还受到了毛主席的重视，并给予支持。《李自成》甫一出版，便洛阳纸贵，风靡文坛，第二卷随即获首届茅盾文学奖。茅盾先生评价《李自成》说：“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来解剖这个封建社会，并再现其复杂变幻的矛盾的本相，五四以后也没有人尝试过，作者是填补空白的第一人”。（《关于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茅盾著）严家炎在《读〈李自成〉初探》一文中写道：“《李自成》这部长篇，既有严格的历史依据，又有深刻的思想见解，它真实地、深刻地反映了明朝末年由李自成领导的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战争。”他又在《时代催生文学的现代化》中谈道：“《李自成》是迄今为止长篇历史小说中成就最高的一部。”

就我的阅读体会来说，《李自成》的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是融为一体的。文学的艺术性，无论中外、流派有何不同，作为意识形态，它是与作家的思想倾向紧密相连的，也就是说，它是服从于作家的思想需要的。由于姚雪垠是“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写《李自成》的，便不能不联想到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那就是文学的阶级属性。由此又想起了鲁迅那段批判“文学超阶级论”的重要论述。鲁迅说：“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予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鲁迅全集》）“文学超阶级论”，从上世纪30年代受到鲁迅的批判，到现在仍然存活在某些人的文学思想中。“超阶级论”者不愿意承认文学的阶级性，似乎一提“阶级性”与“阶级斗争”，就是亵渎了文学的微妙与纯粹；而只有高谈文学写“人性”，这才是文学的“高超”。需要明确的是，“文学写人性”是不错的，不写人性，如何刻画塑造人物？但在阶级社会中，“人性”本身是包含了“阶级性”在内的（人的某些“动物性”除外）。这个常识性问题，有什么值得戒备与争议的呢？在这个问题上，《李自成》与“超阶级论”者截然不同。姚雪垠是无产阶级革命论者，《李自成》是一部“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写“阶级斗争”的小说。

《李自成》如同《水浒传》那样，作者站在了农民革命的立场上，将无产阶级的革命激情，寄于笔下，如波涛汹涌，一泻千里，成就了一部300万字的革命英雄史诗。在当代某些文学史著作中，将其列为“红色经典”，是名副其实的。（《红色经典的文学价值》，阎浩岗著）

《李自成》的艺术思想价值，在“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这方面最为显要。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郭沫若写了《甲申三百年祭》；姚雪垠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开始酝酿创作《李自成》，两位文学家以不同的体裁写作同一个故事，并非偶然的巧合，而是相同的思想导向使然。这思想导向是什么？就是希望用历史这面“镜子”，为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江山永固”做鉴戒！这种出自革命意识的家国情怀，首先体现的是作家与文学的思想禀赋，古人有谓：“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文心雕龙·程器》，刘勰著）写文章要有益于国家，身负重担要想到栋梁的作用。这是古人对于文学家的要求，也是对于文学思想的阐扬。当今文学，以小说最为繁荣，尤以长篇小说为重镇。“纬军国”，“任栋梁”这样的“定义”，看似期许过高，却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国古代大文学家，如屈原、贾谊、范仲淹、王安石等等，无不既是文学大家，又是政治思想家。他们的文学作品，传之千秋而不朽，其原因当在于此。

进步的中国文学艺术家，有一个宝贵的思想传统，就是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当代作家，不少人继承发扬了这个传统，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几十年中，出现了一批优秀作家，创作出了一批堪称“红色经典”的文学作品，《李自成》是其中之一。《李自成》既是一部农民革命的颂歌，也是一部慷慨悲壮的英雄失路的祭歌。它描写农民起义军，坚持革命战争十余年，给封建势力以沉重打击，横扫大半个中国，以摧枯拉朽之势，攻占明王朝首都北京，建立了大顺政权。但在政权建立之后，却犯了战略性错误。一是政权内部居功自傲，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滋生了享乐思想与腐败行为；二是放松了对内外敌对势力的警惕和防御措施，于是，北京“大顺政权”仅仅维持了42天，便在外敌入侵下，败如秋风落叶，一蹶不振，遂成千古恨！这是多么深刻的历史教训！

《李自成》这部历史小说，反映了中华民族在历史进程中不怕牺牲、勇于开创历史新天地的奋斗精神；同时也在作品营造的悲剧氛围中提供了沉痛的历史借鉴，足以启迪来者。

中国文学的社会主义性质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不会改变的。随着中华民族的崛起和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深入发展，回首前尘，重读《李自成》，依然令人获益良多。透过《李自成》那复线结构的缤纷恢弘的社会画面，我们看到了它的“文心”所在：革命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永远是一个民族前进和崛起的精神灯塔。社会前进的光辉途程，就像一面镜子的视频，随时映照着人们前进的脚步。无论是胜利的，还是失败的，它给现实的人们留下的，都是弥足珍贵的路标。

中国文学“红色经典”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中华民族“文心”相融合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独特“江山”！在中国文学艺术史的长廊中，“红色经典”的革命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恢弘篇章，必将奕世长存，永放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