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鲁迅学史》：“鲁迅学”谱系的再整理
张梦阳先生的《中国鲁迅学通史》初版于2003年，以其规模宏大、资料翔实，早已成为鲁迅研究者案头一部重要工具书。该书2005年被收入“中国文库”，“国内外从事鲁迅研究的学者几乎人手必备一套”（林非语）。2021年新版的《中国鲁迅学史》，虽非另起炉灶，但也在原书基础上进行了较大规模增删。按照作者“附录”中所说，该书的上编不动，中编（1949-1999）“需要重写”，下编（2000-2019）“则完全是新作”。所以，说这是作者对鲁迅学谱系的一次再整理，并不为过。
鲁迅发表《狂人日记》时37岁，小说集《呐喊》出版时是42岁，并未料到自己以后会有这样的名气与影响。“《呐喊》第一版印了一千本，鲁迅先生气恼地说：‘印一千本，有谁要呢？’直至现在，《呐喊》销至几十万本，鲁迅先生自己是毫不知道了。”（陈子善：《<呐喊>版本新考》）早在1919年，傅斯年就在《新潮》上撰文表彰鲁迅，据作者考证，这是“对鲁迅杂文最早的正面评论”。这当然不是对鲁迅最早的经典评论，张梦阳认为，1927年黎锦明撰文“第一次把鲁迅称为文体家”，以及同年茅盾发表的《鲁迅论》，此乃对“鲁迅映象”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总结。自此以后在学院内外开启的鲁迅研究，虽屡屡受到来自各方的干涉与影响，但也存在着明显的自发色彩，这是我们可以从《中国鲁迅学史》一书中很容易得出的印象。故这部“鲁迅学史”主要不是对鲁迅著作或鲁迅思想做的研究，而是对鲁迅研究做的整理，从文体角度看，应属学案性质，也就是学术史或思想史研究范畴。不过，作为当下鲁迅研究界的名家，张梦阳先生自己的学术追求，也在左右着对材料的取舍与评判。一如该书导论中提出的两个术语“鲁迅本体”和“鲁迅映象”，《中国鲁迅学史》侧重的是对鲁迅思想研究的总结，这也符合鲁迅研究的历史和现状。鲁迅是一个作家，又不是一个单纯的作家。他没有单独的思想著作，小说也仅有三本而已，但他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怎么看待与理解鲁迅，本身就成为现当代中国思想层累的一部分。钱理群先生早就说过：“‘鲁迅’（鲁迅其人，他的作品）本身即是一个充满着深刻矛盾的、多层次、多侧面的有机体，不同时代、不同层次的读者、研究工作者……从不同的角度、侧面去接近‘鲁迅’本体”。（《心灵的探寻》）再回头看“鲁迅本体”和“鲁迅映象”两个术语，我们大体可以将其理解为，“本质意义上的鲁迅思想”与“人们研究中不断深化的鲁迅认识”。这是一种较为经典的鲁迅研究路数，其问题意识主要集中在解读文本以阐释思想。如作者的“心结”之一——“阿Q典型性问题”，作者在前作“通史”中甚至拿出一章篇幅介绍“阿Q学史”。作者又是坦率真诚的，他在“鲁迅学史”附录中说，自己“始终在典型、非典型中绕圈子，不能冲出思想的牢笼，另辟蹊径”，似乎又对自己毕生追求有所质疑。值得重视的是，在这部“鲁迅学史”中，之前单列一章的“阿Q学史”被拿掉了。这里首先是缘自著作体例发生的调整，也不无作者自己心中疑惑的影子吧。
要介绍这部“鲁迅学史”，还是要回到前作“通史”中。两部著作书名只差一字，但在体例编排上差异很大。2003年出版的“通史”，如其副题“二十世纪中国一种精神文化现象的宏观描述、微观透视与理性反思”，恰好分为三个部分。宏观描述部分占了全书三分之一强，接近于对鲁迅研究的编年整理；微观透视部分则侧重专题总结与阐述，分述“《野草》学史”、“阿Q学史”、“狂人学史”、“《故事新编》学史”及“杂文学史”；理性反思部分则偏重对研究方法的透视和整理。此外还编有“索引卷”。这种撰写学案的办法，体例似有杂乱之嫌。黄宗羲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以学派为纲，一个个介绍各派学者思想，体例则是清晰可辨的。大概作者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故在“鲁迅学史”中放弃旧写法，其“上编”除个别地方外，全依前作；“中编”则对前作扩写、改写、增补甚多，如冯雪峰、陈涌、李长之、王瑶、林辰等章，即依前作八章一、二、三、四、五、六节扩写。又如1966-1976年间的鲁迅研究“务实派”，前作仅用一节，本书扩为一章，增加了很多内容，并将李何林定位为该派的“最高代表”。我们也会发现，前作“微观透视”卷的课题，被作者正式移入编年中，并增加了大量篇幅。该书较具特色的大概还是其“下编”，其研究对象是2000年以来的鲁迅研究，以学者为线索，对这一时期的鲁迅研究话题做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对版本和史料研究的重视，作者在“下编”中增加一章，专门介绍鲁迅研究的文献学方向，对王景山、王锡荣、陈子善、陈福康等史料工作者的鲁迅研究成果均存相当的关注。
虽然该书对传记研究与史料研究都有所涉及，但其着眼点仍是“中国的”鲁迅思想研究。这个定位，影响着作者的材料取舍，无论是在较早的“通史”，还是眼前的“鲁迅学史”中，他都未设置专节介绍夏志清与夏济安的鲁迅研究。如果说，是书名限制了著作的研究范围，但无论前作还是该书，都专门介绍了同为海外学者的李欧梵的研究成果；在“鲁迅学史”里，作者还用专章介绍新世纪的日韩鲁迅研究。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对国内学界影响深远，鲁迅一章为其书重头，“小说史”中对鲁迅的观点，80年代主要是被国内学院派轮番批评，这实在值得一写。夏济安《黑暗的闸门》已有中文译本，这部书更是拿出三章来讲鲁迅。尤其是其《鲁迅作品的黑暗面》一章，80年代初在大陆即有乐黛云先生译本，李欧梵、丸尾常喜等学者都提到过该书对自己鲁迅认识的影响。
张梦阳先生这部《中国鲁迅学史》作为其前作的扩编，增删甚剧，由187万字变为70余万字，体例则更具整饬感，研究对象一直追索至2019年。我们不禁想起洋洋八卷的《近代文学批评史》撰写过程，作者韦勒克从1954年出版第一卷，1992年方完成第八卷。笔者由衷希望，张先生增删近二十载的“鲁迅学史”，也能一直写下去并不断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