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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史的角度，《人世间》更像是一部地地道道的上世纪八十年代长篇小说，它和30年前主流现实主义小说的亲缘关系如此明显，以至无法将其算作对主流长篇小说的某种发展和演变。相比较后现代主义扑朔迷离的小说文本，《人世间》显得简单而直率，因为它所关注的根本不是文学实验，而是底层阶级如何在苦难生活里获得道德和灵魂上的救赎，这种写作激情源自作者对社会现实的深切关怀和责任感，也来自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以来的左翼文学和民间文化的滋养。比较而言，电视剧《人世间》完全是另一类艺术，电视剧改编将小说的问题意识大半抽离稀释，代之以宏阔的时代发展主题和细密的家庭伦理冲突，相对于小说的鲜明左翼色彩，电视剧更接近后革命时代的主旋律艺术和家庭伦理剧。

一

《人世间》无疑是一部满怀激情的底层小说，它写的并非是一两个典型的现实主义人物，他们成长中的苦闷、寻找及新思想的照耀等，小说所摹画的乃是中国工人阶级近半个世纪的生活史、心灵史。《人世间》围绕北方A城的城市新区共乐区光字片的一户工人家庭的三个子女，描绘了出生于1950年左右的一代人，如何从“文革”期间的青年时代，经历上山下乡、工农兵大学生、知青返城、恢复高考、改革开放、国企改革、下海走穴、反腐等一系列社会大事件，一直到本世纪10年代退休的人生经历。伴随小说人物命运沉浮的，是叙述者在小说中毫不避讳的议论评点感慨，显然作家考虑的也绝非什么小说美学，而是对当代中国社会的长期观察和见解，小说的情节故事人物与这些看法血肉相连。

《人世间》被称为“五十年中国百姓生活史”，小说可以说蕴含着一部底层穷人学。《人世间》从A城共乐区光字片的诞生写起，第一章交代共乐区的传奇来历和城市新区的建制，第二章描述当年即1972年冬季的一次死刑执行，第三章才到光字片和周家这个工人阶级家庭。小说的前两章并非闲笔，而是从地域到社会来定位当代工人阶级的真实处境：从城市边缘到社会边缘，底层的生存环境不可不谓艰难。第三章周家大儿子周秉义和女儿周蓉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后，周家小儿子周秉昆和他的工人朋友们多灾多难的生活构成了小说的主体部分，贫穷是他们一生的主题，几乎所有的生活灾难都来自于这个主题。

小说对工人阶级或底层亦或穷人的观察与思考，常常以议论的方式展开。穷人住的比较差，人也更显老，穷人的恋爱婚姻是脆弱而危险的，于虹曾把自己和赶超比作蒸锅边儿上的皮黏皮的两个黄米面儿豆包，分开就会造成破皮露馅儿的“黏包”，——小百姓家儿女的恋爱关系马虎不得，一旦告吹往往你死我活，所以“黏包”的事不会也不敢做。比较而言，穷人的友谊要平稳得多，因为“对于底层青年们而言，友谊是必须认真对待的”（梁晓声：《人世间》，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版，中部第4章。下同），同阶层的朋友是一生的财富，只会越来越少，因阶层间的区隔难以打破，很少有底层青年能穿越到高等级阶层。周秉义与前副省长的女儿的恋爱发生在“文革”时期，所以男方才得以跨越到另一个阶层中，而随着他退休后病故，冬梅也自然而然在同学的介绍下和同阶层的人重组家庭。为了解开阶层跨越之谜，小说甚至停下来专门探讨了周家儿女何以能够跨越阶层壁垒——先天因为第一形象好，第二父母的善良人性基因，以及人格力量感召，后天则是年少爱读书，都考上了大学。这与其说是生活经验，还不如说重申了阶层的不可跨越。

《人世间》对穷人的观察之全面、评价之频繁，从小说的角度来说，其实已经超出了一般现实主义小说的作法，除非回到18世纪现代小说的初始阶段。小说中的底层既是作者关注的焦点，也几乎是一个完全封闭的时空体，在漫长的半个世纪，除了周家大哥过于优秀，且机缘巧合跻身上层，吕川是朋友们中唯一大学后从政并位居中层的，其他穷人朋友们都留在金字塔底端。电视剧《人世间》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小说的焦点，将时代变迁和周家的伦理关系置于中心，成了时代剧和家庭伦理剧，这当然是理性的选择，底层的处境在远景和近景的切换中，被时代的自豪感和家庭情感纠葛所替代。

比较而言，小说《人世间》蕴含更多底层的愤懑和对社会各阶层的批判性思考，它更像是以知青写作和社会阶层研究闻名的梁晓声的一部当代社会学著作。小说下部，在出狱后的一次朋友聚会中，秉昆搂着龚宾肩说，“咱们这么多人，谁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呢？”（下部第5章）答案是龚宾。一辈子靠叔叔照顾的精神病人龚宾是这帮穷人里唯一的改开受益者，也是赶超儿子孙胜唯一羡慕的人生，因为他享受到了公安局局长叔叔的腐败，在叔叔的关系户照顾下优哉游哉。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光字片的穷人们最后因旧城区改造，在副市长周秉义的直接推动下，住上了新房，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的实惠。这正如秉昆的妻弟，光明（萤心和尚）所开解的，“古往今来，人间福祉，总是最后才轮到苍生……天下苍生只有耐心盼望，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下部第8章）。

从官员、知识分子到工人都在《人世间》作者的观察之中，虽然以工人阶层为焦点，但也顾及到其它阶层。周家的儿女按中国社会阶层的高中低分布，大哥从政做官，姐姐是文化人，小弟在底层挣扎，最悠游的既不是官员更不是底层，而是上下沟通的知识分子。周家的女儿周蓉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天赋才情极高，却一生空负，年少时爱情至上自愿插队到贵州，和右派知识分子冯化成结合，成为乡村小学教师，高考恢复后考上北大并继续读研，研究生毕业正待做事，却因为找女儿远赴法国，艰难打工十二载供养女儿攻读学位，归国后已回不到原来的位置，只能在民办学校容身。比周蓉更超脱从容的是她第二任丈夫蔡晓光，干部家庭出身，却很早参透政治人生的风险和虚妄，投身文学艺术，以寻找和创作主旋律题材艺术作品见长，靠这个本事上下通天、生活无忧。他掌握了和体制保持最佳距离的方法，既得到好处也明白那些仅仅是维持生计的产品而绝不是艺术。包括艺术家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或者无所事事，或者忙于生产而不是创造，小说对这个阶层既欣赏、理解，也明了他们的聪明睿智之下的毫无担当、逢场作戏。

二

很多评论指出《人世间》描绘了一种好人文化，其实它首先是底层中国的好人文化。作为底层的一员，周秉昆在小说里一直没有脱离他所在的社会阶层，他和他全家也被看作是底层好人文化的代表，所以哥哥是清官，姐姐是好老师，而他本人是光字片穷朋友们的精神领袖。小说中的好人文化首先是穷人间的互相帮助，做好人是穷人生活的生存法则和道德规范，用历史学家秦晖的说法即是小共同体的互相救济。同时，周秉昆身上还体现了民间的对抗性甚至暴力特征，这并不仅仅指他在江边殴打仇人骆士宾时表现的暴虐，以及因人身伤害而入狱十二年，也因为他身上所折射的民间中国的抵抗性。

周蓉在周家类似一个思想家，她和哥哥曾经在北大讨论过一个问题，好人和好学生的标准是不是相同的？两人因为这个问题大吵一架，因为周蓉认为二者并不一致，“文革”中的好学生标准难道与老百姓的好人标准相同吗，而哥哥只是出于安全考虑警告批评了她。正如底层与上层界限分明，两种好人的标准也不同，这背后是小说对文化中国的二元解析所展现的民间中国和政治中国之间的复杂关系。在“文革”和80年代下岗潮中，民间中国和政治中国都呈现出一种不太协调的关系。蔡晓光的成名作《北方的地火》即是对“文革”后期那种紧张关系的描写。对“文革”中的酱油厂六小君子等工人们而言，好人格就是讲义气，“他们磕磕绊绊地学着做父母以及民间所认可的那种好人”。（上部第15章）他们并不了解那个政治中国，却“一向认为不知道并不妨碍结婚生孩子过日子，甚至认为知道了反而妨碍过日子”。（上部第18章）到了80年代下岗潮，在国家部委工作的吕川回来和朋友们相聚，席间因为工人们的命运而争吵：吕川鼓励大家在改革阵痛中自谋出路，赶超却愤怒地质问：“凭什么要我们忍受‘阵痛’，让一小撮人趁火打劫发不义之财？”（中部第19章）

周家的绝大部分人都属于那个民间中国，凭着朴素的良知，抵制着政治中国对个体人格的侵蚀和扭曲。“文革”后期，周秉昆面对来外调蔡晓光的政工人员，毫不退缩，不任意编造不实之词。他在70年代后期当了本市曲艺杂志的编辑，成了民间曲艺的传承者和创作者。秉昆实际上代表了民间中国朴素的道德感和责任感，不仅在生活中扶弱济困，而且在“文革”结束的历史转折时刻能承担起主体责任，那是小说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小说也描绘了两个中国的血脉联系与共振。从小说上部到中部下部，代表政治中国的几位老干部比如曲老太太、老马同志、金老太太，不同程度被民间中国的周家好人所感动，也以各种方式反思着阶层的隔阂，如金老太太所说，“我们原本是来自老百姓的人，我们是为了老百姓才豁出性命干革命的人，是口口声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按逻辑来讲，我们这样的人，应该觉得老百姓最亲啊，可我们怎么成了最怕与百姓人家结成亲家的人呢？”（中部第16章）。2002年国庆节后，吕川回来和朋友们相聚“和顺楼”，坦言自己和秉昆他哥比身处底层的朋友们还了解底层的状况，说明当大官当清官是自己的追求，他后来果然受中纪委派遣回来查办官员贪腐，回应了民间中国的呼声。周家唯一从政的儿子周秉义，因从始至终扎根于民间中国，最终实现了人生愿望和政治理想，拆迁改造了光字片，使底层人民的生活彻底改善。小说结束时，民间中国的愿望和祈盼以政治中国的官方途径得以实现，二者的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和谐。

三

《人世间》从底层的立场重申穷人的好人主义，这无疑也可看作是中国社会一系列转型中达成的某种文化妥协。由于更关注时代转折中的底层命运，《人世间》突出的是宏观历史进程中的人物阶层身份和集体人格，小说中因此时常强调人物的身份，比如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底层人家子弟、青年苦力工、草根阶层、义人、精神上的贵族、工人的后代、政党的儿女、民间的天使……这在叙述和议论中固然有益，身份标签过多却只会让小说的某些情境显得尴尬，比如“他立刻变成了草根阶层的登徒子，只想与妻子不负良宵”（中部第9章）。小说叙事方面，《人世间》深受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小说和中国民间文化影响，除了人物群像，其朴素的前现代气质还突出表现在上帝视角、评论与对话间的大幅跳跃，充满道德激情的演讲，古典主义审美趣味等方面。

可以说，《人世间》提供了一个在后革命时代观摩未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底层文学的契机，它的底层写作也因此成为一个明显的异类，那么《人世间》对新世纪以来的底层写作能否提供某种有益的参照呢？当下关于底层写作的争论往往围绕写作主体和对象，比如作家能否代表底层，底层的话语权问题，底层的内涵与外延等。比较而言，电视剧《人世间》更类似当下对底层写作的理解，底层生活与爱的关怀是电视剧《人世间》的侧重。小说《人世间》包含电视剧的主题，但更突出的是对半个世纪来社会进程的反思和批判，人物形象、叙述描写对话评论等无不服从这种意图，虽然有些人物、情节比较草率，但三卷本110万字的小说不仅能提供某种总体性视域，而且在某些地方显示出对社会现实意识形态批评的深度。比如《人世间》小说和电视剧中，秉昆与郑娟的爱情都是主要情节，所谓女人和男人互相拯救的故事。电视剧比小说更为丰富地展现了郑娟的温柔善良天真，依赖性强、知足等特点，俨然底层最渴望拥有的那类女性。但在小说里，秉昆曾经以妻子为原型，创作了一个相声《伟大的公民》，他想象自己是一位国王，子民们全都是郑娟这样“靠着承诺达到幸福状态”，却从不要求兑现承诺，毫无权利意识，“大臣和谋士们只要出谋划策，证明他不愧是一位好国王，并由他择机向全国宣布，子民们便都兴高采烈，而他则如鱼得水”（中部第9章）。杂志主编邵敬文觉得作品有趣，但最后还是怕引起误会枪毙了这相声。某种程度上，《伟大的公民》解构了从《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到《带灯》等一系列当代小说的爱情母题，从落魄的右派到省政府副秘书长，当代小说的众多男主都从自己的女性崇拜者那里，得到了灵魂的安慰与精神上的拯救。卢卡奇所说的“小说是成熟男性的艺术形式”（[匈]卢卡奇：《小说理论》，燕宏远、李怀涛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63页），本来指的是小说主体的心灵的复杂性，却在字面义上成为当代中国作家的文学实践，在小说里通过弱化、奴化女性来印证、强化男性主体的权力。只要将传统婚恋中的权力结构挪移到另一种文本比如秉昆的相声中，两个文本之间就形成了尖锐而丰富的批判性，这正是当代性别研究的批评方法。

小说《人世间》因此是电视剧《人世间》的一个另类批评者，电视剧版《人世间》只是小说丰富镜像的一个摹本，虽然大受公众欢迎，也不可避免地远离了原作。与此类似，左翼文学虽然成了当下文学研究的热点，底层写作也兴盛了十几年，但左翼文学真正的锋芒也正在这种热闹中逐渐归于暗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