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提出了推进古籍工作的一系列新举措，是指导未来古籍事业发展的里程碑式文件。为继承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社会提供更加丰富优质的古籍图书，古籍整理工作越来越凸显其重要性，而要从事古籍整理工作，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基础知识体系的学习与获得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这之中，目录学是古籍工作的基础。黄永年先生在《古籍整理概论》即指出：“讲我国古籍源流的目录学，即是指在我国古代先后出现过哪些重要的古籍，现在还保存了哪些重要的古籍，作者是谁，内容是什么，在当时和今天各有什么价值等等，因此，严格地讲可称之为古籍目录学。如果整理古籍的人连这种古籍目录学都没学过，就不可能知道哪些古籍要整理，也不知道应该怎样整理。”由此可见，与古籍整理有关的工作，如影印、校点、辑佚、注释、今译、索引以及版本鉴定等，都离不开目录学。

一、目录是规划古籍工作的指南

历代学者都强调目录学对于读书治学的重要性。唐代毋煚认为，若没有“剖判条源，甄明科部”的目录书，学者就如同“孤舟泳海，弱羽凭天，衔石填溟，倚杖追日”；如果有了目录书，则可以“览录而知旨，观目而悉词，经坟之精术尽探，贤哲之睿思咸识，不见古人之面，而见古人之心”。（《古今书录序》）清代王鸣盛云：“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十七史商榷》卷七）可见，揭示读书治学门径，是古代目录学重要的功用之一。

与读书“即目求书”一样，整理古籍工作也需要参考古代、现代所编各类官私目录书，比如古代《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等，上世纪以来编纂的《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古籍总目》等，就是我们目前经常需要查阅的古籍目录，根据这些书目摸清底细，根据学术研究和读者需求，以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按照轻重缓急，选取那些学术价值较高、流传较少的古籍，然后制定出科学、合理的整理规划。

二、目录是整理古籍选择底本与校本的依据

古籍整理的目的，是通过细致的文字校勘，消除在传抄刊刻中产生的文字讹误，使古籍尽可能恢复原貌，为读书治学提供一个可靠的文本。而整理古籍的第一步工序即是调查一部文献的版本，摸清版本源流，比勘分析版本间的差异及优劣，选取校勘精审、比较接近原书面貌的善本作为工作底本，同时选取具有校勘价值的版本或相关文献作为校本或参校本。底本与校本的选择，是古籍整理工作的一个必不或缺的环节，是古籍整理所有工序中最主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一道工序。如果底本选择不当，或者凡异本皆取作对校，即便是有善本作为校本或底本，都势必会使校勘工作陷于繁琐之泥淖。

中国古代目录著录版本，始于尤袤《遂初堂书目》，明中后期，著录版本的书目逐渐增多，如嘉靖间晁瑮《晁氏宝文堂书目》即著录官刻、私刻、坊刻的各种类型版本。清代版本之学盛行，出现了藏书志、题跋集等新式书目，这些书目对版本的描述逐渐详细，如钱曾《读书敏求记》就属于考证性版本目录。20世纪以来，重要版本目录有傅增湘《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藏园群书经眼录》、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古籍总目》等。通过这些目录，可弄清一书有哪些版本、藏在何处，以及各版本间在文字、卷帙等方面的差异，版本之间的源流关系以及校勘质量等。因此，要想选择恰当的版本作为古籍整理的底本和校本，除了必须学好版本学外，尤其需要花功夫熟习目录学。

利用古籍目录调查一部文献的版本，具体工作程序主要包括：查阅利用各种公私书目以厘清该文献的流传及存佚情况，查阅历代学者所编撰的版本目录与版本题记、各馆编制的馆藏善本及古籍书影图录，在分析对勘该文献各种版本情形（包括版式、行款、序跋、讳字、异文）的基础上，考清该文献版本系统和各版本之间存在的渊源递嬗关系，在考查各种版本及其渊源关系的基础上，比对优劣，确定底本和校本。

三、目录是校勘标点古籍文字的参考

一般来说，一部完整的目录，通常由序、著录项、解题三部分组成。序，是书目中介绍与说明性文字，往往是放在书目的最前面或每个部类之首。著录项，是一部书目的最重要部分，包括书名、作者、卷数、册数等。解题，也称叙录、提要，是对该图书的概括性介绍或研究性论述，包括作者事迹、图书内容体例、真伪与价值、存佚与版本等。这些项目不仅有助于我们考查历代学术的演变盛衰以及古代学者的生平行迹、著述学术等，同时，我们在校勘、标点古籍时亦可据以为资。

目录作为校勘的材料，主要运用在校正人名、书名、卷数讹误等方面。如杨守敬《日本访书志》著录“元椠本《论语注疏》十卷”，云：“今世所传《论语注疏》，以十行本为最古。如《序解》疏中少府朱畸，十行本以下皆同。据《汉书·艺文志》《释文叙录》并作宋畸，此本正作宋畸，若无此版，则宋、朱二字，竟不能定为谁误。”除校正文字讹误外，目录解题也可资校勘。如《玉海·艺文》“杂史”类：《历代帝王年运铨要》“十卷，绍兴初朱绘纂。以欧阳修作《正统图》黄帝五十六氏一切采录，乃起自伏羲。政和间，吴逵撰《帝王系谱》一卷。”至正本“伏羲”与“政和”间空一字，清浙江书局本空处有“讫”字。按，《直斋书录解题》卷八著录“《帝王年谱》一卷”，云“武夷吴逵公路撰，政和壬辰也”，据此则“政和间”是吴逵撰《帝王系谱》之时间，而非《历代帝王年运铨要》一书“起自伏羲讫政和间”，浙江书局本的“讫”字显然是后人臆补。

同样，古籍的断句标点，尤其在涉及古籍书名、作者、藏书家等时，也需要借助目录及目录学知识来进行决断。

四、目录是辑录散佚文献的重要来源

除了对古籍进行影印、点校、笺注、今译外，对历史上出现过而后来散佚的古籍进行辑佚，也是古籍整理的一个重要形式。古籍目录之于辑佚，除了可以通过它的著录项目考查佚书之书名、著者、流传情况等信息之外，其解题往往还起到揭示佚文、保存佚文的作用。《别录》《七略》之后的传统目录书，大致有四种体制：叙录体、传录体、辑录体、辑考体，其中辑录体与辑考体以辑录文献丰富而为学者所推崇，从事古籍整理的学者也将这两类目录作为辑佚的重要资料来源。如南宋王应麟编《玉海·艺文》，所辑录唐宋文献多为稀见之书，尤其是所征引宋代文献，多有独见于是书者。如其征引宋代各朝会要，与徐松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的卷帙多达336卷的《宋会要辑稿》相比，仍有不见于辑本者。民国赵士炜辑《中兴馆阁书目》《中兴馆阁续书目》，所据材料主要即是《玉海· 艺文》。除佚书之外，《玉海 · 艺文》还保存了大量单篇佚文，如《全宋文》所收录李壁《国朝中兴诸臣奏议序》、洪遵《中兴以来玉堂制草序》、洪迈《乾道同符贞观录序》、邵文炳《孝宗会要序》等文章，即是据《玉海·艺文》辑录。

此外，叙录体目录也往往能起到揭示佚文的作用。如周勋初先生《唐代笔记小说叙录》于57种唐代笔记小说均撰有详细解题，除介绍各书在历代书目的著录和版本外，还十分注重对佚文的揭示，如在《朝野佥载》一篇中，在肯定前人辑佚之功的前提下，指出《资治通鉴考异》《诗话总龟》中有关于《朝野佥载》的文字，未见有人收录。笔者在整理《朝野佥载辑校》时，即根据这一线索，利用《绀珠集》等及诗话文献补辑佚文28条。此外，随着辑佚学的不断发展，出现了专门以佚书或辑佚书为著录对象的佚书目录，如《北魏佚书考》《宋史艺文志史部佚籍考》《古佚书辑本目录》等，如后者即专收先秦至南北朝佚书辑本及现存书之佚文辑本，每部辑佚书均附有解题，并对其辑文优劣有所考证与评价。

总之，目录学对古籍整理的功用，贯穿于古籍整理工作的各个方面，它与版本学、校勘学属于中国最传统的学问，它是一门基础学科，是一切古籍工作的根柢，是文史哲学科的基础学问，也是一门重要的学问。

为提升古籍工作质量、加快古籍资源转化利用，《意见》第11条提出：“建设中国古籍版本目录知识系统，着力构建古籍知识服务体系。”这就要求我们对汉代以来目录学理论与方法加以总结，并推陈出新。其实，对于目录学理论方法及其功用，近代以来的学者一直在不停探索中，并涌现了一批目录学著作，如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汪辟疆《目录学研究》、余嘉锡《目录学发微》、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等，这些著作从不同角度对传统目录学的发展历程、理论与方法进行总结论述，各具特色。目录学，与其他学科一样，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究、不断完善的学科，笔者在长期教学研究与古籍整理实践过程中，阅读相关书籍，感到目录学的探讨需积累前人研究经验，根据学术发展与读者需求不断创新。因此，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以及考察20世纪以来各类目录的基础上，我们编撰了《目录学讲义》一书（郝润华、周日蓉编撰，西北大学出版社2021年12月出版）。这部《目录学讲义》对目录学的方方面面做出论述，在体例与内容的清晰化以及深化、细化方面做了改进与完善，在体例方面尽可能地有所创新，这是我们在当前学术形势下对传统目录学的一个概论式总结。本书包括六个方面内容：一是目录与目录学的内涵与外延；二是传统目录与目录学的产生与发展；三是传统图书分类法及其演变；四是目录的内容与体制；五是目录的类型；六是目录之于读书治学的功用。最后选取目录学重要原典、列举目录学重要著作作为附录，以便读者学习参考。与前人此类成果不同的是，这部《目录学讲义》对于各类重要目录予以举要式讲解，便于读者在读书治学时更便捷、快速地查找到自己需要的相关文献线索，充分发挥目录学的门径指导作用。书后附录的10篇目录学原典，不仅对读者学习与掌握古代目录学系统知识具有指导作用，而且有利于学生在阅读原典中深入体会古人语言与学术的精髓。总之，这部《目录学讲义》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深入浅出，比以往著作更加实用，希望在发挥传统目录学对古籍工作的作用，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有所贡献。

（作者为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