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日本的早期接受情况速写
开始于1910年代后期的文学革命和新文学运动，在同一时代的日本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只有少数例外，如青木正儿的介绍文《将胡适漩在中心的文学革命》。在新文学草创时期的作家中，鲁迅被接受和欣赏的速度相对来说是比较慢的，他的作品的第一篇译文，一直到1927年才出现在日本国内。到了1930年代，佐藤春夫在日本展开了对鲁迅的介绍，他与增田涉共同翻译的《鲁迅选集》被收入日本著名的岩波文库，再加上鲁迅逝去后日本国内举行了各种纪念活动，经历这些后鲁迅终于在日本也获得了中国近代文学代表作家的地位。在那之前，日本国内对鲁迅的评价却是多种多样的，对其作品评价的侧重点和理由也因人而异，现在看来倒是让人觉得很有意思。
鲁迅作品在日本的第一个译本于1927年发表在武者小路实笃编辑的杂志《大调和》上，作品名为《故乡》。佐藤春夫给予了《故乡》很高的评价，1932年他亲自翻译了这篇作品，并将其发表在当时日本最具影响力的综合杂志《中央公论》上，在当时的文坛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仅如此，二战后《故乡》的竹内好译本被选入日本高中“国语”课的课本，从此《故乡》成为了鲁迅在日本的代表作品。
除了《故乡》，佐藤春夫还亲自翻译了鲁迅的另一部作品《孤独者》。但是后来，他在回忆录《我翻译鲁迅的故乡和孤独者的时候》里写道，他那时候“并没有真正理解阿Q精神”，之所以翻译《故乡》，只是觉得这个作品从“中国古代诗歌”的感觉“完全转化为近代文学”了。也就是说佐藤春夫只想汲取《故乡》中具有古典文学的情感和美感的部分，反过来说他当时并没有注意到鲁迅作品的社会性和政治性。
另外，1920年代继青木正儿之后，清水安三也给日本读者介绍了鲁迅，他当时首先关注的作品是《孔乙己》。清水安三指出，鲁迅作品的特征是批判中国旧社会的陋习，揭露社会的阴暗面。他还指出该作品对“孔乙己”的描写是“用最黑漆漆的颜色描绘出了人性阴影最黑暗的一面”，写得很深刻。清水安三当时住在北京，开办了一所面向贫困女子的职业学校崇贞学园，同时还担任着《北京周报》的记者。他跟鲁迅见过面，对刚刚诞生的中国新文学也有比较深的理解。他之所以关注《孔乙己》，是因为他将作品与当时中国的时代背景相结合，把鲁迅看作是擅长描写中国社会的黑暗面的现实主义作家，并以这个角度从作品中分析出鲁迅文学的真正价值。
镰田政国于1920年代后期翻译了许多鲁迅的作品。他认为鲁迅文学的特点是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以“纯客观的手法”描绘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和意识状态，尤其是对于农民心理活动的描写非常详尽准确，值得赞扬。镰田政国最喜欢的作品是《白光》，他认为这是一部具有“空灵”之美的短篇小说名著。他本人是毕业于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文学青年，对中国的社会情况以及新文学的发展过程都颇有了解。尽管他的评价中有些部分跟清水安三的评价相同，可是他的评价更侧重于鲁迅作品和托尔斯泰作品类似的文学性。评价《白光》的文章在日本并不多见，但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大江健三郎曾经提到，他是在1950年代自己还年轻的时候，读《白光》后受到启发获得了灵感，提笔写下了自己的处女作——短篇小说《奇妙的工作》。
1929年，《阿Q正传》的译本首次登上日本的刊物，译者是井上红梅。这个初译本当时刊登在一本奇闻怪事刊物《奇谈》上，标题竟被改成了《支那革命畸人传》。在作品的附记中，《阿Q正传》被这样介绍：该作品描述了“作为革命牺牲者的贫苦农民的一生”。井上红梅是一位中国文化评论家，他专门收集中国之“奇”，特别是颓废和享乐主义的部分，并把这些介绍给日本读者。鲁迅本来是为了克服民族劣根性而塑造了阿Q这样一个典型的文学人物形象，而井上红梅却把《阿Q正传》看作用于了解中国风土人情的信息来源。不可否认，这种看法现在看来是有点浅薄的。所以后来鲁迅得知井上红梅要翻译出版《鲁迅全集》时，跟增田涉谈到了自己的不满，这也是事出有因的。
与此相反，山上正义却把鲁迅当作左翼进步作家，把《阿Q正传》当作有先见之明的文学作品介绍到了日本。他于1926年在广州拜访过鲁迅几次，对鲁迅的思想有很深的理解。基于这种理解，他把《阿Q正传》的内容和清末以来中国的革命潮流联系起来，将《阿Q正传》评价为预测了国民革命之动向的进步作品。他于1931年以林守仁的笔名编译了一本后来被命名为《国际无产阶级丛书》的中国革命文学选集，并把自己翻译的《阿Q正传》收录在卷首，标题也采用了《阿Q正传》。同年，松浦珪三也翻译了《阿Q正传》，并将其收录在《中国无产阶级小说集》第一卷。他对鲁迅的看法跟山上正义比起来相对模糊，但是把鲁迅评价为左翼进步作家这一点跟山上正义是相同的。
1920年代后期鲁迅在中国受到了以太阳社、创造社为中心的革命文学团体的攻击，被批判为时代的“落伍者”。有一些当时住在大陆的日本评论家受到这些左翼潮流的影响，也跟风写了批评鲁迅和《阿Q正传》的文章。比如铃江言一、大内隆雄等人当时曾写道《阿Q正传》缺乏阶级意识，阿Q的革命活动也并不彻底。
这样看来,对于早期的鲁迅在日本的接受情况，与其说是多种多样的，还不如说是极其杂乱的，而且评价中存在许多属于误解误读之类的言词。然而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些“杂乱”的情况却恰恰证明了鲁迅文学具有多层次的内容和多方面的价值。
（作者系东京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