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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孔阳先生

蒋孔阳先生继承了老一辈教育家刻苦读书、多读多写的悠久传统，始终将教学与学术研究密切结合。他的著作和他的为人一样，平易近人，既有大师的风范，又有常人的用心。他的学问，是从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

20世纪60年代我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书时，学校为我们开过的所有课程中，“文艺学概论”和“西方美学”是我最感兴趣的两门课，而上这两门课的老师——蒋孔阳先生是我最为无法忘却的一位。

1959年蒋孔阳先生为我们上“文艺学概论”时才36岁，他虽然还只是一名讲师，但已出版了《文学的基本知识》《论文学艺术的特征》两本颇有影响的著作。他中等身材，穿着一身整洁挺刮的中山装，戴着一副紫框眼镜，面带微笑，书生模样。讲课时虽带着浓重的四川口音，但条理极为清晰，学风朴实无华，语言十分简洁，文风深入浅出，引人入胜。他认为做学问是要讲道理的，把道理实实在在、明明白白地讲出来，让人家听懂，知道是怎么回事，就算是达到目的了。他总能将高深的理论讲得很朴素，力图把事实讲清楚，把道理讲清楚。因为有了事实和道理可讲，读者读了有所启发和体会，这就是深入；又因为讲得清楚，不是含含糊糊，读者读了明白是怎么一回事，这就是浅出。没有道理可讲，不能深入；讲不清楚，不能浅出。蒋孔阳先生无论做文章或是讲课，都是这个特点——深入浅出。他上“文艺学概论”第一节课时，开宗明义，说什么是文艺学呢？每门科学都有独特的研究对象，弄清了文艺研究的对象，也就可以回答什么是文艺学了。那么，文艺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呢？它是以文学作为研究的对象，因此，文艺学的理论就是关于研究文学的一门科学。

蒋孔阳先生无论上课还是写文章，总是不停地向学生或读者提出问题，然后步步引导学生或读者深入思考问题，进而解决问题。比如他上文艺学概论，分析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时，一开头就说文学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式，它是通过形象来反映现实的，它的特殊性就在于它的形象性。那么，是不是所有的人物形象都能够反映现实呢？不是的，只有那些深刻地反映社会生活本质规律的某些方面，并在艺术上达到了相当成就的艺术形象，才称之为典型的艺术形象，或者简称为典型。典型的根本意义，还不在于代表性，而在于通过具有一定艺术成就的形象，来深刻地反映社会生活本质规律的某些方面。那么什么是文学艺术的典型呢？他转述了恩格斯关于典型的定义，“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典型都是单个的人，单个的形象。它虽然是单个的，但却反映了普遍的规律，反映了共性。典型就是个性与共性的完美结合。正因为这样，作为单个的形象的典型，就具有了巨大的思想认识的意义。塑造了典型形象的文学艺术能够像科学一样，帮助读者认识真理，发现真理，掌握社会生活的本质规律，从而帮助读者改造周围的环境，推动历史的前进。蒋孔阳先生讲述的这些内容，对于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来说，虽然一时无法完全理解，但是它留给大家的印象却是十分深刻的。

大学四年级时，蒋孔阳先生又为我们开了“西方美学”这门课。因为当时并没有公开出版的西方美学教科书，每次上课之前，他都会发给同学们一份自己编写的讲义。关于美学这门新兴的学科，它研究的对象是什么？它的定义又是什么？蒋先生通过介绍中外历史上代表性人物的美学看法后，将美学的定义归结为：“美学应当以艺术作为主要对象，通过艺术来研究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通过艺术来研究人类的审美意识和美感经验，通过艺术来研究各种形态和各种范畴的美，研究美以及与美有关的各种问题——属于哲学的一个部门。”这些话，既抽象，逻辑性又强，同学们尽管一知半解，但仍然认真地记着笔记。

蒋孔阳先生大学读的是经济学，后来却教起“文艺学概论” “西方美学”这两门课程来，这难道是偶然所致吗？不，不是的。他说，1941年他考进中央政治大学经济系时，对经济系的课程一点不感兴趣。他在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等人的著作中，所发现的不是经济问题，而是哲学问题。他根本不进课堂，而是把图书馆当成课堂，任意阅读自己感兴趣的文史哲方面的书，如冯友兰、张东荪、方东美的书，以及宗白华、林同济等人的文章。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成了他学习美学的启蒙。1948年，他应林同济先生的邀请，从银行来到上海海光图书馆。林同济把海光图书馆办成一个有关中西文化的研究性的图书馆，聘请蒋孔阳担任文学编译，让他用英文翻译、写文章。在林同济指导下，蒋孔阳开始对西方文学发生强烈的兴趣，读了不少西方文学名著，创办《海光书讯》杂志，还翻译了《巴尔扎克评传》，蒋孔阳的学术素养和外语水平大为提高。新中国成立后，蒋孔阳翻译了库尼兹《苏联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50年），他把当时能够看到的苏联小说几乎全都找来读了，还在《人民日报》《人民文学》上发表了评论文章。他说这是他正式跨入文艺理论工作的第一步。

1951年11月蒋孔阳从海光图书馆调到复旦大学，1952年下半年担任文艺理论课老师。1954年，苏联专家毕达可夫到北京大学讲授文艺理论，蒋孔阳也前往听课，因课程内容太概念化，没有引起他的兴趣。回到复旦后，在教学任务十分繁忙的情况下，他仍然把毕达可夫讲的一套苏联文艺理论体系融化开来，和中国文学的实际相结合，写成了《文学的基本知识》一书，1957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同年，蒋孔阳又把自己为高年级讲授的文艺理论专题讲稿加以扩充写成《论文学艺术的特征》书稿交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蒋孔阳继承了老一辈教育家刻苦读书、多读多写的悠久传统，始终将教学与学术研究密切结合。他的著作和他的为人一样，平易近人，既有大师的风范，又有常人的用心。他的学问，是从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从哲学到美学，一个范畴一个范畴，而且做到了深入浅出。1962年，他在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作过一次极其精彩的学术报告，关于西方美学史上一个重要美学流派——德国古典美学的报告。商务印书馆很快就向蒋孔阳组稿，《德国古典美学》（1980年）以简洁的文体、流畅的语言阐明了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德国以康德、费希特、谢林、歌德、席勒、黑格尔等为代表形成的一个美学流派——德国古典美学，深入探讨了德国古典美学产生、形成的哲学基础、历史渊源、历史地位和深远影响。该书出版后深受关注，被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誉为中国学者研究西方古典美学的一部学术经典著作。

1957年至1999年，蒋孔阳先后出版了《文学的基本知识》《论文学艺术的特征》《近代美学史评述》（译著）《形象与典型》《美和美的创造》《美学与文艺评论集》《德国古典美学》《先秦音乐美学思想论稿》《美学新论》，主编《中国古代美学艺术论文集》《哲学大辞典-美学卷》《西方美学通史》。蒋孔阳先生说，在他编、译、著的10多种著作中，影响较大的是《德国古典美学》，而他自己特别心爱的则是《先秦音乐美学思想论稿》。《先秦音乐美学思想论稿》是他在图书馆阅读古代史书时，发现中国古代音乐特别发达，而且有关音乐的言论和思想也特别多，从而搜集和整理资料，写出了第一篇论文《阴阳五行与春秋时的音乐美学思想》，也由此开始了先秦音乐美学思想的研究。他认为要研究我国古代审美意识和美学思想的发展，除了有关的文物和哲学著作之外，现存的艺术作品和有关艺术的论著，应当是最为可靠和最为重要的依据。探讨我国古代的音乐美学思想，应当是研究我国古代美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环节。于是，他自1976年至1984年花费了8年时间，陆续写出了《阴阳五行与春秋的音乐美学思想》《私家讲学和诸子百家的兴起》《音乐在我国上古时期社会生活中地位和作用》《先秦时代的“礼乐”制度》等11篇论文。蒋孔阳先生认为我国古代的思想家，差不多都是联系音乐来探讨整个文艺现象的规律的，他们把乐论当成整个的文艺理论，他们的美学思想也集中地表现在有关音乐的美学思想上。因此，探讨音乐在我国上古时期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事实上就是探讨整个文艺在当时的地位和作用。由以上11篇论文构成的《先秦音乐美学思想论稿》，标志着蒋孔阳先生对我国文艺理论和美学理论研究在一个新领域的开拓。

蒋孔阳先生从1978年至1988年逐渐步入美学研究的成熟时期，在1978年至1992年长达14年的时间里，他在教学任务极其繁忙、健康状况极其不好的情况下，完成了《美学新论》。蒋先生在《美学新论》这本书中，通过总论，美论，美的规律，美感论，审美范畴，中西艺术与中西美学等6个篇章，简洁明了地把美学中的古与今、中与外、史与论、理论与实践这四个关系，相互交织、紧密结合。在这本书里，蒋孔阳在学术上做到了兼收并蓄，博采众家之长；学风上做到了真情实感、说真心话；文字表达上力求通俗易懂。至于为何将这本书取名《美学新论》，蒋先生说，此书要与他人此类书不同，有一点他自己的新意。《美学新论》一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1995年两次印数达4900册，被称为中国当代美学研究的总结形态的新著，它不仅是一部通俗易懂的美学理论，而且是一部简明扼要的中外美学发展简史。

1986年5月里的一天，上海文艺出版社邀请蒋孔阳为编辑讲述怎样读书和写作，上午9时，在绍兴路74号2楼会议室。蒋先生坐在那儿，面对上海文艺出版社80多位编辑，从容不迫，侃侃而谈。他首先指出，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担负着编辑与出版以文艺作品为中心的各种文学图书读物的任务，为了出版高水平的文艺作品和文艺理论图书，编辑自身要有选择地广泛阅读哲学社会科学和中外古典文学名著，应当阅读若干西方哲学著作。他说，理论书最好读原著，经典著作则起码每年通读一遍。其次，要通过阅读与写作，不断提高编辑自身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只有不断提高编辑的语言文字表达水平，方能保证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语言简洁、文字流畅。聆听蒋孔阳先生的这次讲座，受益匪浅。

蒋孔阳先生一辈子不知疲倦地读书和写作，春风化雨，以美化人，为文艺理论、美学理论的学术创造和文化积累贡献了自己毕生的力量。他曾任中国美学学会副会长、上海美学学会会长、上海作协副主席，获得过第六届上海市终身文学艺术奖。令人痛心的是蒋先生晚年疾病缠身，1999年6月26日，他过早地离我们而去。如今他离开我们已有22个年头了，但回顾他生前谦谦君子、学而不厌、孜孜不倦的风范时，依然抑制不住对他无限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