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朝晖：钱逊先生的两次学问转向
人的一生注定要经历许多事，但并非所有的事都对我们产生同样大的影响。有些事情，其性质严重到挑战自己多年形成的人生观，被迫反思几十年来的事业，怀疑久已选定的道路。这时我们骑虎难下。有的人缺乏勇气，不敢面对，不愿挑战自我。有的人敢于面对，自觉挑战自我，终于开出了新天地，绽放出新光彩。
在意想不到的遭遇面前，能重新选择人生道路的人不多，几次重新选择人生道路的人更少，钱逊先生可能属于两次改变人生方向、重新选择人生道路的人之一。
钱逊老师是著名国学大师钱穆的第三子，但据他本人讲述，少小之年长期与母生活，与父亲接触甚少。成年后，钱逊生活在新中国，从事马列主义教学和研究近30年，与其父几十年没有来往。改革开放后，钱逊才得以亲闻其父教诲、其父亦力图培养他，但此时他已人至中年，事业和人生基本定型。尽管如此，他还是受到了其父的深刻影响，并导致他的后半生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回到国学，回到中国传统，成为他后半生事业的重心。尽管他并未因此放弃早期多年从事的马克思主义，但后半生事业重心与前半生迥然不同，则是不争的事实。
1999年，钱逊先生从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任上退休后，他的事业和人生再次发生戏剧性改变，这可能也是他自己早年所未预料到的。从一个标准的学者变成地道的儒者，奔走在全国各地，出现在各大书院，现身于各种讲坛，持续社会讲学近20年。直到生命结束前近一个星期，钱老师已身患绝症，自知时日无多，仍呕心沥血，全身心地投入到讲学中。从学府走向社会，从书斋走向民间，不为金钱，不为虚名，钱老师退休之后、在生命最后20年所走的道路与以前的重要区别，可以说是他学问人生的第二次转型。
如何理解钱逊先生的两次转型，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本文试图以钱穆与钱逊1980年到1982年的一组家书为基础，揭示钱逊两次转型的内在动因，说明他是如何在步入中年以后，在其父指导和影响下几次重启人生的。
回归传统，精研《论语》
钱逊1933年出生于北平，幼年及青少年时期，其父钱穆先生或因为工作繁忙，较少在家；或因为抗战离别、天各一方。青年时代钱逊与其父的较亲近接触，可能仅限于在苏州的大约两三年时间，彼时钱逊未超过16岁。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钱穆赴港、居台，与大陆家人离别数十载，直到1980年夏在香港与大陆家人见面时，钱逊已年近半百。
钱逊先生早年成长道路有背叛父志的特征。他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就瞒着父亲，秘密加入了青年团（后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来于1952年上大学时入党。1949年钱逊从苏州考上清华大学历史系，1952年被分派到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一年后人大毕业，回清华工作，开始了他长达20多年的马列课教学生涯。他的夫人也是清华大学政治理论课教师。钱逊曾自述青年时代几次拒绝其父要求，选择了马列主义，与时代同步，被组织认可。
命运让钱逊与清华大学文科的复建相连。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后，赵元任先生于1973年四五月间回国探亲，据闻曾提出与清华师友见面。赵元任曾是新中国成立前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并列。1938年赴美后，赵元任先后任教于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多所美国名校。然就清华而言，自1952年院系调整后，文科旧貌荡然无存，从事与当年类似人文学科者几乎没有。赵元任的到访，或兆清华文科重振之先声。1980年，清华大学校长刘达、副校长何东昌在《光明日报》发表《重视大学文科，多办大学文科》的文章，拉开清华文科复建之序幕。1982年，陈寅恪弟子、时任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的蒋天枢给中央领导陈云写信，其中建议将清华大学建成一所包括文科在内的综合性大学，引起校领导高度重视。此间，清华大学于1980年将原来的文史教研组改为文史教研室，为全校本科生开设文史和社会科学选修课。1985年，清华大学从文史教研室分出中文系和思想文化研究所。1993年，清华大学在中文系、社会科学系、思想文化研究所等单位基础上，成立了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开启了文科复建的崭新阶段。清华大学文科的重建是历史的必然和时代的要求。在这一过程中，文史教研室是清华大学恢复文科以来最早的正式文科机构，地位和角色非常特殊。
钱逊先生1980年与定居台湾的父亲钱穆重新建立起联系，并在同年8月底与其父在香港相见，此前此后获得其父多番教诲。在此期间，钱逊调入文史教研室，并于1982年至1985年3月任清华大学文史教研室主任，1985年3月至1999年退休之前，钱逊长期担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在清华大学文科恢复、重建的过程中，钱逊先生是当之所无愧的元老和开创者之一，亦以自己的身份、职务为清华文科重建作出了重要贡献。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钱逊先生开启了一种新的学问及人生。这一过程的起点在哪里？ 是不是该追溯到他1980年开始与其父通信的时候？
早在1980年4月，钱逊与其父在隔绝31年之后首次联系。钱穆在是年4月17日给钱逊的复信中写道：“顷得来书，乃知父子相念，虽各处各方，而此心则同，甚感欣慰”（《钱穆先生书信集——为学、做人、亲情与师生情怀》，黄浩潮、陆国燊编著，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2014年，页19。下引此书只注页码）。其情深切，其意万千。钱逊紧接着再次致信，欲读其父之书，有意主动接受乃父影响。钱穆遂在6月10日第二封给钱逊的信中，推荐读其所著《国史大纲》及《论语要略》二书，并嘱“你能细细玩诵此两书，当值你终身受用”（页22-23）。后来他又劝钱逊读其《论语新解》一书，称此书“最盼细读”（页44）。由此可知，钱逊先生后来终生研究、宣扬《论语》，与其父关系甚大。
1980年8月底，钱逊与兄妹赴香港与其父相聚，相处7日。别后不久，钱穆在9月24日给钱逊的信中，促其辞去课程、专心读书。在11月24日给钱逊的两封信中，钱穆又一再敦促他早日“改换工作，暂不任课、专力读书”（页34），“此乃你最先当注意之事。勿忽勿忽”（页38），急切盼其早转方向。钱逊跟其父讨论“改换工作”“转换任务”，时间在1980年9月-11月之间。这一时间与他从马列课教员转到文史教研室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时间大体吻合。不难发现，钱逊1980年后变换工作、到文史教研室任职，以及后来长期在思想文化研究所任职，背后有乃父的影子，也非常符合乃父对他的期待。此间为了鼓励钱逊，钱穆先后多次让其夫人给钱逊寄去“十数种”自著之书，并在信中告知钱逊“我最近曾在此故宫博物院讲‘中国人生哲学’”云云（页35）。1998年钱逊出版《中国古代人生哲学》一书，想必受过其父影响。
此外，钱穆亦在与钱逊的通信中，多次传授读书方法，嘱咐读其书不宜求速、不可贪多，“万弗欲速，匆匆看过，将全无益处”（页43）；自己所寄之书，他希望钱逊“一一细读，万勿粗心求速，随便翻阅……此层务盼注意”（页38）；又建议读其书时，要反复多看，“惟盼你读我书……须仔细缓看”，必要时“须反覆重读，一书看两遍尽不妨”（页43）。钱穆并多次希望钱逊读书过程中随时来信请教，“遇读一书有心得，可继续在来信中提及”“俾我……有所指示”（页43）。
此间钱逊果真下苦功读书，并向钱穆寄去读书心得，复请教《论语》及儒学方面的问题，如知命与求仁的关系问题，钱穆亦在回信中一一开示，详解儒家思想中命、仁与性的关系。在1982年7月28日给钱逊的信中，钱穆开头即说“四月来信，提出几问题，知你读书用心，颇有欣慰”（页47），对钱逊读书进步给予肯定。此外，钱逊亦在信中问及读书顺序，钱穆在回信中称，古书“并无一定次序。但重要的必该读，不重要的可不读”；至于读他本人之书，“先读你喜欢的、感兴趣的，通读一书自能再读他书”。（页47-48）
由上可知，自从钱逊与乃父1980年建立联系之后，一直在钱穆指导下读书为学，包括指导他从《论语》等书读起，以及催促他转换工作，传授他读书方法等。
不过，钱逊多次强调，他的学问转向丝毫不意味着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恰好相反，他仍然坚信马克思主义，只不过主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与儒家相结合。从这一点看，钱逊并没有简单地继承父志，而是在继承的同时，保留了自我。钱逊亦在个人回忆中称自己与其父31年后再次相聚，“我们之间有了太多的隔膜”“我也受到父亲的责备”（《钱穆家庭档案：书信、回忆与影像》，钱行、钱辉编，九州出版社，2021年，页290）。因而钱逊与其父的和解，不是简单屈从，而是他心目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解。
笔者犹记得一件事。2019年8月钱逊先生去世后，在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纪念钱逊的座谈会上，与钱逊同事数十载的刘桂生先生记起一件事。刘桂生教授回忆说，当年他得知钱逊将要赴港，遂拟若干问题，托钱逊转呈其父，欲知钱穆意见。待钱逊香港归来，见到刘桂生，刘问及其父意见，没想到钱逊大吐苦水。大意是他在香港见父，原本相聚甚欢，待他呈上问题，其父态度遂变。原来钱穆对刘的学识颇为赏识，遂怪其子，何以问不出同样水准的问题来？ 这事令我印象深刻，因思钱穆晚年教子心切。
1988年，钱逊出版《论语浅解》一书，这可能是他从马列课教师转到中国思想史研究后的第一本儒学专著。距离与其父重新联系、获其指导，已有8年。到1991年，钱逊出版《先秦儒学》时，对儒家思想有了相当全面深入的研究，此时距与钱穆建立联系已有11年。从《先秦儒学》一书可以看出，钱逊虽然年近50才开始儒学研究，但经过这些年，已打下良好基础，故能形成己见。这一切，我们从上面的线索梳理中不难看出钱穆的巨大影响，特别是自从《论语浅解》之后，他对《论语》的个人兴趣，一直延续到生命最后一刻，陆续出版了《儒学圣典：〈论语〉》（2001）、《〈论语〉读本》（2007/2010）、《平天下——〈论语〉的处世智慧》（2009，音像版）、《〈论语〉讲义》（2012）、《〈论语〉处世智慧》（2010）、《孔子的活法：〈论语〉里的人生之道》（2010）等多部有关《论语》的专著。钱婉约女士在《殚精竭诚传〈论语〉——我的三叔钱逊先生》（《文汇笔会》，2019年10月29日）一文中，亦详细介绍了钱逊先生如何以“春蚕到死丝方尽”的精神带动她在各界讲习、传授《论语》的经历。
践行儒学 走向民间
如果说，退休之前，钱逊先生的身份是一个标准的学者，以研究《论语》及儒家思想为主，倡导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结合；退休之后，钱逊先生的身份逐渐从理论转向实践，从书生变成活动家。虽然退休后从未放弃儒学研究，但他的重心却慢慢地放在儒学传播之上，变得越来越像实践中的儒家，而不仅仅是书斋中的学者。
我们都知道，对待儒学的两种态度——一种是以第三者身份研究，一种是以实践者身份践行——是有本质不同的。在清末科举制度被废除之后，以经学为中心的、活的儒家传统走向衰微。虽然儒学研究从未中断，但以儒学为生命关怀，严格践行儒家价值，已不再流行。然而，学习儒家思想和人类其他优秀思想一样，只有从理论到现实，才能落到实处。对于儒家思想的精华，只有付诸实践，才能古为今用；只有活学活用，才能真正激活。否则我们谈论继承和发扬传统思想的精华，就可能是一句空话。
遗憾的是，现代中国学术全盘接受了西方学科体系。在以文史哲等为中心的人文学科中，每个人都要找到自己的位置。受西方学科精神影响，学者们的主要工作都是研究而不是践行，真正践行的人越来越少。学界流行的风尚也是以理论成果而不是践行精神相标榜。一个人可以著作等身，但不需要人品高尚；可以侃侃而谈，但不需要言行合一，乃至于理论脱离实际，高喊恢复传统，修养放置一旁；整日复兴国学，德性功夫不做。
钱逊先生与许多儒学研究者的最大差别之一，在于身体力行。他对儒学的兴趣决不限于理论，一直主张功夫。他晚年能在人生道路再跨出一步，走出校园、走向民间，全身心投入于儒学传播事业，正是这种身体力行的一种体现。钱逊晚年传播国学，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就我个人所知，除每年暑期到香港定期讲授《论语》外，他曾在北京什刹海书院讲授国学可能数百场，包括连续三年为北京市中小学教师讲《论语》；在山西聚寿山书院为社会各界人士讲授国学至少数十场。他还曾到过很多其他大大小小的民间书院或社会场合，义务讲学不下一二百场。也许有人以为钱老师这样做是为了挣钱，这是个很大的误会。清华大学河北发展研究院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徐林旗老师多次邀钱逊讲课，有一次钱老师主动问徐林旗，你们请人上课，缺不缺钱啊？ 要不要我给你们一些支持？ 钱老师的话令徐林旗大感意外，因为徐老师请人授课，总想着课酬的事，没想到钱先生还想自己贴钱，这令徐老师非常意外和感动。
笔者于1996年因钱逊先生从外单位调入清华，与钱先生共事20余年，在他退休之后亦未中断往来，故对钱逊的待人风格体会颇深。我的印象是，钱老师性格和易，没有架子，与人为善，谨慎自持（这里不谈工作上的事情）。我曾与钱老师一起参加各种学界及社会活动，多次护送他回家。印象特别深的是，钱老师在各种场合，寡言少语，从不夸夸其谈，对于自己的家世、特别是作为钱穆之子的身份从不主动提起，亦从不在任何场合宣传其父思想、观点或成就。我曾不止一次问及他与其父关系，他也总是三言两语，言简辞约。在课堂上，他可能会采用钱穆著作为课本或资料，但对钱穆思想从无半点捍卫、辩护之意，甚至鼓励别人批评。多年前，本所他指导的一个研究生欲以钱穆为学位论文主题，竟遭钱逊反对，大意似是认为没必要。另有一位学生当面对钱穆有所批评，钱逊听了不但不反对，还表示认可，令该生大感惊讶。
该如何理解钱逊晚年走向社会、走向民间的第二次人生转向？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我认为也可从其父钱穆的教诲中发现重要秘密。从钱穆给儿子的信似可看出，钱穆希望把自己对国学精髓的理解传给儿子，而儒家传统落实为做人功夫，“做”永远比“说”重要。故早在1949年钱穆去大陆之前，即曾规劝钱逊读《曾国藩家书》。在1980年二人重新联系后，钱穆不仅在家书中指导钱逊读书，亦教他为学与做人结合。在1980年11月24日给钱逊的信中，钱穆称“你已年过四十，倘读此数书觉有兴会，一可循此好好做人，一可走上自己研究之门径。盼能从此努力，再过三十年，自可从此走上一道路。惟盼勿心急心粗为主要”，并称自己寄给钱逊的书“或在教人如何修养做人，或在指示学问从入之门径”（《钱穆先生书信集——为学、做人、亲情与师生情怀》，页38）。又在1981年2月15日的信中告诫钱逊，“你年事已不轻，并在学术界做事，幸加努力，不以无知无识，虚度此生，则我所望也。能懂得一些是一些，万勿轻发大理论大意见，误己误人。切戒切戒”（同上书，页44）。此外，钱穆还将自己两位在大陆的弟子郦家驹、洪廷彦介绍给钱逊，希望钱逊“常能接近他们”，并嘱“你该以长一辈礼事之，常向他们请教”，要钱逊通过此二人了解该接近何人。（同上书，页36）
上述通信帮助我们理解，钱逊先生何以后来一直倡导“读《论语》，学做人”，强调儒学的精髓不在知识，而在做人。我想钱逊自己在人生道路上是尽力按照其父的教诲做的，他晚年学问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向，与他在其父多年熏染下，对儒学或传统文化精髓的体悟有关。
余论
20多年前（应该是1995年），笔者第一次见到钱逊、也是第一次到他家时，曾看到他家客厅放着一个镶框的大幅钱穆画像。从他看其父画像时的神情，我能感受到他的某种心态。但在后来多年共事的过程中，从来听不到钱逊主动提及其父，尤其是乃父对他的影响，甚至还有他明确表示不同意其父观点的时候，我曾经猜测，钱逊老师由于个人经历，在学问上基本上没受钱穆什么影响。但最近研读钱穆给钱逊的信件，细看钱逊回忆文章，联想到钱逊生前的一系列言行，颠覆了我以前的猜测。我现在倾向于认为，钱逊后半生的学术事业基本上是按照其父的教导开展的。钱逊后半生的两次学问转型，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其父影响下的产物。
当然，钱逊的转型除与其父有关外，也与时代环境有极大关系，同时也是他个人自觉选择的结果，不能全部归结为其父影响。本文无意否定其他因素的重要性。钱逊在回忆父亲及总结自己的一生时说，“人们常说我是家学渊源，我总感到十分的惭愧”（《钱穆家庭档案：书信、回忆与影像》，页159），“我真正自己来认识父亲，是在隔绝了三十多年之后”（同上书，页291）；“在我的后半生，父亲通过他的著作给予我的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同上书，页159），“父亲的著作、父亲的教诲和父亲一生的为人，在这方面给我的教育是我终身不忘、终身受用的”（同上书，页290）。这些都能表明，钱逊的后半生确实是在默默地继承父志，并付出了一系列行动和抉择。
偶尔听人说，钱逊的天资不及乃父，故在国学上的成就亦不及乃父。但我认为，钱逊的国学道路是经历多次戏剧性变化所致，是特定时代环境与个人选择的结果。他的经历与其父截然不同，亦不能用其父的标准来衡量。不管钱逊的天资和学问是否超过乃父，有一点是肯定的，他是一位真诚的探索者，对于生命意义的执著追求和对家国天下的深厚情怀，加上时代因素和其父钱穆先生的影响，导致他一生的几次重大转型。一个人的外在成就是一回事，内心的追求则是另一回事。我们不能过分在意所谓的外在成就，钱逊老师一生学问的几次变化本身就是一种颇有意味的学术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