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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相比，中篇小说自中国新文学发生以来，一直就显得先天不足，后天发育不良。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主要是由其自身的文体局限性所决定的。因为中篇小说既无由像长篇那样成为“史诗”，在反映现实方面也不及短篇快速迅捷。所以，尽管早在1927年曾国英就曾在《长篇短篇中篇小说的区别》中，预言“中篇小说的时代已来了”，但时至今日，就现当代文学言之，除去新时期在《收获》《十月》《当代》《钟山》等大型文学刊物的推动下，出现过中篇小说的短暂繁荣外，其余大部分时间，中篇小说创作一直都相对比较冷清。而在研究界，从文体学角度研究中篇小说的论著也较少，中篇小说始终笼罩在长篇小说的研究范式之下。创作既谈不上繁荣，研究阐释也缺乏热情，这使得一些本来很有价值的作品未能得到足够的关注，作家在中篇小说方面的贡献也往往难以得到合理的评价。

以“50后”作家刘玉民为例，他以长篇小说创作著称，《骚动之秋》《羊角号》《过龙兵》等都受到过评论界的广泛关注。但其《海猎》《不肯流逝的岁月》《岳家军》等中篇却罕有关注者。而实际上，在作家的文学创作版图中，这些中篇作品原本也有重要的位置，理应得到认真的对待。

《海猎》发表于上世纪90年代初，是写海上渔猎生活的中篇小说。小说的故事时间很短，就是两艘渔船出海捕捞对虾的过程，但中间却穿插了对十年前“渤海湾大会战”的追忆、海狮子取代老福将成为两艘渔船领航人的经过以及围绕老福将、海狮子、黑塔、小布鸽等人所发生的一系列故事等等，这就使得小说的叙事时间被有效地拉长、叙述的密度也大大增加，在保证了可读性同时大大丰富了小说的内涵，一个个鲜活饱满的人物形象也被立了起来。

作品中的老福将和海狮子这前后两位头船长都是性格鲜明的人物。老福将是在那个千军万马“大战渤海湾”捕对虾为国家换外汇的年代凭借自身丰富的渔猎经验脱颖而出的，他正直刚硬、坚持原则，在渔猎队伍中有着很高的威望。当渔业公司书记领着县里领导上船“感受风情”时，他用满满一大竹节杯白酒将他们拒之舱外，并因此而被撤掉了头船长职位。对此，他的内心一直是耿耿于怀的，但在一帮老伙计的挽留下最终还是选择忍辱负重，放弃了去别的船做老大赚高薪的机会而留了下来。不过渔猎过程中，他内心的憋屈并未稍减，始终在与“篡夺”头船长之位的海狮子进行着隐隐对抗。所以在海狮子指挥渔船违规提前进海捕猎而被渔政查扣以及下网捕捞出师不利时，面对海狮子的狼狈和困窘，老福将是有一点幸灾乐祸的“惬意”的。但是对渔民们生计的担忧很快便冲走了这丝“惬意”，他开始变得心情沉重，对海狮子的焦虑也感同身受起来。而当在海狮子带领下，渔船捕猎取得丰硕收获后，他对海狮子的态度也开始发生变化，一度想“屈尊讨教”一下，也忍不住发出过“这小子活脱一个魔王再世”的感叹，心中既有酸溜溜的醋意，同时也有甜丝丝的欣赏。从充满对抗意味的冷眼旁观到感同身受的忧心忡忡，再到不无保留的认可和欣赏，作者对老福将在海猎过程中面对海狮子所发生的心理变化与冲突写得十分真实，人物形象也因此跃然纸上。

跟老福将靠正直果敢和能耐血汗树立起威信并坐稳头船长的地位不同，海狮子的上位是依靠对渔业公司书记曲意逢迎而取代老福将做上头船长的，这多少让人有些不齿。并且，小说中写他不顾渔政部门的禁令擅自悬挂“科研”渔旗提前违法开捕、海猎过程中指挥船员强行“闯海”挤占别人的捕捞区域、捕捞过程中跟大副黑塔一唱一和放烟雾弹麻痹其他船只等等，似乎都在强化海狮子奸狡诡谲的邪性，从而与老福将的正气凛然形成一种对比。但显而易见的是，作者并没有将其简单塑造成一个反面人物。作品中写小布鸽的笛声会让海狮子“变得猫儿似的温顺，久久地坐着或躺着，微眯的双眸里间或还会透出几团潮润”；写海狮子一面怒斥黑塔和小布鸽擅自下海游泳，转眼却又扒光衣服一个鱼跃入海，跟他们一起畅游起来；写面对遇险的渔政船和惩罚勒索过自己的渔政人员所发出的救援请求，海狮子歇斯底里地哈哈大笑，尽情宣泄自己复仇的快感，但最后还是决定前去救援，厉声喝令“小白脸”交出盘剥所得，并扬手抛进怒吼的海风和波涛中……所有这些都烘托出了海狮子身上所具有的一种亦正亦邪的摄人魅力。一方面他世故圆滑、不守规矩、心机深沉、狡黠奸诈，另一方面他又从小信奉“清清白白为人，堂堂正正处事”的人生信条，并表现出机智果敢、胆大心细、沉着冷静、临危不乱的优良品格。正邪两种品格在他身上冲撞，形成了巨大的张力，也使得这一人物形象异常的饱满鲜活。套用福斯特《小说面面观》中对人物形象的分类，无论老福将还是海狮子，都属于圆形人物，人性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被多方位地、深入地呈现和揭示了出来。尤其是海狮子这一人物形象，其魅力不输已被写进文学史的一些成功的典型形象。

《不肯流逝的岁月》创作于上世纪80代后期，作品中流露出一股浓浓的“伤痕”味。从主题上来说，《不肯流逝的岁月》完全可以归为新时期伊始的那类伤痕小说。作品中的“我”（文子）与山子是少年时代的玩伴，彼此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可是随着1966年夏季开始的那场风暴到来，“我”和山子的家庭都被裹挟进了运动之中。山子的母亲王展子，一位泼辣的农村妇女，因与“我”家小姐姐立场不同而不断编造谣言对“我”胆小怕事的母亲进行精神刺激和恫吓，最终导致“我”母亲精神崩溃跳井自杀。料理完母亲的丧事后，“我”愤怒地找王展子复仇，对她进行精神折磨，使她惶惶不可终日。尽管“我”和山子是“割了脑袋也不会变心的好朋友”，但王展子毕竟是山子的母亲，因此朋友之间的裂痕还是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当路上偶遇，“我”热切地迎上去时，山子却拉着弟弟闪身离开，“用脊梁贴着我滑过去了，哪怕冷眼也没有向我瞟过一个”。而后，“我”还发现山子在暗夜里带着弟弟一起练习厮杀搏斗，时刻准备着与“我”拼命……再后来“我”参军入伍走出山村，又到了省城工作，偶然得知山子原来也在省城高校教书。老家的梆子哥想让“我”和山子言归于好，可是两人都没有勇气迈出那一步。那段“不肯流逝的岁月”成了一对好朋友心中永远难以逾越的障壁，给彼此的内心造成了永远难以愈合的伤痕。

作品对特殊年代给一对挚友的友情所带来的严重创伤进行了深刻揭示，然而就《不肯流逝的岁月》而言，其意义又绝不仅限于伤痕的揭示，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开掘。小说中的叙事者“我”是一个受害者，但同时“我”又是一个加害者，“我”以牙还牙地对王展子进行精神折磨，这与她最终患“惊魇症”并自戕身死之间显然有一定的关联性。在那场灾难中，没有人是彻底无辜的，“我”也不例外。这样一种自我反思精神的介入，使得作品超越了单纯的伤痕暴露与情绪宣泄而进入到了相当深入的反思境地。而这，无论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潮流中都是不多见的。

小说值得称道之处还在于较为细致地呈现出了那个年代农村生活的真实图景，比如地域色彩浓厚的风俗文化、乡村伦理关系在政治运动中的分化与崩溃，宗族势力在乡村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乡村政治斗争与宗族关系、亲缘关系、私人恩怨等诸多因素的相互缠绕等等。作为一部篇幅和容量都有限的中篇，在这些方面挖掘的深入程度和细腻程度也是值得珍视的。

如果说《海猎》和《不肯流逝的岁月》都属于现实题材写作的话，那么《岳家军》则将视野转向了历史。作品生动地再现了南宋初期，面对金兵渡江南侵、宋军全线溃败的危局，岳飞克服重重困难创立岳家军并率部将金兵驱逐回长江以北的那段荡气回肠的历史，成功塑造了民族英雄岳飞的光辉形象。

历史小说创作最主要的难点在于如何处理史与诗的关系，或者说真实与虚构的关系。基于不同的历史观，有作家在创作历史小说时特别讲究与史实相对应，主张诗意的创作以不损伤历史真实性为前提；有的作家认为可以将历史事实作为背景，尽情地展开虚构、挥洒想象、塑造人物；还有的则在创作中完全将历史搁置一旁，追求娱乐大众、彻底走向戏说。最后一类历史题材小说，实际上已经对历史进行了彻底解构，走向了反历史。然而在大众文化崛起的过程中，娱乐逐渐成为主导性、支配性力量，戏说历史也似乎成了一种流行时尚。

《岳家军》的创作，旨在对甚嚣尘上的“戏说历史”现象进行反拨。岳飞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他的事迹正史上多有记载。然而千百年来，对岳飞的戏说层出不穷。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史学界关于古代有无“民族”观念，岳飞、文天祥等是否属于“民族英雄”等问题的争议，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对岳飞等历史人物的“戏说”更显活跃。刘玉民先生对岳飞这一历史人物的关注由来已久，对那种无原则的“戏说历史”现象十分关切。早在1982年他就创作和发表了电影文学剧本《岳飞》，2013年电视剧《精忠岳飞》上映后，他又发表了《戏说岳飞何时了》的文章，对《精忠岳飞》的戏说倾向进行了尖锐批评，认定“用戏说对待民族英雄和与之相关的那段历史，是会误导观众、贻害子孙的”。

中篇小说《岳家军》就是他数十年来关注岳飞、研究岳飞的创作成果之一。从创作初衷看，这部作品有恢复历史本来面貌的使命感灌注其中。从作品的完成形态来看，也确实践行了他所认为的历史题材作品应当“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既尊重史实，也合理虚构，大量使用个性鲜明的对话来塑造人物、凸显人物的性格特征。比如写岳飞与杜充的几次冲突时，岳飞的语言就时而含蓄隐晦、时而单刀直入，十分精彩。另外，小说中也使用了大量细节来刻画岳飞的形象。这些对话与大量情节和细节的使用，使得作品兼顾了真实性与可读性，已经具备了一部成功历史小说的基本要素。

总而言之，客观来说，刘玉民先生的《海猎》《不肯流逝的岁月》《岳家军》等中篇小说，无论其文学价值还是艺术成就都是可圈可点的，但作品发表后却鲜有反响，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如本文开篇所说，这其实也反映出中篇小说这种文体的尴尬。中篇小说要完成突围并实现当年曾国英“中篇小说时代已来了”的预言是一项复杂工程，需要整个文学场的共同参与，不是几位作家、批评家呼吁一下就可以成功的。而作为个体，作家所能做的就是要尽可能克服外在的诱惑，继续在这一文体领域深耕不辍，拿出优秀的作品；作为研究者所能做的，则是尽可能及时发现其中的佳作并予以批评阐释，避免发生遗珠之憾。

（本文发于中国作家网在《文艺报》所开设的“文学观澜”专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研究”2021年10月25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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