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这不可测知的希望是多么固执而悠久，

中国的道路又是多么自由和辽远呵……

——穆旦《原野上走路——三千里步行之二》

一、在中国的“山峦、河流和草原”上

抗战军兴，平津沦陷。华北、华东高校的师生们走出象牙塔和亭子间，束装远行，奔向高山峻岭、原野乡村。

艰难的迁徙流亡，对于西南联大的师生而言，是一次全新的生命体验，更是一次精神的重大转变。他们看到了山河破碎、民生多艰，见识了菜色的面庞和辛酸的苦楚，经历了频繁的辗转和无尽的征途，终于和整个民族一起浴火新生，西迁南渡遂成二十世纪壮丽的文化传奇，中国教育史上的百年绝响。

在那个山河鼎沸的岁月里，西南联大仿佛具有一种偏冷的色调，那是一种不太会被时代与政治的喧嚣所感染，又不容易为后人归纳总结的气质。博物学的思想与文化传统，不期然成为一个崭新的视角。

18世纪欧洲诗人达斯廷·道伯逊曾写过一首诗，描述那个时代博物学家们的日常生活：“他喜欢水车轮的吱吱声，他喜欢驻足歌唱的画眉，飞舞于他的桃树间；他爱看落日的余晖，返照于爬满常春藤的果园的墙，或歇一霎神，谛听远方的榉树林的布谷声。”如赫胥黎所认为的那样，博物学发展了一种观看事物的新方法，这种方法有助于培养人的“新感性”。倡导博物学，目的也不是求得科学上惊天动地的大突破，而在于“常识的完备，趣味的高尚”，“通物理，顺人情”。

烽烟起，家国乱。战火将西南联大师生困于边地，但他们绝地求生，在邈远的春城构筑了一个宁馨静好、生趣盎然的世界。他们与中国的山川风物亲密接触，实践着各种与博物学意旨类似的研究、书写和生活方式。“连天烽火”与“闲情野趣”，这本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景，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中，二者竟令人惊诧地巧妙配合。这是西南联大师生流亡中的自我锤炼，“乱世游心”的状态，彰显了他们协调内心与外在环境之间冲突的努力，并最终产生了一种独特的精神境界。原本稳坐书斋不闻窗外事的教授们，渐渐接通了与云南山水自然之间的血脉；处于不同生活境遇的流亡学生，也获得了各自所需的文化滋养。在这个意义上，博物学有效参与了西南联大的精神塑造。

《大学一解》是梅贻琦在主持西南联大常务工作期间，熬了一夜写出要点，后由清华教务长潘光旦代拟的文稿，1941年4月发表于《清华学报》第十三卷第一期。这篇文章最能集中体现梅贻琦的教育理念，其中也闪烁着博物学的生动光泽。文中认为，在承平岁月里，大学生课业过重，没有时间去仰观宇宙之大，俯察万物之盛，品味自然万物的美感与生机，也没有多少自修时间来消化学问，独立思考的空间打不开，难以达到自我修养的目的。然而在战乱之时，“全校师生不得不作临时远足之计，或走森林，或隐空涧，或趋岩穴，或登丘垄”，仔细想来，的确有很多不期然的收获，“耳目所接受之刺激，思虑所涉猎之对象，或为属于天人之际之自然现象，或为属于兴亡之际之民族命运，或为属于生死之际之个人际遇，要能一跃而越出日常课业生活之窠臼，一洗平日知、情、志三方面之晦涩、板滞、琐碎、藐小而使之复归于清空广大与活泼之境！”

冯友兰把人与宇宙同一的境界称之为“天地境界”。这天地境界，就是博物学的精神，令在苦难中辗转挣扎的学生们颇受感召。冯友兰战前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是长沙临时大学和西南联大的筹建者之一。流亡至长沙时，他住在位于集贤峰侧白龙潭之上的一个学校里，这里的景色之美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山云变幻，远峰出没，既擅风光之美，又具形势之胜。在其《中国哲学简史》的最后一章，曾忆及当年百味杂陈的感受：“其时，正处于我们历史上最大的民族灾难时期；其地，则是怀让磨砖作镜，朱熹会友论学之处。我们正遭受着与晋人南渡、宋人南渡相似的命运。可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神奇的环境”。在西南联大，冯友兰完成《贞元六书》，认为抗战胜利将开辟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所以他要在时代变换之际，建构新理学的思想体系，以天地境界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开阔的坝子浓翠可喜，田畴如织，青山明媚。绿色的豆苗、黄褐色的麦田在谷底起伏，沿途都是蕉林、榕树，还有似锦的木棉、雅致的茅屋与静谧的炊烟。这里是昆明宜良县的伏狮山岩泉寺，钱穆就在寺里写成了《国史大纲》。著述之余，他遍览山岭上下景点，衔远山，横清溪，村舍俨然，杨柳夹道，在云南一年四季都开的三角梅漫山遍野，尽入眼底，抚慰着一代史家的方正性格和家国情怀。

西南联大大学校门

那一代辛亥革命前后出生的学人，大多在幼时受过旧式私塾教育，对中国传统博物学（比如本草学、园艺农书、花谱、博物志、地理方志等）并不陌生，之后又受西学影响，如王竹溪、吴大猷、曾昭抡、华罗庚、陈省身、黄子卿等，他们留学西方，系统的自然科学知识正好与中国人文传统互为补充。加上昆明闲适的生活格调与西南联大自由宽容的文化氛围，塑造了他们率性从容的名士风度，在磨难中也能够安之若素，随遇而安。

最令人闻之色变的一次与大自然的交会，当然出自中国的天才诗人穆旦。在他的气质里，终生都掺杂着荒原和大自然的精神元素。

穆旦在学生时代随湘黔滇旅行团辗转千里，沿途随读随撕背完一部英汉辞典，最后到达昆明西南联大。途中他写下组诗《三千里步行》，“澄碧的沅江滔滔地注进了祖国的心脏，浓密的桐树，马尾松，丰富的丘陵地带”。他以“失去了一切，又把茫然的眼睛望着远方”的鲁滨逊比喻联大师生：一路行来，他们“以同一的进行的节奏/把脚掌拍打着松软赤红的泥土”。

穆旦于1942年2月参加赴缅抗日远征军，任随军翻译。此时自然所给予的当然不再是安抚，不再是温柔的拥抱，而是九死一生。在胡康河谷（缅语意为“魔鬼居住的地方”）的原始森林里，日光被层层叠叠的密林遮蔽得一丝透不进来，天昏地暗，虎啸猿啼。河谷瘴疠横行，据说因为有野人出没，当地人把方圆数百里的无人地带统称为“野人山”。四围活动的生物，是在疯长的草蔓里爬行的恶兽巨蟒，以及从脚踝爬上来、从树叶上落下来的吸血蚂蟥。泥深没膝，暴雨如注，人们找不到路。穆旦身染致命性的痢疾，被恐怖的吸血蚂蟥噬咬着，从战友的尸体旁一次次挣扎爬起，在断粮八天、失踪五个月之后，奇迹般地到达印度。

“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历史、战争和人都将被遗忘在那“静静的山坡上”（《森林之魅》）。穆旦在余生沉思着自己炼狱般的野人山之行，原始森林的生机与衰败，永恒与瞬间，人生的游牧与栖居，变迁与凝固，自然成为一种类似宗教的存在，以至于他从此对野人山的过往经历缄口不语。借助胡康河谷，他对自然的认识超越了悲喜，一种孤独已经深入骨髓，流进血液，至死方休。

“我走进了另一种文化圈子；在时间上，我几乎走回了好几个世纪。我颇为真切地认识了人类生活的比较原始的式样；也毫无壁障地认识了自然的伟大及其威力。”在西南联大中文系任教的邢公畹如是说。那一时期联大师生的写作形式灵活、内容生动，除了小说诗歌外，还有抱着“了解之同情”的社会生活描述、旅途风景叙写，向读者多层次展示云南自然环境与现实生活的真实图景。在这个文化想象建构的过程中，教师、学生们用真实的足迹建构的西南联大，有共同的面相，也有不同的侧影。

“顾吾中国，则夙以普崇万物为文化本根，敬天礼地，实与法式，发育张大，整然不紊。覆载为之首，而次及于万汇，凡一切睿知义理与邦国家族之制，无不据是为始基焉。”（鲁迅《破恶声论》）博物学本身就具有一种自由教化的力量，能给予学习者心游万仞、返观自我、塑造自我的机会，使学习者能在与自然的交流中，自主提升才智、拓展个人品格。

在内外交困的时代里，西南联大顽强地固守着某种与大自然相关的价值体系，承载着一种独特的信息与形质，守护着一种大致恒定的精神。正所谓“穷年笺草木，志切观物象”，遭逢世变，投止名山，荟萃斯文，“天地人”之三合，促使南渡师生在万物生机之中，培育了超逸日常生活之上的精神生活，涵养了思想、意志自由的天地境界，也渐渐接通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精微血脉。

二、栉风沐雨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12月南京陷落，在日寇炮火逼迫下，刚刚在长沙组建起临时大学的平津师生喘息未定，席不暇暖，只好再度拔营起寨，西迁昆明。

刚从清华毕业留校的吴征镒，加入校方发起的湘黔滇三千五百里长途跋涉，一路以自己的双脚丈量生动但贫瘠的土地，亲近前所未遇的山水和人事。他从出发就开始写《“长征”日记——由长沙到昆明》。这是个人的纪行与心史，亦是此次“教育小长征”唯一存世的完整记录，包括每日气候、实际行程和路上所见地理景观，以及“所见有记忆价值的人和事物”，行文质朴，往事历历分明。正如卞之琳所说的“沉睡的地图在动了”，旅行、记录、采集与勘测，战时的“博物志”自有其特殊的文学表达。

在日记里，吴征镒多次提及自己的老师李继侗教授。李继侗本就患有腿疾，仍决定和学生一起步行入滇，临行前曾写信给家人：“抗战连连失利，国家存亡未卜，倘若国破，则以身殉。”作为长沙临时大学生物系主任，李继侗也有沿途观察西南山区植被情况的初衷。

李继侗是我国植物生理学的开拓者，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的奠基人。他曾在耶鲁大学学习林业，是中国在此专业获美国博士学位的第一人。“小长征”初始，他就状况不佳，只好由学生背扶走一段路，而后勉强自行走动。押运行李的人可以坐拉行李的汽车走，但李继侗拒绝了，坚持每天步行。

吴征镒本人也是头三天脚起泡，第三天以后才能够正常行走。他们沿途一天只能吃两餐。西南地区人烟稀少，旅行团每天必须赶到较大的村镇吃饭住宿，加上沿途学习考察，每天行军三十到五十里不等。

翻过悬崖峭壁，穿越激流险滩，他们风餐露宿，“常在农舍地上铺稻草过夜，往往与鸡鸭犬豕同堂而卧”。有时路途较顺，披着星光一走就是二三十里路，稍一休息天就亮了，抬眼就能看见教授坐在石碑上写日记。

教师辅导团由黄钰生、闻一多、袁复礼、曾昭抡、李继侗、吴征镒等十一位教师组成。师生们所有的装备，是每人军装一套、绑腿一副、草鞋一双、油布伞一把，以及由一路必需之生活用品打包的八公斤行李。正是隆冬季节，他们冒着严寒，翻过武陵、苗岭、乌蒙，蹚过湘江、沅江、资水……风雨途中，仍然有一些教授尽力西服革履，保持着留学时养成的风度。

他们一路瞻仰古迹，浏览名胜，去少数民族村寨，或者在桃源、深谷、村镇、酒肆观察民风民俗，“沿途考察，随处皆有所获得。”不管天气好坏，李继侗都细心观察沿途动植物的生长和分布情况，采集动植物标本。每见到有代表性的植物，师生们一起大呼过瘾。途经雅安，他们就发现了几个前所未见的物种。

接受实业教育的学生，对与学业有关的事物尤为关心，虽然行程与条件不允许做规范考察，但他们仍留心沿途地质、地理、气候、矿产等自然情况。有人在山脚偶然发现一枚寒武纪三叶虫化石，轰动了整个旅行团，大家都怀着极大的兴趣，纷纷去寻找。经过楠木铺，又有人拾到一种形如卵石的金黄色矿石，据说附近山上俯拾即是，经地质系同学辨认是黄铁石。在贵阳停留期间，团员们参观了贵州省建设厅的化验室，了解到当地煤、石油、铁、汞、铜等矿产的分布与储量。在地质调查所，他们还看到了从震旦纪到第三纪的矿藏标本。渡过金沙江时，地质学的师生一致认定，那个云雾缭绕、仅有十几户人家的大峡谷里蕴藏着丰富的铁矿和煤矿。

袁复礼教授是位一生走遍江南漠北的地质学专家，他一路手提地质锤，不停地敲石头，向学生讲述地质地貌。见到感兴趣的岩石露头，他就取出小本子做素描。时为土木系二年级学生的杨士德在旅行日记中写道，袁复礼教授“鼓励同学沿途多多考察，随处皆可有所获得，如山的高度，地名，地质构造，化石搜集，气候的记载都是有用的”。

人类总是在理解自然世界的过程中理解自身。博物学不仅是某种“物质文化研究”，它还是一个知识体系，而且是人类理解和体认世界的基本范式。进一步说，穷究草木之理的“深切凝视”，才是认知世界更为根本的前提。天地化育、万物生长，每个人都需要从自身的生命体验出发，建立与自然本真的联系。

每到一地，旅行团都会作短暂停留，由教授领队，带领学生们瞻仰古迹，浏览名胜，去少数民族村寨，或者当地的集市去看看民风民俗，了解当地风土人情。刘兆吉在闻一多的指导下，沿途发掘记录，在田畔、牧场、茶馆、街头向遇到的农夫、儿童们搜集，访问中小学、民众教育馆和其他文化机关，请他们代为从墙垣上的涂鸦中搜集，同时搜集当地印行的各种歌谣抄本，一路共采得各地区、各民族民间歌谣两千多首。后来刘兆吉将其编成《西南采风录》，交商务印书馆出版，朱自清、闻一多、黄钰生分别为此书作序。书中所录均是质朴民谣，字里行间满是乡野之气、自然心怀，且不脱日常生活经验，由此打破了师生们过去固有的“国风”之概念。

西南联大部分教师合影

在常德，旅行团停下来休整几天，然后溯沅江而上。闻一多、曾昭抡和一些同学坐在一条船上，把行李铺在船板上，上盖芦篷，逆水行舟，看水流湍急，船夫背缚背板，腰缠竹索，在崖岸上伏地而行，这情景让师生们大为震动。

过沅江行十余公里，就到桃花源。“一溪春水吹云津，流出桃花片片新。”这是人们曾经感怀的风景。武陵秦人或能在山林避难，然而在日寇铁蹄之下，哪里还会有什么世外桃源？旅行团租借民房住下，有些惘然地听农妇讲桃花源的风水，讲桃花源的故事。吴征镒在其《“长征”日记——由长沙到昆明》中记：“桃花源……无疑问是假托的，中国人好古往往如此。”

在家信中，闻一多感叹沿途的奇遇：“投宿经验，尤为别致”，五天以来“皆在农舍地上铺稻草过宿，往往与鸡鸭犬豕同堂而卧”，更不用说“沿途所看到的风景之美丽、奇险，各种的花木鸟兽，各种样式的房屋器具和各种装束的人，真是叫我从何说起”。他甚至还拿起搁置已久的画笔——“途中做日记的人甚多，我却一个字还没有写。十几年没画图画，这回却又打动了兴趣，画了五十几张写生画”，并由此生出一个想法，“打算将来做一篇序，叙述全过程的印象，一起印出来作一纪念”。

走出清华阁楼的闻一多，形象越来越不同于原来那个“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诗人，在真正走向大自然后，他内心笃定，越来越乐观和昂扬。他最感兴趣的，还是沿途少数民族地区的风土、服装、语言等。跟随闻一多采风的中文系学生马学良回忆，每到宿营地，闻一多就带着年轻人走家串户，采风问俗，在破旧的村舍里和老乡们坐在一起，观看少数民族青年男女的舞蹈，从中考证《楚辞》与当地民俗的关系。当队伍行进到一个苗寨时，闻一多看到路旁一座小庙内有一个人首蛇身的石头神像，造型独特，他长时间在石像前徘徊不去。他说自己多年来只在古籍中见过描述，从未得到实物佐证，今天终于看到了。这成为他后来一篇重要论文的参照物。

他们走过贵州花溪、黄果树瀑布、沿途钟乳石洞等等，在贵州品尝又甜又大的黄果，与苗族同胞开联欢会欣赏芦笙歌舞，感受到精神上前所未有的愉悦，“颇得物我两忘，万念俱消之趣”。

一路观风景、悉人文、品世情、哀国运，知识精英们就这样在抗日救亡的洪流中走入了社会底层，既感怀河山之秀，又深憾民生多艰。闻一多反思自己过去“对于中国的认识，其实很肤浅。今天，我要用我的脚板，去抚摸祖先经历的沧桑。国难当头，我们这些掉书袋的人，应该重新认识中国了！”

师生们目睹了中国人在面对外来挑战时所表现出的能量，这一切都使得充塞于胸的忧患意识、复兴民族的使命感激烈迸发。虽然中国学人素来就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传统，但论及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和自我真正意义的群体求索，则首推此次长旅。

经过六十八天的跋山涉水，行程三千五百余里的湘黔滇旅行团，终于在1938年4月28日抵达昆明。残酷的战争迫使他们流亡，沉重的现实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状况，却阻隔不了他们追求学问的热情，也影响了他们的思考和表达方式。从都市走向乡村的错综体验中，他们也发现了大自然固有的乐趣，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有了更深切的体验。湘黔滇“小长征”使得师生们的人生境界呈示出更大的格局，正如一位学生后来说，在西南联大高远舒朗的精神结构中，一定有此次长旅艰苦卓绝的淬炼在里面。

三、原野的风，梳栉心灵

“一入胜景关，看见大片平地，大片豆麦，大片阳光，便有这个印象。在途中尽量幻想昆明，是怎样美丽的一个城市，可是昆明的美丽还是出乎我们的预料。一楼一阁，以及小胡同里的矮矮的墙门，都叫我们怀念故都。城西有翠湖，大可数百亩，中间有‘半岛’，四周树木茂盛，傍晚阳光倾斜，清风徐来，远望圆通山上的方亭，正如白海望景山。”（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初抵云南，同学们的激动和赞叹经久不息。历经颠沛流离，旅行团成员和先行到达的几千名师生一起，在昆明安顿了下来。

西南联大校舍

云南之远，天地之大，退开一步，真有海阔天空之感。通往国外的滇越、滇缅公路正在兴建之中，方便从国外进口图书、仪器设备，也便于了解国际学术和科研发展的动态；云南的民族多样性，山川与生物的多样性，蕴藏着不菲的学术价值；更有翠湖云水，滇池波痕，更兼碧树如染，天空瓦蓝，最适涵养自由的灵魂。

云南境内山岭盘结，谷深山高，沟壑纵横，交通阻隔而地域闭塞。二十世纪初期，谈及云南，人们更多把它想象成“瘴疠之区”“荒蛮之地”，《夷区鸟瞰》中有这样一首流传于云南边地的歌谣：“三月四月瘴烟起，新来客尽死，九月十月瘴烟恶，老客魂亦落。”在真实的历史上，云南也确实大多与案犯发配充军、灾年逃荒流浪、战时迁移隐居联系在一起。“狂暴而凶悍的原野”“黑沉沉的激流”是埃德加·斯诺看到“云南”二字时的联想。

然而，这都是以中原为中心的边地想象。当云南的自然山水景观进入流亡师生真实的视野中，神奇稀有的自然景观和丰富多彩的民情风俗，立即被赋予了一种新的意义：“幸而入了云南境，风景佳绝……看那遮没山头的丛莽，看那自山谷间一直长得和山头齐了的森林，看那仿佛为这丰盛的生命喝彩的滚滚水流……我没有一分钟闭眼，我却要看个饱。”（李长之《昆明杂记》）

博物学写作者，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作家，他们是具有人文素养的学者、散文作家，同时还是具有科学意识的博物学家，甚至不少还是具有探索精神的旅行家、冒险家。他们既能在书斋里潜心静坐，又能在野外漫步观察，在高山、森林、山谷、平原和河流间游历，与江海湖泊、游鱼走兽、草木禽虫、流云烟霞亲密交融。

从初入云南那一刻起，一种海阔天空的博物学气质，就开始在联大师生的内心生根发芽。在他们眼中，边地的男人们同大自然抗争，终日辛勤劳作，锻炼出健硕体魄，“正是救国的铁军”、国家抗战的“劲旅”。女人们穿着红绿相衬、鲜艳夺目的服饰，赤足背着超过自己体重的柴火向城里走去，有一种很得体的风采，找不着一点所谓东方的病弱之态。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边地人民特有的血性和更近自然的生存，正可作为对照来反思战争。

博物学要呈现的，是具体的经验，也就是未受知性干扰过的经验。抗战前，云南被称作中国的“堪察加”，意味着那里最外围、最孤立、开发程度低。这样的山水自然，正好让联大师生“独于天地精神往来”，用最纯净原始的眼睛来看待。

林间蝴蝶飞舞，寺院的红瓦和金色塔尖于万绿丛中露出，一片舂米声中，摆夷姑娘担着箩筐踏歌而来。丛林遍地，竹屋清溪，水牯白鹭，树声、鸟声与女子高亢之情歌彼此应和。滇西“夷民皆聪秀，勤劳刻苦，不好争讼，颇具古风，然社交公开，则又有欧人之风度；此情此景，甚是动人”。这是清华大学生物系1938年毕业生姚荷生的文字。当年12月，姚荷生参加了“边疆实业考察团”，在西双版纳地区一年有余，历经了旅途的艰辛。姚荷生试图对滇西错综复杂的自然场景进行真实描述，使读者能够身临其境，感受云南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民间的博物知识不具有数理知识那样的普适性，往往只“适合于局部地理、生态环境、文化”，它与环境的兼容是有限度的，而且必须依靠个人的田野经验来获取。《水摆夷风土记》一书记录了姚荷生的调查感受：“中间过匪区，经虎窟，历瘴乡，渡弱水，出生入死者屡矣。留边地两月，淫雨将至，瘴烟欲起。”像他所敬仰的徐霞客那样，姚荷生寻找着云南边地人民生活方式中与古代中原文明的相关之处，其考察和研究活动历经重重困难，但也使他的作品充盈着原始旷野的边地情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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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当代》2022年第3期）