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的蒋庄晚境
去过多少次杭州,我已经记不清了。最近一次到杭州,先到访岳王庙隔壁窄巷里的黄宾虹故居,再赶往杨公堤“花港观鱼”蒋庄内的马一浮纪念馆,一路皆是怡人旷景。
隐居湖堤十七载
花港观鱼公园林木葱蒨、碧水亭台;南屏山西北方的小南湖畔、苏堤映波桥和锁澜桥之间的蒋庄,湖光澄澈,山影逶迤。明代戏曲作家高濂在《四时幽赏录》“苏堤看新绿”篇章里有“碧云蔽空,寂寂撩人”的描述,用来比照马一浮先生晚年寄居的蒋庄倒也合适。
这一带衔山带水,风光殊胜,清末民初时,引得权贵商贾、文化名流纷纷来此建私家庄园。计有鲍、杜、王、林等庄和澄、省、怀、春润、逸云寄各庐,及九芝小筑、马岭山房等几十处,其中尤以刘、郭、汪、蒋四庄远近闻名。
蒋庄原名小万柳堂,旧称廉庄,是金石收藏家廉惠卿于1901年建造的,样式颇染欧风。廉妻吴芝瑛与鉴湖女侠秋瑾素有交情,曾义结金兰。秋瑾遇难后,吴芝瑛不避风险为她敛骨收尸,运回杭州西泠桥畔落葬,并修筑“悲秋阁”及“风雨亭”以资纪念。这份名媛与侠女间的情谊,于艰难动荡之时益显珍贵。清宣统年间,廉庄被转售给桐油业大亨、马一浮的弟子蒋国榜。新庄主在此广植花木,易名兰陔别墅,又称蒋庄。《西湖新志》中记载:“在花港观鱼之南,无锡廉惠卿之别业。沧桑后以没收圣因寺产,割得湖堤三亩有奇,堂基益拓,今(1921年)已售诸蒋姓矣。”1950年4月,一代儒学宗师马一浮应蒋国榜之邀来此隐居,一住就是17年。
设于蒋庄内的马一浮纪念馆,由真赏楼、香岩阁、蠲戏书屋三幢中西合璧的小楼组成。馆内展示有实物、图片、手稿等文献资料,介绍了马一浮先生的诸项成就和人生历程。登楼远眺,所见正符合马一浮先生所述:“临水为楼,轩窗洞豁。南对九曜山,山外玉皇峰顶,丛树蔚然若可接。”想来他对这个住所还是相当满意的。马一浮以“山水犹堪继老庄,江湖道术犹可忘”的淡泊心态面对世事变迁,但他晚年的这段蒋庄岁月也因世事变幻而跌宕,回想起来,总令人感慨系之。
一帧帧温暖的画面
马一浮搬入蒋庄的时候,连带把他创办的智林图书馆编纂处也搬了过来。刚入住那会儿,除了读书写字、刻经治印,马先生还常与弟子们逍遥杖履,寻山问水,过着林下高士般闲逸自放的生活。但他儒学泰斗的声望,即便与世乖离,也不可能不惊动世人。
1952年春天,陈毅轻车简从、专程来访。行前,名宿谢无量曾提醒陈毅,见到马先生须执弟子礼。想不到,陈毅到了门前,却被告知“先生书件积案,微感劳累,正在休息,当去知会”。陈毅说:“不必惊动,我过会儿再来。”遂去花岗公园闲逛,再返回时已下起了雨。一问马一浮仍未起,家人便请陈毅进屋,陈毅却说:“未得主诺,不便遽入。”宁可立在檐下淋雨等候。《宋史·杨时传》中有“程门立雪”的记载,而陈毅此番“马门立雨”,也曾传为美谈。
宾主见面后,聊得蛮投机。一位是学问大家,一位是赫赫儒帅,话题也很广博,从玄学、禅学、宋明理学谈到诗词书法的创作。当然,陈毅此行的目的,并不只是问学,而是敦请马先生出山。马先生虽志不在庙堂,且抱着终身不仕的态度,打算“鬻书代劳”以维持晚年的生计,但还是被陈毅的真诚所感动。他同意受聘为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翌年又出任浙江省文史馆馆长一职。
马一浮还专门为这次会见赋诗一首,仅录两句如下:“不恨过从简,恒邀礼数宽。”寥寥10个字,把陈毅的低调和自己答应出山的原因道明了。后来,两人还有过数次接触。陈毅某次视察西藏回广州岭南休息时,特意邀请马一浮前去游览、疗养,马一浮作五律《游岭南归书所感答湖上诸友问》以纪游。
更高规格的来访发生在1957年4月。周总理和浙江省省长沙文汉陪同来华访问的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沐着春风漫步苏堤,并特意步行到湖畔蒋庄。两国领导人共同上门拜访一位74岁高龄的学者,这是十分罕见的。据说,周恩来和伏罗希洛夫那天先在花港公园的曲桥观鱼,再到牡丹亭赏花,后穿过小南湖边长长的花廊到达蒋庄香岩阁前。总理询问马老在不在家,马一浮身着长衫、由蒋国榜搀扶着下楼迎接。总理向伏罗希洛夫介绍说:“这是我国当代唯一的理学家。”伏罗希洛夫对长髯飘飘的马一浮肃然起敬,问道:“您(现在)研究什么?”马先生答:“读书。”伏罗希洛夫又问:“您(现在)干什么工作?”马先生的回答还是“读书”。这是一次短暂而愉快的涉外会见,最后周总理提议众人在真赏楼前来张合影,为这次拜访画上圆满的句号。
1963年,马一浮80岁寿辰,在当时国家财政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周总理批拨1万元作为先生颐养天年、著书立说的特别款项。同年,被丰子恺赞为“中国书法界之泰斗”的马先生在赴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之际,将历年所作357件书法精品悉数捐出,第二年又捐出家藏唯一一幅宋画。周总理提议举办“马一浮书法展览会”并到场观展。
第二年冬天,马一浮最后一次到北京参加政协会议,毛泽东和周恩来共同接见和宴请全国政协委员中花甲以上的老人,其中就有马一浮。毛主席特地请马先生坐在自己和周总理之间,陈毅、粟裕、陈叔通等人陪同。宴席开始之前,面对马一浮、陈叔通等耆硕,毛泽东不要服务员来摆放餐具,而是特地让年纪较轻的粟裕来摆放餐具,以示对他们的尊重。以上所列,就像历史的截图,凝固了一帧帧温暖的画面。
志不在名闻利养间
1966年,马一浮搬到安吉路避居,不久后胃疾复发,出血难止。精通医术的马一浮自知大限将至。事实上,他早在1958年就写了一份《自题墓辞》,其中写道:“学未足以名家兮,或儒墨之同流。道不可以苟悦兮,生不可以幸求。”“蝉蜕于兹壤兮,依先人之故丘。身与名其俱泯兮,曾何有乎去留。”一种从容不迫、视死如归的生命态度可谓溢于楮墨。
有人很为马一浮无后而叹惋。马一浮17岁娶妻,3年后夫人汤润生离世,他未再娶,可谓“娶一而终”。关于此历来存有四种说法,在此只列举陈星所著《隐士儒宗马一浮》一书中丰子恺先生的说法:马夫人怀孕时正值马一浮为父亲守丧期间,恐不孝有违礼教,故用堕胎药,不想马夫人服药竟死。马一浮时感愧疚,遂矢志不复娶。
以丰子恺先生的佛学素养和为人品格,且面对自己的“师祖”(丰子恺的老师弘一法师视马一浮为良师),在如此问题上想必不至于打诳语,故此说应有较高的取信度。马一浮丧妻时,处弱冠之年,后来一心扑在读书和做学问上,曾有不少人劝其续弦,最起码也得收养一个孩子,马一浮却说,孔子子孙是濂(周敦颐)、洛(二程)、关(张载)、闽(朱熹),而不是衍圣公(指孔子嫡长子孙)。此话一出,别人也不好再置喙了。
至于马先生的文人风骨,也是有口皆碑的。早在1912年,马一浮应蔡元培之邀出任教育部秘书长,但不到两周即以“不会做官,只会读书,还是回西湖”为由辞官。马一浮的岳父汤寿潜出任浙江都督,他这个女婿非但没有借权谋私,反而闭门不出,一心钻研义理考据之学。后来蔡元培再邀马一浮去北大任教,马一浮以“古闻来学,未闻往教”八字电文拒绝邀请。我只能说,别人或有假清高,而马一浮是有真傲骨。
马一浮自认一生有“三好”:好读书、好友朋、好山水,可见志不在名闻利养间。倘论马一浮的渊博,除了精通哲学、文学、佛学,仅凭他年轻时在文澜阁研读过《四库全书》的大部分一事,在近代学者中并无第二人。弘一法师曾对丰子恺说: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定有一人自打生下来每日读两本书且能背诵,那么到马先生这个年纪,所读的书还不及马先生多。我每每想起弘一法师这番话,总能生起泰山北斗、仰之弥高、叹为观止之感。马一浮曾创办复性书院,订立“主敬、穷理、博文、笃行”的学规,认为“国家生命所系,实系于文化”。
晚年的马一浮孜孜矻矻,兀兀穷年,以传播儒家经典为己任。他的晚年著述并不太多,却诗作迭出、格高调奇,这与陈寅恪先生的晚境有所相似。马先生曾言:“后人有欲知我者,求之吾诗足矣。”是啊!学问者,志业也,唯有诗,才可安放灵魂。
马一浮的一生,无所利交,唯以道合,可谓踵武前贤之志,靡不寝馈于学。他在蒋庄度过的晚年岁月,虽于个人境遇上有琐尾流离之感,却也显得非比寻常。今思其风,弗能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