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面对生活，满怀诗意披荆斩棘；

面对人生，向善向美所向披靡”

舒晋瑜：晓平你好，每次听你聊天或发言，总是充满军人的激情和力量。你是哪年参军的？我记得你最初当的是海军，能否讲讲你的兵之初？还有，你是如何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

丁晓平：我是一九九〇年入伍的，军龄有三十三年了。新兵连是在河南济源太行山下度过的，那里离“愚公移山”的王屋山很近。后来分配到青岛，在北海舰队航空兵后勤部政治处做图书广播员工作，所以我经常跟战友们开玩笑说“我是海军没有下过海，我是空军没有上过天”。当兵那一年，我高三，荣获了第十届华东六省一市中学生作文比赛一等奖，成为轰动学校的大事件，创造了学校乃至全县在这项赛事的历史。也正是凭着写作给我带来的荣耀，怀揣文学梦的我，走进了人民军队这所大学校，从一名水兵成长为一名军官，成为一名军旅作家、诗人。二〇〇〇年，我从海军航空兵机关调入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工作，由业余文学爱好者转变为专业的文学工作者。十二年前，我回到已是安徽省示范中学的母校——新安中学，看到校史馆里赫然张贴着我的照片和简介，那一刻，心中也不免升腾起一丝虚荣。我知道，这是文学赐予我的，也是小小少年所做的那个“文学白日梦”所照耀的。

舒晋瑜：你从一九九八年出版第一部著作诗集《写在浪上》，到二〇〇八年前后相继创作长诗《汶川九歌》和诗歌《中国，把我给你》。你对于文学的爱好是从诗歌开始的吗？

丁晓平：对于文学的热爱，始于诗歌。至今，我依然认为诗歌是文学的最高殿堂。真正热爱文学的人，面对生活，满怀诗意披荆斩棘；面对人生，向善向美所向披靡。在我看来，诗歌是一种无法定义的文学体裁，就像数学学科中的非集合概念一样，它是广阔的、无边的，是难以形容或界定的。对于写作者来说，它是可能，也是不可能。现在，只是限于自己的创作能力和精力，暂时与诗歌保持一段距离。但是，我依然十分乐意你说我是一位诗人。

舒晋瑜：你的创作题材、体裁丰富多样，包括诗歌、长篇小说、报告文学、传记文学、散文随笔、文学评论。现在还写诗吗？你最喜欢哪种体裁？如何评价不同体裁对于自己创作的意义？

丁晓平：我偶尔还会写诗，但大多只写给自己看。从一九九〇年在家乡的《安庆日报》发表第一首诗歌开始，三十多年来我先后出版了三十余部作品，有诗集、散文随笔集、文学评论集和长篇小说、报告文学、传记文学。若要问我最喜欢哪种文学体裁？我的回答是，近十多年来主要从事历史题材的创作，其主要表现为报告文学、传记文学的样式，但我从未放弃诗歌、散文包括文学评论等其他文学体裁的创作。因此，我把自己的创作道路总结为“文学、历史、学术跨界跨文体写作”。之所以从事不同文学体裁的创作，也是顺其自然、心有灵犀的结果，从来没有刻意。通过不同文学体裁的创作实践，我在寻找最适合自己的文学表达样式和创作道路，在语言、结构、叙述能力上得到锻炼，相得益彰，相辅相成，我相信我应该在“文学、历史、学术跨界跨文体写作”上寻求突破而出类拔萃。

舒晋瑜：《文心史胆》分为求道、论语、别裁三个部分。在你的创作中评论占了一定比重，你如何看待评论？你的创作被评论影响过吗？

丁晓平：《文心史胆》是我的第一部文学评论集，收入北岳文艺出版社“新时代文学观察”系列，这是一件特别令我兴奋的事情。要知道，这套丛书收入的大多是学院派评论家作品，相比而言，我是“土八路”。我相信优秀的评论家是作家们的作家，是一面镜子。优秀的评论，既是显微镜又是放大镜，既是望远镜又是手电筒，既是灯塔又是烛光。我的创作肯定自觉不自觉地受到文学评论的影响，虽然我难以举例说明，但评论一定是起到了润物细无声的作用，有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力量。

舒晋瑜：文学评论集《文心史胆》第一辑“求道”和第二辑“论语”收入文学评论文章二十三篇。有评论认为这是你长期以来编辑和写作的“真经”。你的评论以理性见长，评论和创作兼顾，对于作家来说有何益处？

丁晓平：我必须承认，在文学评论的写作上，我其实是一个门外汉。因为我没有专业的文学教育训练，我的文学评论是从写“读后感”开始的，没有高头讲章，没有学院派气息。如果有评论认为我的文学评论是我长期以来编辑和写作的“真经”，我完全接受，因为我写的都是我自己的真心话，确确实实是“我手写我心”。或许正如你所说，我的评论以理性见长吧。作为业余作家，之所以兼顾评论的写作，一方面是我当编辑做出版工作的职业使然，因为我要为人作嫁衣，为我的作者和我做的书做好“营销”；另一方面也是自己有话要说、不愿苟且，我愿意不断自我思考、自我革命、自我提升，砥砺前行。

“如果不能超越前辈，那么

我们的工作将是毫无意义的”

舒晋瑜：你编选的“开国伟人印象丛书”，包括《毛泽东印象》《周恩来印象》《邓小平印象》，被称为“海外研究中国伟人的小百科全书”。这些著述，对你的文学创作有什么帮助？《光荣梦想：毛泽东人生七日谈》以“七日谈”的形式描绘毛泽东的一生。对于伟人，在写作中是否有很多顾虑？是否为尊者讳？你在写作上如何把握分寸？

丁晓平：要知道，我都是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编辑出版工作才是我的职业。“开国伟人印象丛书”的编选得益于我从事出版工作的实践，这套书分别收录了外国尤其是美西方国家上至总统、政要，下至外交人员、记者的文章，是他们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三位中国伟人交往的亲历记和回忆录。通过编选这套书，让我从西方的视角，更加客观、公正、辩证地理解、认知和评价中国伟人，确实令我大开眼界，对伟人和历史增添了更多的敬畏和仰望，更加坚定了我从事历史写作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后来，我把我从事历史文学写作的经验写进了《捡了故事，丢了历史》《历史之问》等文学理论评论文章中，得到了同仁的认可，荣获了中国文艺评论最高奖“啄木鸟奖”。

我对中共党史和党史人物尤其是毛主席的研究，是在二〇〇〇年从事出版工作之后的事情。那一年，我策划、校订再版了被誉为“中国第一自传”的《毛泽东自传》，成为我编辑生涯的“第一桶金”，从此改变了我文学创作的道路。《光荣梦想：毛泽东人生七日谈》以“七日谈”的形式大写毛泽东，是我坚持“文学、历史、学术跨界跨文体写作”的具体探索和实践。我的经验，写作伟人与写作小人物没有多少区别，也没有多少顾虑，但的确需要把握好分寸——既要实事求是又要留有余地，既要一分为二又要恰如其分。我的历史文学写作始终坚持“三三法”，即：在文艺创作导向上要把握好“三场”——立场、现场和气场，从而使作品完成能量、动量和质量的转换；在创作方法上要把握“三视”——仰视、平视和俯视，从而使得作品拥有敬畏、尊重和批判精神；在创作理念上要把握好“三观”——宏观、中观和微观，使作品怀抱全局、情节和细节，从而让作品具备大格局、大视野和大情怀。创作重大历史题材作品，作家必须有足够的历史耐心，在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审慎的叙述中、在对史料去伪求真的过程中，锤炼自己的史识、史才、史德，从而在大历史中获取丰富的灵感和深刻的思想，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引导读者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和文化观。

舒晋瑜：《中共中央第一支笔: 胡乔木在毛泽东邓小平身边的日子》（以下简称《中共中央第一支笔》）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和决策内幕，这些内幕是如何获得的？

丁晓平：《中共中央第一支笔》是我重大历史题材创作的成名作，也是我的标志性作品，十年过去了，依然长销不衰，受到各界好评。至今，我依然记得我跟乔木同志的女儿胡木英女士在全国政协礼堂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当我向她提出想写一部乔木同志传记的时候，她和蔼可亲地笑着跟我说：“好啊！可是，我爸可不好写。”就这样，我动笔了。那一年，我三十五岁，真是有点儿“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现在想来，才发现“无知者无畏”的确也是一种勇气啊！乔木同志是中共党史上一个不可忽略的人物，他的贡献、学识和人生，高山仰止，但也曾饱受争议，的确不好写，令人望而却步。《中共中央第一支笔》共计五十五万字，以中国传统文化“五行”学说“木、火、土、金、水”为结构，较为艺术地叙说了胡乔木的人生。初稿写作花了两年半时间，一气呵成，专家审读也十分顺利，但也经历了微不足道的波折。正如你所说，《中共中央第一支笔》的确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和决策内幕，除了部分内容是我采访胡乔木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获得的之外，大部分内容都来自公开的信息源。

舒晋瑜：作家叶永烈也写过胡乔木的传记，你看过吗？你觉得自己在对胡乔木的把握和认知上，有什么突破吗？在写作《中共中央第一支笔》的过程中，你有怎样的收获？

丁晓平：叶永烈先生写的胡乔木传记，乔木同志亲属提供过。但是，作为后来者，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成长起来的我们，如果不能超越前辈，那么我们的工作将是毫无意义的。历史文学写作的最大收获就是让自己更加热爱历史、珍惜历史，且能正确面对现实和把握现在，从而更加清晰、清醒地看到更加遥远的未来。二十年来，通过历史文学创作的实践，我深刻理解、总结和处理好了以下三种关系，即：宽容的历史与历史的宽容、局限的历史与历史的局限、叙述的历史与历史的叙述。也就是说，宽容、局限、叙述，是我从事历史写作或者说非虚构写作三个极其重要的关键词，它们体现了作家的智慧和情怀、思想和境界、艺术和技术。

“把历史变为我们自己的，

我们遂从历史进入永恒”

舒晋瑜：你的《王明中毒事件调查》填补了党史研究的空白，以新发现的尘封近七十年的二十件流落民间的原始档案和文献作为物证，并采访了很多健在的亲历者和当事人作为证人证言，起到了澄清事实，正本清源、以正视听的作用。你能否谈谈应该以怎样的态度进行历史文学创作？

丁晓平：历史写作需要有一种冒险的精神。在重大历史题材报告文学的写作上，我坚持走“文学、历史、学术跨界跨文体写作”道路，其方法就是采取“文学的结构、历史的态度和学术的眼光”，围绕“实”字做文章，即：以真实为生命，以求实为衣钵，以写实为根本，老老实实不胡编乱造，踏踏实实不哗众取宠，保证每一个历史细节都有它的来历，保证每一句历史对话都有它的出处，让读者在我的叙述中体味到个体生命的质量、体验到民族精神的能量、感悟到科学理论的力量。我想，只有这样，作品才能经受时间的考验和历史的检验，从而得到读者的欢迎。重大历史题材写作的根本任务是还原历史，美好生活，照亮未来。我相信：优秀的文学作品将带着读者回到历史的现场，在现实的背影中看见未来。而伟大的文学作品尤其是传记作品，特别是那些品行良好的历史人物的传记，给人类带来了福音——它教给人们和世界一种高尚的生活、高贵的思想和充满生机活力的行为模式，对人的成长是最有启发和最有作用的。正是怀着这种创作态度，我在大历史的矿区深入开掘，与众不同地开创了适合自己的写作道路。历史，总是慢慢地让人知道的。诚如德国哲学家德雅斯贝尔斯所说：“把历史变为我们自己的，我们遂从历史进入永恒。”值得一提的是，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我在二〇一五年出版了《另一半二战史：1945·大国博弈》，这是一部具有国际视野的报告文学，为中国掌握二战历史的话语权留下了历史的见证。

舒晋瑜：一九三七年夏天，陈独秀在南京狱中仅仅完成了《实庵自传》前两章的写作。八十年后的二〇一六年，你推出《陈独秀自述》，将陈独秀的人生历程与政治生涯进行了梳理和整合。这种写作无疑很大胆，你的勇气和自信来自什么？

丁晓平：陈独秀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早在一九三三年，胡适等人就邀请他写自传，直到一九三七年他在南京狱中才开始写作，名曰《实庵自传》，但生前仅仅写了两章。当时就有许多社会名流“为陈独秀不能完成他的自传哀”，觉得“中国近代史上少了这一篇传奇式的文献，实在太可惜了”，“这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损失，也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一大损失”。为了弥补这个损失和遗憾，作为安徽怀宁同乡，我怀着一腔热血，自二〇〇九年出版《五四运动画传：历史的现场和真相》之后，就斗胆产生了编撰一部《陈独秀自述》的想法。做这么一件事情，绝对不是无厘头，也不是噱头。在陈独秀的著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革命思想、人格操守和生平事迹，以时间为经、空间为纬，循着他的革命、思想和人生轨迹，按历史的逻辑选取其不同历史阶段最具典型性、代表性和自述性的文字，进行有机梳理、串联和整合，使读者从阅读陈独秀的文字中感悟其思想的脉动，感怀其灵魂的激荡，感慨其狂飙的胆魄，感知其澎湃的心跳，感怀其历史的先声。此书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后，社会反响比较好。在这个过程中，我同时创作了《硬骨头：陈独秀五次被捕纪事》、编选了《陈独秀自述》的姊妹篇《陈独秀印象》。“自述”系自说自话，“印象”乃他言他语，相互补充，互为鉴证。

舒晋瑜：二〇二一年，你的新作《人民的胜利：新中国是这样诞生的》（以下简称《人民的胜利》）分政治、经济、军事等六个篇章，展现了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间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的艰难曲折又波澜壮阔的历程。恰逢建党百年，这类作品很容易陷入套路或窠臼，你在写作中更注重哪些方面？

丁晓平：十多年前，我就开始准备和酝酿，把历史的目光聚焦于一九一九年、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七九年这三个特殊的年份，并以它们为中心辐射前后三十年的中国近现代史，努力完成二十世纪中国百年历史“从觉醒与诞放、崛起与解放到改革与开放”的“时代三部曲”，以文学的方式重述我们的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理直气壮地书写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精神史诗，《人民的胜利》只是其中的一部。

我始终相信，一个作家和一部作品是否优秀，最重要的是他和他的作品是否具有思想。文学创作最能体现功力的就是作家和作品的思想。优秀的文学家应该是思想家。如何体现作家的思想呢？除了观点、语言之外，作品的结构也是作家思想的体现。就是在这样的思考和研究中，我决定《人民的胜利》从一九四六年六月的解放战争开始写起，一直写到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开国大典。于是，全书的结构也水到渠成，由“前夜”“翻身”“决战”“统战”“外交”“开国”六个篇章构成，每章分为五个小节，共计五十万字，从政治、经济、军事、统战、文化、外交等方面立体全景式再现新中国成立的创业史、奋斗史，展现中国共产党紧紧团结、依靠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新中国艰难曲折又波澜壮阔的历程。

要见树木，更要见森林。历史写作离不开宏大叙事，必须实事求是地回到历史现场和历史语境当中，完整书写整体的历史和历史的整体。我们必须突破历史的局限，不当事后诸葛亮，不放马后炮，要循着实事求是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路径，在常识中把握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说句实在话，我不是一个特别会讲故事的作家，或者说我是一个不善于虚构的作家。我始终认为，对非虚构写作来说，遵守真实性原则是第一要务。在讲好中国故事的时候，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讲故事不是目的，目的是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讲出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因此，历史写作就要写最有价值的历史，写历史中最有价值的那一部分。什么是最有价值的历史呢？我认为，推动并有利于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发展进步和根本利益的历史，就是最有价值的历史，就是历史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理直气壮地书写

从开天辟地到共同富裕的百年史诗”

舒晋瑜：庆祝建党一百周年前后，关于共产党是如何创立的、中共一大是怎样召开的主题，已经有很多的影视作品，文学创作如何别开生面，你在新作《红船启航》下笔之前都做了怎样的准备？

丁晓平：作为一直从事党史重大题材报告文学创作的作家，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伟大时刻，怎么能够缺席呢？毫无疑问，在这样的重大时间节点，所有的人们都在努力，因此只有别开生面，才能突出重围。其实，在党史题材写作上，凭着自己二十年的积累和耕耘，我拥有历史的主动、文化的自觉和文学的自信。从二〇〇一年开始，我先后创作出版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胡乔木和陈独秀、王明、蔡元培、埃德加·斯诺的传记，对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革命历史有了整体的研究和思考。众所周知，有关中共党史的书籍汗牛充栋，大多是历史学家、学者和权威机构编写的通史、简史类的编年史，偏重于史料性、文献性、学术性、政治性，读者在阅读之后往往只能了解一个大概脉络，并不清楚当时的历史现场和人物的细节、命运，党的创建史实际上成了人人知道却又不完全知道的历史。这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因此，我决心在《红船启航》中解决这个问题，把党史写活起来，写出活的党史，写出一部兼具故事性、文学性、学术性、普及性的，让人民群众完整、准确、权威地了解并掌握党的创建史的大众读物，力求既真实好看又有趣有益，既有筋骨又有血肉，见人见事见精神，让读者不仅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知其必然，写出人人心中所有但笔下所无的党的创建史。

舒晋瑜：《红船启航》分上下两卷，在结构上你是怎么构思的？

丁晓平：《红船启航》不好写。难就难在结构上。二〇一八年九月二日，我第一次来到南湖，瞻仰红船。在嘉兴，整整生活了十天十夜，采访了我想采访的，看到了我想看的，听到了我想听的，还见识了许多连嘉兴朋友们都没有见识的宝藏。这些关于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创建发展史和红船精神提炼、弘扬的历史文献、回忆等，或原始资料，或亲历者口述，当然是不可缺少的第一手材料，但它们并不是历史。《红船启航》分“红船劈波行”和“精神聚人心”上下卷，以习近平总书记于浙江任职期间在《光明日报》发表的《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中的这两句“金句”为标题，科学地解决了叙述的结构和逻辑问题，作品的思想高度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上卷“红船劈波行”写历史，写党的创建过程，叙述中共一大的召开历程，完整准确地呈现“从红楼到红船”艰难曲折、劈波斩浪的历史画卷，写的是“党心”；下卷“精神聚人心”写现实，写南湖革命纪念馆建设史，回顾红船精神从提出、弘扬到结出硕果的全过程，完整生动地呈现“从石库门到天安门”风正帆悬、乘风破浪的历史画卷，写的是“民心”。《红船启航》将历史和现实的两条红线紧紧地连接在一起，穿越百年时空，回溯百年沧桑，感受百年风云，水乳交融地贯通党心和民心、融通初心和信心，最终以“烟雨红船鉴古今，大浪淘沙见初心”收笔，理直气壮地以国家叙事书写从开天辟地到共同富裕的百年史诗，让人们在文学和历史的阅读中看见“穿越百年最美是初心”。

舒晋瑜：你的作品很注意可读性，很能抓住问题、提出问题，环环相扣。比如，在《红船启航》第一百二十八页，提出中共党史界多年来存在的争议：包惠僧到底是不是中共一大的正式代表？紧接着在一百三十二页又提出身在北京的张国焘怎么和上海的李汉俊一起，联名写信给广州的陈独秀？再如博文女校如何成为中共一大代表的“招待所”等，都予以充分的解释。党史写得好看好读、有趣有益，既写出历史的筋骨，又写出历史的血肉，感觉你比较为读者考虑，很重视可读性？

丁晓平：从创作实践来看，历史写作的最大难点是，如何在人人都知道结果的情况下让故事依然保持新鲜和悬念，在推陈出新中无限接近和抵达历史的现场和真相，从而让人人都能在历史中看到新意，读出新思想，获得新启迪。像你提到的上述历史细节，的确需要大量的历史考证和研究，进行梳理归纳和辩证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符合历史真相的结论，才能还原历史现场和本真面貌，也自然增加了可读性和亲和力，既有趣又有益。当然，这样的探究是考古式的，需要才气,更需要勇气。比如，为了考证包惠僧到底是不是中共一大正式代表，我专门作了仔细研究，将所有亲历者的回忆和早期史料都一一查找出来，写了一篇一万五千字的论文《百年悬案：中共一大代表究竟是多少人》，有理有据，辩证分析，用史实说话。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该如何驾驭《红船启航》这个艰巨的创作任务？经过半年时间思考，我决心在《红船启航》中完成四项任务，也就是要回答如下四个问题：一是完整地叙述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创立的？二是完整地叙述中共一大是怎样召开的？三是完整叙述南湖革命纪念馆是怎样建起来的？四是完整叙述红船精神是怎样提出和弘扬的？这四项任务，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实际上所要回答的正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重大时代命题，以文学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你现在的努力，

都是正在为你的将来找机会”

舒晋瑜：在掌握史料方面，身在军队出版社，大概有很多便利，这种背景下是否不太有写作的难度？如何很好地消化这些史料成为己用，你有什么特别的方式吗？

丁晓平：和任何一位非历史专业机构的非专业历史写作者一样，在掌握史料方面，我没有任何便利。虽然在军队出版社工作，我和大家一样，完全没有任何获取内部材料的渠道。历史写作的难度，除了充分掌握史料之外，消化吸收史料为我所用才是关键。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方式，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坚持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大历史观，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诚如胡乔木所说：“愤怒出诗人，但不出历史学家。”报告文学作家应该是理性的、真诚的、善良的。如果从写作技术层面来说，作家面对即将创作的选题，首先必须建构属于这部作品的坐标系，然后以几何的想象力架构作品的点、线、面从而构成立体的图景，并将所掌握的史料在科学、合理、准确的选择中精准地放置最合理、合适的位置，并以自己的语言叙述和表达出来。

2021年12月，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第十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舒晋瑜：你所关注和书写的题材往往都是比较“大”的，大历史、大时代、大人物、大事件，而且创作密度也很大，有什么创作秘籍吗？

丁晓平：从题材上来看，的确如此。作为历史作家，如何处理好历史之“大”与文学之“常”的关系，我十分赞赏青年评论家傅逸尘的观点：“‘大’并不一定意味着粗疏和空洞，‘立其大者’的意思，是要从大处找问题、寻路径，把散佚于虚无时代里的精神力量整合并释放出来，只有这样，中国当代文学的嬗变才会呈现出大格局、大气象。”对于文学而言，“大”标示的往往是常道，历史有常道，文学有常道，人类的精神亦有常道。

这些年，我的创作密度大，主要原因还是比较勤奋。历史是有联系的，历史人物也是有联系的，当你打开一扇门，发现屋子里有很多人，他们是朋友，或对手，甚至敌人。当你写好某一个，其他人也就渐渐从陌生变得熟悉。我没有什么创作秘籍。要说有的话，就是这么几条：一是必须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二是必须掌握正确的方法论。三是必须把控历史的话语权。我始终认为，历史写作是一门和虚构写作一样具有创造性的艺术，而且是比虚构写作更有难度的写作，是比虚构写作更考验才情和灵魂的写作，是比虚构写作更有生命力的写作。优秀的历史作家是更能够把事实证据与最大规模的智力活动、最温暖的人类同理心和同情心以及最高级的想象力相结合的人。在历史文学写作的道路上，我努力去做这样的人。

舒晋瑜：回顾自己的创作，你如何评价当下的创作状态？你如何设定自己的创作方向和目标？

丁晓平：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常思己过，复盘自己的创作，时常独自感叹：“这本书如果让我现在来写，我肯定写不出来了，也写不到这么好了。”由此可见，创作是需要激情的。虽然年过天命，但生命永远年轻。我所有的作品都是自己梦想要完成的，没有功利。我坚持走“文学、历史、学术跨界跨文体写作”道路，努力写我自己想写的东西，写别人没有写出来的东西，写给人们带来影响的东西，写让时间留下来的东西。我很难形容我当下的创作状态，有潮起就有潮落，这是自然规律，但我知道我是一个勤奋的人，是一个有梦想的人，就像一颗已上膛的子弹，时刻准备着扣响扳机的时刻……

舒晋瑜：在你三十年军旅成长道路上，一定有许多难忘的人和事，使你成为今日的你，能否讲讲？最后，请结合你的成才之路，给青年官兵、读者谈一谈人生感悟。

丁晓平：军营增长了我智识的厚度，军装增加了我做人的高度。没有军队的培养，就没有我的今天。我曾经在《海军文艺》发表过一篇短篇小说，名叫《新兵万岁》，新兵连自然是我最难忘的。三十三年的军旅生活，除了新兵连，在青岛当兵的日子，在南京政治学院上学的日子，在追梦的路上，我都遇到了许多关心我的领导、战友，也得到了包括《解放军文艺》在内的文学界、出版界的许多前辈、老师的厚爱，他们都像夜空中最亮的星，照亮了我的前程。

“眼睛里没有黑暗，嘴巴里没有谎言。”这是我的两句诗，也是我人生和创作的座右铭。忠诚、正义、善良和梦想、坚持、勤奋，这是我想与比我年轻的战友、读者们分享的人生关键词。我在我第一本书《写在浪上》的作者简介处写了这样一段话：“稿纸是土地，笔是锄头，土地不会欺骗勤劳之人，稿纸也不会。”人生有三境界，曰：立德、立功、立言。人在旅途，成长总不易，但我相信：你现在的努力，都是正在为你的将来找机会。

最后，十分感谢你对我和我的作品的关注，衷心感谢《解放军文艺》给我这样的机会，让我以这种方式向历史、向文学、向军旅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