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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儿女英雄传》电影剧照

《新儿女英雄传》

抗战期间，围绕减租减息、参军拥军、军事斗争、统一战线等活动，各根据地所发生的战役、战事和所涌现出的英模人物不胜枚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包括日军、伪军、国军、八路军、当地土匪在内的各种关系在冀中犬牙交错，各种力量此消彼长，此间以白洋淀为中心区域所发生的各种中小型游击战、伏击战更是数不胜数。迷宫般的芦苇荡、神出鬼没的“雁翎队”、层出不穷的抗日英雄、错综复杂的历史关系，都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深厚的主题。这也就是为什么冀中能够涌现出《小兵张嘎》《荷花淀》《敌后武工队》等众多文学经典的根因所在。同样，袁静与孔厥合著的《新儿女英雄传》也是以冀中抗战期间的典型人物和故事为原型并经过艺术加工后而生成的艺术品，其创作背景、本事到故事也都与冀中白洋淀一带的自然形貌和抗战史息息相关。它自1949年5月在《人民日报》初刊以来便在各层次读者群中迅速、广泛传播开。由此，作为抗日根据地的冀中，与作为文学书写对象的冀中，彼此互证、补充、说明，并以其特有的呈现方式、效果，确证了彼此在解放区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关于《新儿女英雄传》的创作动机、过程、目的，袁静在一次谈话中有详述，她和另一作者孔厥由于长期在一起工作，因而对相关人物、故事都相当熟悉，并且对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的领悟和实践高度一致，故虽为合写，但并无割裂。他们先列大事年表，撰写提纲，再共同推敲故事情节，拟定小说结构，然后由袁静写初稿，孔厥负责文字修改、润色，并在不断征求冀中党委领导和各界干部群众意见后最终完成初稿。小说中的人物都有事实根据，但大都经过了综合与加工，即将现实中人物的英雄事迹挪移到牛大水、杨小梅等角色身上，继而通过交叉讲述，集中反映冀中根据地抗战历程，揭示在战争环境下青年人的成长。比如《生死关头》一章中牛大水英勇斗争的经历和精神风貌，就是以一位叫“张复生”的英雄人物原型为主，以他人作补充（比如“雁翎队”队长郑少臣），然后综合营构而成。杨小梅也同样是根据几个原型集合而成，正如袁静所说：“她的模特儿，有的还在当地工作，有的已经南下，有的已经牺牲了。”其中，时任妇联主任的马淑芳的不幸遭遇和斗争经历，是启发袁静决定塑造这一典型的最初动因。曾先后担任过区民政助理、妇联委员的张惠中，其传奇故事予以扩写。这都充分表明，《新儿女英雄传》从人物到故事大都有事实可依，虽人名皆为虚构，但部分情节或很多细节带有一定的非虚构性。这种立足于本事、力在呈现总体性历史景观的文学创作，亦可看作是以小说方式对一段历史的形象记载。因为这种记载，有关白洋淀“雁翎队”的抗战事迹也就逐渐被传奇化，其由本事向小说故事蜕变，也即见证文学或文学性生成的演变过程。但是，这种简化处理和类似“演义”式的书写，也有将冀中抗战历程的残酷性和复杂性弱化和遮蔽的嫌疑，这无疑也是本书的一个遗憾。

无论在解放区还是在“十七年”时期，作家作为文艺工作者的首要职责即为党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新儿女英雄传》1949年在解放区的“爆红”以及在此后的声名远播，其重要原因之一，即相比于同时代众多文本，它在“新中国”这个话语场中因其出场的恰逢其时而更具有无可取代的宣教价值和示范意义。从故事层面来看，小说主要讲述七七事变后，回乡的共产党员黑老蔡组织一帮主要由农民组成的民间抗日武装，与国民党和日伪势力周旋，虽历经一系列挫折和牺牲，但最终取得胜利的斗争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穿插讲述一帮来自农村的青年人在抗战中的成长经历，特别突出了牛大水和杨小梅在情感和斗争中的精神蜕变。黑老蔡的刚毅形象和领导能力，显然表现的是党在抗战中所发挥的支柱作用。杨小梅和牛大水的相逢及其由犹疑到坚定、由自发走向自觉的斗争经历，很明显也是在彰显党的强大领导力和培育之功。而对何世雄、张金龙等反面人物的塑造则更是善恶忠奸立判，其反衬之力非常明显地昭示出作者的写作意图。以上可说明，在由本事到故事的演变过程中，作者理念先行、直接切入主题的实践，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十七年”时期，都被作为最重要的品质予以宣扬。在今天看来，这也的确有其概念化弊端，但文学与政治的结合及其超文学诉求，特别是在大众化、为工农兵写作、普及与提高成为时代主旋律、主诉求的年代，它在这几方面所做出的成就和所起到的助推作用，也正彰显出其在彼时最重要的价值所在。

当然，《新儿女英雄传》的文学价值和意义并不止于上述论定。作为解放区“新英雄传奇小说”重要代表作之一，它自在《人民日报》文艺版连载（1949年5月25日至7月12日）并于同年10月由海燕书店初版以来，就一直以其对冀中八年抗日故事的生动讲述，对新人物形象的集中塑造以及对民间艺术特别是群众语言和传统章回体的创造性吸纳、改造，而备受彼时读者和专家学者们的持久喜爱、热议。同时，作为成功践行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的典型文本之一，于新中国成立前夕“诞生”的《新儿女英雄传》亦因其对大众化、通俗化文艺风尚的模范实践，特别是在文艺的“普及与提高”方面所做出的卓有成效的示范效应，而成为解放区文学和新中国工农兵文学的代表作而予以推广。实际上，早在1950年前后两年间，经由郭沫若、谢觉哉、王亚平、萧也牧等文艺界“要人”的阐释、推介以及借助报纸连载、图书出版和电影改编而在广大读者间的快速、广泛传播，它作为“红色经典”的主题内涵和艺术特质更是在“当代”维度上被予以重释，并由此进一步夯实了其作为文学史经典的地位。《新儿女英雄传》诞生于“现代”语境中，吸纳并分享了“中国现代文学”赋予的革命内涵和艺术形式，同时，它又深深扎根于“当代”语境中，阐释并参与建构了“中国当代文学”最初样态。这种双重价值和意义正是今天我们在重读类似《新儿女英雄传》这种创作于新中国成立前夕的解放区经典作品时，尤需予以再次关照和阐释的新向度。

《新儿女英雄传》有众多版本，常见的主要有：《人民日报》1949年初刊本、海燕书店1949年初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初版本、作家出版社1963年初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和1978年版。另外还有时代出版社1950年电影版（剧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农村版和各种画册版。如果说从1949年《人民日报》初刊本到海燕书店初版本的变化仅是个别文字修饰，基本不涉及文本语义系统的变动，那么，从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初版本、作家出版社1963年初版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中的变迁，则表现为从修辞到文本体系的全方位改变。此处仅就作家出版社1963年初版本（后文简称作家社版）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后文简称人文社版）中出现的部分重要异文作简单梳理和简要阐释。

作家社版第1页中有“牛大水二十一了，还没娶媳妇”，人文社版将年龄改为“二十三”。作家社版第10页中有“唱着《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人文社版改为“唱着《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作家社版第19页第三段的表述为“两个人又割了一会儿，双喜又低声说：‘大水，我问你，将来实行共产主义你看好不好？’大水傻不济济地说：‘共产，共我的地不？我还有五亩地呀！’双喜直了腰，用小镰子点着他说：‘你这个傻蛋！共你那五亩地干什么呀？’大水还在割，双喜气恼地说：‘别割了，咱们走吧！’两个人背着柴禾，不言不语地回来了。”人文社版删除第三段，增加“就又问：‘你看黑老蔡这个人怎么样？’大水马上答道：‘那还用说！他真是个好样儿的，我最信服他啦！他怎么说，我就怎么干！’双喜点点头。他们又割了一会，就背上柴禾回来了”。作家社版第28页有“还唱着《青年进行曲》呢：前进！/中国的青年！/挺战！/中国的青年。”人文社版第29页有“还唱《新中华进行曲》呢：我中华英勇的青年/快快起来，/起来！/一齐上前线”。作家社版第101页有“春去秋来，敌人的‘大扫荡’开始了。这残酷的‘五一大扫荡’，是在一九四二年。”人文社版第101页开头增加“一九四二年——抗战抗到第五个年头，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新四军一天天发展壮大，新建立的抗日根据地和农民游击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也越战越强了。这使得日本鬼子逐渐懂得了：国民党倒不可怕，共产党才是他们的心腹大患，就把对付国民党的主力部队调来对付共产党，向各个抗日根据地大举进犯。在冀中，残酷的‘五一大扫荡’开始了。”

作家社版第104页的第四段在人文社版被全部删除。作家社版第110页有“小梅一肚子委屈，坐在庙台上哭。想想哪儿也是敌人。一伙子同志死的死，散的散，大水、双喜、黑老蔡……也都不知道死活，抗战可怎么能胜利啊？”人文社版删除最后一句。作家社版第141页有“就低声唱起《青年进行曲》：前进！/中国的青年！/挺战！/中国的青年！/中国恰像/暴风雨中的破船，/我们要认识/今日的危险；/用一切力量/争取胜利的明天！”人文社版第147页改为“就低声唱起《新中华进行曲》：我中华英勇的青年快快起来，/起来！一齐上前线，/四万万觉醒的大众/已不再忍受这横暴的摧残！/满怀的热血已沸腾，/满腔的热泪总不干，/不将暴敌扫荡誓不生，/不将国土恢复誓不还！”

以上异文大体可分三类：一类是渲染气势，拔高人物形象，或直接强化主题呈示的文本修改。比如把《青年进行曲》换成《新中华进行曲》，其宏大格调和气势立显；通过人物之口或直接的话语表述，强化“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在抗战过程中所起到的中流砥柱作用。另一类是删除表达低沉情感、消极情绪和展现我方群众落后面貌的语句或段落。比如，诸如“抗战可怎么能胜利啊？”“共产，共我的地不？”“妇女们光着屁股追，鬼子拍手大笑”之类的不合时宜的语句或段落被悉数删除。其他诸如在101页中丑化群众和在111页中宣扬悲观情绪的话语也一概删除。经过这种改动，1978年版本已成为“洁本”，主题更突出，道路更光明，黑老蔡、牛大水等人物形象被再次拔高。很显然，前两种修改深深刻印着理念先行的烙印，人物脸谱化更突出，主题呈现更直接，相比于1963年作家出版社初版本，其文学性被削弱。还有一种是为符合时政要求而做出的修改。这主要有两处：一处是将牛大水的年龄由21岁改为23岁，以合乎婚姻对年龄的最低要求（当时的婚姻法规定：“男不得早于22周岁”）；另一处是将著作者署名由“袁静 孔厥”改为“袁静等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1977年版、1978年“农村读物版”，也都署“袁静等著”），可能是出版社有意为之的结果，但如何理解和裁量，显然也并非一律，作家出版社1963年初版本就依然署二人名字，就是很好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