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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对西南联大的研究出了不少佳作。光是影视作品就有2018年的纪录片《西南联大》，如今的电影《九零后》。不过，这些作品大多从学子成才的角度去探究，没有把西南联大放进一个时代，一段历史里，更没有把西南联大作为一种独特的组织，从组织建制的角度去研究。今天笔者想从西南联大三位领导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的角度，和读者朋友一起去看看西南联大的“联”与“大”，这是西南联大的另一面。

西南联大校门

史上最穷的大学

西南联大应该说是史上最穷的大学，梅贻琦校长有时也得靠典当旧衣物过日。即便是破旧的草皮屋顶土墙教室，也常遭日机轰炸。然而，没有大楼，却有大师，群贤毕至，人才济济，硕果累累。曾任西南联大建设长、西南联大师范学院院长、南开大学秘书长的黄钰生（字子坚）教授说：“南开坚定如山，北大宽广如海，清华智慧如云。”如云，如海，如山；自然，自由，自在，这正是西南联大刚毅坚卓的校训精神。

当今许多人努力在探究西南联大创造的奇迹，追问西南联大的学者们为什么能够在那么困难的环境里，培养出那么多展现中国人最美好样子的学子来？三所历史不同、背景各异、特色独具的大学，那么多一流学术大牛，为什么“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而没有落入“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的传统俗套里？

关于这个谜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解铃还须系铃人，最关键的答案还在西南联大的三位掌门人——梅贻琦、张伯苓、蒋梦麟的身上。

1937年，梅贻琦48岁，正当盛年，担任清华大学校长6年，成绩卓然，声望隆重，开创出清华的黄金盛世。短短数年将“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清华，带进国内第一流大学行列。蒋梦麟51岁，出道早，执掌老牌北大已经多年，在教育界久负盛名。张伯苓63岁，最年长，创办出南开系列事业，社会影响巨大，南开大学当时是中国最好的私立大学。梅贻琦1937年8月最早介入，而1946年9月最晚撤出西南联大校务，他与西南联大共进退，九年时间几乎全身心扑在西南联大上。

在梅贻琦看来，西南联大的成功，在于三校人熟，价值观相近。1946年11月1日，他在西南联大校庆9周年纪念会上，这样解释：“想起九年的工夫，在长沙，在昆明，三校联合的结果很好，同仁都认为满意。今后三校联合精神还要保持并继续。前几年，教育当局说抗战中好多学校联而不合，只有联大是唯一联合到底的。这不是偶然的，原因是由于抗战前，三校对事情的看法与做法，大同小异。人的方面多是熟人，譬如：胡适先生是清华的校友；冯友兰先生是清华文学院长，是北大校友；南开之黄子坚是清华校友；张伯苓先生曾为清华教务长，我本人亦为南开校友，已为‘通家’。间或有远近，但是很好。”“寡言君子”的梅贻琦，这段话是字字珠玑。

梅贻琦手书学海思源

梅贻琦掌管校务

蒋梦麟常说：“在联大我不管就是管。”早在1937年8月，蒋梦麟就委托胡适致函张伯苓、梅贻琦：“孟邻兄有信与枚荪兄和我。他说，临时大学实行时，‘虽职务各有分配，而运用应有中心。伯苓先生老成持重，经验毅力为吾人所钦佩，应请主持一切’。孟邻兄此意出于十分诚意，我所深知。我们也都赞成此意。所以我把此意转达两公，伏乞两公以大事为重，体恤孟邻兄此意，不要客气，决定推伯苓先生为对内对外负责的领袖，倘有伯苓先生不能亲到长沙时，则由月涵兄代表。如此则责任有归，组织较易推行。千万请两公考虑。我此时因政府颇有意把我充军到海外去，所以不能来，只好在此为两公及孟邻兄做一个驻京代理人。”

在这封信里，蒋梦麟很老到地提出，三校联合运行时需有一人为主持，所以诚意推举张伯苓为首。他深知张与梅深厚的师生私谊，推举张为首，实际上就是将此重任委婉地交给梅。有趣的是，在西南联大成立之初，张曾对蒋说，“我的表你戴着”。这是天津俗语“你作我代表”的意思，完全信任。蒋对梅也说：“联大校务还请月涵先生多负责”。至于在张伯苓和梅贻琦之间，似乎完全不需要更多的话语和客套，他们之间的信任和默契，有30多年的师生深谊为基础。

属相为牛的梅贻琦年轻力盛，“俯首甘为孺子牛”，行事作风符合清华校风——行胜于言，做事任劳任怨，从不会讨价还价，毅然担负起这一重任，公正刚毅，深孚众望。有时教务长或总务长缺员，他就兼任，认真负责，备受尊敬。

从这些看来，西南联大的成功关键，就在于三校之长精诚团结、坦诚互信、勇于任事、不争功、不诿过。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由三校校长和秘书长组成，为学校最高权力机关。按教育部命令，常委会主席由三位校长每年轮流担任。但因蒋梦麟、张伯苓均在重庆另有任职，经常不在昆明，因此，常委会主席自始至终一直由梅贻琦担任。由于得到张伯苓、蒋梦麟的充分信任和授权，常驻昆明的梅贻琦实际掌管校务，在西南联大就有了广阔的施展空间。

1938年4月，梅贻琦（前排左五）、蒋梦麟（前排左三）与湘黔滇旅行团师生代表及护送军官合影

学生知教授“不知”校长

北大派出老成持重的郑天挺出任总务长，南开安排经验丰富的黄子坚担纲建设长，清华请出才华横溢的潘光旦执掌教务长，新设的训导长则由南开出身的查良钊肩负。各个学院院长分别由三校教授骨干中优中选优，胡适、冯友兰、雷海宗、汤用彤先后出任文学院院长，吴有训、叶企孙先后担当理学院院长，法商学院院长则由方显廷、陈序经、周炳琳、陈岱孙轮值，顾毓琇、施嘉旸先后做工学院院长，师范学院院长则由黄子坚兼任。这些学者不仅在学术上独当一面，而且在领导力上也同样出色。凭着对国家救亡和民族复兴的高度责任感，九年来不屈不挠，锲而不舍，终克大成。

西南联大的经费方面，清华因有庚款，除了应负担的部分外，往往还额外给西南联大补助。师资方面，工学院实际上是清华工学院的延续，北大原无工学院，南开仅有化工系。理学院百余教师中，清华教师占一半以上。因此，西南联大的规章制度，多以清华为蓝本，如教务通则、教授会组织法和一些行政管理制度等，基本上是沿用战前清华的章程。因此，梅贻琦在执掌西南联大时，在校政组织和运行上，相对比较顺畅。

其实，张伯苓的放手和蒋梦麟的不管，并非置身于西南联大之外。以当时两人在政界、军界、商界和社会的影响力，在主观上、客观上都为西南联大在昆明的顺利发展，拓展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后期，西南联大师生频繁涌起的学潮巨浪，都有张、蒋二人在外的巧妙斡旋。西南联大校友在回忆母校时，较少提到与他们始终在一起的梅贻琦校长，而张、蒋二校长就更被“忽略”了。不过，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校友们年轻时接触比较多的，是那些学富五车而又个性迥异的有趣教授们。他们自然不会注意到，为他们提供平台的幕后人。

当然，西南联大九年办学中也有杂音，只不过杂音没有变成主旋律而已。钱穆先生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书中写过，自由散漫的北大学人曾对梅贻琦长期主政校局有不同意见，但蒋梦麟则要求教授们以救国大局为重，相信梅先生的为人处事。

站在不同的角度，人们当然可以得出西南联大不同的成功之道。如今不少高校都在致力于创办世界一流大学，曾是世界一流大学的西南联大自然备受人们感念。西南联大荣誉校友、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易社强先生在《战火和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一书中说，“联大的许多遗产已经奉献给了世界。在艰苦的环境下，保持着最尊贵的思想和精神；在战争和革命的年代，展示出通才教育的适应力，联大为自己在人类的奋斗史上赢得了一席之地。”

的确，当年的西南联大师生们不着戎装、以笔为矛，庚续中华民族的文脉，同样在进行着文化的抗战，其意义不亚于对领土的光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