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诗人的起步——袁可嘉求学时期集外新诗考释
袁可嘉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著名诗人、翻译家和诗歌理论家，在介绍西方现代派理论方面亦颇有成就。但是关于他的史料整理工作却相对滞后，1981年出版的《九叶集》收录了袁可嘉1949年之前的12首诗，1988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袁可嘉的《论新诗现代化》，该书为袁氏上世纪40年代后期以“新诗现代化”为纲领发表的一系列诗论文章的结集。此后直到199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才推出他的个人诗文集——《半个世纪的脚印——袁可嘉诗文选》，该书分诗选和文选两部分，集中收录了袁可嘉整个创作生涯的诗歌和诗论文章。2014年《斯人可嘉——袁可嘉先生纪念文集》出版，它收录了海内外诗坛、学界关于袁可嘉的纪念、研究文章共65篇，被认为是“第一次较为系统地评价了袁可嘉的学术地位和贡献，是研究袁可嘉的重要文献资料”。有研究者指出《袁可嘉诗文选》一书“基本将其所有诗作收录在内”，其实不然，仅笔者所见袁可嘉1949年以前发表的集外诗文就有近20篇。目前国内也没有出现一本袁可嘉的专门传记或年谱，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文学研究包括史料整理工作，本来就是“一种接力的事业”。因而笔者不揣浅薄，在这里先就新见袁可嘉求学时期（包括中学和大学）的集外新诗进行梳理和考释，以期推动对袁可嘉和九叶诗派的相关研究，亦可看作是为袁可嘉百岁诞辰做一纪念。
一
1935年第6期《宁波中学生》刊有署名“袁可嘉”的诗歌《奉化江上一瞥》，未见于《袁可嘉诗文选》，也不见其他研究者提及。全诗照录如下：
奉化江上一瞥
空中袭来一阵狂风，
浑浊的水开始动荡，
一波未伏，一浪又起；
阳光映着，
起伏处发出闪闪的光亮。
张着红黄色帆的渔船，
一艘艘逐浪而来；
水手们停止了划桨摇橹，
安静地蹲在船尾吸烟，
——一刹那的麻醉，安慰！
夹岸丛树中，
不见支鸟飞旋；
夕阳徐徐向西坠，
翘首更见袅袅婷婷的炊烟。
人张开两臂，打了个呵欠，
轻轻的说：“一天又付诸流水。”
《宁波中学生》于1933年在宁波创刊，半年刊，由浙江省立宁波中学自治会出版部编辑发行。《宁波中学生》属于中学校刊，是研究民国时期宁波中学和宁波中学生的重要刊物。该刊致力于共同探讨学业上的问题和寻求光明道路，展现学生的理想抱负和对社会的态度，主要栏目有论说、文艺、记叙、诗歌、随感、小品等。有学者曾指出：“民国时期的中学校刊尚未得到充分的整理与发掘，这些校刊对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作用不容忽视。”《宁波中学生》显然也在此列，其价值有待进一步发掘。
袁可嘉1921年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余姚县，1935年到1937年夏，他在浙江省立第四中学（即宁波中学）初中部学习。袁可嘉曾在文章里这样回忆彼时的生活：“这三年，我受到全面的德智体教育。我认真听讲，努力学习，年年获得奖学金，使我的语文和英语打下了初步基础；我参加校刊的编辑工作和学术辩论会，增长了实际工作能力；我参加童子军活动和球类比赛，练出了一副结实的身体。我开始新诗习作也是在这个时期。”由此可知，宁波中学的三年学生生活对袁可嘉来说可谓是获益匪浅，而这里提到的校刊应该就是《宁波中学生》，《奉化江上一瞥》也可以算是这一时期的“新诗习作”。值得注意的是，《奉化江上一瞥》是目前为止发现的袁可嘉最早公开发表的诗作，比此前学界认为的1941年7月在重庆《中央日报》刊登的第一首诗歌《死》整整提前了六年。袁可嘉发表此诗时才14岁，它的发现对于我们了解袁可嘉早期创作以及袁氏诗歌风格的形成与变化都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奉化江上一瞥》写的是诗人傍晚时分在奉化江边所看到的景象，整首诗浑然一体，描写自然，意境优美，读后仍有余味。奉化江是宁波境内的一条主要河流，得名于流经的奉化，至宁波三江口与姚江汇合成为甬江。夕阳西下时分，狂风逐浪，奉化江上波光粼粼，张着红黄色帆的渔船快要接近岸边；水手们经过一天的劳作，开始蹲在船尾吸烟休憩；炊烟袅袅升起，人开始打呵欠，宣告了一天又要过去。少年袁可嘉站在奉化江边，目睹了这样的情景后，心生感慨，写下了这首诗歌。袁可嘉的故乡余姚北临杭州湾，是个靠近大海的地方，他求学时待的宁波市也有多条河流经过，于是帆船、出航、潮水等意象经常出现在袁可嘉的诗歌里，40年代后期发表的《涨潮》《出航》等都是如此，而这首《奉化江上一瞥》则是更早的代表。此外，诗歌里对水手们通过吸烟来获得暂时的麻醉和安慰采取了一种理解和同情的态度，这也是袁可嘉诗歌关注底层和苦难的底色，40年代发表的《难民》《冬夜》《旅店》是这一底色的延伸。有意思的是，与成名后的现代派诗风不同，这首《奉化江上一瞥》还是秉持现实主义风格，在如实描写现实场景的同时，融入古典诗的意象和境界。它显示了诗人较好的写作才能和天赋，代表着袁可嘉诗歌创作的起步。
二
袁可嘉于1941年秋天入读西南联大外文系，袁可嘉曾在自传文章里这样描述西南联大之于他的意义：“西南联大对我的影响是重要的，可以说基本上决定了我后来要走的道路。我有幸在这里遇见了许多好老师，沈从文、冯至和卞之琳等先生都对我有过许多帮助。”或许是出于沈从文的推荐，大学时期的袁可嘉在1943年下半年的重庆版《益世报》留下了4首诗。这4首诗似乎并未得到相关研究者的注意，4首诗全文如下：
诗三首
一、帆
天青，海蓝，
我是一朵薄绸的帆
要驶向不冻的远港；
东方有孤云解缆，
嗨，你想追纵我吗？
二、夜行
设想自己踉跄于沉睡的午夜底背脊
逐着盲者的七弦琴飘落、扬起、远去……
我无意在众人的梦上寻梦，
我只是急着要去叩击那些失眠者的窗户
（那些潜现于大我底寂寞
向远方尖起耳朵的人们）
说：“窗外有星光如雨！”
三、语
我爱在深夜时分
偷窥人们底灵魂赤裸；
我凝视从无数鲜红的舌尖
抛起紫色的焰，蓝色的焰，黑色的焰……
呓语是灵燃的彻底火化
我潜在无边的梦海里捕捉；
我，夜航的渔父，
撤开网，捞起那太阳遮掩的人心底闪光。
死
如果生命是一支流泉
你便是拥抱百川的大海
我们都淙淙地歌唱
见了你，才发现自己底实在；
你敞开无底的黑色深渊
消融一切的欢乐和悲哀
慈祥地，以永恒的遗忘
化憎爱为一片残灰；
怜悯我们愚蠢的劳顿
你赐给我们昏的安迷眠
秒针间装着苍天碧海
你却放逐了最最□情的时间；
你底王国距离我们太远
那儿从未捎来过无息
有时却亲近得像自己底影子
每秒钟都伴随我们呼吸；
你底来临是如此的轻盈
连□□的泥土也觉不出你的脚步
当生命底晴雨台挂出一枚否定符
像朵朵远帆我们驶回你古老的船坞；
多少人向你咒诅，多少人见你叹息
智慧者却还你微笑的默默
你是生命歌谱的休止符
完成交响的全体于肃穆的沉默。
——十一月
袁可嘉曾自述诗歌风格存在一个转变的过程：“1942年是很重要的一年，我的兴趣从浪漫派文学转向了现代派文学。……也是在1942年，我先后读到卞之琳的《十年诗草》和冯至的《十四行集》，很受震动，惊喜地发现诗是可以有另外不同的写法的。与此同时，我读到美国意象派诗和艾略特、叶芝、奥登等人的作品，感觉这些诗比浪漫派要深沉含蓄些，更有现代味。当时校园内正刮着一股强劲的现代风，就这样，我的兴趣逐渐转向现代主义了。”《诗三首》和《死》可以视作是袁可嘉诗歌风格过渡时期的产物，与五个多月前发表的歌颂抗战的浪漫主义诗《我歌唱，在黎明金色的边缘上》不同，这4首诗给人的感觉更接近现代诗。诗人时而“踉跄于沉睡的午夜底背脊”，时而“潜在无边的梦海里捕捉呓语”，撒开网，捞起的却是“那太阳遮掩的人心底闪光”；他更是与死亡进行亲密的对话，对死亡进行具象的描述和深入的思考，称颂死亡是“生命歌谱的休止符，完成交响的全体于肃穆的沉默”。我们比较容易就能从诗歌中发现卞之琳、冯至乃至西方现代派的影子，同时诗里也运用了一些古典诗词的意象，这体现了袁可嘉诗歌创作资源的丰富性。需要指出的是，这4首诗是过渡阶段的“练笔”之作，袁可嘉后来诗歌里的大跨度的比喻、矛盾对比的语言以及对象征和联想的强调在这里没有太多的显现。这也可以理解，任何一位作家诗人的成熟都需要一个过程，而《诗三首》和《死》的发现恰好可以让我们看到袁可嘉在追求诗歌成熟道路上所做的努力。
三
笔者还在1942年第1期《文学修养》里发现一则袁可嘉史料，颇有意思，照录如下：
答袁可嘉君
（昆明西南联大学生）
问：文学是否应服从政治？即文学是否应为政治斗争之工具，抑自有其超然的独立性？
答：总理说：政治是管理众人的事，因此政治在现实生活中常起决定作用；文学是反映现实生活的手段，不能脱离现实生活而存在，亦即不能完全脱离政治而存在。现在我国主要政治任务是为民族争取自由独立而抗战，文学应为此特点服务，否则就无存在价值。文学既不能离开现实，那么所谓自有其超然独立性的“纯文艺”，实际上是没有的。至于文学作为政治斗争工具自然是可以的，就以抗战的文艺作品来看，也就是三民主义与法西斯侵略主义斗争在文艺上的表现。
问：中国新文学运动中以新诗成绩最差，是什么缘故？
答：中国新文学运动中以新诗成绩最差，其原因大概是这样：（一）新诗人的主观努力不够，未产生出震撼人民灵魂的伟大诗篇。（二）一般人对于新诗不重视或不爱好，甚至不懂。抗战以前即使第一流的文学杂志，都将新诗作为补白之用。（三）以为新诗易于写作，粗制滥造之作太多。（四）新诗的理论（包括创作方法）体系未确定。
问：中国文学界缺乏严正的批评与一定的创作标准，是否事实？如是，将如何补救？
答：（一）中国文学界并不缺乏严正的批评，从初步的文学理论的阐明至典型论的确立这一发展过程可以作证；但有缺点，即批评家爱用或种尺度量衡作品。这缺点早已克服，严正的批评家已脱离观照主义而走入作品里面，从而和作品共同呼吸了。（二）缺乏一般创作标准并非事实。
问：玛耶科夫斯基诚是苏联的伟大诗人，但若把他的诗的形式及作法毫无选择地移植到中国来，是否有困难处？
答：玛耶科夫斯基的诗的形式及作法不能“毫无选择地移植到中国来”，但对玛氏的作品可以批判的研究，吸取其艺术的精华。
问：散文诗的要素是什么？要学它，有什么佳作可读？
答：散文诗的要素，恐怕和诗的要素相差不远吧，即（一）最精练明确的语言。（二）根植于现实生活中健康的思想。（三）饱满的炽烈燃烧的情感。（四）与内容统一的旋律。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很可以一读。
问：大学中之教授或同学对新诗大多取轻视态度，因此想学诗的人只好向校外寻求指导，这是什么缘故？如何才能纠正这种倾向？
答：大学生中之有些教授或同学对新诗大多取轻视态度，这是什么缘故呢？我想由于（一）他们凝固于某种陈旧的见解，例如他们说“的了吗呢也算诗吗？”，他们不理解新诗的新鲜货品性及其进步性；（二）根本不爱好新诗；（三）粗制滥造的新诗作品使他们摇头。怎样才能纠正这种不良倾向呢？最主要的是谨严创作，写出震撼民众灵魂那种光辉的诗篇。倘有此杰作而仍然不能使他们改变轻视态度，那只好由他们去了。
《文学修养》创刊于1942年6月20日，刊物由青年写作指导会编辑发行，会址在重庆临华街四号。具体编者有钟宪民、唐绍华和张梅林，老舍、卢前、姚蓬子、顾一樵、易君左、常任侠、王平陵、王进珊、王梦鸥等人负责改稿。到1942年10月20日之前，共出了5期，其中第4第5期为合刊，1943年1月15日出版第6期。后因经费困难，停刊7个月，至1943年10月20日出版第2卷第1期“革新号”，开始扩大版面和篇幅。第2卷共出4期，1944年6月20日出完第4期后停刊。刊物的宗旨在于为文学青年开辟一片发表作品的园地，“给文艺青年以自我修养和发表作品”，进而“产生较多的优良作品来充实抗建文艺”。
《文学修养》具有较高的文史价值。刊物的作者阵容颇为强大，老舍、茅盾、巴金、曹禺、叶圣陶、丰子恺等文学大家都在其列，此外还有常任侠、姚雪垠、孙伏园、田仲济、以群、徐霞村、王平陵、缪崇群、蔡仪、梅林、王进珊等。杂志设有“文学问答”栏目，编者就文学青年的各种与文学相关的问题进行回应。其中《答袁可嘉君》是编辑收到当时还是西南联大大一学生的袁可嘉来信后做出的回复，袁可嘉在信中就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严肃文学批评的缺失、散文诗文体、中国新诗的地位等问题提出疑问，通过这些问题可以让我们了解彼时袁可嘉关注的问题和遇到的困惑。
这是一则此前较少有人关注的袁可嘉史料，从这则史料我们可以知道当时还是大一学生的袁可嘉对文学特别是新诗问题很是关注，他在学习散文诗的写作方法，在思考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中国新文学运动中新诗成绩最差的原因，以及马雅可夫斯基诗歌形式作法在中国的“移植”问题。袁可嘉还将文学批评与创作的标准问题专门予以提出，这为他此后走上诗歌评论道路埋下了伏笔。在上世纪40年代后期，袁可嘉发表了以新诗现代化为总标题的一系列评论文章，这些文章在做了一定修改后于1988年结集为《论新诗现代化》一书，成为研究九叶诗派和中国新诗史的经典文献。而袁可嘉在诗人和翻译家之外，又多了一个诗学理论家的身份。至于文中提到的“大学中之教授或同学对新诗大多取轻视态度，因此想学诗的人只好向校外寻求指导”，在袁可嘉遇到冯至、卞之琳和沈从文等名师后应该不再是问题。（原文刊2022年第1期《现代中文学刊》，注释略，引用请参考原文。）
（作者简介：曾祥金，男，江西吉安人。南京大学文学博士，西安交通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西安交通大学青年优秀人才A类，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