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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这首题为《黄鹤楼》的七律，赋予黄鹤楼以精神魂魄，历岁月而常新，行天下而不朽，是令黄鹤楼享誉古今的名诗，其作者是唐代诗人崔颢。此诗借乘鹤传说起兴，抒写思仙怀古的感慨和日暮江上的乡思。全诗一气呵成，自然超妙，句法回环递进，声调悠扬流畅，感情真挚淳厚，历来备受激赏。传说李白游黄鹤楼，想赋诗一首，及见崔颢此诗，大为惊叹：“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遂为之搁笔。在唐代众多诗人诗作中，获得过李白如此叹服殊荣的，唯有崔颢此诗。清沈德潜《唐诗别裁》评云：“意得象先，神行语外，纵笔写去，遂擅千古之奇。”当代名诗论家李元洛先生指出：“此诗之所以在众多咏黄鹤楼的诗作中脱颖而出，一举夺冠，原因在于诗人以生花之笔，抒写了辽阔深远的时空感和苍茫邈远的宇宙感，并且由大及小，对中国诗歌的传统母题‘乡愁’作了新颖的表现。”（《诗国神游》）在王兆鹏教授《唐诗排行榜》列出的一百首唐诗中，它高居第一名。

此诗在长期流传过程中，产生了多处异文，首句“黄鹤去”一作“白云去”，次句“此地空余”一作“兹地空遗”，六句“芳草萋萋”一作“春草萋萋”，七句“何处是”一作“何处在”，八句“烟波”一作“烟花”。相对而言，后面几句的异文彼此意思相去不远，人们也不怎么计较，可不作讨论。人们争议较大的是首句的异文，究竟是作“白云去”为宜，还是作“黄鹤去”为宜？ 两种观点相持不下，争论了几百年，迄今尚无定论。

回顾国内近几十年来出版的较有代表性的唐诗选本、注本，以及相关专著，可以看到，几乎都选录了崔颢这首《黄鹤楼》，其中首句选择“昔人已乘黄鹤去”文本的占了绝大多数。比如：马茂元《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刘逸生《唐诗小札》（广东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吴熊和等《唐宋诗词探胜》（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程千帆、沈祖棻《古诗今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版），林庚、冯沅君主编《中国历代诗歌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等等。这些著作的作者不同，出版社不同，出书日期有先有后，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即首句一律取“昔人已乘黄鹤去”。还有一点也是相同的，即对选择这一文本的理由并没有作出说明，只是在注释中说“一作‘白云’”（有的干脆不作注释）。不过也有例外。比如，林庚、冯沅君先生就在注释中特别指出：“一作‘白云’，误。”又，马茂元先生在注释中特意引录近人高步瀛《唐宋诗举要》卷五的一句话，作为选择“黄鹤去”文本的依据：“起句云‘乘鹤’，故下云‘空馀’，若作‘白云’，则突如其来，不见文字安顿之妙矣”。

相比之下，崔诗首句选择“昔人已乘白云去”文本的唐诗选本、注本，就管见所及，只有刘学锴《唐诗选注评鉴》（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葛兆光《唐诗选注》（中华书局2019年版）和韩经太主编《中国名诗三百首》（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三种。其中，刘著从版本学的角度，申述了选择“昔人已乘白云去”文本的理由：

起句“昔人已乘白云去”，欻然而来，飘然而去，语气口吻中透露出对仙人飘然远举的向往歆慕。“白云”，自明代中叶以来诸家选本、总集及评论均作“黄鹤”，但唐人选本《国秀集》《河岳英灵集》《又玄集》《才调集》，至宋初《文苑英华》，南宋《唐诗纪事》，再到《瀛奎律髓》《唐诗鼓吹》，再到明初《唐诗品汇》，无一例外均作“白云”，可以确证崔颢原诗首句定当作“昔人已乘白云去”，作“黄鹤”者乃明代中叶的选本如《唐诗解》的擅改。金圣叹说：“若起手未写黄鹤，已先写一白云，白云出于何典耶？”其实，这句的白云正是用《庄子·天地》“乘彼白云，游于帝乡”的熟典，用来写仙人乘云远举而去，可谓十分切合，可惜历来的注家因成见在胸，都忽略了。纪昀则谓：“改首句‘黄鹤’为‘白云’，则三句‘黄鹤’无根，饴山老人（赵执信）批《唐诗鼓吹》论之详矣。”此说初看颇似有理，实则作者意中，“乘白云”与“驾黄鹤”而上仙界本是一事，“昔人已乘白云去”，亦即昔人已乘白云驾黄鹤而上仙界之意，为与下句“此地空余黄鹤楼”构成对仗，故单提“白云”而略去“黄鹤”，至第三句“黄鹤一去不复返”正补足首句之“乘白云”乃乘云驾鹤之省，这正是通常的互见之法。至第四句的“白云”则单指“白云”而不包括“黄鹤”，因为上句已明言“黄鹤一去不复返”矣。总之，首句“白云”兼包白云、黄鹤，三四句黄鹤、白云则单指。

近几十年来出版的文学史类著作，对《黄鹤楼》首句的异文是怎样取舍的呢？ 我们不妨选几家较为著名的文学史作为考察对象。中国社科院文研所《中国文学史》，对崔颢及其诗不作任何评介。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提到崔颢《黄鹤楼》一诗，但不引录全文，只说了一句：“他的七律《黄鹤楼》一首，使李白搁笔，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之叹”。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新著》，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和罗宗强、陈洪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都对《黄鹤楼》一诗作了评介，对其首句均取“昔人已乘黄鹤去”的文本。

古代诗话作家中，金圣叹、纪昀是主张该诗首句作“黄鹤去”的代表性人物。金圣叹说：“此即千载喧传所云《黄鹤楼》诗也。有本乃作‘昔人已乘白云去’，大谬。不知此诗正以浩浩大笔，连写三‘黄鹤’字为奇耳。且使昔人若乘白云，则此楼何故乃名黄鹤？ 此亦理之最浅显者。”（《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纪昀说：“改首句‘黄鹤’为‘白云’，则三句‘黄鹤’无根，饴山老人（赵执信）批《唐诗鼓吹》论之详矣。”（《瀛奎律髓汇评》引）。

当代唐诗研究专家在相关著作中明确主张《黄鹤楼》首句异文选择“白云去”的，除了刘学锴《唐诗选注评鉴》外，还有施蛰存《唐诗百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胡可先等《唐诗经典研读》（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海外华人学者中，黄永武是主张“白云去”文本态度最坚决、口气最严厉的一人（详见《中国诗学·考据篇》，新世纪出版社2012年版）。据《周啸天谈艺录·季羡林说诗》（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披露：上世纪80年代，“在香港举行的国际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上，台湾学者黄永武在他宣读的论文中，引用了这首诗（按：指《黄鹤楼》），对‘白云’‘烟花’大肆赞美，誉不绝口，喜形于色，全场气氛一时为之活跃。”出席这次会议的季羡林先生，事后以个人独得之见写成文章，对黄永武的上述观点作了理直气壮的反驳：

我最初也曾为之振奋。但稍稍冷静，觉得不太对劲。“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两个“黄鹤”，对比紧凑，只有这样，“空余”二字才有着落，才有力量。如果改成“白云”，对比也有，但比不上两个“黄鹤”了。今天的选本，不取“白云”，而取“黄鹤”，是有道理的。至于黄永武教授讲的，这样一来就是三个“黄鹤”对一个“白云”，结构失去均衡，我看这个均衡是用不着保持的。（《朗润琐言》）

周啸天在书中对季老文章作了恰如其分的点评：“诗词一道，于季老先生并非专攻，但许多专攻此道的人，还不能说得像他这样在行。所以我还是忍不住说一句：此大师所以为大师也。”

诚然，从版本学的角度来说，选择“白云去”的文本有充分的理由。但令人奇怪的是，为什么那样多的唐诗选本、注本和相关论著都会不约而同地选择“黄鹤去”的文本，而不选择“白云去”的文本呢？ 须知，这些著作的作者中如林庚、金性尧、程千帆、霍松林、王运熙、袁行霈、章培恒、余恕诚、陈伯海、马茂元、周勋初、徐中玉、罗宗强、李元洛、陶文鹏、赵昌平等等，一个个无疑都是诗学研究领域的一流专家，素以治学严谨、著作等身而享誉天下。他们（还有其他选家、注家和研究者）在选诗、注诗或撰写论著之际，决不会不从版本学角度顾及崔诗的原貌。他们既然明明知道崔诗的最初版本是作“白云去”的，却为什么偏偏还要选择“黄鹤去”的文本呢？ 其中奥秘，值得我们深思。这种现象，也许只有用接受美学的理论观点才能解释清楚。

接受美学，又称接受理论或接受研究，德国的汉斯·罗伯特·姚斯与沃夫冈·伊赛尔是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这种上世纪6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文学研究方法论，与传统的只以作者与作品作为研究对象的做法截然不同，充分肯定读者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接受美学认为，文学应是一个开放的价值系统，是一个由作者、作品和读者这些环节共同构成的运动过程。作者创造了文本的价值，是很重要的，但如果没有读者的接受活动，文学文本只不过是一堆毫无意义的印刷符号。接受活动不仅实现文本的价值，而且还具有艺术再创造的功能。所以，在作者、作品、读者这个三角关系中，读者并不是一个被动、消极的角色，而是和作者一样，具有文学主体性的地位。我国古代没有接受美学理论，但据周裕锴先生考证，“从宋代开始出现一种新的观念，即诗歌或其他文学作品的产权是由作者与读者共享的，文本的意义不仅属于作者，也属于每个读者。”（《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其实，“昔人已乘黄鹤去”的文本，就是读者参与艺术再创造的产物。

回顾《黄鹤楼》的接受史，一般认为，其首句“白云去”改作“黄鹤去”，始于明朝唐汝询编《唐诗解》，大力促成这一文本流行的是清初编《选批唐才子诗》的金圣叹。他在书中痛斥“昔人已乘白云去”大谬不然。说这首诗，好就好在“正以浩浩大笔，连写三“黄鹤”字为奇耳”。金圣叹的观点得到大学问家纪晓岚的积极支持，影响越来越大。直接影响了后世沈德潜的名作《唐诗别裁》和孙洙的《唐诗三百首》。而《唐诗三百首》问世后，家弦户诵，“风行海内，几至家置一编”（《四藤吟社主人序》），历时数百年而光景常新。借助《唐诗三百首》的广泛影响，“昔人已乘黄鹤去”遂大兴于世，这首《黄鹤楼》也就变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样子。

这首诗，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读起来感情上很受震撼，每读一遍都会有新的体验，文学的、生活的、心灵的体验。它之所以被推崇为咏黄鹤楼的绝唱，关键在于它的艺术美，而其艺术美的突出标志是音乐美。正如钱志熙教授所说：

此诗的高妙处完全在高唱入云、无限悠扬的风神，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七律诗通常的美学风格，甚至超越了前文所说的那种稳定的审美结构，因此给我们带来一种意外的惊喜，使我们通常对七律诗所怀有的审美期待、欣赏习惯落空。他通过文字，达到了最高的音乐效果。诗的音乐性很强，强到让我们感到文字都溶化在音乐里，而抒情效果正是在这种音乐效果中实现的。这无疑是少数初唐歌行和盛唐绝句才能创造的审美风格，但却被崔颢似乎以不太经意的态度实现了。（《唐诗近体源流》）

这种美妙动人的音乐效果，来源于语言文字的出色驱遣。在前四句中三次重复“黄鹤”，读起来有节奏感，更有朗朗上口的感觉，就像乐曲中的主旋律，在演奏中反复呈示，给人以极其鲜明而深刻的印象。古今不少学者都注意到这一点。除了金圣叹、纪晓岚之外，清代赵臣瑗在《山满楼笺注唐诗七言律》中也指出：“妙在一曰‘黄鹤’，再曰：‘黄鹤’，三曰‘黄鹤’，令读者不嫌其复，不觉其烦，不讶其无谓。尤妙在一曰‘黄鹤’，再曰‘黄鹤’，三曰‘黄鹤’，而忽然接以‘白云’，令读者不嫌其突，不觉其生，不讶其无端。此何故也？ 由其气足以充之，神足以运之而已矣。”当代学者中，对连用三个“黄鹤”这一修辞特色作出审美判断的，除了前文提及的季羡林先生外，还大有人在。比如，郦波先生写道：“虽然从版本、文献的角度看，‘昔人已乘白云去’的可能性更大，但金圣叹的分析的确有一处特别值得欣赏的地方。那就是因为这首诗是变体的七律，前四句有三个‘黄鹤’反倒更能体现出它的古体特点来。”（《唐诗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方笑一先生也提到：“笔者甚至认为，这首诗之所以在后世影响极大，被后人推为‘唐人七律第一’，可能就有赖于三次出现的‘黄鹤’，它使得整首诗都变得朗朗上口，易于记诵。”（《诗意人间》，东方出版社中心2021年版）而对这个问题剖析、揭示得最准确、最清晰、最精辟、最透彻的当数袁行霈、余恕诚两位学者。袁行霈先生说：

感情悠悠，云水悠悠，诗所押的韵（楼、悠、洲、愁）读起来也是徐缓而悠长的。再看前四句中的“黄鹤”，竟重复出现了三次：“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诗人打破了律诗平仄的格律，放弃了平仄协调的音乐美，却取得另一种回肠荡气的音乐效果。“黄鹤”这个双声词连续出现，造成一种新的节奏感，恰当地表现了因登黄鹤楼而产生的思古之悠情。（《中国诗歌艺术研究》）

余恕诚先生也指出：

诗中“黄鹤”二字再三出现，颔联没有对仗，而且上句用了六个仄声字，下句用了五个平声字，未能遵守律诗的平仄、对仗要求。但是从“意得象先，神行语外”的角度看，这里正是由于放弃了对仗，才避免了语调的平板、缓慢，使意和神得到了自由畅快的表达。“黄鹤”这个双声词多次出现，它所提供的形象，在诗中一次次回翔着。那种辘轳相转的句法，正好造成诗的前半一气上扬、奔放之中而又回旋不尽的飞动感。从全篇看，除“黄鹤”二字外，“去”字、“空”字、“人”字也各出现两次，又有“悠悠”“历历”“萋萋”等叠字，造成意念上的连接呼应，和声音方面的错落、荡漾，再配上平声“尤”韵的韵脚“楼”“悠”“洲”“愁”，构成一种悠扬宛转、舒卷自如的音韵和旋律，情感和声调配合得非常巧妙自然。（《唐音宋韵》）

综上所述，崔诗《黄鹤楼》首句的文本，“昔人已乘黄鹤去”比“昔人已乘白云去”优胜得多。这个文本，是明清以来无数读者的集体选择。古诗流传的历史，也是读者参与再创造的过程。大家觉得这样更好，更悦耳动听，更具审美价值，是千百万读者共同选择了今天流行的《黄鹤楼》版本。它已经不仅仅是一首唐诗，其实凝聚了六百多年来一代又一代人的审美创造。法国当代美学家杜夫海纳有句名言：“只有当读者所认知、且被读者的认识所神圣化时，一首诗才真正地存在。”（李元洛《诗美学》修订版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当前流行的《黄鹤楼》版本，正是“被读者的认识所神圣化”的版本。它具有无穷的生命力。可以断言，这个版本将会继续广泛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