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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1月1日是西南联合大学建校84周年纪念日。前段时间上映的纪录片《九零后》，又将这所群星璀璨的大学，呈现在社会大众的眼前。

《九零后》的16名主演，年龄最大的已经106岁，最小的也92岁了，平均年龄则超过96岁，是名副其实的“90”后，堪称电影有史以来最“资深”的本色出演。主演者分别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99岁）、翻译界最高奖北极星奖得主许渊冲（享年100岁）、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王希季（99岁）、世界焊接学科权威潘际銮（94岁）、中国高能物理学家叶铭汉（96岁）、著名作家马识途（106岁）、原国家物价局副局长胡邦定（99岁）、2012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郑哲敏（享年97岁）、著名翻译家杨苡（102岁）、著名英美文学家巫宁坤（享年99岁）、著名机械工程学家吴大昌（103岁）、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汉斌（96岁）、彭珮云（92岁）、翻译家刘缘子（享年102岁）、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原校长张道一（95岁）、原外经贸部官员罗振诜（享年96岁）。

笔者12年前跟随清华校史权威黄延复先生研究梅贻琦校长，写作《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有幸深度走进西南联大校友圈，接触了大量老校友，之后数年，多位老先生先后离世。今年五六月份，西南联大杰出校友、著名历史学家何兆武和著名翻译家许渊冲两位先生，先后以百岁高龄辞世。

《九零后》的16位主演中，笔者曾深入采访过其中7位。这些可爱的“90”后，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中国人最美好的样子。他们个性不同，经历过历史大变局，在不同的领域为民族的复兴、为国家的前途奋斗终生，各自做出卓越贡献。家国情怀是他们最深沉的人生底色，他们都有一段共同的经历——西南联大。

大师云集，人才辈出

西南联大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合并组成，1938年5月4日在昆明开学，1946年5月4日结束使命。该校前身名叫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7年11月1日开学，所以11月1日是西南联大的校庆日。

这所在战火中诞生的名校，堪称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人们常用“大师云集，人才辈出”形容这所书写传奇的学校。存续仅8年，其影响至今仍在延续。西南联大总共招录7900多名学生，毕业3800多名学子。其中，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9位党和国家领导人、172位两院院士和100多位人文社会科学大师。

我们也不能忘记西南联大师生们在抗战最艰难的时期，响应国民政府“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的号召，834位学子先后踊跃从军抗战。素来不鼓励学生过早介入政治的西南联大实际掌舵人梅贻琦校长，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毫不犹豫地号召学生奔赴抗战前线。他的二女儿梅祖彤和独子梅祖彦也是从军学子，梅祖彤在英国人组织的战地志愿医疗队支援前线。《九零后》中的三位老人许渊冲、叶铭汉、罗振诜就曾弃学从军，为美国援华空军做译员。800多位抗战勇士的名字，都镌刻在西南联大纪念碑上。笔者曾在纪念碑上找到过许渊冲先生的名字，我告诉许先生时，他开心地说：“碑上刻有我的名字”。

华人首位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先生，在西南联大学习六年，直到研究生毕业。他觉得，西南联大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良好的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为他日后的杰出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尽管当时西南联大的物质条件极差，但是，师生员工精神振奋，以极严谨的态度治学，弥补了物质条件的不足。“学校图书馆存书不多，杂志往往过了一两年才收到，但就在那座图书馆里，我学到了许多知识。冬天，教室又冷又透风。实验课时，只有少得可怜的一点设备。但是，教授课程系统，准备充分，内容都极深入。”杨振宁在西南联大不仅得到最好的学者吴大猷、王竹溪等名教授熏陶，而且还有邓稼先、黄昆、张守廉等同样出色的一批同学。他们聚在一起，或在陋室里或在茶馆里交谈切磋，海阔天空，探索科学奥秘。杨振宁先生也在《读书教学四十年》书中写道，“我在物理学里的爱憎主要是在西南联大度过的6年时间里（1938—1944）培养起来的。”

百岁高龄仍然在翻译世界名著的许渊冲先生认为，“西南联大的成功，主要体现在学术上的成就，没有学术成就，今天人们就不可能感念西南联大。如果不是梅贻琦校长倡导的教育思想，我们这些人也不太容易成才。”他将西南联大的同学简单地划为两派：一派热衷政治，一派专心治学。杨振宁和他都致力于学术。梅贻琦校长曾在西南联大新校舍第一食堂讲过，学生的主要任务是读书，不是参加政治运动。70多年后，许渊冲先生对此记忆犹新，“在梅校长看来，学生的责任就是读书，搞政治不能妨碍读书。要从事政治，学生走出校门进入社会后可以。”他的同学汪曾祺说闻一多先生政治活动参加太多，闻先生说汪用“高射炮”向他高射。闻先生反批评汪曾祺对政治不闻不问，汪说闻先生是对他“俯冲轰炸”。许先生认为，“俯冲”和“高射”就代表了西南联大师生对学术和自由的不同看法。

百岁老人忆往昔

一向谦和似水的百岁历史哲学老人何兆武先生，在西南联大上过四个系（土木、历史、哲学、外文），念了七年书（研究生毕业），他曾多次跟笔者说，西南联大民主自由的土壤，得益于当时校园内外的环境。“我多次看见梅先生和我们一起跑警报。梅先生那时快60岁，他从来不跑，神态非常平静和安详，不失仪容，总是手持拐扙，安步当车，神态稳重，毫不慌张，而且帮助学生疏散，嘱咐大家不要拥挤。我觉得他那安详的神态，等于给同学们一服镇静剂，你看老校长都不慌不忙，我们还慌什么？”

西南联大自由的气氛给何先生留下极深的印象，在93岁时还跟笔者娓娓道来当年的同学趣事：金岳霖先生上逻辑课时，有一位同学每堂课都跟金先生辩论，说金先生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周培源教授每上完物理课，也有一同学老跟周先生辩论，那位同学虽有一套理论，但周先生觉得他根本就没有弄懂，但是这并不妨碍师生间的论辩。

清华大学教授潘际銮先生是南昌大学首任校长，结合晚年掌校的体会，深有感触地总结出母校西南联大的成功之道：八音合奏的团结精神、大师云集的师资团队、通识教育的育人理念、学术自由的问学之道和教授治校的民主作风。他回忆道，即便战时国民党党化教育异常严格，西南联大张奚若教授讲授政治思想史，他指定的必修读物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宣言》，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学校允许各种思想存在，很多教授虽讲同一门课，但讲的内容允许不一样。“那时的教材也不统一的，一门课有很多教授开课，内容可以不一样。中国通史就有五名教授开课，《庄子》有两名教授开课，哲学也有两名教授开课。而且因为课程内容不一样，所以教授之间也经常相互听课，相互学习。比如，哲学教授沈有鼎听外文系冯至先生的课，冯至先生听朱自清教授的课，闻一多先生听沈有鼎教授的课，学术非常开放自由。”

一谈起西南联大的时光，叶铭汉先生一脸笑容。他回忆道，在西南联大学习特自由，老师的课堂是敞开的，你可以随意去教室里听讲，也可以在窗户外听课。无论文理工农商学，只要喜欢都可以去听教授讲课。他当年选择土木系时，主要考虑到毕业后的饭碗和出路问题。后因经常与物理系同学在一起玩，觉得物理学更有趣，就自然转到物理系去，不过转系时大学物理考试必须过70分。西南联大要求理工学生必须修两门以上的人文社科课，他一门选的是陈岱孙先生的经济学，另一门选的是吴晗主讲的中国历史。陈岱孙先生教的经济学，为叶先生后来的工作建立起成本概念，理工事业也要讲究经济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