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而不作：吴宓的读书治学
一 、 自我认知与他人评价
吴宓除日记外，没有留下鸿篇巨制，目前在报刊上可搜集到约300多篇文章，几乎都是1949年前所撰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没有留下学术文章，思想汇报材料倒是不少，如1967年9月22日日记记载，自1966年9月至1967年4月，他写述说、批判自己的文章，就有数十万言。1971年12月，写交代材料26页，也有1万字。这些东西如泥牛入海，当时重要无比，事后却无片纸。在我看来，吴宓一生贡献主要在四个方面：创办《学衡》，形成学派；从事教学，培养人才；开展学术研究，率先采取比较方法研究“红学”和诗学；旧体诗写作。他的学生则认为，吴宓“最丰富扎实、最有说服力、最能得到学术界公认的”，还是“作为一个诲人不倦的大学教授”。吴宓的诗人、教授身份举世公认，成就也最高。创办《学衡》并形成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影响深远，他也功不可没。那么，吴宓的学术成就到底怎样？有人说他是“国学大师”，显然是“过誉之辞”。作家叶兆言认为，他的“旧学根底和大十多岁的鲁迅不能比，和大三四岁的陈寅恪和胡适，也无法匹敌。就其性格而言，吴宓身上更多浪漫成分，根本不擅长做死学问，对于旧文化的钻研，他和新派的胡适顾颉刚之间的差距，随着时间发展，也只能是越来越大”[1]。旧学肯定比不过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新学自然是比不了鲁迅和胡适，拿来比较的都是旧学和新学大佬，吴宓在学术上无法与他们匹敌。
1996年，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35卷，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丛书收录了仅40位现代学术名家的经典之作。有意思的是有一人一卷，一人两卷，两人一卷，三人一卷和四人一卷等不同情形。如梁启超、章太炎、康有为、严复、赵元任、陈寅恪、董作宾、顾颉刚、郭沫若、汤用彤、萧公权、马一浮、方东美、傅斯年、梁漱溟、唐君毅、陈垣、熊十力、李济、蔡元培、钱基博、张君劢、太虚、胡适等为个人单独成卷，钱宾四、金岳霖卷和冯友兰为各上下卷，黄侃和刘师培、洪业和杨联陞、廖平和蒙文通、余嘉裼和杨树达为二人合卷，杨文会、欧阳渐和吕澂为三人合卷，最有意思是鲁迅、吴宓、吴梅和陈师曾四人合一卷。这样的编法是否合理，也有可商榷的地方，它至少也说明吴宓在学术上的地位。当然，能与鲁迅的学术排在一起，也算是不错的评价。至于叶兆言说有人称吴宓为“中国比较文学鼻祖”“是一种站不住脚的夸大其辞”[2]，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也有评论认为：“他集苦难和风流于一身，融古典主义、新人文主义思想与浪漫主义诗情为一体，有严重的精神、人格分裂行为，学术成就平常，是一位以日记传世的自传体作家。重感情，讲道义，自己却陷入感情与道义纠缠不清的泥淖之中”[3]。说他的“学术成就平常”，如果指1949年后尚可，指以前则有些偏低。
1949年前，吴宓本来对学术就有些松懈，在美留学时，汤用彤就曾批评他过分“关心俗务”“娴习交际”“读书少而心志分，殊可惋惜”[4]。解放后，学术环境变化了，学术荒芜，他的学术研究几近荒疏，多为私下交流谈话，凭文化信念和心性发表议论，不少论述呈现碎片化，且多重复言说。对于学术，他实有不少顾虑。孙法理教授在《亦狂亦侠亦温文》一文里说：“有一次我曾建议他再写文章，特别是有关‘红学’的。他的回答是，‘我现在要持盈保泰，以不写为宜’。他用的‘持盈保泰’四个字至今记忆犹新，可见他对自己当时的地位感到难得，也很珍惜，不愿写文章冒风险。”[5]说这话是1960年代初，吴宓还受优待。但他深知处境尴尬，必须谨小慎微，“持盈保泰”是自我保护，即在极盛时也要谦虚谨慎以保平安，免生祸害。《围炉夜话》说：“守分安贫，何等清闲，而好事者偏自寻烦恼；持盈保泰，总须忍让，而恃强者乃自取灭亡。”[6]所说即是此理。当环境变化和个人兴趣发生冲突，读书治学和述而不作却不失为明哲保身和安身立命的生存策略。如想到他后半生的处境，“读书且不能，遑言著作？自适且不能，遑言益世？牺牲一切，放弃百事，只办得全身苟活（免祸，以获善终）而已”[7]。我们就不能过高要求，更不该去过多责备了。
实际上，他对学术研究一直持有谦虚而严苛的态度。1927年10月31日，他“与寅恪谈，并与他人较。自觉（一）我犹未免为乡人也。其识见之偏狭，行事之朴陋，虽自诩真诚，而常为通人（如寅恪、宏度等）所笑。（二）我腹中空空，毫无实学。但务虚理空说，而绝少真获。既不通西国古今文字，又少读中国书籍。（三）我之所思所行，劳精疲神者，皆无益事，皆不可告人之事。宜痛改之”[8]。陈寅恪的学术成就世所公认，也一直是吴宓的崇拜对象，相对陈寅恪学术研究的博大精深，吴宓的确有些浅陋偏狭，他虽有独特的生命体验和个人气质，也有学术的真诚和鲜活。他曾谦虚地评价自己：“论做学问，宓不及王观堂（国维）、陈寅恪；论佛学，不及熊十力；论经学，不及杜钢百；论作诗，不及‘白屋诗人’，故而从不敢以‘名人自诩，更遑论‘名教授’’”[9]杜钢百教授为吴宓密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时的第一届研究生，与吴宓在西南师范学院共事多年，他认为吴宓“岂止是红学家，他乃一代大儒”[10]，还评价说：“雨僧一生，以忠贞事民族，以诚信待朋友，学贯中西，自成一家。惜乎解放后多是述而不著”，“世人著书妄也,雨僧不著吝也!”[11]“吝”这里指不舍、吝惜和以为耻之意。
吴宓不完全是书斋型的学问家，也不是沉思型的思想者，而是感悟型的批评家。他喜欢与人交谈，善口述但不著述，亦可称为述而不作。他喜爱关注社会历史文化的宏大问题，如“文化”“道德”“人生”和“诗律”之内涵和意义等，不作专家之学和精深之问。这或是性格使然，或由旧学浮泛。他想做通家之学，但缺乏自治，关心俗务，沉于感情，哪有时间和心力，去专攻一家。当然，他也有自己的理由，如认为：“今世思想学问事业过于繁杂，人各治专门之学，其结果，人之才性日益偏狭，而人与人之间，分别部居，划成町畦，各不相通。治专门之学，操专门之业者，误认为其中片段之道理及假定之学说为全部永久之真理，以其一偏之见解武断一切，于是科学家与科学家争，科学家又与宗教家、文学家、艺术家各各互争。争益乱，争益盲，于是真理益晦，理智益汩，而无复心性之可言矣。是故欲救今世之弊，惟当尊崇理智，保持心性。”[12]这些道理，说起来都是切中时弊，可谓洞中肯綮之见，但要解决问题，则不是说说而已。正如《学衡》所主张的“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一样，理论上很完美，实践起来却极其不容易，因为“国粹”和“新知”多数时候是矛盾对立，相互排斥的。本来，两种事物可以融合，盐可溶于水，如果换成油就不行了。所以，学衡派的主张很光亮，也很有道理，若实践起来，可真不容易。
吴宓痴迷读书，钟情典籍，将学术研究融入日常生活，包括课堂教学、个人读书和与人谈话。读书是他的日常生活，并且，他的学术活动、日常生活、教书育人和安身立命相互统一，不可分离。日常生活疲惫不堪，教学工作则戴着镣铐跳舞，安身立命身处风雨飘摇，学术活动则述而不作。尽管他坚持“不能放弃学术思考和研究，把自己还原成动物”，即使被批斗，“被人批孔子，我却在背《论语》”[13]。个人虽努力，但学术环境已变化，加上他用心用力不专一，过于分散精力，难有大成就。他曾评价自己“用情不专，一分为三”[14]，除在教学上，他用力用心比较专注外，学术研究也存在“用心不专，一分为三”的情形。在1950—1978年间，社会大环境众所周知，学校小环境也是运动不断，吴宓的身份和声誉鹤立鸡群，他个人的时间和精力主要放在了读书、教学、交友和写诗上，哪有条件、时间和愿望去著书立说？他的学术成果偏少，虽不无遗憾，但也完全正常。它主要由社会环境所决定，也与吴宓的性情有关。这个时期的钱穆却在香港和台湾开坛讲学，撰写了不少名篇名作，如《文化学大义》《中国历史精神》《人生十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思想通俗讲话》《论语新解》《孔子传》等等，足见学术环境之可贵。陈寅恪虽目盲体残，却仍坚持写作《柳如是别传》，由此可见学术意志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性。
吴宓时时怀念起《学衡》时期，“所从事之学问何等博大，所尽力之事业何等高贵”，“而今则至极卑屈沉沦微细粗浅不足道，一切所不忍言，岂堪回首，中怀之恻怆深矣”[15]。每当翻阅《学衡》杂志，他就会想起过去的学术生涯，“六十年中所事所为，惟编辑《学衡》尚可称许，此自为宓今生惟一之功绩”，后来，由于“坚毅之力则乏”，“精诚毅力不足，且不足远甚”，“温柔敦厚失之愚”，“文章学问事业道德爱情以至佛教之修持，皆由此限制而遂无成就”[16]。他既悲伤，又有说不出的无奈。旧时代已绝，“学问云乎哉？”[17]怀念逝去的日子，而生活在记忆里，虽不无遗憾，但总比现实好。1955年1月9日，翻读抗战时期昆明日记，反省自己“无处世”之才，“既乏决断，又不守信义”，浪费掉好多机会，实为“下愚之尤者”，以至“上不能‘穷老益力’成其志业之大；中不能读书养志，完其学术之功、著述之愿；下亦不能遂情怡神、领受家庭婚姻之幸福”，而今只有“一部《吴宓诗集》与多年之吴宓日记，仅成此一下愚可怜之人之写照。再则叙记杂事琐闻，可供史料，可资谈助而已。呜呼哀哉，斯世之大变更无论已！”[18]。他为自己的“可怜”而悲伤。吴宓学术著述偏少，尤其是经典性和代表性著作，的确是不假之事实。他对自己一直不满意，为此，常常自省自责。1959年3月4日，他再检讨自己，“思我之一生，荒废已完。其大误，在宓不集中精力于文学著作之正业，而对平日所遇之俗人琐事，悉以深情至理对待之，分析之，究论之，且以文章写述之，成为日记或信函，其结果，乃至两失。（1）多生活之烦恼；（2）无行动之能力”[19]。随着年岁渐高，他越来越自责自遣，觉得自己把机会和时间浪费了，处事少决断，做事欠毅力，热情有余，但却用错了地方。应该说，他的自我批判还是比较到位的。
二、学术环境：已大变异
接下来细说。先说吴宓面临的学术环境，包括社会大环境和学校小环境。吴宓对学术也曾经有过信心。1951年2月12日，他给弟子李赋宁写信，叮嘱李赋宁两件事：一件事是目前英国文学与西洋文学虽不被重视，形同无用之知识，但要相信：“我辈生平所学得之全部学问，均确有价值。应有自信力，应宝爱其所学。他日政府有暇及此，一般人民之文化进步，此等学问仍必见重。故在此绝续转变之际，必须有耐心，守护其所学，更时时求进益，以为他日用我之所学，报效政府与人民之用。”二是介于目前传统文化不受重视，旧日典籍惨遭销毁或以废纸出售。即便如此，但也要坚信“英国文学及西洋文学、哲学、史学旧书籍，亦无人愿存，更无人愿购。然他日一时风气已过去，政府与人民必重视而搜求此类佳书，学者文士，更必珍宝视之。故我等（至少宓与宁）断不可弃书，断不可卖书。宁受人讥骂，亦必大量细心保存书籍”[20]。吴宓在信里告诫弟子要相信学术，保存书籍文献，以待将来，他还是一位坚韧而有盼望的学者。后来，社会变化完全出乎吴宓的预料之外，他虽然坚持“守护其所学”，也想“用我之所学，报政府与人民之用”，但机会和境遇让他不可能拥有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活动。除了教授身份外，他的学术研究几近荒芜，学术工作只有读书和谈话。
1951年2月23日，他与学生座谈，说是“自我检讨”，实为“互相批评”，学生“责难”教师，他“心存畏惧，唯恐受讥惹祸”，心生“学问无所施，聪明不敢用，呆滞不灵，才情尽失，反致动辄得咎”，希望学生“勿以片义只词，深文入罪”，觉得“今后教授益不易充当，不但品质不分，抑且愆尤丛集，吾侪将至置身无地、偷生乏术”[21]处境。“学问无所施”“动辄得咎”“深文入罪”就是吴宓感受到的环境和形势。1953年5月2日，他写诗，“万事皆空，唯有文学好。一切无关，著作吾事了。恋爱休谈，六十身已老。辛苦为人，只自增烦恼”[22]。万事皆空，何况学术，著作自然也“事了”。1955年4月17日，他在阅读徐中玉《鲁迅生平思想及其代表作研究》之后，觉得“今之书籍报章、巨著杂文，辄觉其千篇一律。同述一事，同陈一义，如嚼砂砾，如食辣椒，其苦弥甚。而回忆平生所能诵之中西典籍诗文，则觉其言之有物，胜境无穷。如食珍馐，如饮甘露，乐亦哉！”[23]选题雷同化、方法模式化、观点同质化的学术论著，肯定没有“如食珍馐，如饮甘露”的阅读效果。《鲁迅生平思想及其代表作研究》，1954年1月，由上海自由出版社初版，同年2月再版，为其当时在华东师大中文系主讲“现代中国文学”之讲稿修改补充而成。
1959年12月27日，适值岁暮，再反思自己，觉得自己在“学问与著作”上，不但过去“无可言”，“今后著作更不能言”，社会不给环境，个人也无精力，“更无抒情述事之自由”，“科学研究”只是“敷衍成篇”，“但求不犯规，不贾祸，遑言其他！”[24]外部环境、主体意志已缺乏从事学问的条件，还没有“抒情述事之自由”，学术表达受限制，说话都可能获罪，何况白纸黑字的文章。这是吴宓感受到的学术环境。1962年8月30日，他与孙培良也谈到，“当局不重视学术，不奖励真正研究”，怎么办呢？只能“乘暇自读书为学，博览深造，于此中，求自得之乐”[25]。“读书为学”，这实际上是吴宓的治学方式，他“在任何时地，但能自己读书，别无目的，亦甚乐且适也”[26]。在读书中治学，不求达人，只求自得，不在刊发，而求自乐。读书和治学成为生活方式，为了满足个人的心情愉快。1964年1月8日，他参加政治学习活动，讨论教学活动需要实现政治与学术的结合，吴宓表态在行动上完全服从，学术上“则甚难”，讲巴黎公社可行，谈论李商隐之诗、李易安之词，则“不敢轻言”。他还指出学术方法之失误，“近五十年之之论著，大率议论多、批判多，而知识与材料太少”，“中国古史旧学”研究也存在明显不足，对“西国古今要籍原书”的了解“极有限”，于是，他提出愿在学术研究的“工具、方法、材料”上对青年人“作指助”[27]。现代学术研究论多于史，不通西方典籍等，确是准确判断。至于他个人想可否担任青年学者之指导，并不由他个人愿望所能决定。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讨论。吴宓为什么不离开重庆？离开西南师范学院？季羡林曾说：“雨僧先生留在四川，没有回来。其中原因，我不清楚，也没有认真去打听。”[28]赵瑞蕻也曾有疑问：“又听说他最后转到重庆西南师范学院教书了。那时我有点奇怪，心想抗战胜利后联大结束复员，吴先生为什么不回到清华园，重新住进‘藤影荷声之馆’呢？”[29]实际上，1949年4月29日，在他离开武汉大学到重庆，他6月份就后悔了。他给吴协曼写信：“甚悔不应轻离武大，此时欲归不得，前途又无善计”[30]。后来，他一想起4月29日，就感叹不已，1952年作诗“岂竟馀生老蜀川，忧危困辱已三年。全身污渎哀心死，恋旧明时恨物迁。渐习核词同伪语，独持深意对浮妍，慰情至计依红袖，梦里生涯便是仙”[31]。1959年4月29日再作感怀之作，“堕地飞花已十年。人间何处着啼鹃。旧交纵在非同道，新曲难工只自怜。秘记楹书愁付托，离鸾寡鹄怅琴弦。溪山大好绿如许，急锻密耕少墓田”[32]。
在“自编年谱”里，他也感叹：“1949年四月，不回清华，又离弃武汉大学而来渝碚，遂走入相辉，编入西师”，“举动之极端错误，而祸害久长者也”[33]。1969年12月，他给郭斌龢写信，谈到自己遭受批斗，真恨“不能早死”，“甚悔前多年，不去清华、北大、陕西师大而留在西南师院，受此种种”[34]。他真后悔自己的选择。他的同事也认为：“就他在西南师院任教的28年来说，无论在外语系、历史系，还是中文系，都未能用其所长，尽其全才。”[35]我有时想，如果吴宓不在西南师范学院，到其他高校或研究机构，他的境遇和命运是不是会好些？1961年9月，吴宓在陕西师范学院见到朱宝昌，此时的他正被学校批判，在陕西师院讲学却“未受轻侮”，他感觉到该校作风“大异西师”[36]。1964年11月18日，开展社教运动，吴宓同事耿振华批评学校领导思想保守、放纵，教学不重思想只重知识。吴宓的感受却正好相反，“宓昔恒以西南师院太重政治，用法过严酷。其处罚右派之重且多，冠于全国各校，与耿君所评则适反，可怪也！”[37]学校小环境来自大环境，跟随大环境，还跟得紧，有样学样，甚至过之而无不及。任继愈也认为：“吴宓偏偏被安排在最轻视知识的环境中。赶上视人才如草芥的年月”[38]。“轻视知识的环境”是大环境，也是小环境。
1961年，吴宓女儿吴学昭两次到重庆和学校看望他，5月在重庆渝州宾馆匆匆见面，就劝说吴宓探访旧友和调离重庆，可“发挥宓之所学及特长，完成个人有系统之长篇著作，胜似在西南师院仅以教课之余事，作附属性之研究（如今之注释）而不为人所重”[39]。8月在学校见面，继续关心吴宓的生活和学术著述环境，为“生活之丰裕安适”和“著作之自由方便”[40]考虑，她希望父亲吴宓能调职（或退休）移居北京，他在重庆的“居处、饮食、生活种种简陋粗秽，远不如北京之安适”[41]，如到北京，可“在文化潮流之中心魇饫图书载籍，先得见科学之新资料，更与学者文士往来切磋，则编述与创作两可有成”，可将“所知旧时代之生活、旧学术之精华，尽详尽多写出，留作后代宝贵之资料”，也可“进行自己之创作”，认为吴宓珍爱的《吴宓诗集》，“其效果极微，若夫宓昔拟撰之《人生哲学》及长篇小说《新旧因缘》仍可作出，但观点立场须作相当修改”[42]，总之，应“心情开朗，态度积极，多写作，多刊发文章，但不拟发刊而藏留于后世之著作，亦可撰写”，她还希望父亲写文章，以引起学术争鸣，并建议他“出游各地，以新耳目”，多与新旧学者朋友“谈论”和“切磋”，即使不考虑调离，也“必须从事并发表其著作”，“改其久久沉默之态度，以文章著作多与世人相见”，这样，才可“对新中国、对社会主义文化有贡献，亦可不负宓自己之一生也”[43]。
吴学昭劝了父亲一天一晚，吴宓却不为所动，真乃道不同不相与谋。他不愿离开重庆，他习惯了重庆的生活，如“环境改变，人事生疏，精力衰耗，应付难周，当局实难位置宓，宓亦更难于自处”[44]。他还有隐忧和担心。女儿建议他去北京，其母陈心一可为吴宓“抄写书稿、担任助理编辑”，这是吴宓内心极不情愿的事，他不愿意与陈心一复婚，除了日记，也没什么稿子需抄写。他一个人生活习惯了，对两人在一起生活心有恐惧，在他的内心依然保持对毛彦文的美好印象。到了北京，好友多了，让他担心、害怕的事也多了。1962年，在给李赋宁的信里，他就解释了其中原因。他深知“到北京之好处，不待细说”，仍决定“无论如何，不长居北京，不在北京工作”，理由是“（1）首都政治空气太浓，人事太繁。（2）宓最怕被命追随冯、朱、贺三公，成为‘职业改造家’，须不断地发表文章，批判自己之过去，斥骂我平生最作敬爱之师友”。（3）已有友生“督责”自己改造，若居京，“反与友生暌违”。（4）北京大学教授中的李赋宁、王佐良、杨周翰等的马列主义学习好，西洋文学知识、学问，“其生动之文笔、著作，远非宓能及”，“宓来北大，成为无用之人，有如一位贫穷的老姑太太，回到贾府受王熙凤等之……”另外，还有一条理由，“家中人均进步，长年同居，反多心情上之碍与语言行动之不自由（服从党团之政令及思想，此则全国无异）”[45]。他特别顾虑北京的政治环境和思想运动，不愿成为冯友兰、朱光潜和贺麟等的“职业改造家”，也不愿意待在家里，因自己思想落后还要接受家人的思想教育。
也许换一个环境，他的生活和命运会好一些，当然这也只是假设。吴宓在学校有如鹤立鸡群，每遇利害斗争，都会找上吴宓。他还有更大的“孤悚隐衷”，“宓之知命信佛，轻生死、乐消闲，宓之不肯写白话简字文章刊布，宓不愿在新时代得名受誉，宓不愿居住辇毂之下，与当代名流周旋，宓之许由与伯夷、叔齐思想，‘天子不得而臣，诸侯不得而友’，岂甘特制新衫，以干谒学术界之新贵人，容悦居上流之旧友生，以为宓进身扬名之地哉？”[46]其志向如此，何谈移居？至于吴学昭建议的多刊发学术著述，多与名家交往，更是吴宓心存恐惧和反感之事，他愿意交往的大都是有独立人格、不与时代合作的旧派人物，学术著述更是不愿刊布，即使去了北京，他也没有什么热情和兴趣。在民国时期，吴宓对学术研究都不算勤勉上进的，何况在这个时候，他的心思早不在此，而放在写作“日记”上了。但他听从了出游的建议，说不上可“新耳目”，却可见见老友，以解多年相思之苦。
从1961年8月23日至9月22日，外出一个月，先下武汉，转广州，再北上北京，后从西安返回重庆，受到了朋友和亲人的热情款待。此行意在探亲访友，也是学术之旅。在武汉大学与刘永济相见，“互述改造、工作、生活”及“若干熟人之遭遇及变迁”[47]，感觉刘永济“生活之供应、心情之舒畅、改造之积极、对党之赞颂与佩膺，皆远在宓以上”[48]。在广州与陈寅恪交谈，“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中国文化本位论）”[49]。陈寅恪还是当年的陈寅恪，依然坚守传统文化，执着学术研究，“安居自守，乐其所乐，不降志，不辱身”[50]。在人格气节上，吴宓和陈寅恪都深有同感，“虽危行言殆，但屹立不动，决不从时俗为转移”，不学趋时先进人士“逢迎贪鄙之情态”[51]。陈寅恪还细述柳如是研究，他也感觉到陈寅恪“有深意存焉”，绝非写“消闲、风流之行事”[52]。后来，他又转到北京，见了家人和好友，多谈旧事，借阅书籍，相谈甚洽，相待甚殷。友人中，变化大者，如赵紫宸“已完全改造”[53]，郑之蕃对“史学用功之深且勤”[54]。
有意思的是，9月11日上午11:30，吴宓去北京大学拜访老友汤用彤夫妇，日记特别提及其“副校长”身份，余下记录是，“相见执手并坐甚亲，貌似古僧，短发尽白，不留须；欲留宓午餐（面），宓坚辞，出”[55]。多了些客套，却少谈话内容；只见外貌，无心深谈，“坚辞”午餐，12:30赶到学生李赋宁家吃去，其中亦有深意存焉。20世纪50年代，汤用彤曾写过思想检查文章，提到当年参加《学衡》就是一个错误。9月19日，受陕西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高元白之邀，到学校做讲座，高元白介绍吴宓解放后学习改造的热心和进步，《吴宓诗集》和《红楼梦》研究以及歌颂时代之旧诗，还宣布讲座内容为“杂谈中国古典文学中之技巧”。当主持人介绍完后，吴宓上台，却忽然宣布改讲“近体诗之平仄规律”和“由个人之经验和体会，谈读诗、作诗（古典诗、旧体诗）之方法”。也许他觉得“古典文学中之技巧”过于宏观，古典文学属于学科规范的说法，不如古诗文明确。前一个选题曾有讲义，后一个选题先读诗，以曹丕《燕歌行》、曹植《高台多恶风》、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分析从人物到环境，从事实到感情，如何生成诗歌内容，再以他自创的“翻译法”朗诵他的诗歌。总体上，他的讲述简洁清晰，没做其他牵扯，时间控制比较好，效果不错，“众鼓掌久久”，高元白最后作总结，赞扬吴宓待人“热情”，为公“黾勉尽职”，“精神老而健”[56]。
三、读书治学：静居俟命
读书是吴宓的生活，也是他的生命，“生性自乐静居读书，不与人事”[57]。他说自己“五十年一贯不改之性情行事，即真而不伪，读书自愉而罕与人接，且厌闻一般人之得失恩怨、生活琐事”[58]。即使在严酷的1970年代，能让读书，就是他最幸福、最惬意的生活，“目前宓之生活，甚为平静，即此是福，由天赐。惟当静居俟命，以每日能读书自愉自乐，则但觉时日之飞逝而已！”[59]他也曾感叹，不作诗，不读书，就如病人一个，“诗不作，课外之书不读，更不亲圣贤典籍、古典名著”，就会出现神志不清、身弱目眩等病态情形，“尚为不足为重轻者矣”[60]。吴宓读书多，种类杂，且偏于诗文。如《散原精舍诗》《兼葭楼诗》《审安斋诗集》《惠风词话》《人间词话》《玉谿生年谱会笺》《孱守斋日记》《遁堪文集》《杜甫诗集》《李义山诗集》《五言楼诗》《自苏室烬余稿》《古诗源》《顾亭林诗集》《懋斋诗抄》《四松堂集》《春柳堂诗稿》《信芳集》《觚庵诗存》《瘉野堂诗集》等；也有随便翻翻的，如《中国电影史》。
吴宓一生与书相伴，在教授、诗人和学者身份中，读书人最为恰切。他希望自己“作真读书人”[61]，认为天下非无士也，似士非士杂之，有士如无士也。真读书人有真知，有道义，而非伪士。鲁迅早年也批评伪士问题，提出“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62]。鲁迅所说“伪士”主要指操持种种口号、学说和思想而无“坚信”“无特操”之人。伊藤虎丸对“伪士”有经典的描述，认为“（1）其论议基于科学、进化论等新的思想，是正确的；（2）但其精神态度却如‘万喙同鸣’，不是出于自己真实的内心，唯顺大势而发声；（3）同时，是如‘掩诸色以晦暗’，企图扼杀他人的自我、个性的‘无信仰的知识人’。也就是，‘伪士’之所以‘伪’，是其所言正确(且新颖)，但其正确性其实依据于多数或外来权威而非依据自己或民族的内心”[63]。在批判伪士的无特操、无信仰这一点上，吴宓和鲁迅却有相通之处，所以，无论提倡什么，“革命”也好，“自由”也罢，最重要的是真信仰，而不是故意操弄，当作摆设。
吴宓讲究读书即治学，它的意思有两解，读书中治学，治学须读书。1955年10月7日，他教学生读书之法，认为“中西古来皆重诵读古籍名篇，就文字精心用功，故名治学曰‘读书’。盖由书籍文字之功夫，以求锻炼心智，察辨事理，进而治国安民，从政治军，兴业致富。其技术方法之取得与熟习，以及藏息精神、陶冶性情于诗乐画诸艺，其根本之训练与培养，莫不自文字中出也。近世妄人，始轻文字而重实际劳动与生活经验，更倡为通俗文学、‘白话文学’之说，其结果，惟能使人皆不读书、不识字、不作文，而成为浅薄庸妄之徒”[64]。如同在“五四”时期一样，提到白话文学，他仍是满腔怒火，称它是“妄人”和“浅薄庸妄之徒”所为。他所说的“读书治学”，主要指乾嘉之学，也就是传统小学，从文字开始，再到炼心智，辨事理，藏精神，陶性情，直至治国安邦。它起于小学，终于经学。显然，他将传统学术之汉学、玄学、理学和小学等不同方法和价值混在一起，统称为读书治学。只是，他强调回到文献，从读书开始治学，在治学中读书，还是有道理的。1962年8月30日，与孙培良谈，“述当局不重视学术，不奖励真正研究，良不满意”，“遂欲为僧或请退休”，吴宓则劝他“安分自守，乘暇自读书为学，博览深造，于此中，求自得之乐”[65]。以读书为学，求自得之乐，这就是吴宓的治学路径。以读书为治学，由读书而自得。读书和治学成为吴宓一种生活方式。1971年，吴宓在梁平就时常“苦于无书可读，亦无报可读！”[66]
读书自得只是治学的开始，真正有所成，还得费时费力，吴宓却有些身不由己。1963年8月1日，读《史记》，发现“近年宓之感觉，不但读书最乐，开卷有益身心健康，而且中国之经史子集，下至诗词小说，任何部分，宓偶费时力不多，稍事研读，即有心得，若继续用功，定可获发明与结论，惟伤古稀之年，时不我待，读书之快乐与成绩皆不得享有耳”[67]。读书时，能“稍事研读，即有心得”，确实幸福，读书就是享受。1967年3月15日，他读Logan Pearsall smith(1965—)著Milton&His Modern critics(1941—)一书，“得益不少”，“自1966九月宓得罪以来，惕于‘破四旧’，不敢读任何中西古今之旧书，精神干枯已极。今偶读此书，乃获滋润，慰乐无穷。决更多读，对应付人事，即对‘思想改造’亦必有益，可断言也”[68]。读书可获慰乐，滋润精神，是否可应付人事，有益思想改造，那倒不敢说。每遇生活困厄，精神忧惧，他就沉入书本，自得其乐。只是，读书似乎并不能帮助他应付人事，反而更为迂阔和固执。1971年1月6日，“今后宓决安静待时，恭默自守，不忧不急，不请不问，而饱食足眠，读书为乐”[69]。这是吴宓多么美好的愿望，能在安静待时，恭默自守和饱食足眠的条件下读书，当然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事了。但他很快就感觉到“一切处于被动”，需“力戒妄请妄行”，再次提醒自己，“力求沉默，并寡言”，“安居待时，不为过度之忧惧，在久眠饱餐中，寻取快乐，再则随意读书，以自适为主”[70]。
1月17日，重读郑文焯《樵风乐府》，撰一评注及跋。他发现自己的读书过程与一般人不同，他们“读书、积学，率皆由古迄今，自旧至新，惟宓适反”，而“宓所行所历，大抵由阅读杂志报章、小说笔记，终底于经史要籍”[71]。吴宓与同辈学者相比，他的旧学功底略显不足，尤其在治学上，沉潜工夫不足，他为小学张目，如与黄侃、刘师培相比，却有差距。这主要是他的童子功下得不够，他很早就阅读仲旗公从上海寄回的白话书报，如《新民丛报》《新小说》《民报》《上海白话报》，喜欢新小说。于是，经小说上溯经史，从白话再回到文言，所以，与其他学问家相比，他的经学功底和小学工夫就有些不厚实。他曾经给学生周锡光题辞作纪念，其中列“固须博览，多看杂书”[72]，在所开列的书单里，有“四书”“五经”《史记》《汉书》《资治通鉴》，也有他自己和吴芳吉诗集、红学著述，还有晚清小说和白话报刊，并不是完全正宗的学问家眼光，反而有明显的个人偏好。1962年10月7日，他给蓝仁哲讲治学方法，提到“（1）养成良好之生活习惯。（2）先完成本单位之政治、学习、劳动任务，在本校各门取得优异成绩。（3）须有远大之规模及全部计划，但必须由一字、一句、一事、一物逐步切实学起，切忌空泛无恒。（4）胸中眼前，恒有一中国地图、世界地图及中西历史大事年表，将所读所得知之人物事实，随时放置其中，俾位置与关系皆了然于心目”[73]。有关“习惯”“计划”“任务”和“序列”，实是读书之法，也是做事的方法，只能算治学起步，还谈不上真正的治学，需要有“个人兴趣”“文献史料”“怀疑思维”和“钻研精神”等等。
吴宓读书杂乱，多凭个人兴趣，在学术专题上也用力不够。如1959年4月26日，上午“读杜诗。又读《外国文学参考资料》”，“下午寝息。起读谢无量《佛学大纲》。又读常任侠《佛经故事选注》”[74]。晚上还出门拜访，一天读书四册，哪能做到细读，至多是浏览翻阅，感受多，体验切，深思熟虑就稀少。1964年12月21日，在古代文学及现代文学教研组合并小组运动座谈会上，就有人攻讦吴宓，说他不是学者，因无著作，仅有一部《吴宓诗集》，还说他讲《红楼梦》主张精神恋爱有裨于节制生育政策[75]。吴宓是有人格的学者，也有真才实学，至于是不是大学者，或者如今天人们所说的国学大师？则要看是什么标准，与什么人放在一起，还有是在什么范围（时间空间）里来作评判。
那么，吴宓是如何读书治学的呢？在他看来，“学问无论大小，都要辨其真伪。‘学’以能解‘问’者，其学才算是真”[76]。可解问之学，在吴宓那里，主要是文字训诂“小学”和历史人物或典故，做学问讲究“勤读勤记，博而能约”[77]。如“不齿”非看不起，而是不与同列。“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应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78]。实际上，“问”有疑问、反问和追问，不应只在字句间，还有人生大道和学科知识。吴宓解放后的学问主要在读书中发现，针对社会现实有感而发。吴宓日记有不少学术的只言片语，也可见出吴宓的学术观点和看法。比如1955年10月7日，他在日记里写下了一大段思考和感受，“中西文字显然有别。中文重形西文重声。中文入于目而止于心，西文出于口而纳于耳。中文近图画，西文近音乐。古希腊先有演说（雄辩），后乃成为修辞（文章）学。中国则昭令奏疏檄文露布，一切皆笔写之文章，更以文字本质之不同，养成中西人数千年不同之习性。故在中国，凡百学术思想更不能脱离文字书籍。而中国人运用文字表达自己之能力，实远在其用言辞表达之上。昔人谓‘中国以文字立国’，诚非虚语。而文言废、汉字灭，今之中国乃真亡矣！”他还对学习苏联教育，自左到右的书写方式提出批评，“一切脱离文字，脱离书籍。呜呼，如此安言‘学术’？安言‘教育’？”[79]他还认为施行简体字、俗体字，易导致“离奇混乱”，包括书写格式也“混淆不清”，“每观壁上标语及眼前书报，使宓痛愤难遏！”著译作品“不知作文造句用字之法，虚耗读者之时力与心力”，“其句法之冗长枝蔓，其文法之颠倒悖谬，其用字之过多而费解”[80]。
以上引文和概述，均涉及吴宓对“汉字”特点、功能及治学方法，提出汉字为中国文化及学术之根本，具有不同于西方文字的象形特征及图画性，拥有自己的用法和文法，且已形成独特的书写传统。由此，中国的学术和教育都从文字开始，“莫不自文字中出也”。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有关汉字地位和特点的论断，也是吴宓长期坚持的观点，他在五四时期的《论新文化运动》已有相近看法。另外，他的看法有当时的社会背景。1955年，国家倡导文字改革，当年的10月15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和教育部长张奚若均做了报告，会议还讨论了《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和《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草案》，认为汉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化方向，大力推广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当时有28个省市207名代表参加会议，有38名代表发言，包括老舍、陈望道、王力、魏传统等，吴宓所在的西南师范学院也有徐德庵教授作为代表参加，华为总裁任正非的父亲任摩逊，当时也作为贵州省两名代表之一参加了会议，时为贵州镇宁民族中学校长。吴宓对汉字改革一直持反对态度。他在日记里有感而发，坚持自己的观点，几十年不变，也令人十分敬佩。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批准号：19ZDA274）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叶兆言：《阅读吴宓》，《收获》2000年第2期。
[2]叶兆言：《阅读吴宓》，《收获》2000年第2期。
[3]沈卫威：《“学衡派”编年文事》，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1页。
[4]《吴宓日记》第2册，三联书店，1998年，第112页。
[5]孙法理：《亦狂亦侠亦温文》，《第四届吴宓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西安地图出版社，2005年，第289页。
[6]王永彬：《围炉夜话》，中华书局，2015年，第105页。
[7]《吴宓日记续编》第3册，三联书店，2006年，第120页。
[8]《吴宓日记》第3册，三联书店，1998年，第429页。
[9]刘达灿：《国学大师吴宓漫谈录——吴宓小友的追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4页。
[10]刘达灿：《国学大师吴宓漫谈录——吴宓小友的追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页。
[11]刘达灿：《吴宓轶闻轶事》，《重庆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
[12]吴宓：《韦拉里论理智之危机•译者按语》，《学衡》第62期，1928年6月。
[13]刘达灿：《国学大师吴宓漫谈录——吴宓小友的追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9页。
[14]刘达灿：《国学大师吴宓漫谈录——吴宓小友的追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9页。该书内容比较散乱，有关吴宓的谈话更像写作者的个人表述，叙述时只有自然环境，如“一个细雨蒙蒙的秋野”，无具体的时间地点，也就少了些现场感和历史感。
[15]《吴宓日记续编》第1册，三联书店，2006年，第538页。
[16]《吴宓日记续编》第2册，三联书店，2006年，第4页。
[17]《吴宓日记续编》第2册，三联书店，2006年，第129页。
[18]《吴宓日记续编》第2册，三联书店，2006年，第95—96页。
[19]《吴宓日记续编》第4册，三联书店，2006年，第49页。
[20]吴宓：《致李赋宁》，《吴宓书信集》，三联书店，2011年，第370页。
[21]《吴宓日记续编》第1册，三联书店，2006年，第73页。
[22]《吴宓日记续编》第1册，三联书店，2006年，第525页。
[23]《吴宓日记续编》第2册，三联书店，2006年，第153页。
[24]《吴宓日记续编》第4册，三联书店，2006年，第259页。
[25]《吴宓日记续编》第5册，三联书店，2006年，第412页。
[26]《吴宓日记续编》第5册，三联书店，2006年，第43页。
[27]《吴宓日记续编》第6册，三联书店，2006年，第133页。
[28]季羡林：《<回忆吴宓先生>序》，《回忆吴宓先生》，黄世坦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页。
[29]赵瑞蕻：《从一首怀念吴宓先生的小诗说起》，《回忆吴宓先生》，黄世坦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82页。
[30]吴宓：《致吴协曼》，《吴宓书信集》，三联书店，2011年，第350页。
[31]吴宓：《四月二十九日为宓由武汉飞渝满三年之期感成一首》，《吴宓诗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469—470页。
[32]吴宓：《堕地》，《吴宓诗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501页。
[33]吴宓：《吴宓自编年谱》，三联书店，1995年，第199页。
[34]吴宓：《致郭斌龢》，《吴宓书信集》，三联书店，2011年，第428页。
[35]彭维金：《我的邻居吴宓先生》，《多维视野中的吴宓》，王泉根主编，重庆出版社，2001年，第102页。
[36]《吴宓日记续编》第9册，三联书店，2006年，第210页。
[37]《吴宓日记续编》第6册，三联书店，2006年，第407页。
[38]任继愈：《<第三届吴宓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序》，《第三届吴宓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西安地图出版社，2005年，第5页。
[39]《吴宓日记续编》第5册，三联书店，2006年，第87页。
[40]《吴宓日记续编》第5册，三联书店，2006年，第133页。
[41]《吴宓日记续编》第5册，三联书店，2006年，第130页。
[42]《吴宓日记续编》第5册，三联书店，2006年，第133页。
[43]《吴宓日记续编》第5册，三联书店，2006年，第131页。
[44]《吴宓日记续编》第5册，三联书店，2006年，第130页。
[45]吴宓：《致李赋宁》，《吴宓书信集》，三联书店，2011年，第384页。
[46]《吴宓日记续编》第5册，三联书店，2006年，第134页。
[47]《吴宓日记续编》第5册，三联书店，2006年，第150页。
[48]《吴宓日记续编》第5册，三联书店，2006年，第151页。
[49]《吴宓日记续编》第5册，三联书店，2006年，第160页。
[50]《吴宓日记续编》第5册，三联书店，2006年，第161页。
[51]《吴宓日记续编》第5册，三联书店，2006年，第160页。
[52]《吴宓日记续编》第5册，三联书店，2006年，第163页。
[53]《吴宓日记续编》第5册，三联书店，2006年，第174页。
[54]《吴宓日记续编》第5册，三联书店，2006年，第177页。
[55]《吴宓日记续编》第5册，三联书店，2006年，第177页。
[56]《吴宓日记续编》第5册，三联书店，2006年，第185页。
[57]《吴宓日记续编》第7册，三联书店，2006年，第477页。
[58]《吴宓日记续编》第6册，三联书店，2006年，第407页。
[59]《吴宓日记续编》第9册，三联书店，2006年，第171页。
[60]《吴宓日记续编》第2册，三联书店，2006年，第132页。
[61]刘达灿：《国学大师吴宓漫谈录——吴宓小友的追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4页。
[62]鲁迅：《颇恶声论》，《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0页。
[63]伊藤虎丸：《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中日近现代比较文学初探》，孙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7页。
[64]《吴宓日记续编》第2册，三联书店，2006年，第286—287页。
[65]《吴宓日记续编》第5册，三联书店，2006年，第412页。
[66]《吴宓日记续编》第9册，三联书店，2006年，第315页。
[67]《吴宓日记续编》第6册，三联书店，2006年，第61页。
[68]《吴宓日记续编》第8册，三联书店，2006年，第68页。
[69]《吴宓日记续编》第9册，三联书店，2006年，第154页。
[70]《吴宓日记续编》第9册，三联书店，2006年，第164页。
[71]《吴宓日记续编》第9册，三联书店，2006年，第166页。
[72]周锡光：《追记吴宓教授》，《回忆吴宓先生》，黄世坦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65页。
[73]《吴宓日记续编》第5册，三联书店，2006年，第440页。
[74]《吴宓日记续编》第4册，三联书店，2006年，第74页。
[75]《吴宓日记续编》第6册，三联书店，2006年，第449页。
[76]刘达灿：《国学大师吴宓漫谈录——吴宓小友的追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5页。
[77]刘达灿：《国学大师吴宓漫谈录——吴宓小友的追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6页。
[78]刘达灿：《国学大师吴宓漫谈录——吴宓小友的追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2页。
[79]《吴宓日记续编》第2册，三联书店，2006年，第287页。
[80]《吴宓日记续编》第2册，三联书店，2006年，第28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