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父亲姚雪垠是1999年清明节后不久去世的，4年之后，母亲也追随相濡以沫近70年的父亲而去。光阴荏苒，父母离世不觉已经20多年了。

冬去春来，又逢清明。每逢清明时节，为避开扫墓高峰，我和家人会提前两三天带着鲜花、水果，来到西郊的福田公墓进行祭扫，一则是表达对父母深深的思念，同时向双亲报告一年来为落实父亲遗愿所做的事情。每当此时，父母生前的音容笑貌会再次浮现在我的眼前。他们是多么可敬可亲的人！

1929年，父亲19岁时发表了处女作《两个孤坟》，此后笔耕不断，文学生涯长达70年，代表作是鸿篇巨制的历史小说《李自成》。父亲进入暮年，可以说已功成名就，本该辍笔休息，颐养天年。但他创作任务仍然沉重，精神压力不减，因为《李自成》第四、五卷尚未最后完成，还有很多酝酿已久的计划等待他动笔。因此他仍每日凌晨三点起床工作，一天写作读书十个小时以上。天天如此，辛勤劳作。多年来，我脑海中常常浮现这样的影像：一位鬓发如雪的老人，精神矍铄，双目炯炯有神，壮志满怀，常年孤独、执着地跋涉在风雨坎坷的文学之路上，努力实现自己的追求和梦想，直至生命的蜡烛熄灭。这就是父亲的文学人生。

1990年10月，是父亲八十华诞，湖北省举行“姚雪垠文学创作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进行纪念。会上父亲以“八十愧言”为题，充满自信、声音洪亮地用河南口音发表了感言：

“在我八十五岁之前，三百数十万字的《李自成》全书，将一部内容复杂的、惊心动魄的历史大悲剧送到我国人民的面前，请广大人民以严格的态度验收。在四年之后，我的艰苦长征并没有完成，我还要将《李自成》全书修订一遍，对后世的读者更加负责。此后，还有久已酝酿于胸中的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重大历史题材等我动笔。我还要像一匹老马，驮着重负，趁着夕阳晚霞，不需鞭打，自愿在艰苦的创作旅途上继续长征。中华民族的新文学需要发展，人民需要文学，我不能放下我的义务。”

八旬老人的这些话，没有丝毫虚夸，完全是肺腑之言，并且努力践行了数十年。但是在87岁那年，一场突如其来的中风把父亲击倒了，《天京悲剧》等宏愿落空了，成为永远的遗憾。

父亲的一生是充满遗憾的一生——《农村三部曲》《白杨树》《天京悲剧》等长篇因种种原因而落空或中途夭折了，他晚年常为此感到遗憾。但是在他的创作道路上也留下了深深的足印。他在青年时代就接受进步思想，确立了人生目标，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后来遭到国民党的逮捕，次年被河大预科开除学籍。在北平漂泊的日子里，几乎天天泡在北平图书馆读书，中午吃干粮喝开水充饥，晚上铃响闭馆时才回到蜗居的住所。为了生计，夜晚还要为卖文章“爬格子”。父亲说：“文章写多了，就成了作家。但做历史学家的梦想落空了。”贫穷生活和刻苦用功，使他患上了肺结核病，经常大口咯血，自知只能活到30多岁，但依然勤奋拼搏。后来奇迹发生了，肺结核竟然不治而愈。抗战爆发后，父亲和臧克家、碧野、田涛、孙陵等老友参加党领导下的五战区“文工会”，奔走于鄂豫皖前线，写出了大量的时事评论、战地通讯、报告文学和小说《差半车麦秸》《牛全德与红萝卜》《春暖花开的时候》等200万字的抗战救亡作品。解放以后，他辞去待遇优渥的大学教职，从上海回到家乡专事创作。在错划“右派”的境遇下，他开始奋发创作《李自成》。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奋斗多年，终于获得收获——《李自成》第一卷于1963年面世，并引起热烈反响。接着又以三十余年呕心沥血，在去世前基本完成了全书五卷《李自成》。友人们说：“常说十年磨一剑，而《李自成》是四十年磨一剑！它耗尽了姚老的半生心血。”

在父亲的创作生涯中，既有逆境，也有幸运。特别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特殊的历史环境下，毛泽东主席对《李自成》的创作始终给予高度关怀和帮助，先后两次作出指示，使父亲与手稿、卡片、藏书受到保护，创作得以继续下去。“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同志对《李自成》的创作也给予热情支持和帮助，在他的亲自过问下，解决了父亲的住房、助手等问题。他在日理万机中阅读了《李自成》第一、二卷，称赞说：“《李自成》第一卷很精彩，可以说无懈可击。第二卷不如第一卷，但也精彩，也是难得的。不知第三卷写得怎样？”

一部小说先后得到两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如此重视、支持和帮助，是少有的现象。也正因此，《李自成》的创作度过了最困难的岁月，中国文学的百花园中才有了一部《李自成》。

同样，《李自成》的创作也得到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吴晗、夏衍、曹禺、胡绳、朱光潜等一代大家的支持。特别是茅盾先生，早在1938年，他在香港主编的《文艺阵地》就发表了父亲的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并且热情推荐，使之成为抗战文学的名篇。到了晚年，茅盾先生在体衰多病、视力极差的情况下，借助放大镜仔细阅读了一百多万字的《李自成》第一卷和第二卷手稿抄本，记下读书笔记，然后逐单元进行精彩点评，提出意见。后来他又撰文指出，《李自成》填补了“五四”以后长篇历史小说的空白，这是一部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从1974年至1980年茅盾逝世前，两人通过频繁的来往书信探讨了文艺理论、小说美学与创作技巧等问题，使父亲受益匪浅，对亦师亦友的茅盾先生充满了感激之情。吴晗则是《李自成》第一卷的第一个知音。1962年他连夜看完出版社送给他的《李自成》第一卷征求意见的样本书后，当即给出版社打电话：“《李自成》写得非常成功，我认为它的成就超过了《三国演义》。”不久父亲从武汉来到北京与吴晗见面，畅谈了三个小时，吴晗再次表达了对《李自成》的高度评价，对其历史观点坚定支持，甚至说书出版以后如果有人批判，你只管写作，我替你打笔墨官司。吴晗的鲜明态度和热情豪放，解除了父亲和出版社的顾虑，实际上为《李自成》的出版开了“绿灯”。“文革”结束后，父亲在回忆文章中，对吴晗的鼓励和帮助深表感激，对他的不幸遭遇和过早离世深感惋惜。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过去半封建半殖民地、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是什么样子？对如今的年轻人来说已经十分遥远和陌生。父辈们则不同，他们有亲身的经历和切肤感受，所以对党对国家有更笃深的认识和感情。拿父亲来说，清朝灭亡的前一年，他出生于豫西穷乡僻壤的农村，14岁时同哥哥去信阳求学回乡的路上被土匪“绑票”，在土匪窝中生活了一百天，这段经历使他在抗战胜利后写出了自传体长篇小说《长夜》。它是“五四”以后唯一一部反映绿林生活的长篇，真实地反映了民国初年因军阀混战、天灾人祸，而导致农村土匪横行、民不聊生的情景。1984年，华裔翻译家李治华将《长夜》翻译介绍到法国，父亲同年应邀访法，出席马赛玫瑰节与外国名作家签名售书活动。因为小说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旧中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历史，再加上父亲签名售书写的漂亮毛笔字和红印章，体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二者相得益彰，以致出现了包括政府要员在内的众多读者排队购书求签名的盛况。主办方说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现象。父亲因此被马赛市政府授予“马赛纪念勋章”。时任法国总统密特朗则致信父亲，祝贺他访法圆满成功。

我认为，儿女在父母生前尽心孝顺，让老人安度晚年，是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如果父母生前有未竟的事业和遗愿，子女也应该尽力去付诸实现。二者结合，才更完美。我认识的一些老一辈文人作家（如臧克家、丁玲、阮章竟、王亚平、吴祖光、魏巍、碧野、徐迟）的儿女后代，也都是这样做的，他们为整理出版父辈的作品辛勤忙碌。父亲去世后，为实现他未竟的心愿，传承其文学精神，我多年来尽力而为，也有了一些收获——主编22卷《姚雪垠书系》，按照父亲遗愿捐出《李自成》第四、五卷版税50万元，中国作协设立了“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在家乡参与建起了姚雪垠文学馆和姚雪垠故居纪念馆，眼下正在和友人合作编纂35卷《姚雪垠全集》。我如今已逾八旬，每天早上四点钟起床，坐在电脑前开始工作，多年来不敢懈怠，争取在余生尽力为父亲多做些事情，少一些遗憾。我想，中华民族文化之所以几千年来代代相传，经久不衰，与后人对先辈的事业和精神的继承与传承是分不开的。

壬寅年清明前夕写此短文，既是对父母的追思和纪念，也是对文学前辈的缅怀和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