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区域文化空间、现实景观和个人生活形态给每一个时代的诗人都提供了常写常新的话题。大体而言，一个诗人一定是站在特定的位置而非通过随机的站姿来看待身边事物以及整个世界的，“我从大雾中过滤出来/寂然不动，忘了自己的生物属性/符号一样站立在低空的阳台上”（《大雾奔跑》）。经由这些空间、角度以及取景框，诗人所看到的事物就与纯粹的客观物产生了差异。由同时代诗人观察环境以及想象世界的方式，我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诗歌中的空间充满了多层次的不可思议的差异性。

《与长江聊天》中的诗作，再次印证了张远伦作为一个诗人的视野和襟怀，这是诗人与“长江”的契约精神的呈现。当传统的扁舟和夜航船被轰鸣的机轮、高铁和空中飞行器所替代的时候，当自然之物与时代景观并置在一起的时候，一个写作者经由“江畔的阳台”的视角，经由个体的日常生活境遇，他最终打开的却是细节和宏阔相容的特殊精神视界：“在江畔的阳台上，我用巨大的心胸/养着一个单纯的女儿/和一枚高悬的星球，还有两盏/警示之灯，代替我/向所有夜航船发出无声的问候”（《连线》）。一定程度上，诗人更类似于夜空中的孤星，是独自闪耀的“精神共时体”。更为确切地说，诗人在面对细节、事物、场景以及空间的时候，更多地是针对自我和存在的对话，是对终极的时间命题本身的一次次叩访与探询：“江水用尽了我的思考，缓缓地退去/真是贫穷得只剩下时间了，沉迷于低微和消散/只有这个声部，才是询问/水线卷曲了一下，空响震颤了复活的黄昏”（《低吟》）。所以，具体到张远伦的“长江抒写”，他带来的更多的是“中音”和“低吟”以及“尾音”，而非高音区的“假声”。

在张远伦这些关涉长江的文本中，我们一次次目睹了波浪、漩涡、水纹、江面、水位、水线、河床、石头、河滩、滩涂、沙洲、半岛、孤岛、城市、船只、小舟、夜航船、缆车、高架桥、水鸟、天空……诗人更多是站在黄昏或夜色中，背景更接近于秋天般的深邃，因此他所提供的，更多的是过渡的、不确定的事物：“要是黄昏不来驱赶我/我会一直坐下去。空旷还在扩大/绝望还在炫耀着美/起身而立，又把自己/拯救了一次”（《坐忘》）。这印证了诗往往是不确定性的产物，诗人一次次地提出问题而非解决问题：“这个午后，面对莫测的异类/我又屈服了一次”（《数鸟》）。

循着“长江”这一话语场域与分布其上的小点，以及点和点之间构成的线、面、体和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空间，我们看到了一个诗人面对自我以及现实、历史的多向度的精神路径：“我独坐于水陆分界/做一个裁剪水面的人”（《轨迹》）。每一个写作者都有现实境遇和想象融合之后的精神地图，这是对视和深度凝视之后的特殊产物。这些地图不再只是一个个点或一条条细线，而是实体和记忆结合之后产生的命运共同体。在真正具有精神效力和写作活力的诗人这里，“地图”不再是摹本或镜像，而是属于生命本体和精神测绘的再次创设与发现，这是特殊的诗歌认知学。那些地图上显豁的或者近乎可以被忽略的点和线是有表情和生命力的，是立体和全息的，是可以一次次重返、抚摸和漫游的。质言之，诗人完成的是真正意义上的事物再现和精神还原相融合的过程，这是精准的精神定位和对异质物的不断容纳同时进行的过程。由公共空间、私人空间以及世俗时间、精神时间兼具的诗人地图测绘和认知出发，这一切既是现实的又是虚构的，既是空间的又是时间的，既是地方的又是世界的，既是记忆的又是涣散的。诗人必须重新认知自己的位置并重建精神空间和秩序，以认知、感受、理性或超验来面对现实情势和整个世界。

围绕着长江，张远伦重新提供了一份精神测绘学意义上的空间图谱。这一地方性知识显然建立在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语言的求真意志的基础之上。诗人对它们的揭示和发现并不来自于固化的知识和刻板经验，也不是空洞的、浮泛化的抒写或评骘，而是来自于个体的情感真实、想象真实以及语言真实的无缝融合和深度对话：“正好，我的宿命就是/偶尔的喑哑，来自爱”（《中音》）。这使得“长江”同时携带了个体性、现实感、历史性以及语言诗性的精神载力。质言之，张远伦的“长江抒写”既是元地理层面上的，又是个体主体性和精神标识意义上的。

值得注意的是，张远伦诗歌中的“长江”空间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不是静止的而是流动的。卡尔·波普尔将社会区分为“封闭社会”和“开放社会”，细究一下当下时代的交通、物流和通信网络，我们就会发现原生、凝固、静态、稳定、循环的前现代时间以及“冷静社会”已不复存在。具体到张远伦的“长江抒写”，就是“词与物”的关系不只是单纯语言学意义与个人修辞能力上的，更与整体性的个人感知、写作伦理、历史背景、文化地理紧密关联。

在被抽动旋转的陀螺般的物化时间维度中，诗人一直站在时间的中心说话，或者更确切地说，诗人是站在精神的维度和历史的维度开口说话，说出茫然、惘惑的“万古愁”，说出不可说的秘密或事物的内核纹理。“所以在今晚，我决定/——不再对抗时间，做一个/逝者，抑或被遗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