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柳州种柳
柳树是常见的绿化树种，在我国已有几千年的栽培历史。由于它姿态秀美，既可美化环境，又兼具药用价值，因此深得人们喜爱。中国古代很多文人都偏爱柳树，留下了大量咏柳、种柳的诗文，给柳树赋予了送别、相思以及报春使者等美好寓意。而素有“柳痴”之称的唐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柳宗元，不但喜植柳树，更借此成就了一番事业，造福了一方百姓。
柳宗元（773—819年），字子厚，祖籍河东（今山西境内），世称“柳河东”“河东先生”，因曾任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柳宗元出身于官宦世家，然一生坎坷，政治生涯中充满着屡遭贬谪的忧愤与失落。柳宗元少有“奇名”，青年时代就立下了干一番事业的大志，他在《答贡士元公瑾论仕进书》中称：“始仆之志学也，甚自尊大，颇慕古之大有为者。”向往“励材能，兴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贞元九年（793年）柳宗元进士及第后，名声大振。历任集贤殿书院正字、蓝田尉、监察御史里行。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柳宗元参与了王叔文等发动的革新运动（史称“永贞革新”），擢升为礼部员外郎，一时位高权重，据《旧唐书》载，叔文“引禹锡及柳宗元入禁中，与之图议，言无不从。……时号‘二王、刘、柳’。”同年九月革新失败后，柳宗元被贬为邵州刺史，未及任又被贬为永州司马。十年后奉诏短暂还京，随即又被贬为柳州刺史，元和十四年（819年）病逝于柳州任所。纵观柳宗元的一生，他步入仕途后，在京供职仅两年而贬谪永州十年、柳州四年，虽有宰相器、辅弼才却不得施展，好友韩愈也不禁在《柳子厚墓志铭》中慨叹其多舛的命运：“卒死于穷裔，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
柳宗元一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圣人之道”是其为政思想的主色调，毕生以行儒家“圣人之道”为己任。在柳宗元看来，儒家“圣人之道”就是要重视民生，以民为本。在官与民的关系上，柳宗元主张官吏是“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应黜罚那些“受若直，怠若事”“又从而盗之”的官吏，主张朝廷应当选任那些“圣且贤”的人为官。柳宗元点明了为政之要在于“民利”与“民自利”，强调要顺民之性，养民之欲，利民之生，让百姓安居乐业。柳宗元参加“永贞革新”的目的就是为了革除残民、害民以自利的各种弊政，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最终实现朝廷中兴。正是凭借对儒家“圣人之道”的无限憧憬与执着，才使得柳宗元虽历经宦海浮沉仍积极入世，于失意困顿中仍坚持不懈地寻找时机去践诺“励材能，兴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的理想抱负。在柳州的四年，虽在贬中，但其心未灰、志未堕，尽心竭力兴利除弊，做出一系列有益于黎民百姓的好事，如重修孔庙、兴办学堂书院、破除巫神迷信、开凿饮用水井、释放抵债奴婢、开荒种地等，使得“阴森野葛交蔽日，悬蛇结虺如蒲萄”蛮荒落后、瘴气盛行的柳州大为改观，政绩卓然。对此，韩愈、刘昫、欧阳修等在所撰文章中皆有记载。任柳州刺史期间，柳宗元十分重视种植树木，大力推行“柳州植柳”。他不仅严令辖治下的城郭巷道、高坡矮堤等处要广植柳树，还亲率众人到柳江边植柳，并写下一首饶有风趣的《种柳戏题》诗：“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谈笑为故事，推移成昔年。垂阴当覆地，耸干会参天。好作思人树，惭无惠化传。”表达了为民造福的情怀。关于柳宗元种柳之事，后世诗人多有夸赞，如北宋苏东坡在《南乡子》一词中写道：“春入腰肢金缕细，轻柔。种柳应须柳柳州。”宋元诗人徐瑞的《送从弟兰玉视牍柳州》：“柳侯种柳柳江边，岁岁春风岁岁妍。”明人林爱民的《送郑万松经柳州府》：“闲追柳侯兴，种柳柳江边。”除了广种柳树之外，柳宗元还喜种植花果、药材，他在《柳州城西北隅种柑树》诗中曰：“手种黄柑二百株，春来新叶遍城隅”，在《种木槲花》诗中云：“只因长作龙城守，剩种庭前木槲花”。木槲既可作建材，又可入药。无论是种柳、种花果、种药材，柳宗元都是取其惠民价值，以利民、利国为目的。由是观之，柳子厚之为郡，真乃民之役，而非役民者也。
柳宗元在柳州四年，甘为民役，遗惠一方，得到了当地百姓的爱戴，柳州百姓建立柳侯祠来纪念他的功绩，至今香火不衰，印证了“爱人者，人恒爱之”的千古明理。其德其行传载于青史，垂范于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