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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南联大”）是全面抗战期间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合组的一所战时高等学府。在短短八年余的存续期间，在办学条件极端恶劣的景况下，却馈赠人类以“联大经验的价值和启示”，“留下了中国乃至世界可继承的一宗遗产”[1]，形成了西南联大高尚的思想品质和独立精神，培养了众多学界翘楚和科技精英。一位美国学者这样评价说：“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那样苦……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2]（P258)1948年，中央研究院选出院士81人，其中西南联大约27人，占1/3。1955年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选举，选出学部委员430多人，西南联大出身者达200多，占46.5%[3]（P154）。西南联大克服了战时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闯过了战争导致的教学与研究资源极度匮乏等关隘，熬过了通货膨胀导致师生生活难以为继的艰辛，创造了人类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神话，因而人们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然而，在一定程度上人们对西南联大的办学绩效估价过高，其在诸多方面与实际存有较大差距。

一、三位校长并未全身心投入联大校务

“卢沟桥事变”后的当月29日，北平沦陷。8月下旬，教育部决定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迁到长沙合组为长沙临时大学。三位校长商定合组长沙临时大学方案后的8月28日，教育部分函三校：“指定张委员伯苓、梅委员贻琦、蒋委员梦麟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杨振声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秘书主任。”[4]9月10日，宣布成立以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等11人组成的筹委会。

筹委会确定了长沙临时大学实行常委会的管理体制，三位校长被指定为常委。常委会主席由三位校长 “轮流坐庄”，一年一轮换。蒋梦麟因家事缠身，请胡适函告张伯苓：“虽职务各有分配，而运用应有中心。伯苓先生老成持重，经验毅力为吾人所钦佩，应请主持一切。”胡适亦“推伯苓先生为对内对外负责的领袖，倘有伯苓先生不能亲到长沙时，则由月涵兄代表。如此则责任有归，组织较易推行”[5]（P128）。9月13日，长沙临时大学举行第一次筹委会，确定由常委3人、秘书主任1 人组成常委会的体制，“商决一切行政方针”，由“常委蒋梦麟负责总务，梅贻琦负责教务，张伯苓负责建筑和设备”[6]（P20），首任主席由资历较“浅”的梅贻琦担任。张伯苓当即对蒋梦麟说，“我的表你戴（代）着”，又说联大校务还请梅贻琦多负责[6]（P36）。张伯苓说此话时，对临大事已心不在焉。

张伯苓虽为主席之一，但迁滇仅两月后的1938年6月17日，便被遴选为首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当日当选为国民参政会副议长。以后又兼有教育部体育委员会常务委员、三青团监察和常务监察等多种职务。张伯苓身兼多职，客观上对于西南联大校务无暇过问。他非常重视的南开商科研究所，只好搬迁到重庆。西南联大常委事务，由黄钰生代劳。有关昆明南开大学的重大事情，相关者只好劳步到重庆会商。1944年六七月间南开召开的复校会议，昆明教职员只好“应张伯苓之召，相继赴重庆商讨复校计划”[7]（P155）。160多人参加的南开大学40周年校庆纪念大会，也不得不在重庆召开[7]（P163）。对于西南联大校务，身在重庆的张伯苓鞭长莫及。

说蒋梦麟是挂名常委也不为过。蒋梦麟对合组长沙临大，本来就是“勉强同意”的[8]（P209-210）。后来他写信给胡适，责怪他当初不应主张合组西南联大，说：“我发恨时很想把你们三人，一人一棍子打死。”[9]（P550）傅斯年责怪他“不管联大事”，他在信中坦言：“孟真责我不管联大事，我说，不管者所以管也。”[9]（P550）其实，郑天挺也抱怨“蒋梦麟亦不常在校，对一些事也不大管”[10]（P699）。蒋梦麟则说他的“不管”是对梅贻琦最大的支持，而事实上则是另有“兼差”。1940年，蒋梦麟出任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主席和国民政府行政院设计委员会土地组召集人。特别是1941后，他兼有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宋子文内阁行政院秘书长等职。尤其是红十字会长任内颇有政绩，他常挂在嘴边的一例，是他“以此身份视察后方红十字会工作，将所见之兵役状况写成报告，送呈最高军事当局，当局据此将负责役政某要员交付军事法庭判处死刑”[11]（P460）。他总结他所领导的红十字会的成绩说，“八年抗战，救护军民1 700万人”，“工作区域，遍及全国前后方各地。我们不是单纯救护军人，我们还做了救护战俘，救护病侨，救护空袭，救护难胞，救助大学教授的病苦，我们发挥了后人而退，先人而进的精神，我们帮助军医和地方卫生当局推行了保健和防疫的工作。”[12]这些事务应付下来是要时间和精力的。傅斯年责怪他“不愿经常处理校务”，决不是空穴来风[13]（P145）。

梅贻琦不得不扛起西南联大校务的重担。他对于西南联大可谓殚谋戮力，披肝沥胆，郑天挺说，“学校一般事情多由梅贻琦处理，是没有名义的常务校长”[10]（P699）。蒋梦麟在重庆的一个宴会上，对他给予了高度评价：“清华的梅校长（贻琦）的苦干精神，真是叫我佩服的，我愿意送他一个骆驼的徽号，来形容他的任重耐劳的伟大！”“骆驼”二字代表着“一种朴质无华的气质或精神”[14]。但梅贻琦也曾打过退堂鼓，使希望坚持“一联到底”的郑天挺等，受了不小的惊吓。1940年8月31日，梅贻琦告诉郑天挺发来“已辞常委会主席”的信函。原来，梅贻琦在8月28日的会上提出辞职，原因是“昨日之会，诸人虽未明言，实有不满常委或个人之意”[15]（P305）。此事又要追溯到20日的“指摘之语”。是日，罗常培告知郑天挺，郑华炽与他谈到“欲于常委下设校务长，以促进校中行政效率”。郑天挺认为“各长不称职，可以更换三长，如以为常委不负责，则凡事皆合议行之。不应专责一二人，且纵设校务长，行政效率未必能增进，徒留倒梅之嫌，大不可也”[15]（P302）。这种“倒梅”之议，使梅贻琦以为教授们看不起他，以为他治校无方，遂提出辞职。

郑天挺觉得此事非同小可，唯恐成为西南联大失联的引信。郑华炽等认为西南联大效率低下，责在梅贻琦。而梅贻琦又推责于郑天挺，说郑天挺“一晨起迟，二无魄力”。郑天挺觉得很冤枉，自己晚上备课做研究，早上10点到校治事是事实，但可以改进；他能力强魄力大，是人所共知的。北平沦陷后，他一人绾北大校长、教务长、文理法三学院院长、注册主任、会计主任、仪器委员会长之印，“解雇全校教员、兼任教员及工友，不知所谓有魄力者，亦能如此否也？今日他校职员之纷纷而来，多所请求，而北大独无之者，岂非当时个人蹈万险换得者哉”[15]（P307）!这是有能力有魄力的明证。为什么在北大有能力和魄力，到西南联大独无呢？郑天挺在联大治事效率不高，实与梅贻琦有关。西南联大校工都是梅贻琦从北京带来的，不服郑天挺指挥。1940年12月15日，总务处为次日入川者称量行李，规定下午两点乘人力车入城，然而到3点既无人又无车，他慨叹“联大事务组之腐败于此可见，余真愧死矣”！来自清华的校工如此不作为，他束手无策。“联大行政效率之不增进”，其中北大并无一人，来自清华的校工“皆有其本校惩赏，与联大不相干之故”[15]（P352）。这些郑天挺不便明言，为了联大一联到底，便和蒋梦麟以“在三校合作局面下，一人去留，关系甚大，请不再言辞”相劝[15]（P308），梅贻琦亦以“近日倦甚，提不起精神”为由搪塞，想必背后还有难言之隐。

三位校长中有两位“不管联大事”，另一位又感身心“倦甚”，甚至想一辞了之。常委兼校长是如此状态，他们对西南联大发展的作用，不宜做出过高的估价。

二、校院机构设置与教师聘任各自为政

西南联大的前身为长沙临时大学。“临时大学”意味着当局对战局估计相当乐观，预计战事不会太长，长沙只是临时过渡而已。谁都没作长远打算，三校“联合”只是简单拼凑，都紧盯着“将来三校分家的时候”[16]（P332）。即便改名西南联合大学，也没有深度融合。

在校院机构设置和教师聘任上，三校各自为政一目了然。

西南联大算得上“联合”的机构，只有常委会下的总务处、教务处、建设处和教授会及各种专门委员会。建设处不久被撤销，增加训导处。这些行政机构是分管联大教育教学和后勤相关事务的，算得上是“联大的”。尽管如此，三大处的人事安排，也要考虑三校间的平衡。何炳棣回忆说：“1939年秋到昆明以后，与清华办事处的几位‘故人’偶尔谈及联大人事时，发现清华的人对北大校长蒋梦麟、教务长樊际昌皆不无微词，独对秘书长郑天挺的学问、做人、办事才干和负责精神都很佩服。所以我1940年得悉郑先生已同意继清华沈履为联大总务长的消息后，深信此后三校合作有了保障不是没有理由的。”[13]（P145）原来，三大处的三大“长”都代表各自的学校，占优势的清华教师话语权很大，蒋梦麟和樊际昌有损北大在西南联大的地位，需要有一强人任其一“长”。恰好1940年初总务长沈履去职，梅贻琦和沈履等推荐由郑天挺接任。来自北大的教师既有反对者，也有赞同者。但其理由要有利于巩固和提高北大的地位。反对者罗常培劝他不就：“君欲为事务专家乎？为明清史专家乎？”[10]（P701）意即成为专家使北大更有影响。汤用彤也说：“吾亦以就斯职为然。今日校中学术首长皆属之他人，而行政首长北大均任之，外人将以北大不足以谈学术也。且行政首长招怨而学术首长归誉，若怨归北大而誉归他人，将来学校地位不堪设想矣。”[15]（P231）他认为清华将有利于提升自己软实力的学术职位占光了，让北大充吃力不讨好的事务性职事，不如潜下心来做学问对北大更有利。赞同者认为联大的位置被清华瓜分殆尽，郑天挺应当为北大争得一席之地。郑天挺信誓旦旦地不出任总务长职的理由是：“北大同任总、教两长，必有訾议者，吾辈不应不慎之于始”[15]（P235），最后，他违心地屈就此职，这是因为周炳琳等“皆劝余就总务长，以免引起校际间之磨擦，影响合作局面”的忠告。周炳琳以国难当头，希望“牺牲个人，维持合作”相劝勉[15]（P238），将上任与否提升到“照顾三校关系”的高度[10]（P701）。

西南联大的三所学校关系如此紧张，使得领导成员谨小慎微，每一举措唯恐触动易于激发的矛盾，维持三校的平衡。

西南联大下设的院系所等机构，都各有其主。正如冯友兰所言：“联大好像是一个旧社会中的大家庭，上边有老爷爷、老奶奶作为家长，下边又分成几个房头。每个房头都有自己的‘私房’。他们的一般生活靠大家庭，但各房又有自己的经营的事业。‘官中’‘私房’并行不悖，互不干涉，各不相妨。”[16]（P332）文、理、法商、工和师范5个学院，除师范学院系根据教育部要求设立外，其余都有自己的宗主。有的院是三校原有系板块的组合，有的院甚至是原班人马搬迁到昆明。最典型的是法商学院经济学系·商学系，是将相近两学科“按照长沙临时大学建系的原则，两系原应合并，但照顾到南开大学的商学院和商学系的传统特点，南开商学院与北大、清华的法学院合并成为‘法商学院’，商学系仍单独建系”进入西南联大的[6]（P284）。这个系的名字虽然有些怪，但不失为一个折衷办法。抗战前北大工学院缺如，南开仅有电机工程和化学工程两系，但设在西南联大理学院。因此，西南联大工学院实际是战时西迁的清华工学院。

勿庸讳言，三校各系各学科并没有深度融合，只是简单地“合并同类项”。西南联大所有的研究院所和研究生教育，都由三校各自管理，与联大几无关系。这样院系专业各有其门户的学校，中外教育史上是独此一家。如此格局，校领导免不了有厚此薄彼举动，如工学院便是梅贻琦的宠儿，他凡在滇每星期至少要去一次。

在院长任命上，因为清华院长职位偏多，使得北大教师愤愤不平。一次，蒋梦麟来蒙自校区，北大师生当夜集会欢迎。会上“诸教授连续登台竞言种种不公平”，指摘校方“所派各学院院长、各学系主任，皆有偏。如文学院长常由清华冯芝生连任，何不轮及北大，如汤锡予岂不堪当一上选”。竟“师生群议分校，争主独立”。钱穆发言说：“此乃何时，他日胜利还归，岂不各校仍自独立。今乃在蒙自争独立，不知梦麟校长返重庆将从何发言。”蒋校长即“起立羼言”，一锤定音：“今夕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弗再在此题上起争议，当另商他事。”[17]（P216）一场拆分独立风波方告一段落。何炳棣不无感慨地说，没想到“北大文法科教师们门户之见竟如此之深”[13]（P145）。校院关系紧张到如此程度。

西南联大的教师有多种身份，有既属联大，也属某校的；还有只属联大而不属某校的。曾就读于中文系的汪曾祺说：“西南联大中文系的教授有清华的，有北大的，应该也有南开的。但是哪一位教授是南开的，我记不起来了，清华的教授和北大的教授有什么不同，我实在看不出来。”[2]（P268）同学们虽看不出，但教师们则是非常看重某校身份的。有双重身份的教师接受原校和西南联大的聘书和委任，聘书上先盖原校的章，然后加盖西南联大的章。教师们无不看重“第一聘书”，因为将来北归时无论回北平还是天津，都有一个职位。另一部分教师是因教学之需新聘的，他们“如果三校之中有一校认为这个人很好，那就给他另加一份聘书，表示将来三校分家的时候，可以继续聘请他一起回北京或天津”[16]（P332）。但只持有西南联大聘书的教师，北归时就失业了。身份的特殊性，使得同一校教师抱起团来，形成阻碍西南联大深度融合的负能量。

西南联大院系机构设置和教师聘任各自为政，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联合，都心存临时观念，更不可能有高价值的创造。

三、教育教学管理并无定性

受抗战局势的影响，西南联大在教育教学管理方面出现诸多乱象，正常的教育教学制度去迁就适应抗战之需，甚至修订出台临时管理办法，导致教育教学制度无一定规定性，随意性大。

首先，教育教学管理制度随意改动、随意许诺，不能一以贯之，贯彻始终。西南联大先后有1 100多名学生参加抗战，其中一部分光荣牺牲，参军人数占11%[18]（P303）。之所以有这么多大学生投笔从戎，一方面是受报效祖国热情所驱使，另一方面因为西南联大采取了一系列保障性、鼓励性措施。西南联大驻足昆明后，随着美国援华空军和中缅印战区远征军对军中译员需求量的增大，教育部于1941年9月要求内迁高校选调外语系三四年级学生应征充任译员。西南联大通过了“本校应征学生在受训或服务期内补修课业办法”[19]（P202），规定担任军中译员一年后可回校复学，但应者寥寥。西南联大在加大宣传力度的同时，出台了一些“优惠”措施。学生服务期满，交上服务报告书，校方审核合格，可免修24-32学分；四年级生寒假结业后参加译员者，可准予毕业[20]（P214）。24-32个学分需修一学年左右时间，唾手可得一年的学分，必然要影响到学业水准。一学期的课程未修，只要服从征调，便准予毕业，意味着大学四年学制压缩到三年半，是对本科学制的挑战。

随着军方译员需求量增大，西南联大再次推出“优惠”措施。1943年12月3日，学校公布《西南联大学生征调充任译员办法》，规定：“四年级征调服务各生于第一学期考后考试及格课程，无论系全年或半年，均照给一学期学分；其结至本学期末之成绩，经审查委员会之审查，如较规定毕业所须学分所差不逾三十二学分（必修或选修）者，于服务期满后发给毕业证书，仍作为原毕业年度毕业”；“一、二、三年级学生志愿应征服务者，于服务期满返校时，由各该系酌定免修学科三十二学分。”[19]（P668-669）该办法向学生“奉送”学分，打破了学籍管理的相关规定，降低了学生毕业水准。

诸措施出台后，军中译员征调仍不顺利，学校干脆规定四年级学生必须从军，方能毕业获得文凭。梅贻琦之子梅祖彦回忆说：“当年，有的四年级男生因为不愿意从军，而学校不发其文凭。”[18]（P317）按联大的学则，修完全部学分就应授予毕业文凭。强制征调学生，虽然满足了抗战的需要和完成了教育部规定的任务，但于校规学则显然有所不合。1944年9月13日的第301次会议开除了8名“去冬未曾应征入译员训练班受训，屡经告诫，复置不理”的学生[19]（P349）。西南联大应征的学生出现“逃兵”，与这条违反学籍管理制度侵害学生权益的规定不无关系。

处在战争环境中的西南联大，教学管理制度随意性大。曾应征译员的许渊冲回忆说：“我们来翻译训练班，本来说是参军一年就算毕业。现在又说要写毕业论文，但是论文可用翻译文学代替。”[21]（P282）开始告知不写毕业论文，服务期满就算毕业，暑期即领毕业文凭，后又说要写毕业论文。后又告知可以翻译代替。学生当然翻译一篇作品草草了事。这反映了联大教学管理的混乱。

其次，教学无计划性，失范行为所在多有。西南联大崇尚自由，对教学较放任，少有条条框框约束，同时又反映出其教学管理失范。据何兆武回忆，国文课教师“高兴教哪篇文章就教哪篇，今天选几首李白、杜甫的诗，明天选《史记》里的一篇，比如《刺客列传》，或者选一篇庄子的《逍遥游》来讲，没有标准教本”[22]（P107-108）。汪曾祺的印象是，《诗经》选《关雎》好像是照顾面子；《楚辞》选《九歌》不选《离骚》，大概因为《离骚》太长了；“唐人文选柳宗元《永州八记》而舍韩愈。宋文突出地全录了李易安的《金石录后序》”；鲁迅不选《阿Q正传》而选《示众》；还选林徽因的《窗子以外》等。“不但当时有人议论纷纷，直到今天，接近21世纪了，恐怕仍为一些铁杆左派所反对，所不容”[2]（P315-316）。选目不系统，则给学生一鳞半爪的印象。钱穆讲《国史大纲》，只讲中国传统文化美好的一面，对“不怎么美好的另一面绝口不谈”。何兆武说，他的“很多见解我不同意，不但现在不同意，当时就不同意”[22]（P111）。汪曾祺在西南联大中文系读了4年，感觉到“多数教授讲课很随便”。唐兰讲词选，“基本上不讲”，打起无锡腔，把词“吟”一遍：“好！真好！”“这首词就算讲过了。”大名鼎鼎的刘文典教《昭明文选》，一个学期才讲了半篇木玄虚的《海赋》[2]（P254）。

西南联大以高淘汰率著称。高淘汰率本意味着考试制度严格，其实并不尽然。叶公超对学生的考卷连看都不看一眼，“他知道没有一个是真的。他比谁都清楚，就丢到一边啦”[18]（P247）。汪曾祺选了皮名举的《西洋通史》必修课，学期考试只得了37分，严重不及格。下学期的考试，他拉了两个历史系的同学，左右各一，“我就抄左边的同学一道答题，又抄右边的同学一道。公布分数时，我得了85分，及格还有富余！”[2]（P254）足见严格是徒有其名。文法学院有的学生整年不来上课，考前准备一下，也通过了[23]（P307）。可能考虑到战时做一个学生不容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再次，教师到校外兼差赚快钱，教学成了“副业”。全面抗战时期，特别是中后期，货币贬值，物价暴涨，西南联大师生沦为饥饿线上的挣扎者。为了渡过难关，很多教师在外面兼职，目的是为了获取一些“快钱”。大家都对此心照不宣，学校对缺课、迟到、助教代课等情况，往往装聋作哑。有一位教授在战地服务团兼差，上课迟到早退，有时甚至快下课时才到教室，三言两语讲完课又匆匆赶回去[24]（P343）。经济系一位教授给二年级学生讲经济思想史，“抱住一本陈旧的英文原版书逐句念诵，这门课被学生讥为‘大三英文’”[23]（P306）。文学院某教师的课堂师生“捉迷藏”，学生来了没教师，教师来了没学生，学生无法预卜教师到底来不来。“部聘教授”吴宓对教师到军队兼差一事，颇为反感。他在1943年8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宓痛感联大外文系成为战地服务团之附庸。F．T．及今之莫、毅、诏、嘉，并教员、助教多人，每日8A．M．至4P．M．皆在该团，忙于编印WASC英文日刊；又兼留美预备班教员，得薪俸极多。而在联大授课草草，课卷不阅，学生不获接见，系务完全废弛。即连日评阅新生考卷，亦仅轮流到场，匆匆即去。”[25]（P91）对教师们变“副业”为正业的兼差，吴宓处在极度的矛盾之中，一方面这种兼差既服务了抗战，也改善了教师的生活，另一方面既误人子弟，也使教师失去人生坐标。

尽管如此，西南联大除处理了“大牌教授”刘文典外，一概不相闻问。而处理刘文典并非因为教学事故。刘文典是一位狷介之士，性情才华别具一格，学识见地堪称翘楚。但上课期间去为滇南土司撰写墓志铭、寿文之类赚取酬金，“人家送他两个烟土、两个瓜子”。他“一去半年不归，偶尔回校一次，竟将所开二门课合并上课，在一个晚上‘讲完’”[23]（P307）。但他被解聘，并不是因为随意合并课程，压缩学时。赵宝煦认为：“这个大学教授，写墓志铭你写，人家给你点钱还不要紧。送你两个烟土，这成何体统！”所以刘文典成为“联大很少有的被开除的”一个例外[18]（P266）。他错在不该得人家的烟土，在学生面前丢教授的份儿。

抗战对西南联大的教育教学制度产生较大冲击，这是可以理解的；为抗战服务，教育教学制度做出某些变通，也完全是应该的。但是，如果将这些视作常态，作出超乎寻常的评价，则悖乎常理。

四、西南联大被高估的原因

西南联大从管理模式到教育教学，都属于战时应变模式，实际并非人们追忆文字那样完美无缺，那样辉煌灿烂，不尽人意之处并不少见。正如曾任教育部次长的西南联大教授周炳琳所言：“处今日而言，大有为必不能；在合作局面下而求大改革，亦必不能。”[15]（P237-238）然而，人们为什么对西南联大要特别高看一眼，做出超乎实际的估价呢？主要原因有如下诸点。

第一，体恤抗战中办学的艰难。西南联大三校联合办学，历经迁播之苦，教育部并不期望能有大作为，只希望能为优良师资提供“效力”之所和使学生“不至失学”，并能为非常时期训练各种专门人才而已[26]。西南联大的一切资源空前紧张，“教室分配在工校，昆南昆北新舍四处，每下课十分钟跑煞同学。图书馆里要抢位子，抢灯光，抢参考书，教室里有人隔夜就占有位子的，拥挤在图书馆的同学，有一次竟为云南朋友误认为是挤电影票”[27]（P54）。教学仪器非但简陋，而且残缺匮乏，以致理学院不得不削减实验项目，甚至停开实验课程。化学系20多门有实验的课，实际只有5门课做出实验；地质地理气象系只好减少课堂实习，以野外实习冲抵。而且，师生们在频率极高的日机空袭轰炸下学习和生活；教师们的薪俸无法养家糊口，1942-1943年，昆明物价自抗战以来涨了300倍，而教师薪金只增加5倍，生活艰难程度可以想见。陈寅恪诗云：“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钱钞入手空”；“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俸尚忧贫。”[6]（P73）他是西南联大为数不多的“部聘教授”，又有中央研究院的兼职，他尚且如此，一般教师的困难不难设想。在如此艰难环境下合作办学，三校还不时产生一些摩擦，能够坚持下来就已经很不容易，而西南联大给世人展示的，非但是一联到底，而且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绩，的确是始料不及的。这是其被高估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西南联大教学科研成果往往因其稍高于他校而被放大。全面抗战期间，因为西南联大所联合的本来就是北方，也是全国首屈一指的三所高等学府，教学科研成果从数量到质量高于其他学校，本来是很正常的事，但被人们给予过高的评价。联大文科的学术研究条件比理科优越，且教师们任课很少，多数乡居，环境安静，研究有一定的收获。194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学术委员会举行的首次全国学术著作评奖中，西南联大高居榜首，冯友兰的《新理学》获一等奖[24]（P400）。理学院算学系教师八年共发表论文127篇，“其中有的具有国际水平，如华罗庚、许宝、陈省身等都有较好的成就”[24]（P402）。教学方面，8年多时间共有毕业生3 000多人，先后来学习者达8 000多人。

其实，西南联大取得骄人成绩并不奇怪，一是三所大学都是中国顶级大学，有些成绩理所当然；二是顶级大学在八年多时间有此成绩并不值得过于夸颂；三是西南联大聚集了全国最优秀的教授阵容，先后在联大执教的教授达290多人（含副教授48人）[6]（P2），当时就有人责怪联大“囤集教授”，而皮名举则说“唯有北大、清华才能养住这一群教授”。故有“南清北合，联大开花”之说[28]（P270）。且西南联大又聚集着全国一流的学生，理应培养出一批卓尔不群的人才，取得一些国际领先的成绩。甚至有人认为联大“教师数量大大膨胀”，教授、副教授比例在全国高校中最高，“人浮于事，因人设课现象十分严重”，造成人力资源浪费。因而，高估西南联大的办学成绩也是站不住脚的。

第三，对当下高等教育不甚满意心态的影响。西南联大在难以想象的困境中办学，却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难以企及的奇迹，而当下既不受战争的侵扰，师生又无食不果腹的忧虑，经费压力相较之下较小，然而却无一所大学的办学成绩能与西南联大相比肩，而且还不时爆出贪污受贿，学术腐败等丑闻。六七十年过去，高校办学成绩仍难望其项背。这也使一些人产生高估西南联大的逆反心理，借对西南联大的高评以贬斥当今高等教育，宣泄对高校普遍存在的学术垃圾、学术泡沫、学术腐败的不满，表达对部分混迹学术界的无良、不学无术者等的蔑视。

勿庸讳言，今之高校，特别是国家众多“双一流”大学，成就已经不在西南联大之下，但是，因为每门现代学科都是从民国发轫而出，与西南联大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而今天这些学科带头人，除直接从国外引进者外，一般都是由当初的创始人和奠基者一代代传承下来。这些创始人和奠基者多与西南联大有密切联系，他们培养的后起之秀在民国时期完成学业，在新中国成为大师的新一代学人，已经崭露头角。尽管他们的成绩主要是今天取得的，却不被看作当今高校学术水平的代表。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也加大了对西南联大的高估，即历次政治运动的消极影响和破坏作用。改革开放前一场场政治运动，从民国过来的学术大师被当作反动权威被批判，遭迫害，有的学科和学人因学科以外的因素被中止或禁止，这些学科出现长达数十年的空白。改革开放后这些学科得到恢复，民国时期所取得的一些成果被奉为至宝。这导致人们对民国学术产生崇拜，甚至“言必称民国”，而民国学术重镇西南联大独占鳌头，对西南联大做出过高的估价，显系情理之中之事。

第四，对各学科大师的急切呼唤。民国虽不到40年，却大师辈出，群星璀璨。大师云集之所，无疑是西南联大。西南联大聚集着各学科大师泰斗，人们不绝于口的便有陈寅恪、冯友兰、钱锺书、汤用彤、金岳霖、华罗庚、陈省身、吴有训、吴大猷等，不胜枚举。最负盛名的大师首屈一指当属陈寅恪。他学识渊博，通晓多种语言文字，尤精于梵文、巴利文、突厥文、西夏文等古文字，是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权威。陈寅恪“擅长旧体诗，融合李商隐及宋代诗派而加以创新，因而对唐代刘禹锡、元稹、白居易、李商隐，宋代欧阳修与明末清初文学，以及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学之影响，均有深入之研究及真知灼见”。他以研究中国中古史的成就影响最大。譬如，他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以宇文泰的“关中本位政策”所纠集的集团的兴衰和分化，解释西魏北周至唐代数百年间统治阶级的升降，“论证极为充分”。其种族文化为理解中国古史的关键学说，“意义极大”[6]（P157）。给陈寅恪戴上大师的桂冠，是对他学术造诣的肯定。但任何一位大师的学问是有限度的，其贡献也主要集中在某一方面。陈寅恪无愧于中国中古史研究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但今天的研究大多实现了超越。葛剑雄指出：“像陈寅恪研究的隋唐史，我认为目前的整体水已经高于他发表过的论著。”[29]（P226）为什么人们不厌其烦地编造西南联大大师的种种神话，甚至言必称西南联大的大师呢？其主要原因还是对今天急切需要众多大师而未能实现的高等教育心怀不满，高估西南联大的价值表达的是人们对大师层出不穷的时代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