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东西的写作，似乎从未成为文坛热点，但他时有重要作品问世，其写作的独异价值也一直在累积，直至最近的长篇小说《回响》发表，我认为他已是中国最具思考力，也最重要的几个作家之一。之前对东西的讨论，将他放诸“广西三剑客”或“晚生代”的标签中，或探究其写作如何体现了南方风格，或解读20世纪90年代语境下他对先锋文学的接纳与逆反，这些都未必合身。东西的独特，在于他与地方、时代既契合又抽离的关系——在认同“南方”与走出“南方”之间，在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混杂糅合之间。东西小说的写作伦理中，散发着一种“还没有完全被现代城市文明及人道主义驯服”（1）的混沌野性。

1966年，东西生于广西河池市天峨县谷里村。对这个给予他痛苦而惊惶的童年回忆，又源源不断为他提供原初写作动力的谷里，对成全了他又在某种程度上黏滞了他的广西以至南方，东西感情复杂：“南方于我，最初只是一个小小的村落。”“我记住她，但是还没有确定爱她。她仅仅是一个我不得不接受的生存环境。我甚至还为这块我生存的地方曾经被叫作南蛮之地而感到害羞。”（2）屈原、沈从文、福克纳的存在，让东西认可了南方的正当性，但“走出南方”的焦虑仍然围绕着他，如徐勇所说，东西想“从边缘走向中心，以及摆脱中国南方进而走向世界”。（3）这或许能部分解释，东西的小说何以常常模糊故事地点，淡化人物地域背景，对方言、风俗等元素的应用也极为克制，他有意使“地方”的存在感变得抽象，“这已经没有南北之分，就像随着空调机普遍的使用，无论是北方或者南方，我们时常都处在一种恒温之中”。（4）可见，东西从一开始就想写出普遍的人性冲突，写出每一个人都会遇见的日常困境。

1992年，东西在发表《祖先》和《相貌》后，开始进入批评界的视野；1996年，《没有语言的生活》发表，其重要性开始凸显出来。张清华认为，东西这代作家既在哲学寓意和叙事形式上受先锋文学影响，又作为“新生代”有自己的明显标记，即“更具有当下的现实感与世俗性”。（5）苏沙丽认为，东西的先锋气质在于他对人存在境遇及心灵问题的勘探，其与先锋文学的不同则在于东西小说更实在的社会历史语境，及在讲故事、塑造人物上向传统回归。（6）胡传吉评价东西“善于在‘现实主义’中表现‘现代主义’”。（7）张燕玲等人认为，东西小说“题材现实，手法现代”，可称为“荒诞现实主义”，“不是再现式的现实主义，而是表现式的现实主义”；张柱林则认为东西的写作笼罩在寓言式的氛围中，在讽喻性、象征性的意义上，让作品获得总体性、普遍性和典型性，属于“寓幻现实主义”。（8）尽管对东西的艺术风貌，大家说法不一，但东西具有直面现实的勇气和力量，却是文学界的共识之一。

一、从荒诞出发

荒诞是东西小说的一个关键词，在他看来，荒诞是更内在的生活真实。“现实中每天都有荒诞的故事发生，有时甚至超越虚构”，荒诞也是“介入现实的有力武器”。（9）张清华、杨希帅认为，内在于现实的荒诞，是东西长篇小说最重要的共同特点。（10）其实，东西的每一部作品，都书写着不同的痛苦经验，及人类根本性的、无法摆脱的荒诞境遇。在他的小说中，荒诞既是形式，浸润在语言、文体、叙述方式之中；也是内容，渗透在他小说的各种细部和场景之中。

1996年发表的《没有语言的生活》，是东西早期小说中最重要的一部。一个家庭集聚了瞎子父亲、聋人儿子、哑巴儿媳的极致设定，当然是有意为之的荒诞，但更深层的荒诞，却是人在失去语言能力后的真实处境：对这家人而言，“没有语言的生活”反而能孕育温馨的时刻，而试图辨识语言、发出声音的过程，只会加剧自身的孤独。陈舒劼指出，《没有语言的生活》突出了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性地位——在王胜利（王家宽儿子）身上，现实依赖语言才得以出现，王家人在失去语言的同时，也失去了自身的社会标志及尊严。（11）潘颂汉说，聋子、哑巴和瞎子组成的家庭，“表达的正是在言语的机锋面前保持的沉默和相对的隔绝，以期达成个体在伤害前的弱势自保，这是恶托邦里的人性捍卫，也是道德的自我坚守”。（12）以小说探讨语言、交流、失语等生存问题，这在当时是非常先锋的写法，即便是今天，失语和无声仍然是很多现代人的真实困境。看似众声喧哗，但不少无声的群体，依旧无法找到自己的发声方式，即便他们发出了微弱的声音，很多时候换来的也不过是社会对其苦难的娱乐化、商品化。较之仅以王家人的失语取乐、尚无能力贩卖他们的悲哀的那些村里人，以及尚能以沉默为脆弱屏障的王家人，我们会忽然警觉，今天很多人面临的语言悲剧，或许比20多年前还要隐蔽和残酷——这正是《没有语言的生活》跨时空的意义所在。

相较《没有语言的生活》，1997年发表的长篇小说《耳光响亮》，则用更加谑笑、幽默、反讽的语调，在对政治口号、民间俗语、传统诗句的引用与改造中，尝试还原一个粗俗、失序、野蛮生长的民间，解构传统伦理和革命话语的崇高性。当张钧批评《耳光响亮》的人物语言由于戏仿和反讽，失去了个性与实感，变得观念化时，东西也承认自己“有时只顾痛快，也就是手不听脑子的使唤，一味地痛快下去，就犯了这种毛病”。（13）2005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后悔录》，似乎就更注意语言的生活化、真实感，故而我们能从曾广贤的饶舌中，见出一个人更有诚意的孤独。发表于2015年的长篇小说《篡改的命》则引发批评界的热议，大家看法不一。丛治辰认为，《篡改的命》中的知识分子语言、网络语言是东西故意贴上的标签，意在强化文本的荒诞，彰显作者的在场，使小说的世界观变得更暧昧与丰富。（14）田耳感觉，东西出其不意地安置网络新词，将古典、现代的诗文词句植入农民嘴里的做法，隐含他对语词的敏感、焦虑，“是我们这个难以命名、难以指称的奇葩时代最真实的语言生态”，（15）以狂欢式的表达和聒噪的表象，隐藏一个时代的失语和孤独。双雪涛的看法近于田耳，认为《篡改的命》中“死磕”“弱爆”“屌丝”“抓狂”等章标题“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独特产物，这是我们这个平庸又癫狂时代的官方语言，这是我们无法回避而找上我们的思维逻辑”。（16）徐刚则觉得这些流行词“是一位唯恐‘落伍’的作者竭力显示自己‘时代见证’的最佳方式”，“多少显得有些做作和轻佻”。（17）但也必须看到，《篡改的命》对流行词、知识术语的拼贴使用，是小说中作者刻意的强力凸显，可以带来间离的审美效果，深化故事的荒诞感，将过去与现在若即若离地相连，为当下的语言创造更广阔的使用空间。这不仅是对网络语言的活化，也是写作主动回应时代的实例，有了俗语、雅言、热词的融汇一炉，东西的小说语言才更见勃然生机。

东西的许多小说，或淡化背景、时间、地点，如《没有语言的生活》《篡改的命》；或围绕一个主题展开，有强烈的讽喻色彩，如《反义词大楼》《耳光响亮》《后悔录》。正因为如此，评论界有着很多关于东西写作“寓言性”的讨论，这也是理解他小说的重要入口。张学昕认为，东西小说具有极强的寓言性品质，《私了》《没有语言的生活》中词与物的错位，使小说从对现实的描摹延伸为超现实的寓言，呈现出生活荒诞可笑的状态。（18）张柱林说，东西的《耳光响亮》正式宣告其把情景与结构、具体与普遍、现实与幻想语言杂糅统一的寓幻现实主义登场；《篡改的命》则包含着总体性的国族寓言——不改变结构，就不可能改变命运。（19）张清华认为《篡改的命》是真实性与寓言性的统一，小说昭示的一个农民乃至整个农村的命运寓言，就是农民一切努力的结果都只是拉大了时间赋予的先天差距，同时还要付出鲜血、身体、卖命钱、意外伤病等代价，甚至所有的尊严。“城市吸引和召唤着他们，同时也诱惑和改变着他们，最终销蚀和毁灭着他们。”（20）王宏图则认为，东西的《后悔录》中，曾广贤“只是作者意念的化身，为了充分展现后悔这一普遍性的心理状态，作者将其愚蠢推向了极致”。小说中的世界只是图示化的背景，与人物的性格命运未曾水乳交融，这是寓言化写作的印记，也显示出东西身为创作主体，对一种超越性的价值维度的想象失败。（21）徐刚将“《耳光响亮》《没有语言的生活》等作品寓言化的叙事风格”视为东西“通过荒诞不经的故事情节挖掘文本隐喻意义的惯常模式”，（22）多少也有暗示东西在一段时间内过于依赖寓言化的写作模式，需更注重艺术的新变之意。其实，《后悔录》中曾广贤的愚蠢，不足以成为小说失真的理由，东西想探问的，并非后悔的普遍性，而是曾广贤“后悔”的原因——是怎样的社会、历史与家庭语境，将他形塑为一个永远在“后悔”却无法行动的愚者和懦夫。以此看来，《后悔录》的荒诞，未尝不是一种残酷的真实，意念/主题先行、隐喻色彩强烈的写作，未尝不能诞生好作品。

东西小说的荒诞感，相当程度上由重复叙事、极致叙事放大而来，但这种带有大量巧合和强烈戏剧性的书写，是带来惊心动魄的阅读体验、呈现高度凝结的真实，还是会冲淡小说的真实品质、使叙事失去信任度，学界同样有不同意见。张清华、杨希帅认为，东西的重复修辞，更突出阶层固化的现实、底层改命的无望，把极端化写作推到极致，强化了人物的命运感和悲剧感；极端化写作的方式，契合于东西的故事内容，使其书写既有接近先锋文学的美学风格，也有异于其他作家的充沛力量感。（23）丛治辰读《篡改的命》时，既觉其中巧合过多，又觉有时恰恰是那些巧合，给人非常强烈的心理震撼。（24）彭恬静、张柱林也持此见。我在当时的一篇评论中也认为，《篡改的命》以苦难叠加、戏剧化冲突等方式，创造的“超现实的情境”，目的是探求生存苦难的根源与本质，以及它变形之后的荒诞面貌。东西没有偏离现实的视界，而是通过强化效果来产生意义，他笔下很多“超现实的情境”依然真实可信。（25）胡传吉认为，《后悔录》“后半部分的叙事对紧张的迷恋显示出作者从容驾驭能力的薄弱，世俗趣味越发往下走”，（26）有时在情节荒诞性、戏剧性上的用力过度，使小说内部正在进行的精神追问突然断裂，也使叙事张弛无度；《篡改的命》同样有戏剧化冲突减弱真实度的局限，且过于依赖新闻事件。（27）方岩如此评论《篡改的命》：“作家若为凸显自身的政治/道德诉求，而把小说处理成类似于新闻的同质性话语，他动摇的是文学本身的合法性，从写作伦理的角度而言，这本身就是不道德的。”（28）

确实，《后悔录》《篡改的命》等作品中极致的巧合、重复，有时令人难以置信，但也不能否认，许多人的生活正是以极度甚至重复的苦难为日常的，而更多的人，则无法相信这种现实。这也是东西认为这世界之所以荒诞的原因之一。荒诞是东西对这个世界的指证，也是东西所有小说的关键词，他的所有小说几乎都在陈述这个事实。活着是荒诞的，试图摆脱这种荒诞的方式本身也是荒诞的。《救命》中，不守信的人可以随便消失，潇洒活着，只剩下好人去关心他人，被纠缠，被迫陷入困苦烦累，直至自己妻离子散。《肚子的记忆》里，医生姚三才为完成自己的医学论文，将自己想到的各种发病缘由都往病患王小肯身上套，甚至通过和王小肯妻子通奸的方式，询问出王小肯的家庭收入和父子关系等，使尽各种办法让王小肯签字承认自己有病。《篡改的命》中，汪长尺为了改变儿子的命运，决定把儿子送到仇人身边抚养，为了儿子，甚至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这一切，全是无以复加的荒诞。面对光怪陆离的当代生活，荒诞已不是一种文学修辞，无须作家刻意去扭曲生活的逻辑，或者用夸张的手法去写一种貌似离奇的生活——荒诞已经成了生活本身。要写出这种生活的荒诞感，光有幽默的才华是不够的，更重要的还要看到荒诞背后有怎样不堪、破败的记忆，又藏着怎样的心酸和悲凉。说实话，能够看穿生活底牌的作家，他在骨子里一定是悲哀、绝望的，而东西正是通过荒诞、悲哀和绝望这些事物来反抗生存，批判社会。（29）

二、身体这个囚牢

身体是东西小说的另一个关键词。东西对身体感觉的敏锐，对身体语言的重视，使得他总能通过叙事让身体获得独立的存在感。他的小说不乏性的乖张、肉体的浮浪，但那不是东西笔下的重点，东西真正的目的，是想把身体从社会秩序、人伦道德、政治意识的层层包裹中解开，还原人本真、自然的状态。但人总是无法脱离各种思想束缚而自为存在，因此，东西小说里的人总是矛盾的、挣扎的，他们既活在一种本能里，又活在一种精神的想象里。

发表于2000年的中篇小说《不要问我》，被一些论者认为是理性对身体的压抑，这当然是一个角度，但隐藏的深层叩问是：人离开身份（社会给定的理性秩序）后，是否能够生存？徐勇认为，小说中卫国逃离的西安是文化秩序的象征，南下去往的北海则代表政治、文化中心之外的自由愿景和浪漫想象，但“即使逃到天涯海角，现实也并不接纳一个没有身份的人”。（30）黄伟林认为，丢失的皮箱是卫国所有的想象、所有的可能性与所有不能实现的愿望，他需要不断用它证明与确认自己日益模糊的身份，但随着皮箱内容的不断增加，人们对皮箱和“卫国”这一身份的信任也不断减少。（31）卫国丢失的皮箱象征着他在社会中曾被给定的位置，而卫国对皮箱的不断寻找，坚称自己是“卫国，男，现年二十八岁，未婚，副教授……”的举动，多少暗示了他对旧日身份的留恋。卫国之死，不仅是社会对没有身份的身体的拒绝，也是卫国发现自己不能接受“卫国”这一身份的死亡，但又不能重构一个让自己认同的身份之后的绝望。

把毛泽东的逝世和牛家父亲牛正国的失踪放在同一天，并从此开始讲述的长篇小说《耳光响亮》，无疑适合做政治与历史隐喻方面的解读。黄伟林认为东西小说中的“父亲”是“历史”的化身，寻找父亲的过程便是试图重返历史，并在其中或迷失意义，或生产历史。（32）张清华认为，《耳光响亮》在越南寻到父亲下落的设置，隐喻了越南与中国相似的历史与意识形态，使“后文革时代”这样一种既戏剧又现实的生活，在别处也成为可能，延伸了小说的荒诞。（33）不过，《耳光响亮》中的“失父”，也许是想讨论，失父/弑父后，把传统的家庭伦理乃至更宽泛的人和人之间相处本应遵循的道德法则抛弃之后，生活会变成怎样？潘颂汉的阐释是：“《耳光响亮》中父亲的失踪和母亲的出走使牛家顿时堕入文化、道德与秩序的真空，因而造就了强烈的历史断裂感，也助长了文化破碎感与虚无感的升腾。”（34）在这种真空中，人的本能得到了极大的释放，我们看到年轻美丽的女性（牛红梅）被追逐、被强迫，外来的强壮男性（金大印）有权占有族群（牛家）内的所有女性（何碧雪、牛红梅母女二人），人间仿佛动物世界，充满了野蛮、无耻的生命气息。但在小说结尾，金大印迎娶牛红梅途中对所有人的“不能回头”的要求，正说出了牛家人潜意识的恐慌：“回头”，象征着以过去的价值体系与感情尺度衡量现在，害怕在比较中现出此刻巨大的一无所有，他们不敢回头，不敢面对道德与良心的审判——这恰恰是他们最后的道德感。

如果说，《耳光响亮》某种程度上讨论了人放纵本能之后带来的后果，《后悔录》则是本能极度压抑而造就的悲剧。《后悔录》想说，身体本能的错位、性格心理的变态，使“人们已经不能正常地把自己当作一个正常人对待”，（35）不能正常地思考和表达，“怯懦与暴戾、无能与妄想，软弱与过激……总是混淆在一起”。（36）通过对个人隐秘空间的扼杀、“清洁”“纯净”等幻觉对身体的监管、社会对人的劳动工具化，（37）东西写出了从“文革”时代到“后文革”时代的观念巨变如何让人“身心紧缩，仿佛瞬间经历冰火”，（38）让人重新思考光明、黑暗、正义、卑鄙、流氓等被特定历史语境扭曲过的词语之内涵，并意识到有必要为身与心、欲与理寻找一种既不紧绷也不松弛的合适张力。

“后悔”是曾广贤作为历史与社会中的格格不入者，尝试梳理生命与修复伤痕的方式。曾广贤的“后悔”是一种自省，一种对个人命运的承担，“这样的自省，并非要把曾广贤变成另一个人，而是要让他更坚定地成为现在这个人”。（39）郜元宝则称，使一切可笑荒唐的性心理、性行为持续下去的，恰恰是这个“后悔”，因为后悔拒绝根本的省察，使人满足于片面的反思，重复新一轮的犯错和后悔，在错误中愈陷愈深。（40）这两种观点看似矛盾，实际上却互为佐证：曾广贤是如此诚实与有责任感，如此地懦弱与无能，以至于他只能用“后悔”的方式尝试承担自己的命运。小说最后，曾广贤说自己唯一不后悔的一件事，便是没有和父亲的老伴私通，此时，他的父亲眼角有泪花，“好像醒了”。（41）他父亲如果真的醒了，这“唯一不后悔的一件事”，又会变成曾广贤新的后悔。人被剥夺了自主思考和行动的能力，对自身的荒谬处境既无法省思，也无力摆脱，只有日益深陷其中——这或许正是特定时期的意识形态给人造成的最残酷的伤害。

而到了最新的长篇小说《回响》，东西更写出了日常生活对一个人的伤害与摧毁。《回响》里的人物，都是普通人，他们本可以波澜不惊地活着，而他们的生活之所以被摧毁，就在于生活中出现了一些戏剧性时刻——夏冰清烦徐山川，徐山川叫人摆平夏冰清，于是这个“摆平”被层层转包，徐海涛、吴文超、刘青、易春阳都被卷了进来；而作为这一案件的“回响”，冉咚咚、慕达夫、邵天伟、洪安格、贝贞等人的情感纠葛也变得错综复杂起来。每一个决定性瞬间的出现，都让人性偏离一次固有的轨道，而有些人性弱点更是直接将人导向罪恶的深渊。几乎每一个人都被这些人性的弱点和生活的烦恼裹挟着往前走，一个陌生人的闯入，一件事情的回响，都可能把生活的裂缝越撕越大，直到把生活全部摧毁。《回响》写出了这个人性裂变的过程，在那些最普通的日子里，美好、宁静被一点点侵蚀，这种不经意间发生的情感、心理变化，令人惊恐，也令人绝望。（42）

三、在希望与绝望之间

绝望也是理解东西小说的重要关键词之一。东西写了悲伤、苦难和绝望，但他又不是一味地用强用狠的作家，他的世界观里，还深怀善意，这是他小说蕴含的力量既尖锐又隐忍的原因。

城乡困境是东西小说人物的绝望感发生的核心背景。以《篡改的命》为例，它讲述着城乡之间巨大而不可调和的对立，农村文明在城市文明面前的畏缩与臣服，与“进城”过程中城市对农民的轻蔑、挤压和掠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潘颂汉认为，背井离乡、挣扎求存的都市新移民对阶层化、价值固化的抗拒是小说最动人心魄的力量，汪长尺的自断其后，代表他对农业文明的核心价值——延续血脉的背叛，象征“工业对农业的文明侵蚀和文化阉割”。（43）张清华认为，汪长尺的死是必然的，他只有通过死来终结自己的身份和肉体，乡村体系才会终结，等他的儿子删掉所有出生的痕迹，变成城市的人，才算“篡改”成功。这个结局也隐喻了中国千万个乡村、千万个农人身份与故事的湮灭。（44）陈晓明则说，《篡改的命》确实有“善与恶、城与乡的二元对立，很明确，甚至很简单”，（45）但这种简单里仍然有艺术表现的丰富与多样。饶翔觉得小说中城乡、善恶二元的结构不足以“呈现今日中国城乡间、阶层间的复杂性”。（46）黄德海以为，小说中站在对立面的农村与城市都过于单一、简化，《篡改的命》“表露的是城乡关系中相对已知的部分，并无很多新的发现”。（47）

东西在小说里对城乡差异的描写确有过于绝对化之处，有所忽略城乡内部的复杂性，但这也许正是东西小说的叙事策略，他以这种极端化叙事来使问题变得尖锐、无法回避。《篡改的命》中的城市和乡村一样，有着同样的欲望与罪恶，东西就是要写出农村对城市既敬畏又利用、既厌恶又模仿、既排斥又与之共生的奇妙关系。胡传吉说：“汪长尺的身上，也有罪恶，这些罪恶，未必全是城市造成的，有些可能就是他的天性，在讨债的过程中，汪长尺也不尽是清白，就这一点，《篡改的命》就与控诉式的现实主义有了很大的区别。不把汪长尺写成一个受难者的形象，而是写成一个追债者的形象，这是值得称赞的写法。”（48）李云雷认为，东西揭露了一个时代的集体无意识，那就是“即使面临如此巨大的不公，主人公所想的并非改变这一结构，而只是在认可这一结构的前提下，想在这一结构中攀爬至有利的位置”。（49）吴义勤如此评论汪槐、汪长尺，“他们既是不公平的社会秩序的受害者和牺牲者，又是他们自身命运的帮凶和催化剂”，（50）渴望成为城里人是他们生活的全部目标，他们并无现实的存在感，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主体意识。由此可见，东西小说对进城与还乡的两难抉择，对人与苦难命运矛盾而复杂的关系，仍留有深阔的阐释空间。东西选择“漫画化”的写法，通过夸张、变形塑造极具个性的人物形象，恰恰代表了他小说独有的艺术风格。

东西正视边缘人群不太容易被人觉察的苦难，并试图把这些苦难类型化、哲思化。从《没有语言的生活》开始，东西对苦难的理解和表达，有两个重要的特质：第一，苦难不是彻底和绝对的，其中也夹缠、孕育着温暖和生机，如陈晓明所说，东西“总是把苦难的生活处理得生机勃勃，非常有魅力”；（51）第二，苦难并不总是垂泪，也会寄身于嬉笑，而嬉笑也是对苦难的一种反抗，如王宏图所论，东西让我们看到对待苦难还有宗教虔诚以外的方式，把轻快和幽默感注入传统文化中过分严肃的东西。（52）不过，也有不少学者认为，东西的部分小说把苦难绝对化了，缺少了一点希望与温暖的力量。徐刚就说，《篡改的命》虽将现实问题中的阶层叙事推到了极致，但对绝望中温暖的剖呈与未来可能性的想象，似乎不如《没有语言的生活》。（53）其实，东西的小说虽没有提供从根本上改变人生困境的路径，但也并非全然没有可以慰藉人心的力量。比如在《篡改的命》中，汪长尺死后，刘建平、贺小文前去认尸、火化，还带一双儿女青云、直上送汪长尺的骨灰返乡、守灵，这固然有汪长尺把十多年打工的积蓄给了青云、直上的缘故，但也有一种超出血缘的人情温暖在里面。而在《回响》中，慕达夫、冉咚咚夫妻间的猜忌越来越大，信任越来越稀薄，感情越来越别扭、不堪，最终他和妻子签字离婚。在误会、伤害、厌弃的另一端，理解、体恤、内疚也在生长，小说的最后，两人在内疚中重新找回了爱的力量——冉咚咚问慕达夫“你还爱我吗”，慕达夫毫不犹豫地回答说“爱”。这是历经苦难之后积攒下来的希望，是美好的瞬间。东西的小说从来不只是对现实秩序的冷峻凝视与结构性质疑，它也让人物在苦难中互相依偎、彼此取暖。一种绝望在哪里诞生，一种希望也在哪里准备出来——几乎所有背负精神重担的作家，都是徘徊在希望与绝望之间的。东西的写作也是如此。

从《没有语言的生活》《猜到尽头》《私了》，到《耳光响亮》《后悔录》《篡改的命》《回响》，东西写出了不少出色的短篇、中篇和长篇小说。他的叙事是现代的，人物是独特的，他对时代的理解有自己的角度，他的写作为当代文学留下了“不要问我”“私了”“猜到尽头”“后悔”“篡改”等深具现实感的关键词。他的小说是真正关注人类当下生存处境的先锋小说，他的写作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还远未被充分讨论、充分认识。

注释：

（1）胡传吉：《〈篡改的命〉见证革命的创伤》，《名作欣赏》2016年第10期（上旬）。

（2）（4）东西：《走出南方（外一篇）》，《当代广西》2007年第2期。

（3）徐勇：《“走出南方”的南方写作——论东西小说的文学地理景观》，《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5）张清华：《在命运的万壑千沟之间——论东西，以长篇小说〈篡改的命〉为切入点》，《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1期。

（6）苏沙丽：《小说家的省察之心：东西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7）胡传吉：《〈篡改的命〉见证革命的创伤》，《名作欣赏》2016年第10期（上旬）。

（8）张燕玲、李森等：《东西作品国际研讨会发言纪要》，《南方文坛》2017年第5期。

（9）谢有顺、东西：《还能悲伤，世界就有希望——关于〈篡改的命〉的一次对话》，《南方文坛》2015年第6期。

（10）张清华、杨希帅：《命运书、荒诞剧与历史的变身记——论东西的长篇小说创作》，《当代文坛》2020年第4期。

（11）陈舒劼：《言语的能量：以东西的小说为中心》，《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第12期。

（12）潘颂汉：《在人性凌迟的现场——东西小说论》，《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18年第1期。

（13）张钧：《在意念与感觉之间寻求一种真实——东西访谈录》，《花城》1999年第1期。

（14）见陈晓明、李敬泽等：《城乡冲突与小说艺术的自觉——东西〈篡改的命〉研讨会》，《广西文学》2016年第2期。

（15）田耳：《电贯钨而流明》，《作家》2015年第8期。

（16）双雪涛：《誓不退下阵地的子弹——评东西〈篡改的命〉》，《作家》2015年第8期。

（17）（22）徐刚：《绝望感，或虚妄的激情——东西〈篡改的命〉的“苦难叙事”》，《小说评论》2016年第1期。

（18）张学昕：《小说是如何变成寓言的——东西的短篇小说》，《长城》2019年第6期。

（19）见张燕玲、李森等：《东西作品国际研讨会发言纪要》，《南方文坛》2017年第5期。

（20）张清华：《在命运的万壑千沟之间——论东西，以长篇小说〈篡改的命〉为切入点》，《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1期。

（21）王宏图：《寓言化的书写与主体精神的衰竭》，《山花》2006年第1期。

（23）张清华、杨希帅：《命运书、荒诞剧与历史的变身记——论东西的长篇小说创作》，《当代文坛》2020年第4期。

（24）见陈晓明、李敬泽等：《城乡冲突与小说艺术的自觉——东西〈篡改的命〉研讨会》，《广西文学》2016年第2期。

（25）谢有顺：《有喜剧精神的悲剧——读东西〈篡改的命〉》，《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1期。

（26）胡传吉：《修复历史记忆 还原身体经验——论东西的长篇小说〈后悔录〉》，《南方文坛》2006年第4期。

（27）胡传吉：《论1980年代以来的城乡伦理书写变化——以高晓声、路遥、东西为中心的考察》，《创作与评论》2016年第10期。

（28）方岩：《“个人经验”和“小说新闻化”——以2015年的几部长篇小说为例》，《中国图书评论》2016年第7期。

（29）见谢有顺：《东西是真正的先锋作家》，《南方文坛》2018年第5期。

（30）徐勇：《“走出南方”的南方写作——论东西小说的文学地理景观》，《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31）黄伟林：《后现代语境中人从身份到身体的全方位溃退——解读东西中篇小说〈不要问我〉》，《作家》2008年第4期。

（32）黄伟林：《论广西三剑客——解读李冯、鬼子、东西的小说》，《南方文坛》1998年第1期。

（33）（36）见东西、张清华、陈晓明：《先锋文学精神的继承者——谈东西和〈篡改的命〉》，《上海文学》2016年第7期。

（34）潘颂汉：《在人性凌迟的现场——东西小说论》，《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18年第1期。

（35）陈晓明：《身体穿过历史的荒诞现场——评东西的长篇〈后悔录〉》，《南方文坛》2005年第4期。

（37）张柱林：《〈后悔录〉：穿越现实的心灵欲火》，《小说评论》2005年第6期。

（38）东西：《我们的感情》，第1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

（39）谢有顺：《中国小说的叙事伦理——兼谈东西的〈后悔录〉》，《南方文坛》2005年第4期。

（40）郜元宝：《可笑的智慧——读东西长篇新作〈后悔录〉》，《南方文坛》2005年第4期。

（41）东西：《后悔录》，第29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2）见谢有顺：《日常生活令人惊骇的一面——评东西的长篇小说〈回响〉》，《南方文坛》2021年第4期。

（43）潘颂汉：《在人性凌迟的现场——东西小说论》，《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18年第1期。

（44）（45）（46）陈晓明、李敬泽等：《城乡冲突与小说艺术的自觉——东西〈篡改的命〉研讨会》，《广西文学》2016年第2期。

（47）黄德海：《想象的追逐游戏——东西〈篡改的命〉》，《小说评论》2016年第1期。

（48）胡传吉：《〈篡改的命〉：见证革命的创伤》，《名作欣赏》2016年第10期（上旬）。

（49）陈晓明、李敬泽等：《城乡冲突与小说艺术的自觉——东西〈纂改的命〉研讨会》，《广西文学》2016年第2期。

（50）吴义勤：《绝望的反抗》，《南方文坛》2015年第6期。

（51）（52）王安忆、陈思和等：《“广西作家与当代文学”学术研讨会纪要》，《南方文坛》2018年第5期。

（53）徐刚：《绝望感，或虚妄的激情——东西〈篡改的命〉的“苦难叙事”》，《小说评论》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