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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7月30日，《今日评论》2卷6期发表了王力先生的文章《谈标点格式》。

实际上王先生《谈标点格式》一文的标题若编排为“论标点 格式”或更恰当，因该文除谈标点符号的误用以外，还有汉语文章所引英文首字母是否需要大写和汉语文章横排还是竖排等“格式”上的问题。其中标点符号误用部分主要讲了句号应用点不用圈，避免顶格标点，多用句号避免一逗到底，合理使用感叹号避免滥用，句中夹注需用句内括号，反诘句径用问号，伪满不加引号等问题。这些在当时少有人注意，即使注意到了，也大多以不值一提之小问题目之，鲜有撰文公开在杂志上讨论者，而身为西南联大教授的王先生却“不以题小而不为”，足见王先生治学之态度。同时，像一逗到底、滥用感叹号、句中夹注误用句外括号、误用引号等问题在当下也是顽疾，王先生的文章对当今标点符号使用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因而这篇文章仍被视为标点符号研究领域的重要文献。在袁晖主编之《标点符号词典》，陈黎明、林化君著《20世纪中国语文教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等书中都有收录。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王先生文章中也有句号废圈用点、文章弃横用直等与当前通行事实不符之处。但王先生做的是学理层面的探讨，不能以当今的实际使用情况来评判其学术价值。

关于《谈标点格式》一文的写作缘由，王先生在文中亦有交代，即“文章的标点和格式的问题，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显得那样小，所以始终没有人在杂志上认真讨论过。据我所知，只有孙福熙先生在《书人月刊》上略略谈了几句，大意是指摘句号用圈不用点，及书报上的句号逗号常常排在一行的首格。当时这一篇短短的杂感很能引起我的兴趣，总希望有机会仔细讨论这一个被一般人所忽略的问题。”

查孙福熙1939年前所做之文章，未见与标点符号相关者，倒是在1937年2月出版的《书人月刊》第1卷第2期上有孙伏园《标点杂谈》一文，与王力先生所见“孙福熙先生在《书人月刊》上略略谈了几句”的文章相吻合。

《标点杂谈》分为行首的标点、半盘西化的标点、圆点的怪用法、旧式标点四个部分，前三部分谈的是当时报刊、书籍在标点符号使用上存在的问题，最后一部分则提出了孙氏对于当时标点符号使用的看法，即“在词类分书没有实行以前，书写或排印都沿用直引的时候，我以为标点符号还是用旧式较为安当。”

两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王先生所说“在《书人月刊》上略略谈了几句”的实际上是孙伏园。孙伏园（1894—1966），原名福源，字养泉，笔名伏庐、柏生、桐柏、松年等。浙江绍兴人，现代散文家、著名副刊编辑，在新闻史上有民国“副刊大王”之称，曾两度入鲁迅门下，鲁迅名作《阿Q正传》即在其编辑之《晨报副刊》上发表的。1936年10月，鲁迅先生逝世后，正是他撰写了那副著名的挽联——“踏莽原，刈野草，热风奔流，一生呐喊；痛毁灭，叹而已，十月噩耗，万众彷徨”。该联融鲁迅先生作品与经历于一体，历来为人所传诵。其弟孙福熙（1898—1962），字春苔（即鲁迅日记中的“春台”），曾用笔名丁一、明斋、寿明斋等，现代散文家、美术家，曾赴法工读，先在里昂中法大学任秘书，后入法国国立里昂美术专科学校学习。鲁迅先生曾约请他为自己的散文诗集《野草》和译文集《小约翰》等设计封面。孙氏兄弟二人都与鲁迅过从甚密，并且均做过副刊编辑，经历上颇多相似之处，再加之战时资料查考不便，王先生将《标点杂谈》误记为孙福熙所作，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好在王先生顺手交代了刊发杂志，为我们今天查考源流提供了方便，否则这一事实将无从恢复。

1946年6月3日和8月10日，孙伏园《标点杂谈》发表近10年后，仍有两篇讨论句号用圈还是用点的文章在《大公晚报》上发表。这两篇文章都言之凿凿地说标点符号之使用鲜有人注意，仅有孙福熙和王了一两位先生撰文在杂志上讨论过，但是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它们的作者大概都没有看到孙氏原文，而是转引王先生文章中的说法吧。相隔10年尚且如此，孙文发表80余年后的今天，这种陈陈相因的错误更是所在多有。特撰小文，但愿对学界有所裨益，兼纪念王力先生逝世35周年。

（作者：刘飞 单位：厦门实验中学、福建教育学院基础教育研究院课程教材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